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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东华三院的医疗空间:西医如何成为帝国统治的工具?

2019-5-15 08:42:15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杨祥银 选稿:桑怡

原标题:香港东华三院的医疗空间:西医如何成为帝国统治的工具?

  作为香港东华三院(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的前身,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Tung Wah Hospital)最初是一家由当地华人领袖创办的以中医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中医医院。为促进东华三院的西医化进程,殖民政府通过多层官僚体系并利用1894年鼠疫危机和20世纪30年代医院财政危机强制要求东华三院引入、发展和扩张西医服务。而在殖民权力的干预下,东华三院经历了从传统中医空间向现代西医空间的转变过程;而到20世纪40年代,就其留医(住院)服务来说,东华三院更是成为以西医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西医医院。

  东华三院医疗空间性质的转变具有相当明显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体现了西方医学的扩张性与殖民权力的强制性,而且还标志着西方医学科学性与优越性的话语论述及其实际治疗效果逐渐为香港华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正是如此,以中医药为创院原则的东华三院却成为近代香港西方医学传播与实践的重要空间。更重要的是,其转变背后体现的还是不同权力关系的消长。在某种意义上,中医空间的萎缩与消亡则反映了东华三院作为一个华人准政治空间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与社会代表性的日渐衰退。简言之,殖民权力是通过医疗空间的西医化而实现东华三院的“去政治化”。


  东华三院标志创院背景与概况

  在1870年东华医院创建之前,可以为华人提供医疗服务的空间是一个并非出于医疗用途而事实上也会有病人到那里接受治疗或等待死亡的地方——“义祠”。义祠创建于1851年,当时殖民政府为避免华人社会中的随意弃尸现象,便拨地让华人兴建以供奉祖先牌位和摆放灵柩之用。后来义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收容难民和垂死病人的地方,其间也会有病人或家属延请中医生来诊治。不过,义祠很快被发现根本不适合作医疗用途,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和混乱的管理格局也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而1869年义祠丑闻事件(其恶劣的卫生条件被当地和英国媒体曝光)最终促使政府开始整治义祠和考虑华人的医疗问题。最后,在殖民政府、华人领袖与全港华人的共同努力与支持下,香港第一家华人医院——东华医院于1870年奠基,并于1872年正式开幕。


  1872年东华医院总理合影考虑到华人对于西方医学与政府医院的偏见与抵制情绪,殖民政府与华人领袖都一致认可拟筹建的医院应该具有相当明显的“华人性”特征;而这种特征可以阐释为东华医院的创院原则与宗旨,即它是一家完全不同于国家医院的“由华人管理,并免费为贫病华人提供中医药治疗服务”的华人医院。

  东华医院正是以华人所熟悉的中医药服务为内核而逐渐减少了他们对于医院这一新式医疗空间的陌生感与排斥情绪,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东华医院便广受香港华人社会的欢迎。而在日常运作中,东华医院的中医药服务却经常遭受政府医官与欧人社会的尖锐批评,他们不仅怀疑中医药的实际治疗功效,而且坚持认为东华医院是与时代不合的。东华医院甚至被认为根本不具备医院资格,在政府医官和大部分欧人看来,它跟义祠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甚至将其形容为“死亡之屋”或“恐怖之屋”。针对东华医院存在的各种弊端,政府医官一再强调,为了改善医院的医疗功能和启蒙中国人的心智,东华医院必须引入西医。因此,早在东华医院正式开幕的1872年,政府医官就曾建议医院应该拨出一部分病房用于西医治疗或者在港岛的其它地区设立一个用西医西药治疗的医局。不过,该计划并没有实施,直到1894年香港鼠疫的爆发才让殖民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向东华医院施加改革压力,而改革的主要内容便是如何引入西医这个核心问题。

  尽管遭遇上述批评和挑战,东华医院还是竭尽所能为全港华人提供尽可能广泛和优质的医疗服务。不过,随着殖民地华人人口的日益增加,医院病床供应也逐渐紧张。尤其是在政府于1925年建立九龙医院之前,九龙地区没有一家医院,于是1906年一部分华人领袖提议在九龙兴建另外一家华人医院。1911年5月位于九龙油麻地的广华医院竣工并于10月正式开幕。基于同样原因,位于香港岛东区的东华东院于1929年11月开幕。为加强三院的行政管理与资源整合,三院于1931年实现统一管理,统称东华三院。

  与东华医院相比,在医疗服务上,广华医院与东华东院从创院开始就是中西医共存。在1897年东华医院引入西医开始,这三家医院对于推动西方医学在华人当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上所述,东华医院最初创建的目的是为了向那些厌恶和害怕西方医学的华人提供中医医疗服务,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很快成为西方医学传播的主要场所。而这种态度转变之迅速也是很多政府医官所始料不及的。以东华医院来说,在1897年引入西医之后,医院入院病人中选择西医治疗的比率迅速增加,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个比率已经远远高于选择中医治疗的比率。而在门诊方面,尽管西医门诊数仍然少于中医门诊数,可是西医门诊的服务内容不断扩张,甚至在儿科、妇科、产科和眼科等专科服务方面获得了专治权。

  当然,东华三院西医服务的发展,除了华人患者对于西医治疗效果的主动认可和医院董事局的积极支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殖民政府的强制性医疗干预。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东华三院财政危机的加剧,殖民政府便以增加补助为名,趁机全面干预东华三院行政、医务与财政权,而1938年医务委员会(Medical Committee)的成立则标志着东华三院医疗服务西医霸权地位的基本确立。

  医务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涉及中医废除与西医扩张的诸多议题上,东华三院董事局与西医和政府官员占多数的医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尽管医务委员会的三位医院董事局代表力挽狂澜,但是终因西医声音的绝对优势和政府财政补助的诸多限制,以及当时中西医治疗效果的可能性差异,东华三院的中医服务也难逃逐步被压制的厄运,而医院的整体医疗服务也日益呈现中消西长的趋势。在日治时期,东华三院因为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和中药短缺,最终于1945年7月8日董事局会议上决定东华医院与广华医院的免费留医内科病人全部采用西药治疗。至此,东华三院长达75年的中医留医服务宣告结束。同中医留医服务一样,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对于东华三院中医门诊服务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因为中药供应的紧张,在同一次董事局会议上,医院决定中医内科门诊赠医不施药,而中医跌打门诊只施外敷药,内服中药则赠方不施药。至此,东华中医门诊长达75年的“赠医施药”传统也发生改变,从此中医门诊基本上只限于赠医,而不再免费施药。

  就这样,西方医学逐渐在原本以中医中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华人医院中确立其霸权地位,而这个医疗空间的“华人性”也因为西方医学的绝对垄断地位而日益呈现“西方性”,即东华从最初的中医医院逐渐发展成为西医医院,尤其在留医服务方面。

  殖民医学视角

  冼玉仪博士有关东华医院早期历史的研究尽管没有涉及1897年东华医院引入西医之后的历史。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她已点出了本书试图考察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殖民地的西方医学与本土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西方医学的推进及主导地位的确立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殖民权力的实施与运作,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正如她指出:“传染病使得西医生对东华医院的巡视和干涉成为一种例行程序。之前,中医只是作为一种不幸的现象被藐视或忽视,但是现在西医生开始直面这个问题。他们可能阐述西方医学的优越性,并试图以此启迪中国人和在思想上赢得他们的支持与认可,但最终他们借助国家强制力量的支持强加他们的观点。……在一个殖民地的处境中,强迫一个致力于本土医学实践的机构接受西方医学就已体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特征,而且,代表西方医学的政府干预将一场文化和思想冲突转换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对抗。”

  其实,这个问题便是学术界争论相当激烈的殖民医学的研究范畴。这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在殖民地推行的西方医学是帝国统治的工具,抑或是对被殖民者的恩惠与福利?

  从18世纪欧洲帝国向外扩张以来,因为帝国统治的需要和殖民地医疗与公共卫生的需求,逐渐有发展殖民医学的呼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在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叙述中,医学在殖民地的发展被视为英雄般地对抗殖民地疾病的手段,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一大贡献。这种史观基本上是立足于殖民者的角度以肯定殖民统治对殖民地公共卫生与医疗事业发展的贡献,它显然忽视了殖民统治对于殖民地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忽视了殖民地疾病的爆发和蔓延与帝国扩张的关系。即使在殖民主义持续衰弱之际,许多学者仍然坚持医学是殖民主义中较值得称颂或唯一的优点;他们并有证据证明,不管殖民主义怎么不利于政治,但是,却带给非洲人和亚洲人实际的利益。

  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学者开始质疑这种殖民医学的人道主义宣称,从过去的胜利者的眼光转变为反思医学与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史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医学俨然是一种殖民者向殖民地推进殖民势力、实施政治权威与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法国思想家弗兰兹·法农(Franz Fanon)引领了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殖民医疗服务的组织机制是更为广泛的殖民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严厉地指出,“在殖民地,医生是殖民主义、压制和剥削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生和医学教授是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在他们的最为可怕的和可耻的实践中,欧洲医生积极地与殖民当局共谋。”

  沿着这种思考方向,医学逐渐被建构为帝国统治的工具,丹尼尔·赫德里克(Daniel Headrick)在《帝国工具:19世纪的技术与欧洲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技术都是欧洲列强得以殖民成功的关键因素。在这种学术脉络下,学者们开始全方位地反思殖民医学,卡尔·帕特森(Karl David Patterson)、罗伊·麦克劳德(Roy MacLeod)和大卫·阿诺(David Arnold)等人继续探讨了殖民医学的相关议题,包括西方医学(公共卫生)如何成为帝国统治与殖民扩张的工具,西方医学为何是帝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西方医学如何成为赢得被殖民者支持与信赖的手段。

  尽管有些学者也会注意到殖民医学对于被殖民者带来的可能好处,不过,总体上当前的殖民医学研究过分地突出了西方医学对于推动殖民统治的意义和对于被殖民者的压制及其消极影响,更有学者认为殖民医疗服务实际上是帝国统治的霸权过程的一部分。假如暂且认同这些观点,那么我们要问作为帝国统治工具的西方医学对于当地人健康的改善起着多大的作用呢?这个工具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是什么呢?殖民当局利用这个工具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呢?西方医学的殖民性是不是一定会影响殖民医学可能带来的有利于被殖民者的积极结果?殖民医学服务的对象在这个被称之为霸权建立的过程中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他(她)们是消极的、被动的接受者又或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者呢?面对着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的焦点始终集中于殖民者的身上,始终以殖民者的帝国利益为考虑的出发点,那么就永远无法捕捉到被殖民者的真实体验。

  正因如此,本书试图通过对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的考察来分析西方医学如何成为加强殖民统治与传播帝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以及西方医学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和提高当地人的健康与医疗水平,及其作为西方医学接受者的华人大众与作为被西方医学排斥对象的中医又是如何理解与看待西方医学的。因此,本书的考察不仅关注西方医学扩张过程中殖民权力的自上而下的运作与实施过程,同时也强调来自被压制对象的针对殖民权力的自下而上的抵抗策略。当然,本书也强调面对被殖民者的抵抗,殖民权力的实施者在不影响其统治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也会适度地做出某些让步与妥协,以避免过度干涉与压制而可能造成的更为激烈的抵抗活动。

  综观目前有关殖民医学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对西方医学在整个殖民地社会的传播过程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围绕殖民医疗服务、殖民地公共卫生以及疾病控制与预防的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显然忽视了殖民地社会的地区差异,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而将整个殖民地社会视为一个西方医学传播的同质空间。就以殖民地社会的城乡差别来说,殖民政府在城市与农村地区推动西方医学发展与扩张的策略与途径也是相当不同的。

  但在做出宏观比较之前,细致深入的具体分析则是基础。因此,将考察对象集中于一个诸如医院的医疗空间则有助于我们从更微观的视角审视西方医学传播与扩张的基本特征及其背后所潜藏的殖民主义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医院作为伴随殖民主义而输出的一种西方发明,它不仅是西方医学全球化的传播渠道,同时也是现代医学实践的关键场所以及医疗权威和西方文化的强势象征。正因如此,通过对于医院的微观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考察西方医学与殖民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今天的东华医院

  为什么是东华医院(三院)?

  那么,又为什么是东华医院(三院),而不是政府医院、教会医院或私家医院呢?显然,这种选择也直接反映了东华医院相对于其它医院的另类特征所在。近代中国出现的绝大部分医院(包括教会医院、中国政府医院、殖民政府医院和私人医院等等)从创院开始就是纯粹的西医医院,而东华医院则是一家由当地华人领袖创办的以中医中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中医医院。因此,东华医院是一种混合和具有中式内容的西式医院,即所谓的“西瓶装中酒”。与当时在中国出现的教会医院和殖民政府医院不同,它们尽管为中国人提供服务,可是它们却是由西方人管理和根据西医方法治疗的。在某种意义上,东华医院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完全按照西方医院标准设计的中医医院。而它也成为此种医院模式的典范,在东华医院创建之后,澳门镜湖医院(Jinghu Hospital, 1871年创建)、广州广济医院(Guangji Hospital, 1893年创建)和方便医院(Fangbian Hospital, 1901年创建)、新加坡同济医院(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1885年提议并于1892年落成)、旧金山东华医院(Donghua Hospital of San Francisco, 1888年提议创建,不过该计划因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医生医疗资格而最终难产;1900年旧金山华人创办东华诊所,1925年该诊所发展成为一家华人医院)、越南堤岸福善医院(Fushan Hospital, 1901年创建)和广肇医院(Guangzhao Hospital, 1907年创建)、以及泰国曼谷天华医院(Tianhua Hospital, 1907年创建)等华人医院也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中纷纷创建。

  医院作为一种医疗空间,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是相对陌生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求医方式基本上是到私人诊所(诊所基本上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医或邀请医生到家诊疗。东华医院却以华人熟悉的中医中药为内核而逐渐减少了他们对于西方医院这一新式医疗空间的陌生感。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东华医院便广受华人社会的欢迎;相反,华人对于政府医院仍然具有相当的排斥与抵制情绪。可是,作为医疗空间的东华医院很快就遭受来自欧人社会与政府医官的批评,他们视这种不中不西的华人医院为一种灾难,更怀疑其是否应该可以称为“医院”。显然,在西方人或政府医官的眼中,东华医院已经成为维护和助长被西方医学视为迷信、落后与无知的中国医学的顽固堡垒。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彻底根除东华医院的医疗暴行与潜在弊端,唯有向其渗透和扩张西方医学。毫无疑问,东华医院这一医疗空间已经成为西方医学与本土医学相互角逐的竞争场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考察东华三院的西医引入及其中西医医疗服务的变迁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医学与本土医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多元关系,其中不仅包含西方医学的扩张性与侵略性,同时也涉及本土医学的防御性与抵抗性。如果选择政府医院或其它西医医院,或许我们只能看到西方医学在一个医疗空间中的单向传播和扩张过程,而无法了解本土医学为了生存而采取的应对与抵制策略。

  除了东华三院的这种独特特征之外,本书选择东华三院作为考察对象的另一个考虑是基于它的多重功能,即东华三院不仅仅是救济空间和医疗空间,同时它还是一个准政治空间。显然,对于这种多重空间性质及其空间性质变革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多元的视角审视东华三院、华人社会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多重关系。

  正是基于上述多重考虑,本书试图以1894-1941年,东华三院引入西医的过程,西医引入之后的中西医互动关系以及中医不断萎缩和西医不断扩张的历史过程为叙事主轴,进而考察围绕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所发生的殖民政府与华人社会、殖民政府与东华三院、东华三院与华人社会、东华三院董事局与永远顾问、以及西医(生)与中医(生)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些复杂关系背后隐藏的则是殖民权力的微妙运作过程以及它对东华这一医疗空间的渗透与改造意图。本书最后则以上述内容为基础而总结性地分析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过程中殖民权力的运作特征以及它对东华三院医疗空间性质的生产与改造。


  东华三院文物馆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

  通过概括性分析,本书最后得出以下两点初步结论。第一,为促进东华三院的西医化进程,殖民政府通过多层官僚体系并利用鼠疫危机和财政危机积极推动东华西医的引入、扩张与乃至霸权的确立,从而加强对东华三院的进一步干预与控制,这充分体现了在西医霸权确立和东华控制过程中殖民权力所体现的压制性与支配性的一面。

  不过,这仅仅是殖民权力的一个面向,除强制和压迫手段之外,霸权的形成和确立还依赖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默认或接受。体现在本书中,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便是殖民政府和政府医官所建构的关于西医优越性与西方文明性的论述话语。

  随着殖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对于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宣传与教育的推动以及东华三院西医服务的发展,作为西医服务接受者的华人患者、作为医院管理者的华人董事局以及作为中医维护者的中医生都开始逐渐认可和接受这套有关西医优越性的话语论述,并在实际行动上支持与推动东华西医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在短短的40多年间,东华三院西医服务之所以如此迅速获得华人的认可与接受,不是单靠政府或西医的强制推行所能实现的,其中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华人对于西医治疗效果的主动体认。

  当然,殖民权力的运作并不是单向的,除了由殖民者施加的政治支配与意识形态支配之外,殖民权力也会遭致被殖民者的各种形式的消极或积极抵抗。同时,面对被殖民者的抵抗,殖民权力的实施者在不影响其统治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也会适度地做出某些调整与让步。

  第二,在殖民权力的干涉下,东华三院空间多样性的特征在不断发生改变,以体现东华三院慈善精神的救济空间不断被体现医疗化趋势的医疗空间所取代。而就东华三院作为医疗空间而言,殖民权力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这一空间从传统中医医疗空间向现代西医医疗空间的转换。综观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东华三院从一个纯粹的中医医院逐步发展为中西医共存的医疗空间,而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其留医服务来说,东华三院更是成为一个以西方医学为唯一治疗方法的西医医院。

  而新旧医疗空间的转变,其背后体现的更是不同权力关系的消长。在某种意义上,中医空间的萎缩与消亡其实反映的是东华三院作为一个华人准政治空间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与社会代表性的日渐衰退。更为重要的是,东华三院医疗空间性质的变化凸显了空间的象征性力量,即从中医空间向西医空间的转变不仅是西医服务的扩张,更是西方医学科学性与优越性这一体现殖民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对于被殖民者宰制的确立,或者说被殖民者所默认和接受。

  当然,权力的运作离不开物质空间的支持,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是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显然,东华三院作为医疗空间有助于殖民权力向华人社会的“毛细血管式”的微观渗透,并以此规范华人的医疗观念与实践和遏制东华三院董事局作为华人社会的政治力量而可能产生和扩张的反殖民影响力。上述权力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也点出了本书选择“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为题的原因与意义所在。

  (本文摘自杨祥银著《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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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东华三院的医疗空间:西医如何成为帝国统治的工具?

2019年5月15日 08:42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香港东华三院的医疗空间:西医如何成为帝国统治的工具?

  作为香港东华三院(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的前身,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Tung Wah Hospital)最初是一家由当地华人领袖创办的以中医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中医医院。为促进东华三院的西医化进程,殖民政府通过多层官僚体系并利用1894年鼠疫危机和20世纪30年代医院财政危机强制要求东华三院引入、发展和扩张西医服务。而在殖民权力的干预下,东华三院经历了从传统中医空间向现代西医空间的转变过程;而到20世纪40年代,就其留医(住院)服务来说,东华三院更是成为以西医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西医医院。

  东华三院医疗空间性质的转变具有相当明显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体现了西方医学的扩张性与殖民权力的强制性,而且还标志着西方医学科学性与优越性的话语论述及其实际治疗效果逐渐为香港华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正是如此,以中医药为创院原则的东华三院却成为近代香港西方医学传播与实践的重要空间。更重要的是,其转变背后体现的还是不同权力关系的消长。在某种意义上,中医空间的萎缩与消亡则反映了东华三院作为一个华人准政治空间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与社会代表性的日渐衰退。简言之,殖民权力是通过医疗空间的西医化而实现东华三院的“去政治化”。


  东华三院标志创院背景与概况

  在1870年东华医院创建之前,可以为华人提供医疗服务的空间是一个并非出于医疗用途而事实上也会有病人到那里接受治疗或等待死亡的地方——“义祠”。义祠创建于1851年,当时殖民政府为避免华人社会中的随意弃尸现象,便拨地让华人兴建以供奉祖先牌位和摆放灵柩之用。后来义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收容难民和垂死病人的地方,其间也会有病人或家属延请中医生来诊治。不过,义祠很快被发现根本不适合作医疗用途,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和混乱的管理格局也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而1869年义祠丑闻事件(其恶劣的卫生条件被当地和英国媒体曝光)最终促使政府开始整治义祠和考虑华人的医疗问题。最后,在殖民政府、华人领袖与全港华人的共同努力与支持下,香港第一家华人医院——东华医院于1870年奠基,并于1872年正式开幕。


  1872年东华医院总理合影考虑到华人对于西方医学与政府医院的偏见与抵制情绪,殖民政府与华人领袖都一致认可拟筹建的医院应该具有相当明显的“华人性”特征;而这种特征可以阐释为东华医院的创院原则与宗旨,即它是一家完全不同于国家医院的“由华人管理,并免费为贫病华人提供中医药治疗服务”的华人医院。

  东华医院正是以华人所熟悉的中医药服务为内核而逐渐减少了他们对于医院这一新式医疗空间的陌生感与排斥情绪,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东华医院便广受香港华人社会的欢迎。而在日常运作中,东华医院的中医药服务却经常遭受政府医官与欧人社会的尖锐批评,他们不仅怀疑中医药的实际治疗功效,而且坚持认为东华医院是与时代不合的。东华医院甚至被认为根本不具备医院资格,在政府医官和大部分欧人看来,它跟义祠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甚至将其形容为“死亡之屋”或“恐怖之屋”。针对东华医院存在的各种弊端,政府医官一再强调,为了改善医院的医疗功能和启蒙中国人的心智,东华医院必须引入西医。因此,早在东华医院正式开幕的1872年,政府医官就曾建议医院应该拨出一部分病房用于西医治疗或者在港岛的其它地区设立一个用西医西药治疗的医局。不过,该计划并没有实施,直到1894年香港鼠疫的爆发才让殖民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向东华医院施加改革压力,而改革的主要内容便是如何引入西医这个核心问题。

  尽管遭遇上述批评和挑战,东华医院还是竭尽所能为全港华人提供尽可能广泛和优质的医疗服务。不过,随着殖民地华人人口的日益增加,医院病床供应也逐渐紧张。尤其是在政府于1925年建立九龙医院之前,九龙地区没有一家医院,于是1906年一部分华人领袖提议在九龙兴建另外一家华人医院。1911年5月位于九龙油麻地的广华医院竣工并于10月正式开幕。基于同样原因,位于香港岛东区的东华东院于1929年11月开幕。为加强三院的行政管理与资源整合,三院于1931年实现统一管理,统称东华三院。

  与东华医院相比,在医疗服务上,广华医院与东华东院从创院开始就是中西医共存。在1897年东华医院引入西医开始,这三家医院对于推动西方医学在华人当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上所述,东华医院最初创建的目的是为了向那些厌恶和害怕西方医学的华人提供中医医疗服务,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很快成为西方医学传播的主要场所。而这种态度转变之迅速也是很多政府医官所始料不及的。以东华医院来说,在1897年引入西医之后,医院入院病人中选择西医治疗的比率迅速增加,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个比率已经远远高于选择中医治疗的比率。而在门诊方面,尽管西医门诊数仍然少于中医门诊数,可是西医门诊的服务内容不断扩张,甚至在儿科、妇科、产科和眼科等专科服务方面获得了专治权。

  当然,东华三院西医服务的发展,除了华人患者对于西医治疗效果的主动认可和医院董事局的积极支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殖民政府的强制性医疗干预。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东华三院财政危机的加剧,殖民政府便以增加补助为名,趁机全面干预东华三院行政、医务与财政权,而1938年医务委员会(Medical Committee)的成立则标志着东华三院医疗服务西医霸权地位的基本确立。

  医务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涉及中医废除与西医扩张的诸多议题上,东华三院董事局与西医和政府官员占多数的医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尽管医务委员会的三位医院董事局代表力挽狂澜,但是终因西医声音的绝对优势和政府财政补助的诸多限制,以及当时中西医治疗效果的可能性差异,东华三院的中医服务也难逃逐步被压制的厄运,而医院的整体医疗服务也日益呈现中消西长的趋势。在日治时期,东华三院因为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和中药短缺,最终于1945年7月8日董事局会议上决定东华医院与广华医院的免费留医内科病人全部采用西药治疗。至此,东华三院长达75年的中医留医服务宣告结束。同中医留医服务一样,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对于东华三院中医门诊服务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因为中药供应的紧张,在同一次董事局会议上,医院决定中医内科门诊赠医不施药,而中医跌打门诊只施外敷药,内服中药则赠方不施药。至此,东华中医门诊长达75年的“赠医施药”传统也发生改变,从此中医门诊基本上只限于赠医,而不再免费施药。

  就这样,西方医学逐渐在原本以中医中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华人医院中确立其霸权地位,而这个医疗空间的“华人性”也因为西方医学的绝对垄断地位而日益呈现“西方性”,即东华从最初的中医医院逐渐发展成为西医医院,尤其在留医服务方面。

  殖民医学视角

  冼玉仪博士有关东华医院早期历史的研究尽管没有涉及1897年东华医院引入西医之后的历史。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她已点出了本书试图考察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殖民地的西方医学与本土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西方医学的推进及主导地位的确立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殖民权力的实施与运作,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正如她指出:“传染病使得西医生对东华医院的巡视和干涉成为一种例行程序。之前,中医只是作为一种不幸的现象被藐视或忽视,但是现在西医生开始直面这个问题。他们可能阐述西方医学的优越性,并试图以此启迪中国人和在思想上赢得他们的支持与认可,但最终他们借助国家强制力量的支持强加他们的观点。……在一个殖民地的处境中,强迫一个致力于本土医学实践的机构接受西方医学就已体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特征,而且,代表西方医学的政府干预将一场文化和思想冲突转换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对抗。”

  其实,这个问题便是学术界争论相当激烈的殖民医学的研究范畴。这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在殖民地推行的西方医学是帝国统治的工具,抑或是对被殖民者的恩惠与福利?

  从18世纪欧洲帝国向外扩张以来,因为帝国统治的需要和殖民地医疗与公共卫生的需求,逐渐有发展殖民医学的呼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在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叙述中,医学在殖民地的发展被视为英雄般地对抗殖民地疾病的手段,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一大贡献。这种史观基本上是立足于殖民者的角度以肯定殖民统治对殖民地公共卫生与医疗事业发展的贡献,它显然忽视了殖民统治对于殖民地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忽视了殖民地疾病的爆发和蔓延与帝国扩张的关系。即使在殖民主义持续衰弱之际,许多学者仍然坚持医学是殖民主义中较值得称颂或唯一的优点;他们并有证据证明,不管殖民主义怎么不利于政治,但是,却带给非洲人和亚洲人实际的利益。

  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学者开始质疑这种殖民医学的人道主义宣称,从过去的胜利者的眼光转变为反思医学与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史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医学俨然是一种殖民者向殖民地推进殖民势力、实施政治权威与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法国思想家弗兰兹·法农(Franz Fanon)引领了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殖民医疗服务的组织机制是更为广泛的殖民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严厉地指出,“在殖民地,医生是殖民主义、压制和剥削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生和医学教授是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在他们的最为可怕的和可耻的实践中,欧洲医生积极地与殖民当局共谋。”

  沿着这种思考方向,医学逐渐被建构为帝国统治的工具,丹尼尔·赫德里克(Daniel Headrick)在《帝国工具:19世纪的技术与欧洲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技术都是欧洲列强得以殖民成功的关键因素。在这种学术脉络下,学者们开始全方位地反思殖民医学,卡尔·帕特森(Karl David Patterson)、罗伊·麦克劳德(Roy MacLeod)和大卫·阿诺(David Arnold)等人继续探讨了殖民医学的相关议题,包括西方医学(公共卫生)如何成为帝国统治与殖民扩张的工具,西方医学为何是帝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西方医学如何成为赢得被殖民者支持与信赖的手段。

  尽管有些学者也会注意到殖民医学对于被殖民者带来的可能好处,不过,总体上当前的殖民医学研究过分地突出了西方医学对于推动殖民统治的意义和对于被殖民者的压制及其消极影响,更有学者认为殖民医疗服务实际上是帝国统治的霸权过程的一部分。假如暂且认同这些观点,那么我们要问作为帝国统治工具的西方医学对于当地人健康的改善起着多大的作用呢?这个工具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是什么呢?殖民当局利用这个工具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呢?西方医学的殖民性是不是一定会影响殖民医学可能带来的有利于被殖民者的积极结果?殖民医学服务的对象在这个被称之为霸权建立的过程中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他(她)们是消极的、被动的接受者又或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者呢?面对着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的焦点始终集中于殖民者的身上,始终以殖民者的帝国利益为考虑的出发点,那么就永远无法捕捉到被殖民者的真实体验。

  正因如此,本书试图通过对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的考察来分析西方医学如何成为加强殖民统治与传播帝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以及西方医学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和提高当地人的健康与医疗水平,及其作为西方医学接受者的华人大众与作为被西方医学排斥对象的中医又是如何理解与看待西方医学的。因此,本书的考察不仅关注西方医学扩张过程中殖民权力的自上而下的运作与实施过程,同时也强调来自被压制对象的针对殖民权力的自下而上的抵抗策略。当然,本书也强调面对被殖民者的抵抗,殖民权力的实施者在不影响其统治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也会适度地做出某些让步与妥协,以避免过度干涉与压制而可能造成的更为激烈的抵抗活动。

  综观目前有关殖民医学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对西方医学在整个殖民地社会的传播过程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围绕殖民医疗服务、殖民地公共卫生以及疾病控制与预防的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显然忽视了殖民地社会的地区差异,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而将整个殖民地社会视为一个西方医学传播的同质空间。就以殖民地社会的城乡差别来说,殖民政府在城市与农村地区推动西方医学发展与扩张的策略与途径也是相当不同的。

  但在做出宏观比较之前,细致深入的具体分析则是基础。因此,将考察对象集中于一个诸如医院的医疗空间则有助于我们从更微观的视角审视西方医学传播与扩张的基本特征及其背后所潜藏的殖民主义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医院作为伴随殖民主义而输出的一种西方发明,它不仅是西方医学全球化的传播渠道,同时也是现代医学实践的关键场所以及医疗权威和西方文化的强势象征。正因如此,通过对于医院的微观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考察西方医学与殖民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今天的东华医院

  为什么是东华医院(三院)?

  那么,又为什么是东华医院(三院),而不是政府医院、教会医院或私家医院呢?显然,这种选择也直接反映了东华医院相对于其它医院的另类特征所在。近代中国出现的绝大部分医院(包括教会医院、中国政府医院、殖民政府医院和私人医院等等)从创院开始就是纯粹的西医医院,而东华医院则是一家由当地华人领袖创办的以中医中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中医医院。因此,东华医院是一种混合和具有中式内容的西式医院,即所谓的“西瓶装中酒”。与当时在中国出现的教会医院和殖民政府医院不同,它们尽管为中国人提供服务,可是它们却是由西方人管理和根据西医方法治疗的。在某种意义上,东华医院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完全按照西方医院标准设计的中医医院。而它也成为此种医院模式的典范,在东华医院创建之后,澳门镜湖医院(Jinghu Hospital, 1871年创建)、广州广济医院(Guangji Hospital, 1893年创建)和方便医院(Fangbian Hospital, 1901年创建)、新加坡同济医院(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1885年提议并于1892年落成)、旧金山东华医院(Donghua Hospital of San Francisco, 1888年提议创建,不过该计划因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医生医疗资格而最终难产;1900年旧金山华人创办东华诊所,1925年该诊所发展成为一家华人医院)、越南堤岸福善医院(Fushan Hospital, 1901年创建)和广肇医院(Guangzhao Hospital, 1907年创建)、以及泰国曼谷天华医院(Tianhua Hospital, 1907年创建)等华人医院也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中纷纷创建。

  医院作为一种医疗空间,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是相对陌生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求医方式基本上是到私人诊所(诊所基本上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医或邀请医生到家诊疗。东华医院却以华人熟悉的中医中药为内核而逐渐减少了他们对于西方医院这一新式医疗空间的陌生感。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东华医院便广受华人社会的欢迎;相反,华人对于政府医院仍然具有相当的排斥与抵制情绪。可是,作为医疗空间的东华医院很快就遭受来自欧人社会与政府医官的批评,他们视这种不中不西的华人医院为一种灾难,更怀疑其是否应该可以称为“医院”。显然,在西方人或政府医官的眼中,东华医院已经成为维护和助长被西方医学视为迷信、落后与无知的中国医学的顽固堡垒。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彻底根除东华医院的医疗暴行与潜在弊端,唯有向其渗透和扩张西方医学。毫无疑问,东华医院这一医疗空间已经成为西方医学与本土医学相互角逐的竞争场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考察东华三院的西医引入及其中西医医疗服务的变迁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医学与本土医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多元关系,其中不仅包含西方医学的扩张性与侵略性,同时也涉及本土医学的防御性与抵抗性。如果选择政府医院或其它西医医院,或许我们只能看到西方医学在一个医疗空间中的单向传播和扩张过程,而无法了解本土医学为了生存而采取的应对与抵制策略。

  除了东华三院的这种独特特征之外,本书选择东华三院作为考察对象的另一个考虑是基于它的多重功能,即东华三院不仅仅是救济空间和医疗空间,同时它还是一个准政治空间。显然,对于这种多重空间性质及其空间性质变革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多元的视角审视东华三院、华人社会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多重关系。

  正是基于上述多重考虑,本书试图以1894-1941年,东华三院引入西医的过程,西医引入之后的中西医互动关系以及中医不断萎缩和西医不断扩张的历史过程为叙事主轴,进而考察围绕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所发生的殖民政府与华人社会、殖民政府与东华三院、东华三院与华人社会、东华三院董事局与永远顾问、以及西医(生)与中医(生)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些复杂关系背后隐藏的则是殖民权力的微妙运作过程以及它对东华这一医疗空间的渗透与改造意图。本书最后则以上述内容为基础而总结性地分析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过程中殖民权力的运作特征以及它对东华三院医疗空间性质的生产与改造。


  东华三院文物馆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

  通过概括性分析,本书最后得出以下两点初步结论。第一,为促进东华三院的西医化进程,殖民政府通过多层官僚体系并利用鼠疫危机和财政危机积极推动东华西医的引入、扩张与乃至霸权的确立,从而加强对东华三院的进一步干预与控制,这充分体现了在西医霸权确立和东华控制过程中殖民权力所体现的压制性与支配性的一面。

  不过,这仅仅是殖民权力的一个面向,除强制和压迫手段之外,霸权的形成和确立还依赖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默认或接受。体现在本书中,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便是殖民政府和政府医官所建构的关于西医优越性与西方文明性的论述话语。

  随着殖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对于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宣传与教育的推动以及东华三院西医服务的发展,作为西医服务接受者的华人患者、作为医院管理者的华人董事局以及作为中医维护者的中医生都开始逐渐认可和接受这套有关西医优越性的话语论述,并在实际行动上支持与推动东华西医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在短短的40多年间,东华三院西医服务之所以如此迅速获得华人的认可与接受,不是单靠政府或西医的强制推行所能实现的,其中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华人对于西医治疗效果的主动体认。

  当然,殖民权力的运作并不是单向的,除了由殖民者施加的政治支配与意识形态支配之外,殖民权力也会遭致被殖民者的各种形式的消极或积极抵抗。同时,面对被殖民者的抵抗,殖民权力的实施者在不影响其统治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也会适度地做出某些调整与让步。

  第二,在殖民权力的干涉下,东华三院空间多样性的特征在不断发生改变,以体现东华三院慈善精神的救济空间不断被体现医疗化趋势的医疗空间所取代。而就东华三院作为医疗空间而言,殖民权力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这一空间从传统中医医疗空间向现代西医医疗空间的转换。综观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东华三院从一个纯粹的中医医院逐步发展为中西医共存的医疗空间,而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其留医服务来说,东华三院更是成为一个以西方医学为唯一治疗方法的西医医院。

  而新旧医疗空间的转变,其背后体现的更是不同权力关系的消长。在某种意义上,中医空间的萎缩与消亡其实反映的是东华三院作为一个华人准政治空间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与社会代表性的日渐衰退。更为重要的是,东华三院医疗空间性质的变化凸显了空间的象征性力量,即从中医空间向西医空间的转变不仅是西医服务的扩张,更是西方医学科学性与优越性这一体现殖民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对于被殖民者宰制的确立,或者说被殖民者所默认和接受。

  当然,权力的运作离不开物质空间的支持,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是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显然,东华三院作为医疗空间有助于殖民权力向华人社会的“毛细血管式”的微观渗透,并以此规范华人的医疗观念与实践和遏制东华三院董事局作为华人社会的政治力量而可能产生和扩张的反殖民影响力。上述权力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也点出了本书选择“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为题的原因与意义所在。

  (本文摘自杨祥银著《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