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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利威:烟馆里的日常生活

2019-4-19 11:14:1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法]包利威 著 袁俊生译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包利威:烟馆里的日常生活

  街区烟馆的社交功能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这类烟馆遍布于各个街区,每个烟民随时进出,十分方便。此外,即便单从鸦片价格方面看,因时期不同,鸦片来源不够丰富,产地也略有不同,从而限制了鸦片的扩展,但从总体上看,这里的鸦片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普通烟民也能定期前来消费。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描述一下那里的日常活动,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常客在那里所享受的乐趣。

  烟民通常都是在一天当中的同一时刻去光顾烟馆,一般是在午饭之后,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晚饭之后。除了这些固定的时刻之外,烟馆在其他时间里则空无一人。一位烟民之所以常去某家烟馆,是因为他在那里有自己的消费习惯,但是倘若闲逛到一个他不太熟悉的街区,他会被墙上贴的广告,或者某个烟馆的招牌吸引过去。烟馆的名字通常不会给人带来太多的联想,一般会选用两三个表示吉祥的字,比如“德”“利”“福”“安”“生”等,那时候做生意、开店铺的大多会选用这样的字。尽管如此,有些烟馆的名字还是以委婉的方式,甚至不乏诗意地暗喻着吸食鸦片。最常见的字就是“云”或者是“霞”,霞字是指夕阳下的彩云,以此来暗喻鸦片烟。因此,在19世纪末叶的上海,就有一家烟馆名叫“绵云阁”。广州一家烟馆名为“莺歌”,这个词义有些难以理解。当然,一方面,在用烟枪吸食鸦片时,会发出丝丝尖声,这个声音确实会让人联想起鸟的啁啾;而另一方面,这大概是暗指“莺歌燕舞”这个成语,这个成语是形容春天鸟雀欢叫的景象,其转义为蓬勃兴旺的意思。有些烟馆则采用其他方法来做广告,比如用植物来做装饰,再不然就让员工站在烟馆门前,向过往的行人吹嘘馆内环境优雅,鸦片品质良好,服务热情周到,鼓动人们进去消费。

  不管是图像,还是文字描述,在描绘烟馆时都会注意到烟馆门口都挂着帘子。有些文字一再强调这个细节,并声称这只是烟馆有别于其他社交场所的特征而已。帘子的作用是为了阻止外面的人向里面窥视,但是一个简单的大门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呀。帘子的作用也许是既能保证通风,又能防止过堂风,因为过堂风不利于吸烟。走进烟馆之后,烟客便来到柜台前,所有的烟枪都存放在柜台后面。不管是馆主,还是经理,反正在柜台里迎候烟客的往往都是老板。他把一定量的鸦片放入小罐里(有时候要先称一下量),交给烟客,再交给烟客一支烟枪,烟客要负责保管好烟枪,直到把烟枪还回去。先消费后交费的做法极为罕见。烟客要先把该付的钱付掉,除非作为常客他在馆里可以赊账。同样,他要在柜台那里履行官方规定的各种手续,比如填写登记表,出示吸烟许可证等。

  接着,在门前迎候他的堂倌就会把他引领到床榻前,点燃床榻前摆放的烟灯。不过有时候,尤其是在烟客云集的高峰期,馆主会给独享床榻的一位烟客安插一个陌生人。两个人要同享一盏烟灯,这有时会引起争执,比如有一个烟客烟瘾发作,可又被安排和别人同享一张床榻,这人就发起火来,因为对方不让他马上使用烟灯。但是共用一盏烟灯往往也会让烟客们结下交情。鸦片让他们有共同的体验,还有相同的话题,这也让他们的交往变得简单起来。两人初次见面寒暄时会问:“您是第一次来这儿吗?”或者问:“您一天烧几泡烟?”两人也许会对吃烟上瘾叹息不已,对那么多道友依赖于毒品,成为鸦片的奴隶而扼腕;但或许也会回想起鸦片毒品给他们带来的乐趣,并安慰自己这是生活当中唯一不用费力就能享受到的乐趣。要是两个人结伴前来,那就不可能把他们分开:他们俩肯定要面对面在一起吃烟。要是三个人结伴前来,堂倌就再加一个枕头,其中的一个人横卧在罗汉床里面,形成一个U字型,又称“大伞型”。

  在床位安顿好之后,烟客会在床榻上看到一个瓷制枕头,还有抽大烟需要的工具:烟灯、烟针和铁条。床榻前还放了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供他使用。如果不需要堂倌帮他备烟,他就自己动手烧烟泡,接着就开始抽起来。进门时订好的鸦片量吸完之后,他还可以再要。烟客借躺在床榻的机会,可以睡个午觉。只是当有其他烟客等待床位时,他的午觉就睡不成了,这种情况通常只会在中低档烟馆里出现。假如烟馆里客人不多,这位烟客可以中途离开,出去买点东西,再回来继续抽大烟。他在烟馆待的时间长短不等,要看他打算吸多少鸦片,当然也要看他有多少空闲时间。在离开烟馆之前,他要先把烟枪退还掉。

  如果不讲述烟馆里的声音和味道,那么对这个社交场所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许多走访过烟馆的人都会回想起鸦片烟味,这股烟味是馆内气氛当中最让他们感到震惊的因素。所有的叙述都不会忘记描述这股味道浓重的烟气,依照当时有些人的说法,这股味道让人感觉烟馆的气氛既郁闷,又昏暗。一位见证者不无夸张地写道:“那里昏暗得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但烟民对此并不感觉不适。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烟馆里的嘈杂声闹哄哄地响成一片,噪声也算是烟馆气氛的典型特征吧:

  烟民东倒西歪地躺在床榻上,你压着我,我压着你,大声地吸着鸦片。在鸦片的作用下,烟民们坐在床边上,相互之间说着不着边际的怪事情,说出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他们喉咙沙哑,各种嘈杂声在耳畔回响,而眼前看到的人个个都像在演戏似的。

  在这些噪声当中,既有吸鸦片时从烟锅里发出的吱吱声,也有烟民聊天时发出的喧哗声。只有待在豪华烟馆包间里的烟客不受喧闹声的干扰,除此之外,乱哄哄的喧闹声总是响个不停。不过,不能按西方人的标准将此视为令人厌烦的东西,因为在中国的社交场所里,安静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他人的尊敬。到中国来访的西方人往往都会提到中国无所不在的嘈杂声,比如有一位西方人在1898年写道:“一位欧洲人要是猛然间来到广州的大街上也许会感到十分惊愕。他以为自己身处一股暴动的洪流之中,主干道上尽现各种喧闹声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对噪声以及对气味的容忍尺度是某种特定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况且,我们注意到,中国古典文学,乃至最完美的文学形式——唐诗都对各种声音大加赞美,有些声音在我们听来既刺耳又粗俗,比如马的嘶鸣、猴子的啼鸣,甚至连带有沉思及内省烙印的作品里都有各种叫声的描述。上面引文当中所提到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无非是和毒品有关的话题,再不然说的就是日常琐事。而其他一些反鸦片的人在上海和成都走访过烟馆之后,也声称烟民聊天的话题大多和鸦片给人带来的乐趣或折磨有关,接着再说长道短地闲扯些其他东西。尽管如此,最好还是不要轻信这些人的证言,比如在1884年,包天笑的父亲虽然不吸鸦片,但还是来到上海的一家烟馆里和其他商人谈生意。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商人就非常喜欢到高档烟馆里面谈生意。人们不难想象,在从事某种行当的人常去的烟馆里,烟客们所谈的话题大多与他们所关注的事情,或与当时的时事有关。

  无论是描述烟馆嘈杂的环境,还是讲述烟客们聊天的内容,倘若我们撇开其主观评判意义,单独来看的话,这些描述恰好表明烟民之间有一种亲和关系。而另一些见证文字虽然刻意着重讲述各种无聊的流言蜚语,但还是明确地将烟馆描述为一个大家聚在一起开心聊天的场所。晚清时刻画上海烟馆内景的画像也展现出另一种场景:许多客人坐在床榻边上聊天,或有人站在一旁,或有人在抽水烟袋。

  最后这个细节展现出烟客们是如何把烟馆的空间据为己有的。空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理解了空间的重要性,才能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地方会如此吸引人。在所有的城市里,大部分居民自家的空间都非常狭窄,住所狭小、潮湿、拥挤。于是宽敞的烟馆就成为一种逃避烦恼,逃避平庸的家庭生活,躲避无聊职场的理想场所。正如21世纪的欧洲人并不是因为口渴才去咖啡馆享用咖啡一样,20世纪的中国人并不仅仅是因为有烟瘾才去烟馆。烟馆给他一个可以躺下来的空间,既可以独自一人享用,也可以结伴前来,躺在床榻上,让人完全放松下来,甚至还可以睡个午觉,恢复一下体力。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对于烟客来说,这样一个场所是任何其他娱乐场所不能给予的。在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之后,烟客可以脱掉鞋子,随意坐卧。如果遇上炎热的天气,烟客甚至可以脱掉上衣,光着膀子。

  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当身体得到休息时,人的精神面貌也会焕然一新。只要在人文层面上稍微关注一下烟客的实际感受,就会意识到心理是需要借助于各种复杂渠道才能得以恢复的。

  除了社交方面的吸引力之外,即便是最卑微的烟民也会在烟馆里看到社会划分依然如故,因为社会的差异性同样体现在烟馆上,只不过烧上几泡大烟,这种差异也就被他们弃之脑后了,这让他们感到很满意。实际上,即使身无分文的小工在吸烟的那会儿工夫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甩开了自己的社会阶层,不但遁入假想的人间天堂,而且还享受着被人服侍的惬意,而不是由他去服侍别人;享受着发号施令的威严,而不是听命于他人。迪迪埃·努里松在描述19世纪法国乡村酒专卖店时这样说过:“他(指农业工人)在店里喝葡萄酒,喝烧酒或喝利口酒,在此感觉赢得一种尊严。”在烟馆里抽大烟的工人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此外,烟民虽然时常去鸦片烟馆,但在烟馆里的感受却极为短暂,除了自身的约束之外,这种感受只有他自己能体验到。喜爱抽古巴哈瓦那雪茄的人在点燃雪茄的那一瞬间感觉极为惬意,他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的乐趣消失得慢一点,知道待雪茄烟抽完时,他又将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在烟馆里吸鸦片的烟客也有类似的体验。烟民到烟馆里来,就是想撇开日常生活的种种烦恼,他感觉有一层薄膜将其与世隔绝开来,这个过程十分短暂,恐怕只有短短的个把小时,但他确实需要这段时间去备烟,烧烟泡,再慢慢地把当天购买的鸦片吸下去。作为支配当天鸦片量的主人,他甚至在享受延展这一过程的乐趣,因为他可以不紧不慢地消磨自己的时间。

  虽然鸦片烟馆的首要使命是消费鸦片,但这并不是烟馆所从事的唯一活动,因为烟馆老板总要设法想出创意,以吸引更多的客人。1936年夏,沈镇烟馆的老板请来围棋冠军,来烟馆的客人可以向冠军发起挑战,但他们要缴纳一点酬金。如果挑战者获胜,将获得由烟馆奖励的鸦片,其价值是那笔酬金的十倍。另外一个吸引烟客的小把戏就是烟馆组织抽奖活动,所有的烟民都能免费参加抽奖。烟馆老板在收银台前放上一些小玩意儿,每个玩意儿上标着一个号码,每个消费六角以上的烟客都能领取一个抽奖号码。只要抽奖号码能和小玩意儿上的号码对上,烟客就能把那小玩意儿领走了。

  最后,我们还要重申一点,烟馆并不仅仅是当堂消费的场所。有些人想在自己家里抽大烟,烟馆也可以把鸦片零售给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一位传教士注意到,福州有些抽大烟的有钱人派用人去豪华烟馆里买鸦片,他们把鸦片装在小盒子里,给主人带回去;要是购买的量不大,他们便用竹叶将鸦片包裹起来(这样也许便于计算总共买回家多少鸦片)。烟馆的另一个作用就是熬烟膏,即便这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一家烟馆的名气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舒适的环境,热情的服务,往往还取决于馆内熬烟膏师傅的手艺。

  在解释光顾烟馆的重要性时,反鸦片斗士常常提到的理由之一就是,烟馆与妓院及赌场一样,是少有的几个民众所能出入的娱乐场所。他们的说法很有道理。在鸦片彻底禁绝之前,烟馆的成果从未得到任何人的质疑,不管这些烟馆是奢华大气的,还是破烂不堪的;也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因此有必要去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意义。合法烟馆因环境舒适,设备精良,服务上乘而一直兴旺不衰,但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相对较差,住房也不够宽敞。相反,光顾非法烟馆倒是有一定风险,因为吸鸦片闹出的声响以及散发出的气味,很容易被人发现。然而,尽管如此,报界还是强调指出,非法烟馆在全国各地不但数量繁多,而且很有活力。对于这种现象,唯一解释得通的理由是,烟民需要有这样的聚众消费场所,吸食鸦片的乐趣与道友的交流同样重要。

  (本文摘自包利威著《中国鸦片史》,袁俊生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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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利威:烟馆里的日常生活

2019年4月19日 11:14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包利威:烟馆里的日常生活

  街区烟馆的社交功能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这类烟馆遍布于各个街区,每个烟民随时进出,十分方便。此外,即便单从鸦片价格方面看,因时期不同,鸦片来源不够丰富,产地也略有不同,从而限制了鸦片的扩展,但从总体上看,这里的鸦片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普通烟民也能定期前来消费。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描述一下那里的日常活动,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常客在那里所享受的乐趣。

  烟民通常都是在一天当中的同一时刻去光顾烟馆,一般是在午饭之后,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晚饭之后。除了这些固定的时刻之外,烟馆在其他时间里则空无一人。一位烟民之所以常去某家烟馆,是因为他在那里有自己的消费习惯,但是倘若闲逛到一个他不太熟悉的街区,他会被墙上贴的广告,或者某个烟馆的招牌吸引过去。烟馆的名字通常不会给人带来太多的联想,一般会选用两三个表示吉祥的字,比如“德”“利”“福”“安”“生”等,那时候做生意、开店铺的大多会选用这样的字。尽管如此,有些烟馆的名字还是以委婉的方式,甚至不乏诗意地暗喻着吸食鸦片。最常见的字就是“云”或者是“霞”,霞字是指夕阳下的彩云,以此来暗喻鸦片烟。因此,在19世纪末叶的上海,就有一家烟馆名叫“绵云阁”。广州一家烟馆名为“莺歌”,这个词义有些难以理解。当然,一方面,在用烟枪吸食鸦片时,会发出丝丝尖声,这个声音确实会让人联想起鸟的啁啾;而另一方面,这大概是暗指“莺歌燕舞”这个成语,这个成语是形容春天鸟雀欢叫的景象,其转义为蓬勃兴旺的意思。有些烟馆则采用其他方法来做广告,比如用植物来做装饰,再不然就让员工站在烟馆门前,向过往的行人吹嘘馆内环境优雅,鸦片品质良好,服务热情周到,鼓动人们进去消费。

  不管是图像,还是文字描述,在描绘烟馆时都会注意到烟馆门口都挂着帘子。有些文字一再强调这个细节,并声称这只是烟馆有别于其他社交场所的特征而已。帘子的作用是为了阻止外面的人向里面窥视,但是一个简单的大门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呀。帘子的作用也许是既能保证通风,又能防止过堂风,因为过堂风不利于吸烟。走进烟馆之后,烟客便来到柜台前,所有的烟枪都存放在柜台后面。不管是馆主,还是经理,反正在柜台里迎候烟客的往往都是老板。他把一定量的鸦片放入小罐里(有时候要先称一下量),交给烟客,再交给烟客一支烟枪,烟客要负责保管好烟枪,直到把烟枪还回去。先消费后交费的做法极为罕见。烟客要先把该付的钱付掉,除非作为常客他在馆里可以赊账。同样,他要在柜台那里履行官方规定的各种手续,比如填写登记表,出示吸烟许可证等。

  接着,在门前迎候他的堂倌就会把他引领到床榻前,点燃床榻前摆放的烟灯。不过有时候,尤其是在烟客云集的高峰期,馆主会给独享床榻的一位烟客安插一个陌生人。两个人要同享一盏烟灯,这有时会引起争执,比如有一个烟客烟瘾发作,可又被安排和别人同享一张床榻,这人就发起火来,因为对方不让他马上使用烟灯。但是共用一盏烟灯往往也会让烟客们结下交情。鸦片让他们有共同的体验,还有相同的话题,这也让他们的交往变得简单起来。两人初次见面寒暄时会问:“您是第一次来这儿吗?”或者问:“您一天烧几泡烟?”两人也许会对吃烟上瘾叹息不已,对那么多道友依赖于毒品,成为鸦片的奴隶而扼腕;但或许也会回想起鸦片毒品给他们带来的乐趣,并安慰自己这是生活当中唯一不用费力就能享受到的乐趣。要是两个人结伴前来,那就不可能把他们分开:他们俩肯定要面对面在一起吃烟。要是三个人结伴前来,堂倌就再加一个枕头,其中的一个人横卧在罗汉床里面,形成一个U字型,又称“大伞型”。

  在床位安顿好之后,烟客会在床榻上看到一个瓷制枕头,还有抽大烟需要的工具:烟灯、烟针和铁条。床榻前还放了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供他使用。如果不需要堂倌帮他备烟,他就自己动手烧烟泡,接着就开始抽起来。进门时订好的鸦片量吸完之后,他还可以再要。烟客借躺在床榻的机会,可以睡个午觉。只是当有其他烟客等待床位时,他的午觉就睡不成了,这种情况通常只会在中低档烟馆里出现。假如烟馆里客人不多,这位烟客可以中途离开,出去买点东西,再回来继续抽大烟。他在烟馆待的时间长短不等,要看他打算吸多少鸦片,当然也要看他有多少空闲时间。在离开烟馆之前,他要先把烟枪退还掉。

  如果不讲述烟馆里的声音和味道,那么对这个社交场所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许多走访过烟馆的人都会回想起鸦片烟味,这股烟味是馆内气氛当中最让他们感到震惊的因素。所有的叙述都不会忘记描述这股味道浓重的烟气,依照当时有些人的说法,这股味道让人感觉烟馆的气氛既郁闷,又昏暗。一位见证者不无夸张地写道:“那里昏暗得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但烟民对此并不感觉不适。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烟馆里的嘈杂声闹哄哄地响成一片,噪声也算是烟馆气氛的典型特征吧:

  烟民东倒西歪地躺在床榻上,你压着我,我压着你,大声地吸着鸦片。在鸦片的作用下,烟民们坐在床边上,相互之间说着不着边际的怪事情,说出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他们喉咙沙哑,各种嘈杂声在耳畔回响,而眼前看到的人个个都像在演戏似的。

  在这些噪声当中,既有吸鸦片时从烟锅里发出的吱吱声,也有烟民聊天时发出的喧哗声。只有待在豪华烟馆包间里的烟客不受喧闹声的干扰,除此之外,乱哄哄的喧闹声总是响个不停。不过,不能按西方人的标准将此视为令人厌烦的东西,因为在中国的社交场所里,安静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他人的尊敬。到中国来访的西方人往往都会提到中国无所不在的嘈杂声,比如有一位西方人在1898年写道:“一位欧洲人要是猛然间来到广州的大街上也许会感到十分惊愕。他以为自己身处一股暴动的洪流之中,主干道上尽现各种喧闹声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对噪声以及对气味的容忍尺度是某种特定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况且,我们注意到,中国古典文学,乃至最完美的文学形式——唐诗都对各种声音大加赞美,有些声音在我们听来既刺耳又粗俗,比如马的嘶鸣、猴子的啼鸣,甚至连带有沉思及内省烙印的作品里都有各种叫声的描述。上面引文当中所提到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无非是和毒品有关的话题,再不然说的就是日常琐事。而其他一些反鸦片的人在上海和成都走访过烟馆之后,也声称烟民聊天的话题大多和鸦片给人带来的乐趣或折磨有关,接着再说长道短地闲扯些其他东西。尽管如此,最好还是不要轻信这些人的证言,比如在1884年,包天笑的父亲虽然不吸鸦片,但还是来到上海的一家烟馆里和其他商人谈生意。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商人就非常喜欢到高档烟馆里面谈生意。人们不难想象,在从事某种行当的人常去的烟馆里,烟客们所谈的话题大多与他们所关注的事情,或与当时的时事有关。

  无论是描述烟馆嘈杂的环境,还是讲述烟客们聊天的内容,倘若我们撇开其主观评判意义,单独来看的话,这些描述恰好表明烟民之间有一种亲和关系。而另一些见证文字虽然刻意着重讲述各种无聊的流言蜚语,但还是明确地将烟馆描述为一个大家聚在一起开心聊天的场所。晚清时刻画上海烟馆内景的画像也展现出另一种场景:许多客人坐在床榻边上聊天,或有人站在一旁,或有人在抽水烟袋。

  最后这个细节展现出烟客们是如何把烟馆的空间据为己有的。空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理解了空间的重要性,才能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地方会如此吸引人。在所有的城市里,大部分居民自家的空间都非常狭窄,住所狭小、潮湿、拥挤。于是宽敞的烟馆就成为一种逃避烦恼,逃避平庸的家庭生活,躲避无聊职场的理想场所。正如21世纪的欧洲人并不是因为口渴才去咖啡馆享用咖啡一样,20世纪的中国人并不仅仅是因为有烟瘾才去烟馆。烟馆给他一个可以躺下来的空间,既可以独自一人享用,也可以结伴前来,躺在床榻上,让人完全放松下来,甚至还可以睡个午觉,恢复一下体力。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对于烟客来说,这样一个场所是任何其他娱乐场所不能给予的。在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之后,烟客可以脱掉鞋子,随意坐卧。如果遇上炎热的天气,烟客甚至可以脱掉上衣,光着膀子。

  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当身体得到休息时,人的精神面貌也会焕然一新。只要在人文层面上稍微关注一下烟客的实际感受,就会意识到心理是需要借助于各种复杂渠道才能得以恢复的。

  除了社交方面的吸引力之外,即便是最卑微的烟民也会在烟馆里看到社会划分依然如故,因为社会的差异性同样体现在烟馆上,只不过烧上几泡大烟,这种差异也就被他们弃之脑后了,这让他们感到很满意。实际上,即使身无分文的小工在吸烟的那会儿工夫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甩开了自己的社会阶层,不但遁入假想的人间天堂,而且还享受着被人服侍的惬意,而不是由他去服侍别人;享受着发号施令的威严,而不是听命于他人。迪迪埃·努里松在描述19世纪法国乡村酒专卖店时这样说过:“他(指农业工人)在店里喝葡萄酒,喝烧酒或喝利口酒,在此感觉赢得一种尊严。”在烟馆里抽大烟的工人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此外,烟民虽然时常去鸦片烟馆,但在烟馆里的感受却极为短暂,除了自身的约束之外,这种感受只有他自己能体验到。喜爱抽古巴哈瓦那雪茄的人在点燃雪茄的那一瞬间感觉极为惬意,他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的乐趣消失得慢一点,知道待雪茄烟抽完时,他又将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在烟馆里吸鸦片的烟客也有类似的体验。烟民到烟馆里来,就是想撇开日常生活的种种烦恼,他感觉有一层薄膜将其与世隔绝开来,这个过程十分短暂,恐怕只有短短的个把小时,但他确实需要这段时间去备烟,烧烟泡,再慢慢地把当天购买的鸦片吸下去。作为支配当天鸦片量的主人,他甚至在享受延展这一过程的乐趣,因为他可以不紧不慢地消磨自己的时间。

  虽然鸦片烟馆的首要使命是消费鸦片,但这并不是烟馆所从事的唯一活动,因为烟馆老板总要设法想出创意,以吸引更多的客人。1936年夏,沈镇烟馆的老板请来围棋冠军,来烟馆的客人可以向冠军发起挑战,但他们要缴纳一点酬金。如果挑战者获胜,将获得由烟馆奖励的鸦片,其价值是那笔酬金的十倍。另外一个吸引烟客的小把戏就是烟馆组织抽奖活动,所有的烟民都能免费参加抽奖。烟馆老板在收银台前放上一些小玩意儿,每个玩意儿上标着一个号码,每个消费六角以上的烟客都能领取一个抽奖号码。只要抽奖号码能和小玩意儿上的号码对上,烟客就能把那小玩意儿领走了。

  最后,我们还要重申一点,烟馆并不仅仅是当堂消费的场所。有些人想在自己家里抽大烟,烟馆也可以把鸦片零售给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一位传教士注意到,福州有些抽大烟的有钱人派用人去豪华烟馆里买鸦片,他们把鸦片装在小盒子里,给主人带回去;要是购买的量不大,他们便用竹叶将鸦片包裹起来(这样也许便于计算总共买回家多少鸦片)。烟馆的另一个作用就是熬烟膏,即便这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一家烟馆的名气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舒适的环境,热情的服务,往往还取决于馆内熬烟膏师傅的手艺。

  在解释光顾烟馆的重要性时,反鸦片斗士常常提到的理由之一就是,烟馆与妓院及赌场一样,是少有的几个民众所能出入的娱乐场所。他们的说法很有道理。在鸦片彻底禁绝之前,烟馆的成果从未得到任何人的质疑,不管这些烟馆是奢华大气的,还是破烂不堪的;也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因此有必要去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意义。合法烟馆因环境舒适,设备精良,服务上乘而一直兴旺不衰,但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相对较差,住房也不够宽敞。相反,光顾非法烟馆倒是有一定风险,因为吸鸦片闹出的声响以及散发出的气味,很容易被人发现。然而,尽管如此,报界还是强调指出,非法烟馆在全国各地不但数量繁多,而且很有活力。对于这种现象,唯一解释得通的理由是,烟民需要有这样的聚众消费场所,吸食鸦片的乐趣与道友的交流同样重要。

  (本文摘自包利威著《中国鸦片史》,袁俊生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