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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开风气又为师:读《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

2019-1-11 09:12:5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雷闻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既开风气又为师:读《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

  在一个学术分工日益细化与专精的时代,一位学者能在一两个领域里研究有素已属不易,精通两个以上领域者更是凤毛麟角。中华书局新刊的荣新江先生《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即为我们展示了一位视野宏阔的中古史学者的博雅与成熟,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还是二十多年来一段学术史的鲜活见证。此前姚崇新先生已对本书所蕴含的“学理与方法”作了深入剖析(《上海书评》2018年12月14日),本文则侧重于“学谊”的梳理,以见其学术史意义。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体是新江师为其师友、门生的著述所作之序言,间亦有他主编之书刊之序或后记,都合39篇;下编则是新江师个人著述的自序或后记,计20篇。这59篇文章涉及的范围大致包括了敦煌吐鲁番研究、隋唐史、中外关系史、西域史等四大领域,其间亦有相互关联之处。当然,它们并不能涵盖新江师全部的学术版图,至少他近些年用力颇深的马可波罗研究就不在其中。

  如果说下编的20篇序跋充分展示了新江师著述之丰,则上编的序跋就为我们勾勒了他的一部分朋友圈,或如其本人所云之“一个小小的学术圈子营造出的一些学术氛围”(290页)。作为一位老学生,笔者有幸获赐过新江师下编所涉及的所有著作,而上编所涉及的著作也大多蒙新江师或原作者赐书,故这些文字早已先后拜读,这次重新集中学习,则如对故人,时有会心之处。特别是新江师给笔者小书赐序亦列其中,读来心头更是一片温暖,似乎又回到当年亲聆教诲的旧时光中。

  上编所包含的39篇序跋,或可依新江师与原书或作者的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新江师本人主编的书刊,如《唐研究》这样担任主编二十三年之久的学术年刊,或是《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敦煌讲座书系》这样的大型丛书,当然还包括他主编的几本专题论文集,如《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及《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

  第二类的作者系新江师的同行师友,包括了著名的敦煌学前辈池田温先生的《敦煌文书的世界》、林世田《敦煌遗书研究论集》、吴芳思《丝绸之路2000年》、徐俊《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米华健《丝绸之路》、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等。

  第三类作者多系新江师的学生,按目录的次序排列,包括孟宪实、蒙曼、余欣、雷闻、姚崇新、毕波、王媛媛、广中智之、王静、孙英刚、朱玉麒、季爱民、庆昭蓉等。他们的著作,大多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内容则涉及敦煌吐鲁番学、唐代制度史、佛教史、三夷教、西域史、中古都市史乃至晚清学术史等,其中大多包含了新江师的无数心血,故赐序训勉,亦在情理之中。

  读罢全书,给人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学术进步的关系。所谓“既开风气又为师”,正是在个人著述与教书育人两个方面,新江师为近二十年来中国中古史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影响了不止一代年轻学者。他在敦煌吐鲁番研究、隋唐史、中外关系史、西域史等方面的典范性的研究,早就成为这些领域无法绕开的大山,而他所教导或影响下的诸多年轻一辈的学人,更是把他的学术品格与理念发扬光大。

  有两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书刊特别值得一提。

  首先是《唐研究》。本书上编的39篇序跋,以1995年的《唐研究》创刊号的“弁言”始,以2017年的第二十三卷“编后记”终,这样的编排不仅是考虑到时间顺序,其间当有其深意在焉。《唐研究》可能是中国最早、坚持时间最久的民间学术集刊之一,甚至被称为引领风气的标杆。新江师创办《唐研究》时不过35岁,正是年轻人的锐气和学术品味,使得这一新刊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从创刊号起,笔者就有幸协助新江师从事编辑工作,一起备尝二十多年的甘苦,故对刊物的理念与追求了然于心。例如,在发刊“弁言”中,新江师就强调了多学科交流的重要性(4页),从后来的编辑实践中,《唐研究》也的确在史学文章之外发表了不少唐代文学、唐代考古与艺术史等方面的论述,有意促进了相邻学科的互相借鉴与学习。

  又比如,新江师始终强调“国际视野”,从一开始,《唐研究》就是以一个“国际学术刊物”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这不仅表现在刊物发表过多篇英文论文,更体现在对刊发论文的要求上。如果一篇来稿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被海外学者研究过,新江师往往自己掏钱,让我们复印这些论著邮寄给原作者参考,可以想见,这在当年海外学术信息非常难得的环境下,是多么难能可贵。另一方面,新江师对于海外的研究采取平视的态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他曾指示我在处理来稿时,需将文中那类“美国学者某某”、“日本学者某某”的国籍删去,“因为我们是个国际性刊物”,完全不需要特意强调那些研究者的国籍。显然,对于“国际视野”的重视,与国际学界顶级学者对话、争长,既是新江师自身为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办刊的一个目标。

  “弁言”所强调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书评,其目的是“用书评的形式来评介近年有关唐研究的书刊,以期从学术史的角度总结唐研究的各个方面”(4页)。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书评的位置始终比较尴尬,要么是毫无节制的吹捧,要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酷评,严肃而有节制的学术书评直到今天才开始成为各大学术期刊提倡的方向,但现实依然不尽如人意。《唐研究》在二十多年前就倡导学术书评,且每一卷都有相当数量,所评对象包括了中国大陆、港台、日本及欧美新近出版的新书,一方面使学界及时了解了国际隋唐史方面最新的学术动态,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严肃学术书评的写作新风。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唐研究》的书评始终坚持约稿制,基本上不接受来稿(尤其是原书作者推荐来的书评),而是由编辑部直接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撰写,这也代表了刊物对相关专家学术水平的认可,因此,新江师从不接受原书作者投来的反批评文字。可以说,《唐研究》这么多年来的书评对学术界的贡献,可能丝毫不亚于那些数量更多的论文。

  从完成第23卷的编辑工作之后,新江师宣布不再担任《唐研究》的主编,在本书上编的最后一篇文字即“《唐研究》第二十三卷编后记”中,新江师对多年来的编辑生涯作了总结,并对刊物的未来表达了良好祝愿(189-191页)。在这篇文字中,新江师对身边的“年轻朋友”表示了感谢,其实,这些年轻朋友大多是伴随着《唐研究》成长起来的,对于新江师和《唐研究》都充满着感激之情。一个好的杂志通常会用心培育作者,而对年轻学者的扶植,也是《唐研究》的特色之一,早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好几篇在读硕士生、博士生的文章,这对于当年其他刊物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其次是《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本书下编收录了这本书的“前言”(259-263页)与“后记”(264-265页),值得特别重视。这本书是新江师在北大历史系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课程的讲义,虽然这门课迟至2007年才作为“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立项,但此前一直以“周末杂谈”的形式在新江师的学生内部开展,更重要的是,“规范”事实上一直都是新江师教学工作的关键词。

  所谓规范,有两个层面,一是道德规范,即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对于前人的发明不能掠美甚至剽窃;一是技术规范,即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引文注释甚至标点符号等,都要有严格的要求。新江师说得好:“我们要有自己的‘芝加哥手册’,即在没有统一的规范之前,要从我做起,大家共同努力。”(262页)在某种程度上,《唐研究》在倡导学术规范方面也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多年以来,受到新江师影响的众多年轻学人在重视学术规范方面,也颇为引人瞩目,在他们论著的最前面,批判性梳理学术史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的前提。这些规范如今看起来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直到今天真正能做到者也并不是太多,新江师当年的倡导依然没有过时。

  新江师的序言有其自身特点,要言不烦,往往将作序之书放在自身的学术史脉络中,以见其价值,进而从学理上分析该学科的发展方向,如果不是对这些领域的现状了如指掌,自然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说新江师的序跋有什么遗憾之处,则如他自云:“每篇序言的文字,我希望严格限定在两页纸的范围内。”(290页)我个人的理解,之所以如此,似乎是新江师为了表示对大家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这自然是为师者的厚道与公正之处,不过,作为读者,或许更希望新江师能够放开了写,不必过于拘泥字数。毕竟,以新江师的视野与才情,没准儿会写出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那样的名著来,岂不是又一番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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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开风气又为师:读《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

2019年1月11日 09:12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既开风气又为师:读《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

  在一个学术分工日益细化与专精的时代,一位学者能在一两个领域里研究有素已属不易,精通两个以上领域者更是凤毛麟角。中华书局新刊的荣新江先生《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即为我们展示了一位视野宏阔的中古史学者的博雅与成熟,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还是二十多年来一段学术史的鲜活见证。此前姚崇新先生已对本书所蕴含的“学理与方法”作了深入剖析(《上海书评》2018年12月14日),本文则侧重于“学谊”的梳理,以见其学术史意义。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体是新江师为其师友、门生的著述所作之序言,间亦有他主编之书刊之序或后记,都合39篇;下编则是新江师个人著述的自序或后记,计20篇。这59篇文章涉及的范围大致包括了敦煌吐鲁番研究、隋唐史、中外关系史、西域史等四大领域,其间亦有相互关联之处。当然,它们并不能涵盖新江师全部的学术版图,至少他近些年用力颇深的马可波罗研究就不在其中。

  如果说下编的20篇序跋充分展示了新江师著述之丰,则上编的序跋就为我们勾勒了他的一部分朋友圈,或如其本人所云之“一个小小的学术圈子营造出的一些学术氛围”(290页)。作为一位老学生,笔者有幸获赐过新江师下编所涉及的所有著作,而上编所涉及的著作也大多蒙新江师或原作者赐书,故这些文字早已先后拜读,这次重新集中学习,则如对故人,时有会心之处。特别是新江师给笔者小书赐序亦列其中,读来心头更是一片温暖,似乎又回到当年亲聆教诲的旧时光中。

  上编所包含的39篇序跋,或可依新江师与原书或作者的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新江师本人主编的书刊,如《唐研究》这样担任主编二十三年之久的学术年刊,或是《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敦煌讲座书系》这样的大型丛书,当然还包括他主编的几本专题论文集,如《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及《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

  第二类的作者系新江师的同行师友,包括了著名的敦煌学前辈池田温先生的《敦煌文书的世界》、林世田《敦煌遗书研究论集》、吴芳思《丝绸之路2000年》、徐俊《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米华健《丝绸之路》、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等。

  第三类作者多系新江师的学生,按目录的次序排列,包括孟宪实、蒙曼、余欣、雷闻、姚崇新、毕波、王媛媛、广中智之、王静、孙英刚、朱玉麒、季爱民、庆昭蓉等。他们的著作,大多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内容则涉及敦煌吐鲁番学、唐代制度史、佛教史、三夷教、西域史、中古都市史乃至晚清学术史等,其中大多包含了新江师的无数心血,故赐序训勉,亦在情理之中。

  读罢全书,给人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学术进步的关系。所谓“既开风气又为师”,正是在个人著述与教书育人两个方面,新江师为近二十年来中国中古史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影响了不止一代年轻学者。他在敦煌吐鲁番研究、隋唐史、中外关系史、西域史等方面的典范性的研究,早就成为这些领域无法绕开的大山,而他所教导或影响下的诸多年轻一辈的学人,更是把他的学术品格与理念发扬光大。

  有两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书刊特别值得一提。

  首先是《唐研究》。本书上编的39篇序跋,以1995年的《唐研究》创刊号的“弁言”始,以2017年的第二十三卷“编后记”终,这样的编排不仅是考虑到时间顺序,其间当有其深意在焉。《唐研究》可能是中国最早、坚持时间最久的民间学术集刊之一,甚至被称为引领风气的标杆。新江师创办《唐研究》时不过35岁,正是年轻人的锐气和学术品味,使得这一新刊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从创刊号起,笔者就有幸协助新江师从事编辑工作,一起备尝二十多年的甘苦,故对刊物的理念与追求了然于心。例如,在发刊“弁言”中,新江师就强调了多学科交流的重要性(4页),从后来的编辑实践中,《唐研究》也的确在史学文章之外发表了不少唐代文学、唐代考古与艺术史等方面的论述,有意促进了相邻学科的互相借鉴与学习。

  又比如,新江师始终强调“国际视野”,从一开始,《唐研究》就是以一个“国际学术刊物”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这不仅表现在刊物发表过多篇英文论文,更体现在对刊发论文的要求上。如果一篇来稿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被海外学者研究过,新江师往往自己掏钱,让我们复印这些论著邮寄给原作者参考,可以想见,这在当年海外学术信息非常难得的环境下,是多么难能可贵。另一方面,新江师对于海外的研究采取平视的态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他曾指示我在处理来稿时,需将文中那类“美国学者某某”、“日本学者某某”的国籍删去,“因为我们是个国际性刊物”,完全不需要特意强调那些研究者的国籍。显然,对于“国际视野”的重视,与国际学界顶级学者对话、争长,既是新江师自身为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办刊的一个目标。

  “弁言”所强调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书评,其目的是“用书评的形式来评介近年有关唐研究的书刊,以期从学术史的角度总结唐研究的各个方面”(4页)。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书评的位置始终比较尴尬,要么是毫无节制的吹捧,要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酷评,严肃而有节制的学术书评直到今天才开始成为各大学术期刊提倡的方向,但现实依然不尽如人意。《唐研究》在二十多年前就倡导学术书评,且每一卷都有相当数量,所评对象包括了中国大陆、港台、日本及欧美新近出版的新书,一方面使学界及时了解了国际隋唐史方面最新的学术动态,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严肃学术书评的写作新风。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唐研究》的书评始终坚持约稿制,基本上不接受来稿(尤其是原书作者推荐来的书评),而是由编辑部直接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撰写,这也代表了刊物对相关专家学术水平的认可,因此,新江师从不接受原书作者投来的反批评文字。可以说,《唐研究》这么多年来的书评对学术界的贡献,可能丝毫不亚于那些数量更多的论文。

  从完成第23卷的编辑工作之后,新江师宣布不再担任《唐研究》的主编,在本书上编的最后一篇文字即“《唐研究》第二十三卷编后记”中,新江师对多年来的编辑生涯作了总结,并对刊物的未来表达了良好祝愿(189-191页)。在这篇文字中,新江师对身边的“年轻朋友”表示了感谢,其实,这些年轻朋友大多是伴随着《唐研究》成长起来的,对于新江师和《唐研究》都充满着感激之情。一个好的杂志通常会用心培育作者,而对年轻学者的扶植,也是《唐研究》的特色之一,早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好几篇在读硕士生、博士生的文章,这对于当年其他刊物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其次是《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本书下编收录了这本书的“前言”(259-263页)与“后记”(264-265页),值得特别重视。这本书是新江师在北大历史系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课程的讲义,虽然这门课迟至2007年才作为“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立项,但此前一直以“周末杂谈”的形式在新江师的学生内部开展,更重要的是,“规范”事实上一直都是新江师教学工作的关键词。

  所谓规范,有两个层面,一是道德规范,即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对于前人的发明不能掠美甚至剽窃;一是技术规范,即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引文注释甚至标点符号等,都要有严格的要求。新江师说得好:“我们要有自己的‘芝加哥手册’,即在没有统一的规范之前,要从我做起,大家共同努力。”(262页)在某种程度上,《唐研究》在倡导学术规范方面也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多年以来,受到新江师影响的众多年轻学人在重视学术规范方面,也颇为引人瞩目,在他们论著的最前面,批判性梳理学术史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的前提。这些规范如今看起来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直到今天真正能做到者也并不是太多,新江师当年的倡导依然没有过时。

  新江师的序言有其自身特点,要言不烦,往往将作序之书放在自身的学术史脉络中,以见其价值,进而从学理上分析该学科的发展方向,如果不是对这些领域的现状了如指掌,自然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说新江师的序跋有什么遗憾之处,则如他自云:“每篇序言的文字,我希望严格限定在两页纸的范围内。”(290页)我个人的理解,之所以如此,似乎是新江师为了表示对大家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这自然是为师者的厚道与公正之处,不过,作为读者,或许更希望新江师能够放开了写,不必过于拘泥字数。毕竟,以新江师的视野与才情,没准儿会写出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那样的名著来,岂不是又一番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