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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东欧知识分子有何特质

2019-1-11 08:59:37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景凯旋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景凯旋:东欧知识分子有何特质

  本文系景凯旋《在经验与超验之间》(东方出版社2018年12月)一书的“绪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原文较长,此为节录。

  对东欧知识分子来说,“东欧”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包含前东德、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八国,这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与政治传统,捷克战前曾是民主国家,东德属于纳粹德国,而其他国家或是君主政体,或是独裁政府,居民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但这八个国家都是在二战后加入苏联阵营,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了制度转型。因此,东欧又是一个历史概念。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本·福凯斯的分期,东欧的时间范围始于1944年,结束于1989年。其国家特征是外部强加的制度,军事因素具有很大作用。东欧国家最初都是以民族主义为号召,成立民族爱国阵线,在建立政权后又开始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同时提倡国际主义,反对各国的民族主义,在国际上则以苏联为中心,形成一个共同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阵营。正是由于此,今天许多人已经不再使用“东欧”一词,而是采用“中欧”“巴尔干欧洲”等名称。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由于苏联式制度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都迥异于西方,从而使东欧各国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与西方人不同。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精英传统在历史上又属于西方,近代更深受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影响。而俄罗斯文化在历史上既没有过柏拉图,也没有发生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所以在冷战时期,像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只愿意将自己的国家称作中欧。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说,东欧是“另一个欧洲”。对他们来说,东欧转型的意义不仅意味着制度的改变,更意味着回归西方文化。

  本书是对这一时期欧知识分子既继承了传统欧洲的普遍主义精神,又能对现代欧洲的多元主义有深切的理解。东欧观念的研究,尤其是东欧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危机的揭示与回应。之所以把东欧观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因为东欧国家既有着制度上的共性,同时又有着地理上的独特性,所以东欧观念在整体上有别于西方和苏联。历史上,这些国家一直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混合,近代曾分别被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征服或控制,20世纪更是经历了两个极权制度的统治。这使得东欧知识分子既继承了传统欧洲的普遍主义精神,又能对现代欧洲的多元主义有深切的理解。正如波兰的米奇尼克所说,东欧是一个多民族的组合,“这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互相杂揉在一起。同样,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种多元化社会理念的实现——一个小型的多民族的欧洲——在较小的空间之内实现最大差异”。而按照他的说法,东欧精神的特点是“忠诚、自我嘲讽、执拗地坚持价值和有勇气相信罗曼蒂克的理想”。如本书将要讨论的,在许多东欧作家身上,往往同时存在这种自我嘲讽和理想主义的特质。

  更重要的是,东欧观念产生于20世纪人道主义的悲剧经验。东欧人曾生活在一个践行乌托邦的年代,政权以建立人间天堂的名义剥夺人的基本自由,压制生活的多样性,社会受到严密控制,甚至完全消失。正如波兰诗人米沃什所说:“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20世纪的‘黑暗中心’。”由于这一特殊的经验,加之深刻了解整个欧洲文明史的变迁,东欧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处的世纪和境况看得非常清楚。他们目睹的种种暴行在20世纪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个世纪的中心事实就是野蛮,是对个人生命和尊严的完全无视,而这一切都是在人类进步的乌托邦名义下进行的。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它与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

  自柏拉图到启蒙运动,欧洲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但随着现代性(即世俗性)的进程,这一主流不断面临非理性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挑战,欧洲文化在世界观上越来越趋向特殊主义,表现为价值的多元化和碎片化。早在1928年,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其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就指出,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诉说普遍价值。他认为,从前的知识分子采用超验和抽象的原理著书立说,探讨那些永恒的普遍事物,尽管“他们也没有阻止住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了仇恨和杀戮,但是他们制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它们而具有的成就感。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他们,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是崇善。这一矛盾是人类的荣耀。人类文明正是在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夹缝中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历史上道德虽然经常遭到破坏,但道德的观念始终还是完整的。

  但是,自从19世纪末以来,受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所宣扬的特殊价值的诱惑,知识分子放弃了捍卫普遍价值的个人独立立场,甘愿成为国家、民族或阶级的附庸,公然鼓吹崇恶的观念。班达将知识分子这种放弃普遍价值,转而追求实际利益和权力的行为称为背叛。在班达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现代人不再相信在国家、民族或阶级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这个秩序实际上就是传统的主客体统一的宇宙图景,而那些坚持精神活动的人必然会关注这种图景下的永恒而普遍的事物。

  正是在班达重新强调普遍主义这个意义上,东欧知识分子坚守了他们的职责。一般而言,生活在不自由社会的人们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往往会发展出更加自私的品质,但那些追求精神活动的人们同时也能产生出自由人所没有的对真理的感受。即使这种感受是多么不合时宜,他们也照样会有着追求真理的自信,就像捷克作家哈维尔所说:“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必须降到痛苦的最底层,就像为了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

  由于处在“黑暗中心”,他们更能看清现代性的真正危机所在——既不是理性的建构,也不是非理性的自我,而是社会伦理的普遍缺失。他们对乌托邦社会的批判,主要也是基于伦理价值的立场。从寻求失去的意义出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从前那种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念,思考某种超验事物的存在,强调理性与良知的结合,并把这种结合视为人的统一性与唯一性。捷裔美国学者厄纳兹姆·科哈克即注意到东欧观念的超验维度,称其为“中世纪的现实主义”。

  为了阐明东欧知识分子的观念,同时避免概述式的历史叙述,本书首先从观念史的角度,就现代性、理性与浪漫、乌托邦理念三个重要问题,对东欧知识分子的言说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然后将昆德拉、哈维尔和克里玛三位捷克作家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和比较他们在创作和文论中所展示的思想。对于观念的考察,从文学切入是一个有效的角度,这是因为严肃的作家往往是根据某种价值去观察事实。在东欧国家则体现为历史目标与生活目标的冲突,情感(非理性)与理性的冲突。同时,这三个人都是思想型、知识型的作家,喜欢在作品中讨论人生问题,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既是一种见证的文学,又是一种观念的文学,这使得本书可以从观念角度去研究他们的作品。

  总体上讲,东欧知识分子具有坚定的个人自由观念和反抗极权体制的共同倾向,在其作品中对非人化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由于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文学知识分子,其专业兴趣和知识使得他们更多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关注现代的重大问题和意义危机,探讨人的存在境况和人的心灵的积极或消极的素质,这些重大问题和人的素质在东欧的特殊语境下体现得尤为充分,促使他们重新去思考欧洲文明的伦理基础。因此,在分析这三位作家的思想时,本书将不局限在文学批评的范畴,而是采用文学、哲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正是他们对世界和人生所持有的整体性认识,使我意识到,现代那种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以及纯粹艺术形式的分析,既无法理解他们的创作,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真正价值所在。

  由于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撰写一部东欧文学史,所以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昆德拉、哈维尔和克里玛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观念上。我觉得这三位作家代表了东欧知识分子的独特观念,同时他们对于理性、情感和欲望的态度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分别代表了在世界观上强调经验与强调超验,在创作观上偏重反讽与偏重激情的两类东欧作家,通过对他们思想的比较可以阐明东欧观念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昆德拉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在观念和写作上更接近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实采取的是解构意义的方式,当他反讽的对象指向捷克社会现实时,他对人类激情的批判入木三分,充满智力上的优越感。他憎恶历史运动的非人化倾向,尤其是它的绝对化,因为它摧毁了个人自由和生活的多样性。但是,当他将反讽的目光投向存在的意义时,却又走向了价值虚无。

  哈维尔是一位有着强烈道德情感的人,他意志坚强,热爱正义,在文学创作上采用荒诞派的写法,却具有宗教式的超验意识,坚信有一个高于人类的绝对的存在。在对世界的根本认识上,哈维尔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和普遍主义者,强调良知与理性的结合,对现实采取的是建构意义的方式,即以认识论的乌托邦去反抗社会的乌托邦,这赋予他一种罕见的道德勇气和责任感。

  克里玛可以说是介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他采用写实的方法描写荒诞现实,对生活的日常性抱有亲切的人文主义的理解,同时又对永恒、普遍和抽象的道德价值有着持续的关怀和热情,这使他的作品既有现实的批判性,又有寻求意义世界的抒情性。本书也讨论了克里玛在捷克转型之后的作品,自由制度并没有使社会的精神危机消失,对克里玛来说,寻求意义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

  总之,无论这三位作家在观念上存在着多大分歧,他们之间仍然具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对人类命运的强烈不安。这表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与激情,有的怀疑通向玩世,有的怀疑通向探索;有的激情导致专制思维,有的激情导致个人精神独立。正如波兰学者米奇尼克在评价科拉科夫斯基关于牧师和弄臣这两种欧洲思维模式时指出,只要保持谦虚和虔敬,这两种思维模式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昆德拉早期的怀疑和反讽解构了极权思维的价值绝对,同时也激发了哈维尔和克里玛的激情与信仰,去探求价值的超验根源,从而揭示出现代人主观思维的虚无主义实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性的问题上,他们都是反历史主义的,认为正是历史主义降低了人对德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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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东欧知识分子有何特质

2019年1月11日 08:59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景凯旋:东欧知识分子有何特质

  本文系景凯旋《在经验与超验之间》(东方出版社2018年12月)一书的“绪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原文较长,此为节录。

  对东欧知识分子来说,“东欧”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包含前东德、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八国,这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与政治传统,捷克战前曾是民主国家,东德属于纳粹德国,而其他国家或是君主政体,或是独裁政府,居民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但这八个国家都是在二战后加入苏联阵营,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了制度转型。因此,东欧又是一个历史概念。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本·福凯斯的分期,东欧的时间范围始于1944年,结束于1989年。其国家特征是外部强加的制度,军事因素具有很大作用。东欧国家最初都是以民族主义为号召,成立民族爱国阵线,在建立政权后又开始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同时提倡国际主义,反对各国的民族主义,在国际上则以苏联为中心,形成一个共同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阵营。正是由于此,今天许多人已经不再使用“东欧”一词,而是采用“中欧”“巴尔干欧洲”等名称。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由于苏联式制度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都迥异于西方,从而使东欧各国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与西方人不同。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精英传统在历史上又属于西方,近代更深受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影响。而俄罗斯文化在历史上既没有过柏拉图,也没有发生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所以在冷战时期,像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只愿意将自己的国家称作中欧。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说,东欧是“另一个欧洲”。对他们来说,东欧转型的意义不仅意味着制度的改变,更意味着回归西方文化。

  本书是对这一时期欧知识分子既继承了传统欧洲的普遍主义精神,又能对现代欧洲的多元主义有深切的理解。东欧观念的研究,尤其是东欧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危机的揭示与回应。之所以把东欧观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因为东欧国家既有着制度上的共性,同时又有着地理上的独特性,所以东欧观念在整体上有别于西方和苏联。历史上,这些国家一直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混合,近代曾分别被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征服或控制,20世纪更是经历了两个极权制度的统治。这使得东欧知识分子既继承了传统欧洲的普遍主义精神,又能对现代欧洲的多元主义有深切的理解。正如波兰的米奇尼克所说,东欧是一个多民族的组合,“这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互相杂揉在一起。同样,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种多元化社会理念的实现——一个小型的多民族的欧洲——在较小的空间之内实现最大差异”。而按照他的说法,东欧精神的特点是“忠诚、自我嘲讽、执拗地坚持价值和有勇气相信罗曼蒂克的理想”。如本书将要讨论的,在许多东欧作家身上,往往同时存在这种自我嘲讽和理想主义的特质。

  更重要的是,东欧观念产生于20世纪人道主义的悲剧经验。东欧人曾生活在一个践行乌托邦的年代,政权以建立人间天堂的名义剥夺人的基本自由,压制生活的多样性,社会受到严密控制,甚至完全消失。正如波兰诗人米沃什所说:“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20世纪的‘黑暗中心’。”由于这一特殊的经验,加之深刻了解整个欧洲文明史的变迁,东欧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处的世纪和境况看得非常清楚。他们目睹的种种暴行在20世纪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个世纪的中心事实就是野蛮,是对个人生命和尊严的完全无视,而这一切都是在人类进步的乌托邦名义下进行的。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它与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

  自柏拉图到启蒙运动,欧洲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但随着现代性(即世俗性)的进程,这一主流不断面临非理性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挑战,欧洲文化在世界观上越来越趋向特殊主义,表现为价值的多元化和碎片化。早在1928年,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其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就指出,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诉说普遍价值。他认为,从前的知识分子采用超验和抽象的原理著书立说,探讨那些永恒的普遍事物,尽管“他们也没有阻止住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了仇恨和杀戮,但是他们制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它们而具有的成就感。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他们,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是崇善。这一矛盾是人类的荣耀。人类文明正是在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夹缝中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历史上道德虽然经常遭到破坏,但道德的观念始终还是完整的。

  但是,自从19世纪末以来,受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所宣扬的特殊价值的诱惑,知识分子放弃了捍卫普遍价值的个人独立立场,甘愿成为国家、民族或阶级的附庸,公然鼓吹崇恶的观念。班达将知识分子这种放弃普遍价值,转而追求实际利益和权力的行为称为背叛。在班达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现代人不再相信在国家、民族或阶级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这个秩序实际上就是传统的主客体统一的宇宙图景,而那些坚持精神活动的人必然会关注这种图景下的永恒而普遍的事物。

  正是在班达重新强调普遍主义这个意义上,东欧知识分子坚守了他们的职责。一般而言,生活在不自由社会的人们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往往会发展出更加自私的品质,但那些追求精神活动的人们同时也能产生出自由人所没有的对真理的感受。即使这种感受是多么不合时宜,他们也照样会有着追求真理的自信,就像捷克作家哈维尔所说:“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必须降到痛苦的最底层,就像为了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

  由于处在“黑暗中心”,他们更能看清现代性的真正危机所在——既不是理性的建构,也不是非理性的自我,而是社会伦理的普遍缺失。他们对乌托邦社会的批判,主要也是基于伦理价值的立场。从寻求失去的意义出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从前那种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念,思考某种超验事物的存在,强调理性与良知的结合,并把这种结合视为人的统一性与唯一性。捷裔美国学者厄纳兹姆·科哈克即注意到东欧观念的超验维度,称其为“中世纪的现实主义”。

  为了阐明东欧知识分子的观念,同时避免概述式的历史叙述,本书首先从观念史的角度,就现代性、理性与浪漫、乌托邦理念三个重要问题,对东欧知识分子的言说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然后将昆德拉、哈维尔和克里玛三位捷克作家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和比较他们在创作和文论中所展示的思想。对于观念的考察,从文学切入是一个有效的角度,这是因为严肃的作家往往是根据某种价值去观察事实。在东欧国家则体现为历史目标与生活目标的冲突,情感(非理性)与理性的冲突。同时,这三个人都是思想型、知识型的作家,喜欢在作品中讨论人生问题,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既是一种见证的文学,又是一种观念的文学,这使得本书可以从观念角度去研究他们的作品。

  总体上讲,东欧知识分子具有坚定的个人自由观念和反抗极权体制的共同倾向,在其作品中对非人化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由于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文学知识分子,其专业兴趣和知识使得他们更多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关注现代的重大问题和意义危机,探讨人的存在境况和人的心灵的积极或消极的素质,这些重大问题和人的素质在东欧的特殊语境下体现得尤为充分,促使他们重新去思考欧洲文明的伦理基础。因此,在分析这三位作家的思想时,本书将不局限在文学批评的范畴,而是采用文学、哲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正是他们对世界和人生所持有的整体性认识,使我意识到,现代那种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以及纯粹艺术形式的分析,既无法理解他们的创作,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真正价值所在。

  由于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撰写一部东欧文学史,所以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昆德拉、哈维尔和克里玛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观念上。我觉得这三位作家代表了东欧知识分子的独特观念,同时他们对于理性、情感和欲望的态度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分别代表了在世界观上强调经验与强调超验,在创作观上偏重反讽与偏重激情的两类东欧作家,通过对他们思想的比较可以阐明东欧观念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昆德拉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在观念和写作上更接近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实采取的是解构意义的方式,当他反讽的对象指向捷克社会现实时,他对人类激情的批判入木三分,充满智力上的优越感。他憎恶历史运动的非人化倾向,尤其是它的绝对化,因为它摧毁了个人自由和生活的多样性。但是,当他将反讽的目光投向存在的意义时,却又走向了价值虚无。

  哈维尔是一位有着强烈道德情感的人,他意志坚强,热爱正义,在文学创作上采用荒诞派的写法,却具有宗教式的超验意识,坚信有一个高于人类的绝对的存在。在对世界的根本认识上,哈维尔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和普遍主义者,强调良知与理性的结合,对现实采取的是建构意义的方式,即以认识论的乌托邦去反抗社会的乌托邦,这赋予他一种罕见的道德勇气和责任感。

  克里玛可以说是介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他采用写实的方法描写荒诞现实,对生活的日常性抱有亲切的人文主义的理解,同时又对永恒、普遍和抽象的道德价值有着持续的关怀和热情,这使他的作品既有现实的批判性,又有寻求意义世界的抒情性。本书也讨论了克里玛在捷克转型之后的作品,自由制度并没有使社会的精神危机消失,对克里玛来说,寻求意义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

  总之,无论这三位作家在观念上存在着多大分歧,他们之间仍然具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对人类命运的强烈不安。这表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与激情,有的怀疑通向玩世,有的怀疑通向探索;有的激情导致专制思维,有的激情导致个人精神独立。正如波兰学者米奇尼克在评价科拉科夫斯基关于牧师和弄臣这两种欧洲思维模式时指出,只要保持谦虚和虔敬,这两种思维模式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昆德拉早期的怀疑和反讽解构了极权思维的价值绝对,同时也激发了哈维尔和克里玛的激情与信仰,去探求价值的超验根源,从而揭示出现代人主观思维的虚无主义实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性的问题上,他们都是反历史主义的,认为正是历史主义降低了人对德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