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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马良怀:中国文人脱离于士人,又合流于士人

2019-1-8 10:01:24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刘锐 选稿:桑怡

原标题:讲座︱马良怀:中国文人脱离于士人,又合流于士人

  2019年1月2日,“华大古史论坛(第四十一期)·学术讲座之三十四”于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讲座主题为“中国文人的出现和发展”,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良怀教授主讲,张达志副教授主持。本场讲座吸引了自秦汉至近现代各个时段、领域的专家学者,如先秦秦汉史专家赵国华教授、明清社会艺术史专家刘中兴教授、近代中国法律社会史付海晏教授等。此外,来自湖北地区各大高校的3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习旁听。

  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言,对于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概念弄清楚并给予清晰的界定。以往对于文人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并不清晰,导致一些作品中时常将“文人”与“文化人”混淆使用;而目前学术界也尚未给予“文人”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往往将“士人”、“文人”、“文士”等等知识人的概念混为一谈,所以讲座伊始马良怀对题目中“出现”二字的使用予以解释说明,他指出因为“文人”这一群体是从士人群体中分化出来,并非独立生成的,所以在主题里使用“出现”二字相较于“产生”更为妥当。

  文人与士人

  马良怀认为,中国的文人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是从士人中间分化出来的。至少在西周时期,士人阶层就已是统治阶级一部分,属于贵族阶层,是亚于君、卿、大夫的低层贵族。在孔老夫子之前,只有贵族才享有教育的权利,于是士人凭借教育逐渐成为文化人。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开始从贵族阶层中脱离出来,同时一部分自由民开始上升成为士人,这样一升一降导致了士这一群体的扩大。

  余英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无根的游士”与各个诸侯王之间不存在君臣关系,这是“士”自身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西汉时期,汉武帝推行察举征辟制,由于此时国家处于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那些“无根的游士”不再拥有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条件,他们只得依附于中央王朝,于是不得不学习儒家经典,遵守儒家规范。此时,各个家族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属于自己家族的“千里驹”,让他们入朝为官,为家族带来荣耀与利益。这个时候的士人和官僚可以说划上了等号,士人不再是自由人了,他们必须同时挑起家族和国家所附压在身上的两个重担。

  文人自然是属于文化人的一部分,战国时期从士人之中分化出来以后,二者之间便有了重大的区别,同时士人群体中的某些特点也始终存在于文人群体之中。这一时期,士人把道德追求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具有一种积极入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对整个社会予以深切关怀的精神;同时他们又是注重社会秩序、外在规范、群体利益、人格气节、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的一群人,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和准则。文人则重个体、重性情、重自我的主体感受、重理想人格和精神意境的塑造与开拓、重文学艺术的全面发展。同时,他们喜好庄子的思想,反对社会对人的约束和异化,追求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和一种自由、浪漫的生存方式。战国时期文人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屈原和宋玉。

  文人的土壤

  马良怀指出,文人的出现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因素。以黄河流域为据点的儒家文化和以长江流域为据点所形成的道家文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两种文化。而中国文人的摇篮就在长江流域、楚文化的范围内。长江穿行于南方的青山秀水之中,这里山高水阔、湖泊纵横、云雾缭绕,弥漫着一种神秘虚幻和幽深。所以长江的水所孕育出来的是一种与黄河流域风格迥异的文化,这种文化柔弱似水、空灵飘逸、风情万种,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宏阔的思维、飞扬的激情,充满着对天地万物强烈的好奇与同情之心,执著于追问和探索。可见,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对于楚文化的形成及文人的出现至关重要。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地理环境与北方的差异再次对文人特征进行了塑造。

  我国古代文人的出现、发展都与庄子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理由有二:一是庄子的作品、思想以及行为方式本身就具备着鲜明的文人特征,并且是显现出这一特征的第一人。第二个理由是庄子的思想、理论塑造出了古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庄子可以说是中国的文人之父。

  西汉时期的文人有三个特点。第一,从创作的体裁来看,从西汉到东汉前期,创作的主要是散体大赋。第二,这一时期的文人情趣不是很浓。比如说“琴棋书画”、赏乐游宴这一类的东西在他们的作品和生活方式里均很少见到。第三,从西汉到东汉前期,很难见到文人之间的密切的交往,都是一个一个文人的生活图景。代表人物是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东方朔等。

  后来从东汉中叶开始,文人逐渐地朝着独立阶层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特点亦有三项。其一,文体上从散体大赋中抽身出来,转向于抒情小赋的努力和发展;其二,七言诗的出现,相比与四言诗有更大的含量,更便于抒情。其三,道家心境,注重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总的说来,东汉时期,文人的队伍在不断增大。如《后汉书》中就增添了《文苑传》,其中许多文人都有恃才傲物的特点,恃的就是他们的文才,是他们于文学创作之上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相应地,文人之文在不断地扩展,人们转向自己的内心,向自己生活的内容去拓展。一阵凉风、一张琴、一支长笛等等,都可以作为创作题材。与此同时,“文”的地位不断增强,突破从前“雕虫小技”的观念。代表人物是张衡、马融、蔡邕。

  马良怀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历史上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人把自己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意识到自己是异于禽兽的万物之灵。第二次是汉魏之际个体从群体中独立出来,意识到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是纯个体的事,与他人无关,即人的觉醒。其次,随着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天人感应神学的崩溃以及庄园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自由,这样就削弱了人们对朝廷的依赖,给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带来变化。此外,东汉时期鸿都门学的出现也促进了艺术的大发展。


  讲座现场

  文人与士人的合流

  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发展于邺下地区。邺下文人冲破儒家礼法的束缚,追求自由、浪漫的人生,由此而展开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文人形成团体,一起创作,一起追求一种文人雅趣的生活方式。邺下文人集团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诞生,文学摆脱了对世俗政权的阿谀奉承,也摆脱了代圣贤立言,为圣人作注的依附地位,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独立的生命而出现于艺苑之中。其代表性作品如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在此书信中回忆了与吴质等人畅游宴饮的美好往事,并对如今物是人非的情景发出无限感慨,全文情真意切,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章比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时文人的地位开始有了明显提高。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些文人传统文人的身份标记也是形成于邺下。

  魏晋之际司马氏代曹对当时文人冲击很大,他们通常表现出抗拒礼法、苦闷、重超越、率性等特征,所以西晋时期文人的人格缺陷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重要关联,其中的代表是“竹林七贤”。不过,认为竹林是文人聚会之最的说法有误,邺下才是聚会之最。

  东晋文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生活情趣化、活动家族化、人生诗意化以及由京城到山野四个方面。受永嘉之乱的影响,人们认识到和国家对抗的结果可能是亡族灭种,于是普遍接受内圣外王思想。与此同时,世家大族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即世家大族与皇族共持国家的政治管理模式。再者,人们对自然美的发现也为文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简单地说,隋唐时期科举制的产生引发了文人与士人的合流,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讲究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大异,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逐渐呈现出“平民化政治”的特点,从隋唐至明清时期,文人与士人的合流一直是主流不曾断绝。到了元代及明中后期,较“纯”文人开始涌现。文人在与士人合流之后的还是有一些比较纯粹的代表,具体说来有这样两个群体。一是在元代,文学艺术成了一种游戏人生的途径。另一个是明代中叶之后,如唐寅、仇英、祝枝山、文征明,乃至清代的“扬州八怪”,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艺术转换成商品,进入到流通流域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开始了一种纯文人的生活。但是,与魏晋时期的文人相比较,二者之间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在魏晋文人的身上,具有一种贵族的气质,是一群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而在明中叶到清初的文人的身上,则多了一些市民的俗气和痞气。如面对艺术,魏晋人视作神圣,而明清之际的文化人则视为商品。

  鸿都门学

  互动讨论环节,赵国华教授对鸿都门学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他指出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的秦汉篇中运用了翔实的史料,但在认识思想史相关问题上却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对历史的具体场景不太熟悉,对史料的解读也存在一些问题。此外,教育学与文学方面的学者在谈论鸿都门学时也大多不符合史实,存在过度解读的现象。基于以上情况,赵国华认为有必要将鸿都门学的实际内容解释清楚。

  严格来说,由于鸿都门生从事的是书法、篆刻之类的艺术创作,没有思想创造性,所以不当列入思想史讨论范畴,而侯外庐先生将鸿都门学中的门生视作秦汉时期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就有些过当了。如今,有些学者将鸿都门学比作是中国第一所专科艺术大学,这种说法显然是为了吸引眼球,因为鸿都门学不具备一个学校所需要具备的基本要素,没有相应的教程及管理措施且存在时间较短。更有甚者,将鸿都门学想作是宦官们所设立来与当时名士们所在的太学相对抗的工具,这种说法就更加脱离实际史实了。文学界中,部分学者认为鸿都门学的出现对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说法也有夸张的成分,若聚焦到个人,鸿都门生中实际不见对文学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赵国华最后指出,关于鸿都门学的研究,以后可以更多地关注鸿都门生。

  魏晋、明清艺术品之比较

  刘中兴教授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对明清之际艺术品商品化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解读,并提出历史时期书画价值的演变问题。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将中国画史上的画家分为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两大不同的风格体系。无论是士人还是文人,这是一个身份的界定问题,随之导致的就是其作品在市场上的价值问题,显然文人化的作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以及在流通过程中的价值更高。随后,他抛出疑问:山水画在魏晋时期得到了正式的确立之后,书画作品在当时士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具备多大的社会价值?

  马良怀教授认为在绘画方面,魏晋之前尽管有诸如毛延寿之类的画工、画匠存在,但他们都称不上是艺术家。直到魏晋时期,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才真正走进艺术殿堂,这与文人队伍的扩大密切相关,而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功用”、“教化”和“独立生存”三个阶段。书法、绘画、音乐都是文人日常生活内容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视艺术为神圣之物,往往“为艺术而艺术”,这与明清时期有很大的差异。

  三曹文学

  讲座最后还讨论了三曹文学风格的不同及其历史影响。马良怀教授指出文学作为文人之文,它的发展与文人队伍的壮大是息息相关的。鲁迅曾把魏晋时期的文学特点归纳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八个字,这在曹氏父子身上可以得到充分地展现。“清峻”是指用词老道、入木三分,所谓“通脱”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曹操所写《让县自明本志令》就是魏晋时期文章“通脱”的典范之作。曹植、曹丕两人的文章则突出地反映了“华丽壮大”的特征,他们的文章十分讲究对仗、用词,对之后文风的影响更大。而鲁迅本人的文章也具有“清峻通脱”的特点,有人认为鲁迅的文风源自于绍兴师爷,马良怀则认为这种行笔特点实际上是受曹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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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马良怀:中国文人脱离于士人,又合流于士人

2019年1月8日 10:01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讲座︱马良怀:中国文人脱离于士人,又合流于士人

  2019年1月2日,“华大古史论坛(第四十一期)·学术讲座之三十四”于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讲座主题为“中国文人的出现和发展”,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良怀教授主讲,张达志副教授主持。本场讲座吸引了自秦汉至近现代各个时段、领域的专家学者,如先秦秦汉史专家赵国华教授、明清社会艺术史专家刘中兴教授、近代中国法律社会史付海晏教授等。此外,来自湖北地区各大高校的3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习旁听。

  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言,对于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概念弄清楚并给予清晰的界定。以往对于文人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并不清晰,导致一些作品中时常将“文人”与“文化人”混淆使用;而目前学术界也尚未给予“文人”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往往将“士人”、“文人”、“文士”等等知识人的概念混为一谈,所以讲座伊始马良怀对题目中“出现”二字的使用予以解释说明,他指出因为“文人”这一群体是从士人群体中分化出来,并非独立生成的,所以在主题里使用“出现”二字相较于“产生”更为妥当。

  文人与士人

  马良怀认为,中国的文人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是从士人中间分化出来的。至少在西周时期,士人阶层就已是统治阶级一部分,属于贵族阶层,是亚于君、卿、大夫的低层贵族。在孔老夫子之前,只有贵族才享有教育的权利,于是士人凭借教育逐渐成为文化人。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开始从贵族阶层中脱离出来,同时一部分自由民开始上升成为士人,这样一升一降导致了士这一群体的扩大。

  余英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无根的游士”与各个诸侯王之间不存在君臣关系,这是“士”自身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西汉时期,汉武帝推行察举征辟制,由于此时国家处于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那些“无根的游士”不再拥有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条件,他们只得依附于中央王朝,于是不得不学习儒家经典,遵守儒家规范。此时,各个家族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属于自己家族的“千里驹”,让他们入朝为官,为家族带来荣耀与利益。这个时候的士人和官僚可以说划上了等号,士人不再是自由人了,他们必须同时挑起家族和国家所附压在身上的两个重担。

  文人自然是属于文化人的一部分,战国时期从士人之中分化出来以后,二者之间便有了重大的区别,同时士人群体中的某些特点也始终存在于文人群体之中。这一时期,士人把道德追求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具有一种积极入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对整个社会予以深切关怀的精神;同时他们又是注重社会秩序、外在规范、群体利益、人格气节、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的一群人,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和准则。文人则重个体、重性情、重自我的主体感受、重理想人格和精神意境的塑造与开拓、重文学艺术的全面发展。同时,他们喜好庄子的思想,反对社会对人的约束和异化,追求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和一种自由、浪漫的生存方式。战国时期文人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屈原和宋玉。

  文人的土壤

  马良怀指出,文人的出现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因素。以黄河流域为据点的儒家文化和以长江流域为据点所形成的道家文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两种文化。而中国文人的摇篮就在长江流域、楚文化的范围内。长江穿行于南方的青山秀水之中,这里山高水阔、湖泊纵横、云雾缭绕,弥漫着一种神秘虚幻和幽深。所以长江的水所孕育出来的是一种与黄河流域风格迥异的文化,这种文化柔弱似水、空灵飘逸、风情万种,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宏阔的思维、飞扬的激情,充满着对天地万物强烈的好奇与同情之心,执著于追问和探索。可见,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对于楚文化的形成及文人的出现至关重要。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地理环境与北方的差异再次对文人特征进行了塑造。

  我国古代文人的出现、发展都与庄子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理由有二:一是庄子的作品、思想以及行为方式本身就具备着鲜明的文人特征,并且是显现出这一特征的第一人。第二个理由是庄子的思想、理论塑造出了古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庄子可以说是中国的文人之父。

  西汉时期的文人有三个特点。第一,从创作的体裁来看,从西汉到东汉前期,创作的主要是散体大赋。第二,这一时期的文人情趣不是很浓。比如说“琴棋书画”、赏乐游宴这一类的东西在他们的作品和生活方式里均很少见到。第三,从西汉到东汉前期,很难见到文人之间的密切的交往,都是一个一个文人的生活图景。代表人物是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东方朔等。

  后来从东汉中叶开始,文人逐渐地朝着独立阶层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特点亦有三项。其一,文体上从散体大赋中抽身出来,转向于抒情小赋的努力和发展;其二,七言诗的出现,相比与四言诗有更大的含量,更便于抒情。其三,道家心境,注重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总的说来,东汉时期,文人的队伍在不断增大。如《后汉书》中就增添了《文苑传》,其中许多文人都有恃才傲物的特点,恃的就是他们的文才,是他们于文学创作之上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相应地,文人之文在不断地扩展,人们转向自己的内心,向自己生活的内容去拓展。一阵凉风、一张琴、一支长笛等等,都可以作为创作题材。与此同时,“文”的地位不断增强,突破从前“雕虫小技”的观念。代表人物是张衡、马融、蔡邕。

  马良怀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历史上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人把自己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意识到自己是异于禽兽的万物之灵。第二次是汉魏之际个体从群体中独立出来,意识到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是纯个体的事,与他人无关,即人的觉醒。其次,随着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天人感应神学的崩溃以及庄园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自由,这样就削弱了人们对朝廷的依赖,给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带来变化。此外,东汉时期鸿都门学的出现也促进了艺术的大发展。


  讲座现场

  文人与士人的合流

  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发展于邺下地区。邺下文人冲破儒家礼法的束缚,追求自由、浪漫的人生,由此而展开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文人形成团体,一起创作,一起追求一种文人雅趣的生活方式。邺下文人集团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诞生,文学摆脱了对世俗政权的阿谀奉承,也摆脱了代圣贤立言,为圣人作注的依附地位,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独立的生命而出现于艺苑之中。其代表性作品如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在此书信中回忆了与吴质等人畅游宴饮的美好往事,并对如今物是人非的情景发出无限感慨,全文情真意切,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章比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时文人的地位开始有了明显提高。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些文人传统文人的身份标记也是形成于邺下。

  魏晋之际司马氏代曹对当时文人冲击很大,他们通常表现出抗拒礼法、苦闷、重超越、率性等特征,所以西晋时期文人的人格缺陷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重要关联,其中的代表是“竹林七贤”。不过,认为竹林是文人聚会之最的说法有误,邺下才是聚会之最。

  东晋文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生活情趣化、活动家族化、人生诗意化以及由京城到山野四个方面。受永嘉之乱的影响,人们认识到和国家对抗的结果可能是亡族灭种,于是普遍接受内圣外王思想。与此同时,世家大族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即世家大族与皇族共持国家的政治管理模式。再者,人们对自然美的发现也为文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简单地说,隋唐时期科举制的产生引发了文人与士人的合流,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讲究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大异,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逐渐呈现出“平民化政治”的特点,从隋唐至明清时期,文人与士人的合流一直是主流不曾断绝。到了元代及明中后期,较“纯”文人开始涌现。文人在与士人合流之后的还是有一些比较纯粹的代表,具体说来有这样两个群体。一是在元代,文学艺术成了一种游戏人生的途径。另一个是明代中叶之后,如唐寅、仇英、祝枝山、文征明,乃至清代的“扬州八怪”,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艺术转换成商品,进入到流通流域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开始了一种纯文人的生活。但是,与魏晋时期的文人相比较,二者之间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在魏晋文人的身上,具有一种贵族的气质,是一群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而在明中叶到清初的文人的身上,则多了一些市民的俗气和痞气。如面对艺术,魏晋人视作神圣,而明清之际的文化人则视为商品。

  鸿都门学

  互动讨论环节,赵国华教授对鸿都门学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他指出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的秦汉篇中运用了翔实的史料,但在认识思想史相关问题上却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对历史的具体场景不太熟悉,对史料的解读也存在一些问题。此外,教育学与文学方面的学者在谈论鸿都门学时也大多不符合史实,存在过度解读的现象。基于以上情况,赵国华认为有必要将鸿都门学的实际内容解释清楚。

  严格来说,由于鸿都门生从事的是书法、篆刻之类的艺术创作,没有思想创造性,所以不当列入思想史讨论范畴,而侯外庐先生将鸿都门学中的门生视作秦汉时期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就有些过当了。如今,有些学者将鸿都门学比作是中国第一所专科艺术大学,这种说法显然是为了吸引眼球,因为鸿都门学不具备一个学校所需要具备的基本要素,没有相应的教程及管理措施且存在时间较短。更有甚者,将鸿都门学想作是宦官们所设立来与当时名士们所在的太学相对抗的工具,这种说法就更加脱离实际史实了。文学界中,部分学者认为鸿都门学的出现对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说法也有夸张的成分,若聚焦到个人,鸿都门生中实际不见对文学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赵国华最后指出,关于鸿都门学的研究,以后可以更多地关注鸿都门生。

  魏晋、明清艺术品之比较

  刘中兴教授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对明清之际艺术品商品化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解读,并提出历史时期书画价值的演变问题。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将中国画史上的画家分为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两大不同的风格体系。无论是士人还是文人,这是一个身份的界定问题,随之导致的就是其作品在市场上的价值问题,显然文人化的作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以及在流通过程中的价值更高。随后,他抛出疑问:山水画在魏晋时期得到了正式的确立之后,书画作品在当时士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具备多大的社会价值?

  马良怀教授认为在绘画方面,魏晋之前尽管有诸如毛延寿之类的画工、画匠存在,但他们都称不上是艺术家。直到魏晋时期,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才真正走进艺术殿堂,这与文人队伍的扩大密切相关,而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功用”、“教化”和“独立生存”三个阶段。书法、绘画、音乐都是文人日常生活内容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视艺术为神圣之物,往往“为艺术而艺术”,这与明清时期有很大的差异。

  三曹文学

  讲座最后还讨论了三曹文学风格的不同及其历史影响。马良怀教授指出文学作为文人之文,它的发展与文人队伍的壮大是息息相关的。鲁迅曾把魏晋时期的文学特点归纳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八个字,这在曹氏父子身上可以得到充分地展现。“清峻”是指用词老道、入木三分,所谓“通脱”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曹操所写《让县自明本志令》就是魏晋时期文章“通脱”的典范之作。曹植、曹丕两人的文章则突出地反映了“华丽壮大”的特征,他们的文章十分讲究对仗、用词,对之后文风的影响更大。而鲁迅本人的文章也具有“清峻通脱”的特点,有人认为鲁迅的文风源自于绍兴师爷,马良怀则认为这种行笔特点实际上是受曹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