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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光:仲雍的形象是如何丰满起来的

2019-1-4 12:41:44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张剑光 选稿:桑怡

原标题:张剑光:仲雍的形象是如何丰满起来的

  张学锋先生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撰成《吴国历史的再思考——以今年来苏南春秋古城遗址的发掘为线索》(刊于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博论丛》第二辑),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转载(2018年12月22日),题作《句吴是早期方国,泰伯奔吴不可信》。他认为周武王伐纣灭商胜利,寻找逃出关中的太伯和仲雍之后,见到周章在吴地称王,就封虞仲于夏虚,虞仲所封之国称虞国,后被晋国灭亡。在后世的传说中,因 “虞”字的音部为“吴”,虞、吴二字上古时音同或音近,可以通假,遂将江南的吴王周章附会成了虞仲(封于虞地的次子)的兄长。他认为“最终将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冠于句吴历史之上的,就目前所知,似乎还是司马迁”,而司马迁在撰述《吴太伯世家》时,对史实的考辨并不一定准确。

  对仲雍的事迹,我并不完全赞同张学锋的看法,但还是有一些相近的见解。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由于怕谈的问题比较敏感,对自己的观点没有过分地强调。

  在文章中,我谈到由于泰伯和仲雍是兄弟两个,而且泰伯是长子,史书记载他们两人的事迹时往往放在一起,这样造成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泰伯的身上,对泰伯的生平的探讨比较丰富,但专门谈仲雍的文章却很少。因而我尝试对文献记载中的仲雍生平脉络进行梳理,最终却发现今天留给我们的仲雍形象,其实是历代学者不断添加的结果。所以在文章中,我把记载仲雍的资料按时间先后排列,马上就可以看出仲雍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仲雍的早期形象

  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古公亶父几个儿子的资料应该是《诗经》。

  在《皇矣》一诗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汉代郑玄注解该诗道:“作, 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时则然矣。太伯让于王季而文王起。”该诗中谈到了太伯和王季两人关系十分和谐。南宋朱熹在《诗集传》卷16对诗中提到的这种和谐关系加以解释,认为:“于是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大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则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无待于勉强。”最早的资料谈到古公的两个儿子,其中太伯对周族开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劳的,王季对长兄极其友善,用朱熹的话说王季接受了王位,当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样子。不过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诗中没有谈到仲雍。

  关于仲雍的记载,是从《左传》开始的。该书中共有两条资料谈到了仲雍。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虢国大夫宫子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这里宫子奇的意思是说,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泰伯不从父命,未能继承王位。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12的注解说:“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这里的虞仲,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仲雍。按这一句的解释,我们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他们没有听从父命, 所以把国家让给了季历而自己跑到吴地去了。宫子奇说这话的时候,距商末周初已过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经常被人们提及。但奔吴是杜预的说法,宫子奇口里没有提到。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这里的回答谈到了春秋时人们对太伯和仲雍事迹的描绘:太伯是穿戴整齐,用周礼治理刚建立的国家。大伯死后,继位的仲雍改变治国的方式,不再单纯用礼致化,而是入乡随俗,效仿当地风气,断发文身。《左传》并没有谈到太伯和仲雍治理的是哪个国家,但晋代杜预注云:“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适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杜预认为仲雍是将礼与“吴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的意思是兄弟两人治理的是吴国。

  今本《竹书纪年》卷下详细记载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传给他,而仲雍和太伯这两个哥哥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不影响季历的即位,来到了江南,最后至死也没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基业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遂让出位子,离开岐周来到“越”,应该指南方。

  《逸周书 世俘解》云:“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按这里的意思,指武王克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们报告了殷人的罪孽,说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经有做国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们与大王、季历、文王同时祭祀。

  稍后的孔子对仲雍也有评论。《论语·微子篇》中谈到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评价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认为虞仲能逃世隐居,行为廉洁,抛弃权术。有人认为仲雍兄弟是两人一起逃到南方的,为何只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泰伯?他们推测这里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其实这种推测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论语》中孔子对泰伯有专门的评价,孔子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兄弟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绩。《论语·泰伯》中孔子对泰伯有最高的评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是多次让王位,所以他的行为已达到“至德”的高度。也许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随泰伯隐居,他与王位关系不是很大,最多只是放弃了继承王位的一点可能性,但他终身不后悔在落后地区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应该说也是了不起的。

  附带一提,《穆天子传》对泰伯让王位也有所记载:“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这段话中说太王古公亶父统治着西土的周王国,而封他的大儿子太伯到东吴去,给了他财宝和管理的权力。《穆天子传》中的一些记载不少学者认为不可靠,一些人认为此书是汉代以后人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如吴浩坤先生在《“太伯奔吴说”不宜轻易否定》(《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4期)认为:“按《穆传》与《纪年》等同出汲冢,是战国时的作品当无疑问。” 为便于比较分析,我们姑且将这条资料附列于此。这大概是最早关于太伯在东吴的资料了,不过其中并没有谈到仲雍。

  从上述先秦各书来看,对仲雍这个人物的记载没有系统性,除《竹书纪年》外,大多是别人口里谈到的仲雍,并不是直接的史家描述,但大致可以看出仲雍这个人是存在的。概括起来有这样两点:其一,仲雍是古公的儿子,泰伯让出王位,带了仲雍隐逸了起来,而且终身没有再回到关中。让出王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孔子称为至德;而仲雍尽管没有让出王位的需求,但他为了不拂父意,让季历继承王位不再有任何障碍,也隐居了,同样得到了孔子的好评。其二,泰伯将古公治周族的礼法搬到了某个国家,而仲雍用入乡随俗的办法,改变了治理的方式,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应该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当然他可能并没有放弃太伯用周礼治国家的办法,而只是调整了治国的方式。至于这个国家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竹书纪年》说是在“越”,《穆天子传》说是在“东吴”。

  二、仲雍在西汉的形象丰满

  仲雍生平事迹开始变得丰满起来,应该是在西汉时期。目前能够查到的西汉记录仲雍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其中《史记》是最早系统记录仲雍和泰伯事迹的史书。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记载明显较以前的文献更长,关于商末期周族的王位变更记载十分详细:“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

  司马迁的记载比先秦的文献增加了不少内容,在论述上与以前的文献也有所不同。大略可以归纳为:(1)太伯和仲雍、季历是太伯的三个儿子。尽管司马迁没有记载这几个儿子在家里的排行,但从伯、仲、季这些用字的习惯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测清楚。(2)太伯和仲雍为了让出王位,“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他们是不想接王位,所以用文身断发这荆蛮的习俗表示自己不再回来了,这与《左传》的“太伯端委,仲雍断发”说法上有较大的不同,这一点历来就有人提出异议。(3)到了荆蛮后,有千余家当地人归顺了他们,所以他们建立了勾吴国。太伯没有儿子,死后将王位传给了仲雍。(4)仲雍接吴国王位后,将王位代代相传。到他的玄孙周章时,周武王派人来到吴国,最后举行了册封,并且将周章弟弟虞仲封到了北方。(5)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太伯和仲雍从一开始就是逃到了吴地,并且后来也没有再回到北方。张学锋认为司马迁是记载太伯和仲雍奔吴的第一人,的确没错,没有司马迁,是很难有这样详尽的前代历史的记载。

  此外,《史记·周本纪》和上引《吴太伯世家》的记载有不少相互交错的地方,但各有侧重,对仲雍的家庭和让王位事件也有详细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这里明确指出了太伯是古公的儿子,虞仲是次子。太伯有位老婆叫太姜,是季历的母亲,一位贤妇人。季历娶了同样是贤妇人的太任,生了个儿子昌,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让出王位的事情,两处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

  与以前的记载相比,《史记》的记载可谓十分完备。司马迁新增了对古公家庭的介绍,使太伯、仲雍礼让王位的原委更加清晰。古公早早看到了昌的身上有圣瑞,昌就是后来也被孔子称为“至德”的周文王,这就说明了太伯兄弟王位让对了人,让得极其准确,让得十分有意义。而让出王位的太伯和仲雍两人在南方十分成功,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护,建立了勾吴,而且王位代代传接十分清晰。显然,司马迁的记述对此前的文献进行了完善和补充,使史实更加清晰,仲雍的生平更加详实。

  先秦文献中比较简略的史料,到了司马迁这里忽然变得丰满起来,他是否有事实依据?的确有一些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载是带着怀疑的神态。当然,我们可以说司马迁编《史记》时,可资利用的材料十分丰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到他:“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金德建先生于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中曾作过统计,指出《史记》征引的文献资料至少在一百种以上。司马迁编书时的确博采群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但于太伯、仲雍事迹的依据,至今我们还是无法知道。

  其实,对《史记》的记载并不要惊奇,因为和司马迁同时期的史料也有相应的记载。相传是景帝时常山太傅韩婴所作的《韩诗外传》,同样提到了仲雍。该书卷10较详细地记载了太伯、仲雍让位的过程:“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诗》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此之谓也。太伯反吴,吴以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灭。”

  这段描述与《史记》相比,更是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一是太伯、仲雍知道太王心思后到了吴地,但大王却在临死前让季历到吴地去找两个哥哥,让位于太伯和仲雍。如果两人不回岐山,季历就可以自己即位,这样可以“有义而安”,道理上讲得过去,又能心安理得。从这段记载来看,太王的个人态度是十分偏向季历。二是太王死后,季历到吴地找到了两位哥哥,太伯和仲雍兄弟知道父亲死的消息,于是跟随季历回岐山操办丧事,极尽孝道。三是丧事办毕后,有“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等情节,似乎以前是太伯让位,现在季历也是在推让。四是在立季历的过程,仲雍说出的一通话最后让季历接了王位。仲雍认为刑有一个要义,就是要扶助弱小低微的,现在季历年纪最小,就推他接王位吧。上述这些新内容不但在史实上和《史记》不一样,而且描写上出现了人物较为详细的对话和内心矛盾,使仲雍的形象变得生动起来。

  上述这些详细的描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仲雍兄弟俩到了吴地后,季历能否想找就找得到他们?仲雍兄弟俩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不可能两次入吴,第一次的“去之吴”有人认为不可能是很远的江南,而是离周原不远的西吴。如叶文宪先生在《从“吴”到“勾吴”——太伯仲雍奔吴的文字学考察》(《铁道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太伯、仲雍奔吴后不久就回国奔丧,之后再次出走奔入荆蛮,不再返回。商周之际通讯、交通远不如今天之通达便捷,若以为太伯、仲雍一次便从关中奔到江南,并能千里迢迢往返自如,实在难以想象。太伯、仲雍首次所奔之地当为周原以西距离不远的西吴,并因兼领当地吴人而得“吴”之名,再次所奔之地才是江南荆蛮所居之地,因为太伯、仲雍是举族南迁,所以就把“吴”的地名也带到了江南,并成为姬姓吴人的始祖。

  西汉后期刘向的《列女传》是专门记录西汉以前杰出女性的著作,卷1《周室三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美。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这段话对《史记》作了补充,因为《史记》只说太姜是季历的母亲,现在这里说三个儿子都是太美生的。以往有学者根据《史记》认为太姜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制,所以太伯和仲雍虽为长但不是嫡妻生的,没有资格登上王位,可能猜测的成份较浓重。刘向认为三人都是太姜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让位更可值得后人的敬重。但同样我们不知刘向的依据是什么。

  结合西汉这几部记录仲雍的文献来看,对仲雍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记载已是十分详细;对仲雍与太伯奔吴的记载虽有不同,但因果原委更加深入;对王位的推让过程也有详细叙述,仲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醒目。这些记载都没有见到有什么依据,突然之间人物形象的丰满,我们认为或多或少加入了西汉时期人们主观创造的成份,在仲雍这个人物的基本情况下,人们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感情色彩的描写。

  三、仲雍在东汉时形象的继续丰满

  仲雍这一人物角色的充实和鲜活,在东汉时更上了一层楼。这一时期记录其生平的文献多了起来,在描述上主要是对前代文献进行增补,相关史事更为具体。

  东汉前期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对仲雍和泰伯有一段简单的描述:“周太王亶父兴岐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记载仲雍兄弟俩人奔荆蛮时用了一个借口,是为了采摘药材,这在西汉及以前的记载中是从没有的。班固的记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他增加的内容,是力图想把泰伯和仲雍南奔的原因说是更为合情合理。

  东汉初年,赵晔编了一本专门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历史的《吴越春秋》。此书约编于公元80年之后,汉章帝朝的后期,多少受到《汉书》等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关于吴国的起源追溯到第一任国王泰伯和第二任国王仲雍。书中的记载,不仅与《史记》能互为印证,且描写更为详尽:“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太子发立……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简子叔达,达子周章。”

  这段描写远比《史记》和《汉书》要细致,其中增加的内容有这样几处:一是仲雍兄弟俩理解了父意“望风知指”后有一句对话,“历者,适也”,认为父亲的选择是对的。二是古公生病后兄弟俩认为他的寿命差不多了,于是找了个借口,以替父采药为名到了衡山,然后再到荆蛮之地。三是与《竹书纪年》的记述相差不多地说兄弟俩在父亲死后回家办了丧事,不过两人回到南方后就建立了吴国,自号勾吴。有人问他“凭什么称为勾吴呢”,泰伯说:“我排行老大应该继承君位,却没有儿子能继承我的位子,看来应该受封的是吴仲,所以我把自己的住地称为勾吴,这不是比较合适的比喻。”讲清了“勾吴”这一概念的真实来源。四是泰伯兄弟俩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与他们建立的勾吴发展较快有关。同时期北方周代商,战争不断,而南方的吴国却建立起了庞大的城市,依托城墙,农业生产得到保障。显然,这里突出了仲雍和泰伯俩人不但人品风格较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在南方建立了吴国,发展了农业,建立了城市,为南方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是关于仲雍最为系统最为详细的记载。

  同时期还有一些文献谈到了泰伯和仲雍让位的事迹。如同样编于汉章帝时期王充的《论衡》,在卷3《初禀篇》中云:“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此犹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主要是强调王季的儿子昌很小的时候就受命于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去争王位。卷14《谴告篇》中虽没有专门谈到仲雍,却提出太伯是以采药为名以避王季的,之后在吴立国:“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这里的“历者,适也”和到吴越的采药,我们可以看到与《吴越春秋》上的记载特别相像。如果说这段话《论衡》不是来源于《吴越春秋》,那么也可以说它与《吴越春秋》采用了同一来源的材料。又卷23《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史记》说太伯“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这里王充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太伯因为断发了,就说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通话其他的文献未见描述,只是出于王充的笔下。

  此外如王符《潜夫论》卷9云:“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仲雍嗣立,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他将《左传》的“端委以治周礼”,解释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礼”,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似乎更符合东汉人的看法。

  大体而言,至东汉,关于仲雍生平的描写已达到一个高峰,人们在不断地发掘和提炼仲雍和泰伯资料的过程中,渐渐地对两位圣人加以美化,细节描写增多,人物的心理活动不断丰富,个性越来越生动,对话变得详细。关于仲雍的基本事实,东汉的文献都是认同的,所以主体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却更加充实,使一个本该远去的人物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这种层层叠加的堆积,必然不可避免地会使后人担心起关于仲雍史实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文献中仲雍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仲雍这个人在历史上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否奔吴,先秦的文献中并没有肯定的说法。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汉时期记录仲雍的生平资料越来越详细,内中免不了有学者凭空创造的成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种文献关于仲雍的基本史实都是有依据的,所以他们述说的仲雍事迹还是可以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对仲雍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发现,仲雍的形象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由于仲雍与泰伯让国奔吴的行为,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礼让、孝恕的道德标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称颂,因而关于他的形象就在不断堆积。大体而言,汉代以后文献记载中的仲雍,已不再是仲雍原本生平的叙述,而是两汉时期人们需要的仲雍。他们需要对仲雍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推崇,对仲雍的道德和思想加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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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4日 12:4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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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仲雍的早期形象

  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古公亶父几个儿子的资料应该是《诗经》。

  在《皇矣》一诗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汉代郑玄注解该诗道:“作, 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时则然矣。太伯让于王季而文王起。”该诗中谈到了太伯和王季两人关系十分和谐。南宋朱熹在《诗集传》卷16对诗中提到的这种和谐关系加以解释,认为:“于是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大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则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无待于勉强。”最早的资料谈到古公的两个儿子,其中太伯对周族开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劳的,王季对长兄极其友善,用朱熹的话说王季接受了王位,当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样子。不过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诗中没有谈到仲雍。

  关于仲雍的记载,是从《左传》开始的。该书中共有两条资料谈到了仲雍。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虢国大夫宫子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这里宫子奇的意思是说,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泰伯不从父命,未能继承王位。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12的注解说:“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这里的虞仲,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仲雍。按这一句的解释,我们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他们没有听从父命, 所以把国家让给了季历而自己跑到吴地去了。宫子奇说这话的时候,距商末周初已过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经常被人们提及。但奔吴是杜预的说法,宫子奇口里没有提到。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这里的回答谈到了春秋时人们对太伯和仲雍事迹的描绘:太伯是穿戴整齐,用周礼治理刚建立的国家。大伯死后,继位的仲雍改变治国的方式,不再单纯用礼致化,而是入乡随俗,效仿当地风气,断发文身。《左传》并没有谈到太伯和仲雍治理的是哪个国家,但晋代杜预注云:“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适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杜预认为仲雍是将礼与“吴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的意思是兄弟两人治理的是吴国。

  今本《竹书纪年》卷下详细记载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传给他,而仲雍和太伯这两个哥哥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不影响季历的即位,来到了江南,最后至死也没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基业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遂让出位子,离开岐周来到“越”,应该指南方。

  《逸周书 世俘解》云:“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按这里的意思,指武王克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们报告了殷人的罪孽,说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经有做国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们与大王、季历、文王同时祭祀。

  稍后的孔子对仲雍也有评论。《论语·微子篇》中谈到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评价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认为虞仲能逃世隐居,行为廉洁,抛弃权术。有人认为仲雍兄弟是两人一起逃到南方的,为何只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泰伯?他们推测这里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其实这种推测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论语》中孔子对泰伯有专门的评价,孔子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兄弟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绩。《论语·泰伯》中孔子对泰伯有最高的评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是多次让王位,所以他的行为已达到“至德”的高度。也许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随泰伯隐居,他与王位关系不是很大,最多只是放弃了继承王位的一点可能性,但他终身不后悔在落后地区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应该说也是了不起的。

  附带一提,《穆天子传》对泰伯让王位也有所记载:“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这段话中说太王古公亶父统治着西土的周王国,而封他的大儿子太伯到东吴去,给了他财宝和管理的权力。《穆天子传》中的一些记载不少学者认为不可靠,一些人认为此书是汉代以后人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如吴浩坤先生在《“太伯奔吴说”不宜轻易否定》(《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4期)认为:“按《穆传》与《纪年》等同出汲冢,是战国时的作品当无疑问。” 为便于比较分析,我们姑且将这条资料附列于此。这大概是最早关于太伯在东吴的资料了,不过其中并没有谈到仲雍。

  从上述先秦各书来看,对仲雍这个人物的记载没有系统性,除《竹书纪年》外,大多是别人口里谈到的仲雍,并不是直接的史家描述,但大致可以看出仲雍这个人是存在的。概括起来有这样两点:其一,仲雍是古公的儿子,泰伯让出王位,带了仲雍隐逸了起来,而且终身没有再回到关中。让出王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孔子称为至德;而仲雍尽管没有让出王位的需求,但他为了不拂父意,让季历继承王位不再有任何障碍,也隐居了,同样得到了孔子的好评。其二,泰伯将古公治周族的礼法搬到了某个国家,而仲雍用入乡随俗的办法,改变了治理的方式,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应该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当然他可能并没有放弃太伯用周礼治国家的办法,而只是调整了治国的方式。至于这个国家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竹书纪年》说是在“越”,《穆天子传》说是在“东吴”。

  二、仲雍在西汉的形象丰满

  仲雍生平事迹开始变得丰满起来,应该是在西汉时期。目前能够查到的西汉记录仲雍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其中《史记》是最早系统记录仲雍和泰伯事迹的史书。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记载明显较以前的文献更长,关于商末期周族的王位变更记载十分详细:“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

  司马迁的记载比先秦的文献增加了不少内容,在论述上与以前的文献也有所不同。大略可以归纳为:(1)太伯和仲雍、季历是太伯的三个儿子。尽管司马迁没有记载这几个儿子在家里的排行,但从伯、仲、季这些用字的习惯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测清楚。(2)太伯和仲雍为了让出王位,“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他们是不想接王位,所以用文身断发这荆蛮的习俗表示自己不再回来了,这与《左传》的“太伯端委,仲雍断发”说法上有较大的不同,这一点历来就有人提出异议。(3)到了荆蛮后,有千余家当地人归顺了他们,所以他们建立了勾吴国。太伯没有儿子,死后将王位传给了仲雍。(4)仲雍接吴国王位后,将王位代代相传。到他的玄孙周章时,周武王派人来到吴国,最后举行了册封,并且将周章弟弟虞仲封到了北方。(5)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太伯和仲雍从一开始就是逃到了吴地,并且后来也没有再回到北方。张学锋认为司马迁是记载太伯和仲雍奔吴的第一人,的确没错,没有司马迁,是很难有这样详尽的前代历史的记载。

  此外,《史记·周本纪》和上引《吴太伯世家》的记载有不少相互交错的地方,但各有侧重,对仲雍的家庭和让王位事件也有详细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这里明确指出了太伯是古公的儿子,虞仲是次子。太伯有位老婆叫太姜,是季历的母亲,一位贤妇人。季历娶了同样是贤妇人的太任,生了个儿子昌,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让出王位的事情,两处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

  与以前的记载相比,《史记》的记载可谓十分完备。司马迁新增了对古公家庭的介绍,使太伯、仲雍礼让王位的原委更加清晰。古公早早看到了昌的身上有圣瑞,昌就是后来也被孔子称为“至德”的周文王,这就说明了太伯兄弟王位让对了人,让得极其准确,让得十分有意义。而让出王位的太伯和仲雍两人在南方十分成功,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护,建立了勾吴,而且王位代代传接十分清晰。显然,司马迁的记述对此前的文献进行了完善和补充,使史实更加清晰,仲雍的生平更加详实。

  先秦文献中比较简略的史料,到了司马迁这里忽然变得丰满起来,他是否有事实依据?的确有一些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载是带着怀疑的神态。当然,我们可以说司马迁编《史记》时,可资利用的材料十分丰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到他:“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金德建先生于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中曾作过统计,指出《史记》征引的文献资料至少在一百种以上。司马迁编书时的确博采群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但于太伯、仲雍事迹的依据,至今我们还是无法知道。

  其实,对《史记》的记载并不要惊奇,因为和司马迁同时期的史料也有相应的记载。相传是景帝时常山太傅韩婴所作的《韩诗外传》,同样提到了仲雍。该书卷10较详细地记载了太伯、仲雍让位的过程:“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诗》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此之谓也。太伯反吴,吴以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灭。”

  这段描述与《史记》相比,更是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一是太伯、仲雍知道太王心思后到了吴地,但大王却在临死前让季历到吴地去找两个哥哥,让位于太伯和仲雍。如果两人不回岐山,季历就可以自己即位,这样可以“有义而安”,道理上讲得过去,又能心安理得。从这段记载来看,太王的个人态度是十分偏向季历。二是太王死后,季历到吴地找到了两位哥哥,太伯和仲雍兄弟知道父亲死的消息,于是跟随季历回岐山操办丧事,极尽孝道。三是丧事办毕后,有“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等情节,似乎以前是太伯让位,现在季历也是在推让。四是在立季历的过程,仲雍说出的一通话最后让季历接了王位。仲雍认为刑有一个要义,就是要扶助弱小低微的,现在季历年纪最小,就推他接王位吧。上述这些新内容不但在史实上和《史记》不一样,而且描写上出现了人物较为详细的对话和内心矛盾,使仲雍的形象变得生动起来。

  上述这些详细的描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仲雍兄弟俩到了吴地后,季历能否想找就找得到他们?仲雍兄弟俩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不可能两次入吴,第一次的“去之吴”有人认为不可能是很远的江南,而是离周原不远的西吴。如叶文宪先生在《从“吴”到“勾吴”——太伯仲雍奔吴的文字学考察》(《铁道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太伯、仲雍奔吴后不久就回国奔丧,之后再次出走奔入荆蛮,不再返回。商周之际通讯、交通远不如今天之通达便捷,若以为太伯、仲雍一次便从关中奔到江南,并能千里迢迢往返自如,实在难以想象。太伯、仲雍首次所奔之地当为周原以西距离不远的西吴,并因兼领当地吴人而得“吴”之名,再次所奔之地才是江南荆蛮所居之地,因为太伯、仲雍是举族南迁,所以就把“吴”的地名也带到了江南,并成为姬姓吴人的始祖。

  西汉后期刘向的《列女传》是专门记录西汉以前杰出女性的著作,卷1《周室三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美。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这段话对《史记》作了补充,因为《史记》只说太姜是季历的母亲,现在这里说三个儿子都是太美生的。以往有学者根据《史记》认为太姜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制,所以太伯和仲雍虽为长但不是嫡妻生的,没有资格登上王位,可能猜测的成份较浓重。刘向认为三人都是太姜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让位更可值得后人的敬重。但同样我们不知刘向的依据是什么。

  结合西汉这几部记录仲雍的文献来看,对仲雍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记载已是十分详细;对仲雍与太伯奔吴的记载虽有不同,但因果原委更加深入;对王位的推让过程也有详细叙述,仲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醒目。这些记载都没有见到有什么依据,突然之间人物形象的丰满,我们认为或多或少加入了西汉时期人们主观创造的成份,在仲雍这个人物的基本情况下,人们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感情色彩的描写。

  三、仲雍在东汉时形象的继续丰满

  仲雍这一人物角色的充实和鲜活,在东汉时更上了一层楼。这一时期记录其生平的文献多了起来,在描述上主要是对前代文献进行增补,相关史事更为具体。

  东汉前期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对仲雍和泰伯有一段简单的描述:“周太王亶父兴岐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记载仲雍兄弟俩人奔荆蛮时用了一个借口,是为了采摘药材,这在西汉及以前的记载中是从没有的。班固的记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他增加的内容,是力图想把泰伯和仲雍南奔的原因说是更为合情合理。

  东汉初年,赵晔编了一本专门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历史的《吴越春秋》。此书约编于公元80年之后,汉章帝朝的后期,多少受到《汉书》等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关于吴国的起源追溯到第一任国王泰伯和第二任国王仲雍。书中的记载,不仅与《史记》能互为印证,且描写更为详尽:“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太子发立……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简子叔达,达子周章。”

  这段描写远比《史记》和《汉书》要细致,其中增加的内容有这样几处:一是仲雍兄弟俩理解了父意“望风知指”后有一句对话,“历者,适也”,认为父亲的选择是对的。二是古公生病后兄弟俩认为他的寿命差不多了,于是找了个借口,以替父采药为名到了衡山,然后再到荆蛮之地。三是与《竹书纪年》的记述相差不多地说兄弟俩在父亲死后回家办了丧事,不过两人回到南方后就建立了吴国,自号勾吴。有人问他“凭什么称为勾吴呢”,泰伯说:“我排行老大应该继承君位,却没有儿子能继承我的位子,看来应该受封的是吴仲,所以我把自己的住地称为勾吴,这不是比较合适的比喻。”讲清了“勾吴”这一概念的真实来源。四是泰伯兄弟俩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与他们建立的勾吴发展较快有关。同时期北方周代商,战争不断,而南方的吴国却建立起了庞大的城市,依托城墙,农业生产得到保障。显然,这里突出了仲雍和泰伯俩人不但人品风格较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在南方建立了吴国,发展了农业,建立了城市,为南方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是关于仲雍最为系统最为详细的记载。

  同时期还有一些文献谈到了泰伯和仲雍让位的事迹。如同样编于汉章帝时期王充的《论衡》,在卷3《初禀篇》中云:“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此犹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主要是强调王季的儿子昌很小的时候就受命于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去争王位。卷14《谴告篇》中虽没有专门谈到仲雍,却提出太伯是以采药为名以避王季的,之后在吴立国:“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这里的“历者,适也”和到吴越的采药,我们可以看到与《吴越春秋》上的记载特别相像。如果说这段话《论衡》不是来源于《吴越春秋》,那么也可以说它与《吴越春秋》采用了同一来源的材料。又卷23《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史记》说太伯“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这里王充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太伯因为断发了,就说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通话其他的文献未见描述,只是出于王充的笔下。

  此外如王符《潜夫论》卷9云:“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仲雍嗣立,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他将《左传》的“端委以治周礼”,解释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礼”,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似乎更符合东汉人的看法。

  大体而言,至东汉,关于仲雍生平的描写已达到一个高峰,人们在不断地发掘和提炼仲雍和泰伯资料的过程中,渐渐地对两位圣人加以美化,细节描写增多,人物的心理活动不断丰富,个性越来越生动,对话变得详细。关于仲雍的基本事实,东汉的文献都是认同的,所以主体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却更加充实,使一个本该远去的人物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这种层层叠加的堆积,必然不可避免地会使后人担心起关于仲雍史实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文献中仲雍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仲雍这个人在历史上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否奔吴,先秦的文献中并没有肯定的说法。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汉时期记录仲雍的生平资料越来越详细,内中免不了有学者凭空创造的成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种文献关于仲雍的基本史实都是有依据的,所以他们述说的仲雍事迹还是可以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对仲雍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发现,仲雍的形象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由于仲雍与泰伯让国奔吴的行为,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礼让、孝恕的道德标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称颂,因而关于他的形象就在不断堆积。大体而言,汉代以后文献记载中的仲雍,已不再是仲雍原本生平的叙述,而是两汉时期人们需要的仲雍。他们需要对仲雍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推崇,对仲雍的道德和思想加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