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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旭麓先生︱许纪霖:走在时代前面的思考者

2018-12-3 11:23:46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许纪霖 选稿:桑怡

原标题:纪念陈旭麓先生︱许纪霖:走在时代前面的思考者

  【编者按】

  2018年适逢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百年诞辰,也是他逝世三十周年。为更好地梳理传统、致敬前贤,2018年9月7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新陈代谢:陈旭麓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传统”学术研讨会,邀请老中青三代学者深入研讨陈旭麓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深远影响,并选取部分于近日刊发于学报第六期“致敬大师”的专题策划中。本文系此专题文章之一,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文章原题《“设置问题”与“无法之法”的史学大家》。

  陈旭麓先生

  今年是陈旭麓先生诞辰一百年,他离开我们也有三十年了。我记得1987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之后,陈先生就让他的学生周武带话给我,请我到他家里与我谈谈。一个30岁的年轻人,见到陈先生,是如何的诚惶诚恐,他的一口浓重湖南话我也大部分没有听懂,如今记得的,大致只是对我的勉励和夸奖。1988年我硕士毕业,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陈先生,论文题目写的是张君劢的政治思想,虽然稚嫩,也受到了陈先生的谬赞,先生还在给友人的书信里提了一笔。

  陈先生走得那样快、那样早,是谁也没有想到的。70岁,正是他研究的巅峰时期,许多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文字的想法和思考,就随着他的生命离开而被带走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陈先生身后的这三十年,史学界的变迁何其迅速,各种思潮各领风骚三五年,昨天还是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今天就无人问津,被遗忘在历史的故纸堆了。但陈先生的遗作,不温不火,成为穿透历史时光的畅销书,几乎每一个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生都读过他的书。陈先生以“新陈代谢”为核心的研究,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经典范式。

  今天我们纪念陈先生的史学思想,有两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第一,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界,他的学术与思想突破在哪里?第二,陈先生的史学遗产,对于今日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哪些是值得继承的传统?陈先生最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无论从国家政治,思想文化、还是学术层面都是拨乱反正的转折年代。那个时代是开放的、自由的,同时又是保守的、教条的,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一点也不亚于清末民初。作为一个老学者,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了。

  按照我的20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陈先生属于“后五四”一代学者,在1949年之前接受了完整的教养。一些民国过来的老学者,很想趋新,但几十年的洗脑,思想已经僵化,提不出新的、有价值的看法,心有余而力不足。但陈先生不一样,他在民国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底子,以后也没有随波逐流,停止自己的思考,于是,到了思想解放的春天来临,就有了学术上的大爆发。

  最近我重新阅读《陈旭麓文存》,这些著作和文章基本上都写于20世纪80年代,在那个年代,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和深度,有那样独特的视野和角度,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还是“三次革命高潮”、“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是“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突破那些僵硬的研究模式,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

  突破是当时许多学者都在努力的事儿,但陈先生以六十岁的年龄,比大部分人都走得更远。他一直在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什么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在脉络?在阶级分析方法依然是主流传统的时候,他提出要将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在当时可容忍的尺度里面,提醒大家要注意历史本身的内在理路,而不为僵硬的教条所束缚。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跃的,许多年轻人都在玩从西方引进的新理论、新概念,比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等。陈先生不玩理论,但他会注意这些新思潮,内化到自己对历史的思考之中,不露丝毫痕迹。

  陈先生是有自己的历史观的,他不满足于史学的碎片研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演化中提炼出基本的规律和大思路、大脉络。你看他发表的文章,都是一些能够提纲挈领的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一与多、体与用》《论中体西用》《传统、启蒙、现代化》等等。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公共普遍性的重要话题,陈先生不仅是思考者,而且是引领者,他是走在那个时代前面的大家。

  在他的晚年,他提炼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的中国近代史演化观,并且以这一核心主题串讲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陈先生最完整、最具体系性的一部著作,至今为止影响也很大,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经典范式之一。

  这一“新陈代谢”的研究范式,显然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模式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不再是革命、再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推动的历史,而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在当时,这是一个范式的大突破,大革命。

  现代化模式自然有其内在的限制。我在1995年与一批国内的学者共同撰写《中国现代化史》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叙述模式。二十多年过去了,史学界已经对这一模式有了许多反思,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吊诡性也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我相信,假如陈先生活到今天,也会对自己的“新陈代谢”分析范式有进一步的思考和完善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论的进化论者,可能更接近章太炎的“俱分进化化”,善在进化、恶亦进化,他一定会注意到历史发展中的多面性格,这在他留下的多处文字中可以看到端倪。

  我重新阅读陈先生的遗作,最大的感叹是他是一个设定议题的大家,史学界后来成为热点的许多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已经发现了,而且有了相当成熟的看法和论述。比如海派文化、上海学的研究,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研究,以及中等社会的研究等等。

  这几年来我经常向学生提一个问题:是陈景润伟大,还是哥德巴赫伟大?一般人会以为陈景润伟大,因为他接近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了。但在我看来,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解决问题的高手,而是提出问题的大师。胡适所说的 “做学问要从不疑处有疑”,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鼓励学者们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的大家,虽然很有可能一辈自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正是他设定了议题,开创了新的研究论域,让无数后来的人来讨论与攻克难关。什么是有大价值的创新?不是解决了已有问题,而是开创了新问题、新空间。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大学教育至今似乎依然还不明白,总是要求学者和学生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鼓励提出问题,引领研究的新论域、新方向。

  回过头来看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几个大话题,在我看来可能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就举一个例子,陈先生有一篇《神道与圣道》的文章,就提出了一些大问题,中国历史上有孔夫子为代表的上流社会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圣道,也有社会底层的民俗信仰的神道,它们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结构。但是,神道与圣道又是如何互相镶嵌的?圣道是如何神圣化的?比如,儒家究竟是人文教化还是一种宗教?相信圣道的儒家士大夫,为什么依然迷恋“怪力乱神”的神道?在民国初年,康有为搞孔教会,还有包括严复在内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在搞灵学会呢!陈先生在三十年前注意到的重大问题,至今,史学界的研究依然是单薄的。而类似有价值的题目,在陈先生那里还有不少。

  陈旭麓《浮想录》

  陈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到今天还有这么广泛的影响,不一定在于其具体的结论,在我看来,而是有两个,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议题设置的能力,我们今天的不少研究,还是在陈先生提出的大问题、大架构之内。第二,是陈先生独特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陈先生的史学研究方法?我的理解是一种“无法之法”。20世纪80年代,为了突破僵化的传统理论,稍微趋新一点的学者都很迷恋新理论、新方法,似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像自然科学一样,只要有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就包治百病,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一位研究科学出身的青年思想史学者,就很得意地对我说:“你看,用西方的方法论,找中国思想的问题,一抓一个准!”

  不用说,当年初出茅庐的我,也很迷信这套新理论、新方法,好像没有理论,就无法提升。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史学界的风向又变了,从迷信理论转向迷信史料,似乎只要找到独家的史料,特别是终极性的核心史料,历史学就此终结,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陈先生又是如何做研究的呢?我发现,他虽然重视史料,也关注理论,但绝不迷信史料和理论。他既不以史料见长,也不玩弄各种理论。作为一位老派的历史学家,他重视的是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历史的内在脉络和深层意义的体会和解读。陈先生最令人佩服的,是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他都有独到的见识,而且不是一般的见识,而是大见识。

  这种大见识,基于对基本史料的理解,也可能受到了理论的启发,但陈先生绝不卖弄理论,更不堆砌史料,而是以自己理解的历史内在脉络为经纬,将历史事件、人物娓娓道来,穿插于独到的大见识。这种功夫,很难提炼出一种科学的、形式的、规范的方法,那是靠几十年的史学积累和人生阅历慢工细活,煎熬出来的。看起来似乎没有方法,其实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研究大法——无法之法。

  学问做到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研究最后比拼的,不是史料,不是理论,而是境界,既是对历史理解的境界,也是对人生体验的境界。陈先生的晚年学问,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像他的人格一样。作为曾经得到他亲炙的学生一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学术日趋规范化、模式化的今天,陈先生留下的许多好传统反而失去了,被我们丢掉了、忘记了。我认为,对陈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将他的史学研究传统提炼总结出来,化为自己的研究实践,并尽可能地感染、传授给自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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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旭麓先生︱许纪霖:走在时代前面的思考者

2018年12月3日 11:23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纪念陈旭麓先生︱许纪霖:走在时代前面的思考者

  【编者按】

  2018年适逢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百年诞辰,也是他逝世三十周年。为更好地梳理传统、致敬前贤,2018年9月7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新陈代谢:陈旭麓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传统”学术研讨会,邀请老中青三代学者深入研讨陈旭麓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深远影响,并选取部分于近日刊发于学报第六期“致敬大师”的专题策划中。本文系此专题文章之一,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文章原题《“设置问题”与“无法之法”的史学大家》。

  陈旭麓先生

  今年是陈旭麓先生诞辰一百年,他离开我们也有三十年了。我记得1987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之后,陈先生就让他的学生周武带话给我,请我到他家里与我谈谈。一个30岁的年轻人,见到陈先生,是如何的诚惶诚恐,他的一口浓重湖南话我也大部分没有听懂,如今记得的,大致只是对我的勉励和夸奖。1988年我硕士毕业,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陈先生,论文题目写的是张君劢的政治思想,虽然稚嫩,也受到了陈先生的谬赞,先生还在给友人的书信里提了一笔。

  陈先生走得那样快、那样早,是谁也没有想到的。70岁,正是他研究的巅峰时期,许多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文字的想法和思考,就随着他的生命离开而被带走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陈先生身后的这三十年,史学界的变迁何其迅速,各种思潮各领风骚三五年,昨天还是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今天就无人问津,被遗忘在历史的故纸堆了。但陈先生的遗作,不温不火,成为穿透历史时光的畅销书,几乎每一个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生都读过他的书。陈先生以“新陈代谢”为核心的研究,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经典范式。

  今天我们纪念陈先生的史学思想,有两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第一,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界,他的学术与思想突破在哪里?第二,陈先生的史学遗产,对于今日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哪些是值得继承的传统?陈先生最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无论从国家政治,思想文化、还是学术层面都是拨乱反正的转折年代。那个时代是开放的、自由的,同时又是保守的、教条的,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一点也不亚于清末民初。作为一个老学者,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了。

  按照我的20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陈先生属于“后五四”一代学者,在1949年之前接受了完整的教养。一些民国过来的老学者,很想趋新,但几十年的洗脑,思想已经僵化,提不出新的、有价值的看法,心有余而力不足。但陈先生不一样,他在民国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底子,以后也没有随波逐流,停止自己的思考,于是,到了思想解放的春天来临,就有了学术上的大爆发。

  最近我重新阅读《陈旭麓文存》,这些著作和文章基本上都写于20世纪80年代,在那个年代,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和深度,有那样独特的视野和角度,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还是“三次革命高潮”、“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是“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突破那些僵硬的研究模式,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

  突破是当时许多学者都在努力的事儿,但陈先生以六十岁的年龄,比大部分人都走得更远。他一直在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什么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在脉络?在阶级分析方法依然是主流传统的时候,他提出要将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在当时可容忍的尺度里面,提醒大家要注意历史本身的内在理路,而不为僵硬的教条所束缚。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跃的,许多年轻人都在玩从西方引进的新理论、新概念,比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等。陈先生不玩理论,但他会注意这些新思潮,内化到自己对历史的思考之中,不露丝毫痕迹。

  陈先生是有自己的历史观的,他不满足于史学的碎片研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演化中提炼出基本的规律和大思路、大脉络。你看他发表的文章,都是一些能够提纲挈领的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一与多、体与用》《论中体西用》《传统、启蒙、现代化》等等。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公共普遍性的重要话题,陈先生不仅是思考者,而且是引领者,他是走在那个时代前面的大家。

  在他的晚年,他提炼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的中国近代史演化观,并且以这一核心主题串讲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陈先生最完整、最具体系性的一部著作,至今为止影响也很大,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经典范式之一。

  这一“新陈代谢”的研究范式,显然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模式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不再是革命、再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推动的历史,而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在当时,这是一个范式的大突破,大革命。

  现代化模式自然有其内在的限制。我在1995年与一批国内的学者共同撰写《中国现代化史》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叙述模式。二十多年过去了,史学界已经对这一模式有了许多反思,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吊诡性也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我相信,假如陈先生活到今天,也会对自己的“新陈代谢”分析范式有进一步的思考和完善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论的进化论者,可能更接近章太炎的“俱分进化化”,善在进化、恶亦进化,他一定会注意到历史发展中的多面性格,这在他留下的多处文字中可以看到端倪。

  我重新阅读陈先生的遗作,最大的感叹是他是一个设定议题的大家,史学界后来成为热点的许多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已经发现了,而且有了相当成熟的看法和论述。比如海派文化、上海学的研究,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研究,以及中等社会的研究等等。

  这几年来我经常向学生提一个问题:是陈景润伟大,还是哥德巴赫伟大?一般人会以为陈景润伟大,因为他接近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了。但在我看来,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解决问题的高手,而是提出问题的大师。胡适所说的 “做学问要从不疑处有疑”,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鼓励学者们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的大家,虽然很有可能一辈自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正是他设定了议题,开创了新的研究论域,让无数后来的人来讨论与攻克难关。什么是有大价值的创新?不是解决了已有问题,而是开创了新问题、新空间。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大学教育至今似乎依然还不明白,总是要求学者和学生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鼓励提出问题,引领研究的新论域、新方向。

  回过头来看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几个大话题,在我看来可能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就举一个例子,陈先生有一篇《神道与圣道》的文章,就提出了一些大问题,中国历史上有孔夫子为代表的上流社会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圣道,也有社会底层的民俗信仰的神道,它们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结构。但是,神道与圣道又是如何互相镶嵌的?圣道是如何神圣化的?比如,儒家究竟是人文教化还是一种宗教?相信圣道的儒家士大夫,为什么依然迷恋“怪力乱神”的神道?在民国初年,康有为搞孔教会,还有包括严复在内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在搞灵学会呢!陈先生在三十年前注意到的重大问题,至今,史学界的研究依然是单薄的。而类似有价值的题目,在陈先生那里还有不少。

  陈旭麓《浮想录》

  陈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到今天还有这么广泛的影响,不一定在于其具体的结论,在我看来,而是有两个,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议题设置的能力,我们今天的不少研究,还是在陈先生提出的大问题、大架构之内。第二,是陈先生独特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陈先生的史学研究方法?我的理解是一种“无法之法”。20世纪80年代,为了突破僵化的传统理论,稍微趋新一点的学者都很迷恋新理论、新方法,似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像自然科学一样,只要有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就包治百病,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一位研究科学出身的青年思想史学者,就很得意地对我说:“你看,用西方的方法论,找中国思想的问题,一抓一个准!”

  不用说,当年初出茅庐的我,也很迷信这套新理论、新方法,好像没有理论,就无法提升。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史学界的风向又变了,从迷信理论转向迷信史料,似乎只要找到独家的史料,特别是终极性的核心史料,历史学就此终结,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陈先生又是如何做研究的呢?我发现,他虽然重视史料,也关注理论,但绝不迷信史料和理论。他既不以史料见长,也不玩弄各种理论。作为一位老派的历史学家,他重视的是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历史的内在脉络和深层意义的体会和解读。陈先生最令人佩服的,是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他都有独到的见识,而且不是一般的见识,而是大见识。

  这种大见识,基于对基本史料的理解,也可能受到了理论的启发,但陈先生绝不卖弄理论,更不堆砌史料,而是以自己理解的历史内在脉络为经纬,将历史事件、人物娓娓道来,穿插于独到的大见识。这种功夫,很难提炼出一种科学的、形式的、规范的方法,那是靠几十年的史学积累和人生阅历慢工细活,煎熬出来的。看起来似乎没有方法,其实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研究大法——无法之法。

  学问做到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研究最后比拼的,不是史料,不是理论,而是境界,既是对历史理解的境界,也是对人生体验的境界。陈先生的晚年学问,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像他的人格一样。作为曾经得到他亲炙的学生一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学术日趋规范化、模式化的今天,陈先生留下的许多好传统反而失去了,被我们丢掉了、忘记了。我认为,对陈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将他的史学研究传统提炼总结出来,化为自己的研究实践,并尽可能地感染、传授给自己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