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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日本战犯如何反省认罪

2018-11-27 11:16:5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周桂香 选稿:桑怡

原标题:中共党史研究︱日本战犯如何反省认罪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关押在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的原日本侵华战犯于1957年成立的日本民间组织。几十年来,“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坚持认罪和反省,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

  1990年,笔者作为外事翻译,与“中归联”成员开始有了接触和交流。笔者祖籍山东,抗战时期,那里饱受侵华日军摧残,而“中归联”的一些成员恰是曾经在山东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罪犯。所以在刚接触这项工作时,长辈们讲述的战争伤痛,尤其是日军的罪恶行径总是在笔者脑海中挥之不去——“中归联”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是真诚的吗?他们不断忏悔、努力赎罪,是不是有所企图,又能坚持多久?在随后将近30年的跟踪观察中,笔者发现这种情绪并不少见。中日两国人士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归联”有所怀疑。日本方面认为他们被中共“洗脑”,或曰新中国借此打“外交牌”,视其认罪反省为“说谎”“自虐”;中国方面也不乏对其动机和诚意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更多的学者、民众则对“中归联”的历史知之甚少。

  抚顺战犯管理所

  关于新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

  关于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方面或许是:中国政府“以直报怨”,甚至“以德报怨”,在生活上为日本战犯提供了人道主义待遇。不少人认为,新中国政府是带着很强的自觉性来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的,目的是让顽固不化的日本战犯实现认罪反省。这种观点或许会让部分同胞在民族情绪方面感到不适,除此之外,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不妥;实际上,它却为国外的“洗脑”“外交牌”等言论提供了某种依据。新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果真是这个样子吗?对此,尚需从头说起。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同年11月,苏联政府表示愿向中国政府移交几百名日本军人,以追究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1950年7月18日,在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苏联政府将969名日本侵华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其中包括伪满洲国司法、行政、军队、警察系统,以及铁路警备队、关东军宪兵队、关东军下属部队等各个层级的官员、士兵。对于接收日本战犯,周恩来提出的要求是必须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这显然只是一个大致的规定,既划定了“底线”,又为负责具体工作的人留下了自主发挥的空间。7月21日,这批战犯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称“东北战犯管理所”)。

  中苏交接之后,日本战犯从苏联的“闷罐货车”换乘中国干净整洁的客车,反差之大令其百般不解。这无疑应该是人道主义政策的发端了。实际上,负责战犯接收任务的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长董玉峰回忆说,为完成中央交给的“不跑不死”的任务,也曾考虑用“闷罐车”运载战犯,以防发生“跳车身亡”事件,但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表示,“天气太热,还是使用客车较好,但要加强戒备”,于是安排了20余人的押解工作组和看守小组。这表明此事并非中央刻意安排,而是具体工作人员根据天气条件、人体感受作出的决定。或许当事人并未多想,但这种做法说明:从一开始,中方工作人员就将日本战犯当作“人”来对待,这应该是中国人“与人为善”观念的一种体现。然而,因为有了苏联高温难耐的“闷罐车”作对比,再联想到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种种突破人性底线的行为,战犯们心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关于来中国后的第一顿饭,战犯们在回忆中多以“丰盛”“美味”来描述。但据董玉峰回忆,当时准备的是在哈尔滨订购的面包、香肠等易储藏、携带的食品。就是这样的食物令“中归联”成员金子安次终生难忘。他在回忆中提到,当年自己与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同一个车厢,年轻战犯对久违的“美食”狼吞虎咽,而藤田茂等年长者则咀嚼不动,有人提议扔掉,随车管教吴浩然坚定地回答:“不许把面包扔掉。面包是中国农民用汗水换来的小麦制作、中国工人付出辛苦烤制的……牙口不好的提出来,下一站给你们换粥,将面包交还回来。”到下一站,果然给年纪大的战犯配发了粥。大部分战犯此前在西伯利亚经历了五年慢性饥饿下的重体力劳动,如今他们在整洁、舒适的车厢里体验到了饱腹感,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笑容。

  入所初期,日本战犯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因对苏联将自己移交给中国而不满、恐慌和绝望;有的准备“卧薪尝胆”“东山再起”;还有的像战争期间一样蔑视中国,疯狂抵抗,情绪极不稳定。生活方面,与管理所工作人员一样,战犯们也以高粱米为主食。他们中间,有人对此感激涕零,也有人提出各种要求,如“我们是日本人,要给吃大米,高粱米这东西是给牲口的”,“中国没有钱买大米可以借钱,将来由日本政府来还”,“日本人没有鱼怎么行”等等,个别战犯甚至绝食抗议,管理所只得将相关情况向上级汇报。1950年8月29日,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对在押的日本和伪满洲国战犯,在生活上要按照国际惯例分别管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按照这一指示精神,日本战犯在管理所才吃到了大米、白面、鸡鱼、肉蛋。这种人道主义待遇因与当时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而颇受关注。

  实际上,新中国政府并非一开始就超标准地、像“招待客人”一样对待日本战犯,反而是在其入所一个月以后,才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待遇。只不过中国当时太穷了,以至于按照国际惯例提供的战犯待遇,竟远超普通百姓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显然并非有意推行人道主义政策,中国人甚至无法理解战犯们所体会到的“人道主义”,因为后者是联系自己过去在中国犯下的没有人性的罪行,来感受现实生活待遇的,两者之间的反差必然极为强烈。相关案例在“中归联”成员的回忆中随处可见。比如1953年夏,抚顺战犯管理所主治医师温久达在抚顺矿务局总医院背着骨折的战犯安井清上楼就医。温久达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只是出于医务工作者的责任,而安井清却联想到侵华日军种种泯灭人性的犯罪,深感“太对不起中国人民”,并因自责、感激而落下眼泪。对于安井清内心的激荡,温久达浑然不知,还以为他是由于伤处疼痛难忍而哭泣,于是一边艰难地爬楼梯,一边安慰安井清。

  在之后的工作中,管理所工作人员把对战犯的尊重、理解和包容融入每一个不经意的生活细节里。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这种做法既源于中国人的自律,更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作为约束。其间,也有人表露出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情绪,但这样做是要受处分的。在战犯们看来,工作人员的严格自律再次与自己的种种罪行形成强烈反差,这使得他们心中所谓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开始动摇,对中方逐渐产生信任;而战犯态度的转变则使工作人员体会到了成就感,感受到了工作的价值,也就更有积极性了,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事实上,“中归联”原战犯们对中国方面的人道主义待遇一直疑惑不解。1983年,也就是离开中国27年后,“中归联”成员来华访问,迫不及待地向战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询问当年的情况。正是在随后的交流中,双方对彼此的了解逐渐加深。“中归联”成员们体会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超越人道主义的、“过度的”感情与精神上的牺牲,认识到认罪不能停留在“你给我人道主义待遇,我回报你认罪”的层面上,而是只有“倾尽一生的认罪”,才能报答中国。恰如“中归联”成员难波靖直所言,当年管理所的“认罪模范”宫崎弘回国后在“中归联”的活动中几乎“销声匿迹”,这种“交易式”的认罪无法回报中国政府和人民忍耐国仇家恨和感情痛苦、作出巨大牺牲而给予自己的人道主义待遇,这种人不能称之为“有情有义之人”。

  做战争证言录制的影像资料

  关于对日本战犯的不同管教方针

  从结果上看,新中国政府十分成功地对日本战犯进行了教育改造,但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结果”,而管理、教育日本战犯的“过程”实际上是十分曲折的。仅就笔者所在课题团队收集到的资料而言,对于如何管理日本战犯,开始时并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接收战犯一年半后,中央有了开展“认罪教育”的指示,却依旧没有规定具体的方式方法。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围绕如何管理和教育日本战犯,工作人员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方针。

  一种管教方针是单纯看管的“猪倌式”管理,即“做到中央的指示‘不跑、不死’四个字。只管他个‘吃、喝、拉、撒、睡’,喂得胖胖的,到时候统统拉出去宰掉,为中华民族报仇雪恨”。另一种则是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即“以政治思想方面的攻势来摧毁其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气焰,然后进行思想改造教育,使他们认罪服法”,也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思想”。双方分歧相当严重。

  即便采取后一种方针,触动灵魂的思想改造又该如何进行?1951年初,计划中的侦查处理日本战犯工作由于“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而暂停。一段时间里,战犯们每天只是在规定时间内生活起居,没有审讯和劳动,过了一段“轻松快乐”的时光。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管教人员开始思考和探索具体的管教方法。

  在此之前,1950年10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抚顺战犯管理所临时北迁至哈尔滨,分为道外、道里和呼兰三处。呼兰监狱的管教吴浩然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教导员转业不久,在部队中,他长期负责基层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今,虽然工作环境换成了封闭管理模式下的监狱,工作对象也变为年轻的战犯,但吴浩然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做思想工作,于是自然而然地搬用了过去的工作方法。当然,这次针对的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战犯,工作难度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更强的原则性、更多的耐心和更坚定的信念。

  吴浩然

  在呼兰监狱,吴浩然借助日语这一语言优势,从1950年11月开始,广泛与战犯沟通,启发他们“在学习中认识真理,树立新的人生观”,“解决人生怎样才能有意义、有价值地活下去的问题”,强调“思想改造,认罪服法,争取光明的前途”。他还拿出自己珍藏的日文版列宁著作《帝国主义论》,组织战犯展开学习。

  思想改造的管教方针肯定发挥了作用,但也不是“药到病除”。这些战犯当初在日本才是真正被“洗脑”了,清除其头脑中所谓的军人精神、武士道思想,绝非一日之功。因此,尽管一些战犯在初步学习中逐渐有所觉悟,但尚未实现认罪;相比之下,道里监狱的将校级战犯更为嚣张。

  1952年2月,周恩来看到公安部《内部简报》介绍的日本战犯对管教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拒不认罪、抗拒改造等情况,随即批示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认罪教育”。从现有材料看,中央层面似乎没有给出更具体的指导。如何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还需要管理所的管教们自主探索。

  道里监狱负责将校级战犯管教工作的张梦实等讨论、分析了战犯们的言论,进而认识到,这些战犯不清楚自己“为何而战”和“为谁而战”,他们虽声称“效忠天皇”,但并不清楚日本天皇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如果说“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那么“精神的力量也必须用精神的力量来摧毁”,于是张梦实提议用学习《帝国主义论》的方式对战犯进行“认罪教育”。

  张梦实

  在选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作为学习材料这件事上,张梦实同30多公里外的吴浩然之间没有任何沟通,二人所用的版本也不一样——张梦实没有找到日文版,于是特地翻译了部分章节;但是,他们推行的学习方式几乎完全相同,都是组织战犯自主学习。呼兰监狱组织了80余名有学习愿望的战犯,分成六个小组展开学习;道里监狱关押的战犯思想更为顽固,“直接弄不了,要培养积极分子”,所以参加学习的是14名有“思想基础”的将校级军官。经过学习,呼兰监狱的战犯在1951年3月迁回抚顺时,情绪已比较稳定;道里监狱还开展了悔罪、认罪的教育实验,达到了预期效果,原伪满洲国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认罪与反省极大地带动了其他战犯。

  呼兰、道里两个监狱在教育战犯的方式方法上存在不少相似之处,这是不是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某些内在规律?同时,这种“巧合”和“偶然”再次说明,新中国政府没有试图对日本战犯“洗脑”,或者通过展示“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的姿态来沽名钓誉。至于如何解释这种所谓的历史偶然性,笔者尚未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1951年迁回抚顺后,呼兰监狱关押的尉级及以下日本战犯的认罪学习逐渐走上正轨。吴浩然通过摸底排查发现,“战犯之中80%是日本劳动人民的子弟”。结合中央“认罪教育”的指示,他想起了自己在部队组织战士开展以“诉苦”“三查”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的成功经验。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的曲初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同意选几个“最苦的”战犯试一试,人数不宜太多。吴浩然尝试通过“忆苦”启发几名穷苦出身的战犯的阶级觉悟,进而达到使其自觉悔罪认罪的目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对日本社会阶级压迫进行分析批判的方式,唤醒了战犯们对日本底层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为提高战犯的觉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其一,前述两种管教方针的分歧并没有随着“认罪教育”的开展而消失。管理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骨子里憎恨日本军国主义,有复仇心理”,不过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尽管对中央指示保留看法,组织上行动上还是坚决服从、认真执行。后来,主张思想教育的工作人员甚至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冲击。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归联”邀请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当年反对思想教育的人才相信战犯们真的被改造好了,思想教育真的有用,这才向曾经意见对立的同事道歉。历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双方终于实现和解。

  管理所原工作人员的和解因“中归联”原战犯而起,反过来却又影响了“中归联”原战犯。1967年前后,“中归联”因日共、日中友好协会分裂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多种原因,分裂成两个阵营。两个派别的原战犯有着同样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自己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好?所以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可以与战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后,他们各自都在寻找答案。两派成员了解到,管教们当初不仅压抑着精神上的痛苦来引导、帮助他们,还因为坚持进行思想教育受到批判。这让他们非常感动,进一步激发了感恩与谢罪之心。更重要的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的和解极大地触动了“中归联”两派成员;而且,深受两派成员敬重的管教们明确提出,希望“中归联”结束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归联”重归统一,并于八九十年代掀起了反战和平运动的新高潮。

  其二,日本战犯之所以能够转变思想,除人道主义政策和思想教育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这一胜利颠覆了战犯们对日本和美国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一直以来对中国人民的蔑视态度,使其开始希望了解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管理所良好的生活、学习和思考环境中,战犯们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进而改变了对侵华战争的认识。

  其三,抚顺战犯管理所在组织战犯开展学习时,会定期向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作书面汇报或请示,战犯们在学习过程中也写下了很多学习体会,这些史料亟待挖掘和梳理。有战犯回忆说,自己在管理所期间抗拒着、抗拒着,不知不觉中思想发生了变化。个人回忆当然可以这样讲,但在研究“中归联”原战犯的思想转变过程时,则应该尽力搞清楚由“量变”向“质变”过渡的过程——前提是搜集、整理或公开相关档案材料。

  关于原战犯认罪反省的契机

  20世纪90年代,日本精神医学家野田正彰在对“中归联”成员反复展开访谈的基础上,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指出:感情压抑、僵化的战犯们在恢复丰富感情过程的终点实现了认罪。的确,尽管曾经的罪恶是无可辩驳的(新中国政府对其免于处罚,实际上是宽恕了他们的罪恶),但这不能改变原战犯也是“人”这个事实。

  笔者在与“中归联”成员接触的过程中,听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大家都同样是‘人’”。很多战犯回忆说,日军死在战场时,绝大部分喊的是“妈妈……”,没有见过喊“天皇万岁”的。那么,是什么契机使得这些被军国主义教育剥夺了“人”的情感的原战犯“重新做人”?野田正彰所说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呢?

  战犯们的出身、职级、经历、年龄、立场观点各不相同,认罪的时间、契机以及深度自然也有差别,尽管如此,其认罪经历仍旧存在某种共性。从“中归联”成员们的回忆中不难看出,部分战犯(如安井清、土屋芳雄等)是在中国政府人道主义政策的感召下,认识到了自己的战争罪行;另有不少人的转变发生在自己、家人或家乡受到伤害的时候,那种切肤之痛使他们感受到了受害者的痛苦,由此联想到侵华战争中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当然,也有人是在回国后参与“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时体会到使命感、责任感,或者说是一种负罪感使然,最终实现了对战争责任认识的彻底转变。

  相关案例比比皆是,最典型者当属原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岛村三郎。起初,岛村三郎是管理所里最顽固的“抵抗者”,但在后期的侦讯阶段中,他从中国受害者的控诉书中体会到受害者家属对他的仇恨,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暴虐和侵略统治的残忍。这使他联想到,如果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敌侵略、凌辱,自己会如何面对,由此产生了一种感情认同。真正使岛村三郎理解“认罪”之含义的,则是其爱子的意外死亡。丧子之痛使他体会到中国受害者们的痛苦及其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又如,入所初期,中国政府一系列人道主义待遇使原侵华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第110大队机关枪中队中尉中队长金井贞直产生了误解,以为自己是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治安的“有功之臣”,接受人道主义待遇是理所应当的。有些战犯彷徨绝望时,他还微笑着给大家“鼓励”,以至于战犯们一度将他奉为“豪杰”。直到1954年底,大批战犯认罪结束、开始各种文体创作活动时,金井贞直仍旧迟迟没有检讨之意。促使金井贞直认罪反省的是其未婚妻1955年3月寄来的家书,信中介绍了日本被美国占领后的“苦难生活”,例如年轻女性为逃避美军凌辱,有的将头发剪短,有的把脸上涂黑。金井贞直无法容忍自己的家乡受到如此“践踏”,进而从对美国“侵略者”本能的仇恨中醒悟:自己正是在他人国土上肆意摧残、给他国人民带来伤害的侵略者。金井贞直就这样站在了受害者的立场上,推己及人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

  此外,石田隆至和张宏波多年来坚持走访“中归联”成员,对其坦白承认战争罪行、重新认识战争责任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们指出:促使战犯大规模正式认罪的重要契机之一,是原侵华日军第39师团某中队长宫崎弘在管理所战犯全体大会上的坦白发言。宫崎弘声泪俱下地承认了自己在侵华战场上犯下的一件件残暴罪行,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这对战犯们造成了极大的触动。

  从上述案例看,真正促使战犯认罪的因素似乎是许多个性化的、带有偶然性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战犯管理所的思想教育反倒显得不那么突出。其实,不妨把新中国政府的教育改造比作一粒深深埋下的种子,之后的“顿悟”无论发生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是这粒种子结出了果实而已。周恩来曾说,20年之后才会知道我们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至于果实成熟的时间何以不同,是不是与原战犯的出身、职级、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等因素有关,能否从中挖掘出新中国教育改造战犯“效果”背后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归联”成员创办的《中归联(季刊)》

  关于“中归联”成员是否真诚认罪

  近年来,中央档案馆公开了842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笔供,“中归联”成员在回忆中也经常提及自己所写的笔供。笔者认为,将“中归联”原战犯获释回国后的言行与其在中国写的笔供相对比,不失为一个观察这些人认罪是否深入、真诚的独到视角。

  例如,金子安次回忆说,当年根本没有加害意识,认为在战场上是“奉命行事”,写的笔供只不过是给中国政府一个交代,日后中国政府可以以此向日本政府索要大量战争赔偿,算是对中国方面人道主义待遇的回报。的确如此,金子安次回国后在战争证言中提到了80次以上的性暴力犯罪,而在笔供中,他只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四次。

  1956年,金子安次踏上日本国土后,真正认识到中国政府是守信用、可信赖的。随着结婚生子,对妻女的挚爱之情使他终于站在了受害者的立场上反思自己的战争罪行,越发认识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到的东西是正确的,痛感幼年接受的灌输教育对自己影响之大。联系到本文的上一个问题,这应该是金子安次找回做“人”的感情之契机。他回忆道,教科书中天皇的神话以及大和民族的“优越”使他对军队无限憧憬,希望参军报国、出人头地,军队中非人的私刑和中国战场上残酷的“活人试胆”训练则泯灭了他的人性。他所在军队的“扫荡”实行的是“四光”政策——不仅要“杀光、烧光、抢光”,而且还要“毁光”,因为只有将“劣等的清国佬”斩尽杀绝,才是对天皇“尽忠”。

  晚年的金子安次与另一位“中归联”成员铃木良雄不顾年迈,不惜放弃幸福生活,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在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上作了从军“慰安妇”加害证言。日本军队在侵华战场上犯下无数难于启齿的丑恶罪行,然而,勇于站在国际法庭上作战争证言的,只有这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面对检察官的提问,金子安次回答道:“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深刻认识到了中国人民有多么的痛苦。这种事情绝不可以再次发生。而现在能够阻止此类暴行再次发生的,只有在这个世上所剩无几的我们了。”

  原本还有其他愿意作性犯罪证言演讲的“中归联”成员,但由于遭到家人强烈反对,妻子甚至以离婚相威胁,无奈之下,只好改作其他方面的证言。然而,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表示,他们之所以毅然选择承认“最难以启齿”的性暴力犯罪,正是因为“没有人讲”。他们这代人“必须把战争的真实情况、侵略战争的真相留下来”。

  又如,作为原关东军司令部特殊情报队中尉中队长,小岛隆男进入战犯管理所时“根本不认为用刺刀挑死农民、砍他们的头、拷问是犯罪”,只是觉得“干的事情不好,一旦败露会遭到报复”,所以拒不认罪。晚年的小岛自我评价说,自己进入管理所的第一年“简直就是个无赖”。后来,他得知一名日本女孩在被驻日美军强奸后遍寻犯罪美军,由此意识到“谎言是掩盖不住的”,一旦暴露必定会受到严查,与其被动败露,不如主动坦白。在吴浩然的指导下,小岛隆男形成了认罪笔供。但他仍然没能认识到,自己是以罪犯之身被宽大释放的,而是只想着“可以回国了”,至于为什么被释放,全然没有考虑。

  回国后,小岛隆男结婚生子,儿子五岁时,一天夜里,他看着自己可爱的孩子,猛然想到1942年4月在中国战场上惨死在他手里的一个五岁男孩。之后,两个孩子重叠的影像困扰了他很多年。在当初的笔供中,小岛隆男只是笼统地记述了残忍杀害小男孩一家五口的过程。他写道,五个人排成一列后,自己命令一名士兵“将枪口贴在父亲的后背上,一枪将五人全部射杀,尸体放于原处离去”。这种笔供显然只是在记录一项战争行为,并无太多悔罪之意。其实那个五岁的孩子当天并没有死,第二天确认现场时,孩子还睁着眼睛怒视小岛隆男。当然,小岛隆男是不会让这个孩子继续活下去的……小岛隆男一直将这件事深藏心中,连家人也未曾告知,直至受到爱子之情的感召,才对这一罪行作出反省。此时已是事发50多年之后了,而且还是在学者引导下,他才痛苦地认罪反省。

  前文提过的日本学者野田正彰指出,中国方面要求战犯坦白、认罪,从根本上讲“仅仅是谋求战犯认清加害与被害的事实”,许多“中归联”成员的回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对日本战犯展开侦讯和认罪教育的过程中,管理所方面并未给出任何所谓的“提示”或“引导”,而是完全由战犯自主供认犯罪事实。因此,在中国写下的笔供不能说明战犯们是否真的被改造好了。不过,若能像上面两个例子那样,将当初的笔供与回国后的证言相对比,就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中归联”原战犯持续认罪反省的过程。一两个例子当然是不够的,系统整理“中归联”成员的战争证言应该是“中归联”历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然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无论多么困难,时间不等人,随着“中归联”成员陆续离世,其遗留的材料必然加速流失,搜集整理工作已经显得越发迫切和必要了。

  回到认罪是否真诚的问题上来,铃木良雄曾对记者说:认罪不能止于在中国的笔供,而是要持续一生;这不是一次谢罪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坚持谢罪。其实不只铃木良雄,大部分“中归联”成员都表示,战犯管理所里的认罪只是一个初步的阶段,他们回国后才逐渐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认罪”。认罪学习并没有在抚顺、太原完成,那只是他们倾尽一生要做的“真正的认罪”的第一步。

  返回日本后,“中归联”原战犯大多回到籍贯所在地。尽管散居各地,他们却要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遭到日本特高课的长期跟踪监视。而且,获释归国时,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也已三十过半,多年的军队、监狱生涯使其严重脱离社会,许多人没能顺利找到工作。有的虽然谋得一份差事,却终因有过一段“赤色中国”经历或参加了“中归联”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而遭到解雇或被迫离职。此外,除了少数“中归联”成员能够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外,更多的人则要面对亲属们的不理解,因为他们的确为家人带来了“压力”和“麻烦”。

  尽管阻力很大,许多“中归联”成员还是选择直面自己过去的罪行。他们尤其重视具体到个人的战争责任。曾任“中归联”会长的富永正三认为,应该是“执行者承担作为执行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再追究命令者的责任”。也就是说,“中归联”原战犯希望找到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受害者,并当面谢罪。这当然是一个很有难度的目标,但真的有人做到了,例如三尾丰。1943年,时任关东军宪兵队大连黑石礁警务班长的三尾丰将从事抗日活动的王耀轩等四名中国人押送至731部队做人体试验。20世纪90年代,随着731部队罪证材料的公开,三尾丰将反战和平活动的重点转到了揭发731部队罪行方面。1997年10月,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中国受害者就731部队发动细菌战向日本政府索赔案,三尾丰作为加害者出庭作证,并呼吁道:“我们犯下了战争罪行。这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应当承担责任,进行谢罪并赔偿。”不仅如此,他还多次专程来中国寻找受害者家属,最终凭借真诚的谢罪态度得到了受害者王耀轩遗属王亦兵的谅解。在这一点上,三尾丰是“幸运的”,富永正三等更多的“中归联”成员则无法找到惨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受害者,他们连跪地谢罪的对象都没有,只能将这终其一生无法抹去的痛苦和遗憾铭刻于其所修建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之上,永远树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

  “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中归联”成员长期坚持认罪反省,时间之久,同样令人印象深刻。2015年夏,笔者和石田隆至对“山阴中归联”成员进行走访调查。93岁高龄的上田胜善在得知笔者是中国人后,当即深深鞠躬行礼,声泪俱下地为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忏悔。他表示,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使他们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而那些被他们残酷杀害的受害者却再也无法挽回生命,他们要用余生为“反战和平、日中友好”而努力奋斗。耄耋老人颤抖的声音和谢罪时的痛苦表情令笔者难以忘怀。“山阴中归联”的另外两位成员鹿田正夫、难波靖直等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向来访的中国学者张宏波表达感恩与谢罪之意。同样年逾九旬的今田实夫至今仍在反思那场侵略战争,认为当年自己充当新兵教官也是一种间接的犯罪,因为接受他培训的士兵参加侵略战争,也会犯下战争罪行。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曾经受到新中国教育改造的战犯都能倾尽余生去感恩、谢罪与反省。1957年“中归联”成立时,成员包含了全部获释归国人员,但后来真正参加组织活动的不到一半。也许是迫于各种压力,相当一部分人从此隐姓埋名;有的则根据具体情况,力所能及地参与一些活动;还有人忙于组建家庭、经营生活,直到退休后,经济和精力上有了余力,才开始投身“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另外有一些人由于住所比较偏远,虽然参与活动,但与组织联系得不多……凡此种种,实在不能一概而论。在困难重重、大浪淘沙的情况下,那些有勇气和毅力坚持活动的“中归联”成员,应该是在真诚地认罪反省。

  这些“中归联”成员之所以能够一生背负着对中国的感恩并坚持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谢罪,既是为了报答中国政府和人民,完成对自己的精神救赎,同时也源于对亲人和祖国的热爱。他们经历过战争,深知战争意味着什么,希望中日之间、世界各民族之间能够世世代代永远和平、幸福地生活,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希望日本能像德国那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人单力薄,终究没有形成气候,没能撼动日本的主流社会思潮,但他们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讲述那段历史,希望让全世界知道“中归联”的存在,因为他们认为:“21世纪日本人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对过去的历史拥有正确的认识。”他们担心,如果不坚持认罪,美化战争的声音会愈发强大,日本社会有可能一步步倒退至战前状态。因此,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下去,尤其要影响年轻人——多一个理解他们心情的日本年轻人,不就意味着少一个不理解的吗?

  总之,在新中国政府人性化、理性化的教育下,日本战犯认识到了自己的战争责任,能够直面自己犯下的罪行,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反思侵华战争。无论是被判刑的还是被宽大释放的战犯,无一不认罪服法,千余战犯中仅有一名回国后翻供,不少人终其一生认罪反省,甚至有人能够作为战争加害者与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实现和解,由仇人变成朋友。这些原战犯成立的“中归联”是战后日本唯一一个彻底反省战争责任的团体。如今,随着大部分“中归联”成员的离世,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与反省、对和平的珍爱与追求已经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诚意可以说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他们的思想转变才更加真实可信,关于他们为什么能坚持到最后的研究也才更加意义深远。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原标题《“中归联”历史研究五题》,作者周桂香为大连理工大学日本学研究所副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有删节,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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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日本战犯如何反省认罪

2018年11月27日 11:16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中共党史研究︱日本战犯如何反省认罪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关押在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的原日本侵华战犯于1957年成立的日本民间组织。几十年来,“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坚持认罪和反省,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

  1990年,笔者作为外事翻译,与“中归联”成员开始有了接触和交流。笔者祖籍山东,抗战时期,那里饱受侵华日军摧残,而“中归联”的一些成员恰是曾经在山东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罪犯。所以在刚接触这项工作时,长辈们讲述的战争伤痛,尤其是日军的罪恶行径总是在笔者脑海中挥之不去——“中归联”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是真诚的吗?他们不断忏悔、努力赎罪,是不是有所企图,又能坚持多久?在随后将近30年的跟踪观察中,笔者发现这种情绪并不少见。中日两国人士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归联”有所怀疑。日本方面认为他们被中共“洗脑”,或曰新中国借此打“外交牌”,视其认罪反省为“说谎”“自虐”;中国方面也不乏对其动机和诚意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更多的学者、民众则对“中归联”的历史知之甚少。

  抚顺战犯管理所

  关于新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

  关于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方面或许是:中国政府“以直报怨”,甚至“以德报怨”,在生活上为日本战犯提供了人道主义待遇。不少人认为,新中国政府是带着很强的自觉性来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的,目的是让顽固不化的日本战犯实现认罪反省。这种观点或许会让部分同胞在民族情绪方面感到不适,除此之外,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不妥;实际上,它却为国外的“洗脑”“外交牌”等言论提供了某种依据。新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果真是这个样子吗?对此,尚需从头说起。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同年11月,苏联政府表示愿向中国政府移交几百名日本军人,以追究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1950年7月18日,在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苏联政府将969名日本侵华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其中包括伪满洲国司法、行政、军队、警察系统,以及铁路警备队、关东军宪兵队、关东军下属部队等各个层级的官员、士兵。对于接收日本战犯,周恩来提出的要求是必须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这显然只是一个大致的规定,既划定了“底线”,又为负责具体工作的人留下了自主发挥的空间。7月21日,这批战犯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称“东北战犯管理所”)。

  中苏交接之后,日本战犯从苏联的“闷罐货车”换乘中国干净整洁的客车,反差之大令其百般不解。这无疑应该是人道主义政策的发端了。实际上,负责战犯接收任务的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长董玉峰回忆说,为完成中央交给的“不跑不死”的任务,也曾考虑用“闷罐车”运载战犯,以防发生“跳车身亡”事件,但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表示,“天气太热,还是使用客车较好,但要加强戒备”,于是安排了20余人的押解工作组和看守小组。这表明此事并非中央刻意安排,而是具体工作人员根据天气条件、人体感受作出的决定。或许当事人并未多想,但这种做法说明:从一开始,中方工作人员就将日本战犯当作“人”来对待,这应该是中国人“与人为善”观念的一种体现。然而,因为有了苏联高温难耐的“闷罐车”作对比,再联想到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种种突破人性底线的行为,战犯们心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关于来中国后的第一顿饭,战犯们在回忆中多以“丰盛”“美味”来描述。但据董玉峰回忆,当时准备的是在哈尔滨订购的面包、香肠等易储藏、携带的食品。就是这样的食物令“中归联”成员金子安次终生难忘。他在回忆中提到,当年自己与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同一个车厢,年轻战犯对久违的“美食”狼吞虎咽,而藤田茂等年长者则咀嚼不动,有人提议扔掉,随车管教吴浩然坚定地回答:“不许把面包扔掉。面包是中国农民用汗水换来的小麦制作、中国工人付出辛苦烤制的……牙口不好的提出来,下一站给你们换粥,将面包交还回来。”到下一站,果然给年纪大的战犯配发了粥。大部分战犯此前在西伯利亚经历了五年慢性饥饿下的重体力劳动,如今他们在整洁、舒适的车厢里体验到了饱腹感,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笑容。

  入所初期,日本战犯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因对苏联将自己移交给中国而不满、恐慌和绝望;有的准备“卧薪尝胆”“东山再起”;还有的像战争期间一样蔑视中国,疯狂抵抗,情绪极不稳定。生活方面,与管理所工作人员一样,战犯们也以高粱米为主食。他们中间,有人对此感激涕零,也有人提出各种要求,如“我们是日本人,要给吃大米,高粱米这东西是给牲口的”,“中国没有钱买大米可以借钱,将来由日本政府来还”,“日本人没有鱼怎么行”等等,个别战犯甚至绝食抗议,管理所只得将相关情况向上级汇报。1950年8月29日,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对在押的日本和伪满洲国战犯,在生活上要按照国际惯例分别管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按照这一指示精神,日本战犯在管理所才吃到了大米、白面、鸡鱼、肉蛋。这种人道主义待遇因与当时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而颇受关注。

  实际上,新中国政府并非一开始就超标准地、像“招待客人”一样对待日本战犯,反而是在其入所一个月以后,才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待遇。只不过中国当时太穷了,以至于按照国际惯例提供的战犯待遇,竟远超普通百姓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显然并非有意推行人道主义政策,中国人甚至无法理解战犯们所体会到的“人道主义”,因为后者是联系自己过去在中国犯下的没有人性的罪行,来感受现实生活待遇的,两者之间的反差必然极为强烈。相关案例在“中归联”成员的回忆中随处可见。比如1953年夏,抚顺战犯管理所主治医师温久达在抚顺矿务局总医院背着骨折的战犯安井清上楼就医。温久达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只是出于医务工作者的责任,而安井清却联想到侵华日军种种泯灭人性的犯罪,深感“太对不起中国人民”,并因自责、感激而落下眼泪。对于安井清内心的激荡,温久达浑然不知,还以为他是由于伤处疼痛难忍而哭泣,于是一边艰难地爬楼梯,一边安慰安井清。

  在之后的工作中,管理所工作人员把对战犯的尊重、理解和包容融入每一个不经意的生活细节里。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这种做法既源于中国人的自律,更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作为约束。其间,也有人表露出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情绪,但这样做是要受处分的。在战犯们看来,工作人员的严格自律再次与自己的种种罪行形成强烈反差,这使得他们心中所谓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开始动摇,对中方逐渐产生信任;而战犯态度的转变则使工作人员体会到了成就感,感受到了工作的价值,也就更有积极性了,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事实上,“中归联”原战犯们对中国方面的人道主义待遇一直疑惑不解。1983年,也就是离开中国27年后,“中归联”成员来华访问,迫不及待地向战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询问当年的情况。正是在随后的交流中,双方对彼此的了解逐渐加深。“中归联”成员们体会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超越人道主义的、“过度的”感情与精神上的牺牲,认识到认罪不能停留在“你给我人道主义待遇,我回报你认罪”的层面上,而是只有“倾尽一生的认罪”,才能报答中国。恰如“中归联”成员难波靖直所言,当年管理所的“认罪模范”宫崎弘回国后在“中归联”的活动中几乎“销声匿迹”,这种“交易式”的认罪无法回报中国政府和人民忍耐国仇家恨和感情痛苦、作出巨大牺牲而给予自己的人道主义待遇,这种人不能称之为“有情有义之人”。

  做战争证言录制的影像资料

  关于对日本战犯的不同管教方针

  从结果上看,新中国政府十分成功地对日本战犯进行了教育改造,但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结果”,而管理、教育日本战犯的“过程”实际上是十分曲折的。仅就笔者所在课题团队收集到的资料而言,对于如何管理日本战犯,开始时并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接收战犯一年半后,中央有了开展“认罪教育”的指示,却依旧没有规定具体的方式方法。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围绕如何管理和教育日本战犯,工作人员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方针。

  一种管教方针是单纯看管的“猪倌式”管理,即“做到中央的指示‘不跑、不死’四个字。只管他个‘吃、喝、拉、撒、睡’,喂得胖胖的,到时候统统拉出去宰掉,为中华民族报仇雪恨”。另一种则是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即“以政治思想方面的攻势来摧毁其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气焰,然后进行思想改造教育,使他们认罪服法”,也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思想”。双方分歧相当严重。

  即便采取后一种方针,触动灵魂的思想改造又该如何进行?1951年初,计划中的侦查处理日本战犯工作由于“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而暂停。一段时间里,战犯们每天只是在规定时间内生活起居,没有审讯和劳动,过了一段“轻松快乐”的时光。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管教人员开始思考和探索具体的管教方法。

  在此之前,1950年10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抚顺战犯管理所临时北迁至哈尔滨,分为道外、道里和呼兰三处。呼兰监狱的管教吴浩然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教导员转业不久,在部队中,他长期负责基层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今,虽然工作环境换成了封闭管理模式下的监狱,工作对象也变为年轻的战犯,但吴浩然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做思想工作,于是自然而然地搬用了过去的工作方法。当然,这次针对的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战犯,工作难度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更强的原则性、更多的耐心和更坚定的信念。

  吴浩然

  在呼兰监狱,吴浩然借助日语这一语言优势,从1950年11月开始,广泛与战犯沟通,启发他们“在学习中认识真理,树立新的人生观”,“解决人生怎样才能有意义、有价值地活下去的问题”,强调“思想改造,认罪服法,争取光明的前途”。他还拿出自己珍藏的日文版列宁著作《帝国主义论》,组织战犯展开学习。

  思想改造的管教方针肯定发挥了作用,但也不是“药到病除”。这些战犯当初在日本才是真正被“洗脑”了,清除其头脑中所谓的军人精神、武士道思想,绝非一日之功。因此,尽管一些战犯在初步学习中逐渐有所觉悟,但尚未实现认罪;相比之下,道里监狱的将校级战犯更为嚣张。

  1952年2月,周恩来看到公安部《内部简报》介绍的日本战犯对管教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拒不认罪、抗拒改造等情况,随即批示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认罪教育”。从现有材料看,中央层面似乎没有给出更具体的指导。如何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还需要管理所的管教们自主探索。

  道里监狱负责将校级战犯管教工作的张梦实等讨论、分析了战犯们的言论,进而认识到,这些战犯不清楚自己“为何而战”和“为谁而战”,他们虽声称“效忠天皇”,但并不清楚日本天皇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如果说“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那么“精神的力量也必须用精神的力量来摧毁”,于是张梦实提议用学习《帝国主义论》的方式对战犯进行“认罪教育”。

  张梦实

  在选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作为学习材料这件事上,张梦实同30多公里外的吴浩然之间没有任何沟通,二人所用的版本也不一样——张梦实没有找到日文版,于是特地翻译了部分章节;但是,他们推行的学习方式几乎完全相同,都是组织战犯自主学习。呼兰监狱组织了80余名有学习愿望的战犯,分成六个小组展开学习;道里监狱关押的战犯思想更为顽固,“直接弄不了,要培养积极分子”,所以参加学习的是14名有“思想基础”的将校级军官。经过学习,呼兰监狱的战犯在1951年3月迁回抚顺时,情绪已比较稳定;道里监狱还开展了悔罪、认罪的教育实验,达到了预期效果,原伪满洲国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认罪与反省极大地带动了其他战犯。

  呼兰、道里两个监狱在教育战犯的方式方法上存在不少相似之处,这是不是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某些内在规律?同时,这种“巧合”和“偶然”再次说明,新中国政府没有试图对日本战犯“洗脑”,或者通过展示“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的姿态来沽名钓誉。至于如何解释这种所谓的历史偶然性,笔者尚未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1951年迁回抚顺后,呼兰监狱关押的尉级及以下日本战犯的认罪学习逐渐走上正轨。吴浩然通过摸底排查发现,“战犯之中80%是日本劳动人民的子弟”。结合中央“认罪教育”的指示,他想起了自己在部队组织战士开展以“诉苦”“三查”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的成功经验。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的曲初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同意选几个“最苦的”战犯试一试,人数不宜太多。吴浩然尝试通过“忆苦”启发几名穷苦出身的战犯的阶级觉悟,进而达到使其自觉悔罪认罪的目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对日本社会阶级压迫进行分析批判的方式,唤醒了战犯们对日本底层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为提高战犯的觉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其一,前述两种管教方针的分歧并没有随着“认罪教育”的开展而消失。管理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骨子里憎恨日本军国主义,有复仇心理”,不过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尽管对中央指示保留看法,组织上行动上还是坚决服从、认真执行。后来,主张思想教育的工作人员甚至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冲击。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归联”邀请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当年反对思想教育的人才相信战犯们真的被改造好了,思想教育真的有用,这才向曾经意见对立的同事道歉。历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双方终于实现和解。

  管理所原工作人员的和解因“中归联”原战犯而起,反过来却又影响了“中归联”原战犯。1967年前后,“中归联”因日共、日中友好协会分裂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多种原因,分裂成两个阵营。两个派别的原战犯有着同样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自己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好?所以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可以与战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后,他们各自都在寻找答案。两派成员了解到,管教们当初不仅压抑着精神上的痛苦来引导、帮助他们,还因为坚持进行思想教育受到批判。这让他们非常感动,进一步激发了感恩与谢罪之心。更重要的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的和解极大地触动了“中归联”两派成员;而且,深受两派成员敬重的管教们明确提出,希望“中归联”结束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归联”重归统一,并于八九十年代掀起了反战和平运动的新高潮。

  其二,日本战犯之所以能够转变思想,除人道主义政策和思想教育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这一胜利颠覆了战犯们对日本和美国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一直以来对中国人民的蔑视态度,使其开始希望了解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管理所良好的生活、学习和思考环境中,战犯们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进而改变了对侵华战争的认识。

  其三,抚顺战犯管理所在组织战犯开展学习时,会定期向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作书面汇报或请示,战犯们在学习过程中也写下了很多学习体会,这些史料亟待挖掘和梳理。有战犯回忆说,自己在管理所期间抗拒着、抗拒着,不知不觉中思想发生了变化。个人回忆当然可以这样讲,但在研究“中归联”原战犯的思想转变过程时,则应该尽力搞清楚由“量变”向“质变”过渡的过程——前提是搜集、整理或公开相关档案材料。

  关于原战犯认罪反省的契机

  20世纪90年代,日本精神医学家野田正彰在对“中归联”成员反复展开访谈的基础上,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指出:感情压抑、僵化的战犯们在恢复丰富感情过程的终点实现了认罪。的确,尽管曾经的罪恶是无可辩驳的(新中国政府对其免于处罚,实际上是宽恕了他们的罪恶),但这不能改变原战犯也是“人”这个事实。

  笔者在与“中归联”成员接触的过程中,听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大家都同样是‘人’”。很多战犯回忆说,日军死在战场时,绝大部分喊的是“妈妈……”,没有见过喊“天皇万岁”的。那么,是什么契机使得这些被军国主义教育剥夺了“人”的情感的原战犯“重新做人”?野田正彰所说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呢?

  战犯们的出身、职级、经历、年龄、立场观点各不相同,认罪的时间、契机以及深度自然也有差别,尽管如此,其认罪经历仍旧存在某种共性。从“中归联”成员们的回忆中不难看出,部分战犯(如安井清、土屋芳雄等)是在中国政府人道主义政策的感召下,认识到了自己的战争罪行;另有不少人的转变发生在自己、家人或家乡受到伤害的时候,那种切肤之痛使他们感受到了受害者的痛苦,由此联想到侵华战争中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当然,也有人是在回国后参与“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时体会到使命感、责任感,或者说是一种负罪感使然,最终实现了对战争责任认识的彻底转变。

  相关案例比比皆是,最典型者当属原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岛村三郎。起初,岛村三郎是管理所里最顽固的“抵抗者”,但在后期的侦讯阶段中,他从中国受害者的控诉书中体会到受害者家属对他的仇恨,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暴虐和侵略统治的残忍。这使他联想到,如果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敌侵略、凌辱,自己会如何面对,由此产生了一种感情认同。真正使岛村三郎理解“认罪”之含义的,则是其爱子的意外死亡。丧子之痛使他体会到中国受害者们的痛苦及其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又如,入所初期,中国政府一系列人道主义待遇使原侵华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第110大队机关枪中队中尉中队长金井贞直产生了误解,以为自己是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治安的“有功之臣”,接受人道主义待遇是理所应当的。有些战犯彷徨绝望时,他还微笑着给大家“鼓励”,以至于战犯们一度将他奉为“豪杰”。直到1954年底,大批战犯认罪结束、开始各种文体创作活动时,金井贞直仍旧迟迟没有检讨之意。促使金井贞直认罪反省的是其未婚妻1955年3月寄来的家书,信中介绍了日本被美国占领后的“苦难生活”,例如年轻女性为逃避美军凌辱,有的将头发剪短,有的把脸上涂黑。金井贞直无法容忍自己的家乡受到如此“践踏”,进而从对美国“侵略者”本能的仇恨中醒悟:自己正是在他人国土上肆意摧残、给他国人民带来伤害的侵略者。金井贞直就这样站在了受害者的立场上,推己及人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

  此外,石田隆至和张宏波多年来坚持走访“中归联”成员,对其坦白承认战争罪行、重新认识战争责任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们指出:促使战犯大规模正式认罪的重要契机之一,是原侵华日军第39师团某中队长宫崎弘在管理所战犯全体大会上的坦白发言。宫崎弘声泪俱下地承认了自己在侵华战场上犯下的一件件残暴罪行,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这对战犯们造成了极大的触动。

  从上述案例看,真正促使战犯认罪的因素似乎是许多个性化的、带有偶然性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战犯管理所的思想教育反倒显得不那么突出。其实,不妨把新中国政府的教育改造比作一粒深深埋下的种子,之后的“顿悟”无论发生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是这粒种子结出了果实而已。周恩来曾说,20年之后才会知道我们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至于果实成熟的时间何以不同,是不是与原战犯的出身、职级、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等因素有关,能否从中挖掘出新中国教育改造战犯“效果”背后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归联”成员创办的《中归联(季刊)》

  关于“中归联”成员是否真诚认罪

  近年来,中央档案馆公开了842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笔供,“中归联”成员在回忆中也经常提及自己所写的笔供。笔者认为,将“中归联”原战犯获释回国后的言行与其在中国写的笔供相对比,不失为一个观察这些人认罪是否深入、真诚的独到视角。

  例如,金子安次回忆说,当年根本没有加害意识,认为在战场上是“奉命行事”,写的笔供只不过是给中国政府一个交代,日后中国政府可以以此向日本政府索要大量战争赔偿,算是对中国方面人道主义待遇的回报。的确如此,金子安次回国后在战争证言中提到了80次以上的性暴力犯罪,而在笔供中,他只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四次。

  1956年,金子安次踏上日本国土后,真正认识到中国政府是守信用、可信赖的。随着结婚生子,对妻女的挚爱之情使他终于站在了受害者的立场上反思自己的战争罪行,越发认识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到的东西是正确的,痛感幼年接受的灌输教育对自己影响之大。联系到本文的上一个问题,这应该是金子安次找回做“人”的感情之契机。他回忆道,教科书中天皇的神话以及大和民族的“优越”使他对军队无限憧憬,希望参军报国、出人头地,军队中非人的私刑和中国战场上残酷的“活人试胆”训练则泯灭了他的人性。他所在军队的“扫荡”实行的是“四光”政策——不仅要“杀光、烧光、抢光”,而且还要“毁光”,因为只有将“劣等的清国佬”斩尽杀绝,才是对天皇“尽忠”。

  晚年的金子安次与另一位“中归联”成员铃木良雄不顾年迈,不惜放弃幸福生活,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在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上作了从军“慰安妇”加害证言。日本军队在侵华战场上犯下无数难于启齿的丑恶罪行,然而,勇于站在国际法庭上作战争证言的,只有这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面对检察官的提问,金子安次回答道:“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深刻认识到了中国人民有多么的痛苦。这种事情绝不可以再次发生。而现在能够阻止此类暴行再次发生的,只有在这个世上所剩无几的我们了。”

  原本还有其他愿意作性犯罪证言演讲的“中归联”成员,但由于遭到家人强烈反对,妻子甚至以离婚相威胁,无奈之下,只好改作其他方面的证言。然而,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表示,他们之所以毅然选择承认“最难以启齿”的性暴力犯罪,正是因为“没有人讲”。他们这代人“必须把战争的真实情况、侵略战争的真相留下来”。

  又如,作为原关东军司令部特殊情报队中尉中队长,小岛隆男进入战犯管理所时“根本不认为用刺刀挑死农民、砍他们的头、拷问是犯罪”,只是觉得“干的事情不好,一旦败露会遭到报复”,所以拒不认罪。晚年的小岛自我评价说,自己进入管理所的第一年“简直就是个无赖”。后来,他得知一名日本女孩在被驻日美军强奸后遍寻犯罪美军,由此意识到“谎言是掩盖不住的”,一旦暴露必定会受到严查,与其被动败露,不如主动坦白。在吴浩然的指导下,小岛隆男形成了认罪笔供。但他仍然没能认识到,自己是以罪犯之身被宽大释放的,而是只想着“可以回国了”,至于为什么被释放,全然没有考虑。

  回国后,小岛隆男结婚生子,儿子五岁时,一天夜里,他看着自己可爱的孩子,猛然想到1942年4月在中国战场上惨死在他手里的一个五岁男孩。之后,两个孩子重叠的影像困扰了他很多年。在当初的笔供中,小岛隆男只是笼统地记述了残忍杀害小男孩一家五口的过程。他写道,五个人排成一列后,自己命令一名士兵“将枪口贴在父亲的后背上,一枪将五人全部射杀,尸体放于原处离去”。这种笔供显然只是在记录一项战争行为,并无太多悔罪之意。其实那个五岁的孩子当天并没有死,第二天确认现场时,孩子还睁着眼睛怒视小岛隆男。当然,小岛隆男是不会让这个孩子继续活下去的……小岛隆男一直将这件事深藏心中,连家人也未曾告知,直至受到爱子之情的感召,才对这一罪行作出反省。此时已是事发50多年之后了,而且还是在学者引导下,他才痛苦地认罪反省。

  前文提过的日本学者野田正彰指出,中国方面要求战犯坦白、认罪,从根本上讲“仅仅是谋求战犯认清加害与被害的事实”,许多“中归联”成员的回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对日本战犯展开侦讯和认罪教育的过程中,管理所方面并未给出任何所谓的“提示”或“引导”,而是完全由战犯自主供认犯罪事实。因此,在中国写下的笔供不能说明战犯们是否真的被改造好了。不过,若能像上面两个例子那样,将当初的笔供与回国后的证言相对比,就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中归联”原战犯持续认罪反省的过程。一两个例子当然是不够的,系统整理“中归联”成员的战争证言应该是“中归联”历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然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无论多么困难,时间不等人,随着“中归联”成员陆续离世,其遗留的材料必然加速流失,搜集整理工作已经显得越发迫切和必要了。

  回到认罪是否真诚的问题上来,铃木良雄曾对记者说:认罪不能止于在中国的笔供,而是要持续一生;这不是一次谢罪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坚持谢罪。其实不只铃木良雄,大部分“中归联”成员都表示,战犯管理所里的认罪只是一个初步的阶段,他们回国后才逐渐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认罪”。认罪学习并没有在抚顺、太原完成,那只是他们倾尽一生要做的“真正的认罪”的第一步。

  返回日本后,“中归联”原战犯大多回到籍贯所在地。尽管散居各地,他们却要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遭到日本特高课的长期跟踪监视。而且,获释归国时,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也已三十过半,多年的军队、监狱生涯使其严重脱离社会,许多人没能顺利找到工作。有的虽然谋得一份差事,却终因有过一段“赤色中国”经历或参加了“中归联”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而遭到解雇或被迫离职。此外,除了少数“中归联”成员能够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外,更多的人则要面对亲属们的不理解,因为他们的确为家人带来了“压力”和“麻烦”。

  尽管阻力很大,许多“中归联”成员还是选择直面自己过去的罪行。他们尤其重视具体到个人的战争责任。曾任“中归联”会长的富永正三认为,应该是“执行者承担作为执行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再追究命令者的责任”。也就是说,“中归联”原战犯希望找到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受害者,并当面谢罪。这当然是一个很有难度的目标,但真的有人做到了,例如三尾丰。1943年,时任关东军宪兵队大连黑石礁警务班长的三尾丰将从事抗日活动的王耀轩等四名中国人押送至731部队做人体试验。20世纪90年代,随着731部队罪证材料的公开,三尾丰将反战和平活动的重点转到了揭发731部队罪行方面。1997年10月,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中国受害者就731部队发动细菌战向日本政府索赔案,三尾丰作为加害者出庭作证,并呼吁道:“我们犯下了战争罪行。这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应当承担责任,进行谢罪并赔偿。”不仅如此,他还多次专程来中国寻找受害者家属,最终凭借真诚的谢罪态度得到了受害者王耀轩遗属王亦兵的谅解。在这一点上,三尾丰是“幸运的”,富永正三等更多的“中归联”成员则无法找到惨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受害者,他们连跪地谢罪的对象都没有,只能将这终其一生无法抹去的痛苦和遗憾铭刻于其所修建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之上,永远树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

  “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中归联”成员长期坚持认罪反省,时间之久,同样令人印象深刻。2015年夏,笔者和石田隆至对“山阴中归联”成员进行走访调查。93岁高龄的上田胜善在得知笔者是中国人后,当即深深鞠躬行礼,声泪俱下地为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忏悔。他表示,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使他们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而那些被他们残酷杀害的受害者却再也无法挽回生命,他们要用余生为“反战和平、日中友好”而努力奋斗。耄耋老人颤抖的声音和谢罪时的痛苦表情令笔者难以忘怀。“山阴中归联”的另外两位成员鹿田正夫、难波靖直等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向来访的中国学者张宏波表达感恩与谢罪之意。同样年逾九旬的今田实夫至今仍在反思那场侵略战争,认为当年自己充当新兵教官也是一种间接的犯罪,因为接受他培训的士兵参加侵略战争,也会犯下战争罪行。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曾经受到新中国教育改造的战犯都能倾尽余生去感恩、谢罪与反省。1957年“中归联”成立时,成员包含了全部获释归国人员,但后来真正参加组织活动的不到一半。也许是迫于各种压力,相当一部分人从此隐姓埋名;有的则根据具体情况,力所能及地参与一些活动;还有人忙于组建家庭、经营生活,直到退休后,经济和精力上有了余力,才开始投身“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另外有一些人由于住所比较偏远,虽然参与活动,但与组织联系得不多……凡此种种,实在不能一概而论。在困难重重、大浪淘沙的情况下,那些有勇气和毅力坚持活动的“中归联”成员,应该是在真诚地认罪反省。

  这些“中归联”成员之所以能够一生背负着对中国的感恩并坚持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谢罪,既是为了报答中国政府和人民,完成对自己的精神救赎,同时也源于对亲人和祖国的热爱。他们经历过战争,深知战争意味着什么,希望中日之间、世界各民族之间能够世世代代永远和平、幸福地生活,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希望日本能像德国那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人单力薄,终究没有形成气候,没能撼动日本的主流社会思潮,但他们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讲述那段历史,希望让全世界知道“中归联”的存在,因为他们认为:“21世纪日本人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对过去的历史拥有正确的认识。”他们担心,如果不坚持认罪,美化战争的声音会愈发强大,日本社会有可能一步步倒退至战前状态。因此,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下去,尤其要影响年轻人——多一个理解他们心情的日本年轻人,不就意味着少一个不理解的吗?

  总之,在新中国政府人性化、理性化的教育下,日本战犯认识到了自己的战争责任,能够直面自己犯下的罪行,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反思侵华战争。无论是被判刑的还是被宽大释放的战犯,无一不认罪服法,千余战犯中仅有一名回国后翻供,不少人终其一生认罪反省,甚至有人能够作为战争加害者与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实现和解,由仇人变成朋友。这些原战犯成立的“中归联”是战后日本唯一一个彻底反省战争责任的团体。如今,随着大部分“中归联”成员的离世,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与反省、对和平的珍爱与追求已经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诚意可以说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他们的思想转变才更加真实可信,关于他们为什么能坚持到最后的研究也才更加意义深远。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原标题《“中归联”历史研究五题》,作者周桂香为大连理工大学日本学研究所副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有删节,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