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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150年︱岩仓使团的先声:日本首次遣使欧洲始末

2018-10-8 09:08:19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潘米奇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明治维新150年︱岩仓使团的先声:日本首次遣使欧洲始末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是近代亚洲最为成功的“现代化转型”之一,其中,由众维新精英领衔的“岩仓使团”居功至伟——短短两年的西行之旅,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强国的方方面面,为之后近五十年的维新奠定了基石。然而著名的“岩仓使团”并非日本第一次主动“使欧”,日本了解西方与世界的进程,也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启动。早在400余年前,战国时代日本即首次派遣欧使团——“天正使团”。

  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及随行神父

  从长崎到里斯本:“地极”少年的西行之路

  1534年,耶稣会成立于巴黎。耶稣会为传播天主教而足迹遍布全球,其在东方最早取得进展的地域,就是政治上群雄逐鹿、因而思想上也相对多元的战国日本。根据学者考察,在“天正使团”派出的1582年,仅耶稣会一个修会便在日拥有15万信众,成功的传教活动更是引得肥前国当主等多位九州大名皈依天主教。一时之间,日本成为当时东亚世界天主教最为繁盛的国度之一。

  九州是耶稣会在东方活动最为兴盛的区域之一

  面对“信仰”欣欣向荣的局势,九州的基督教大名们逐渐萌生了派遣使节前往欧洲的想法,而这与此时亟需通过“地极的信众”来昭示自身传教功绩的耶稣会一拍即合。很快,在耶稣会“东印度地区”总负责者范里安(Valignano),以及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大友宗麟与大村忠纯的支持与筹措下,一支由贵族少年组成的“遣欧使团”迅速组建。他们分别是大友宗麟的亲属伊东祐益,有马晴信的亲属千千石纪员,大村忠纯的亲属原马丁,以及九州贵族中浦朱利安。由于全体使团成员之中最年长的也不过15岁,因此,他们又被后世称为“天正遣欧少年使节”。

  2014年,由16世纪画家丁托列托绘制的伊东祐益画像在意大利被发现

  1582年2月20日,携带着三位基督教大名的信件与礼物,日本历史上首次遣欧使团正式从长崎港启航。除之前提到的正副使四位少年外,使团还包括传教士梅斯基塔等随行人员,负责少年们的起居与教育,范里安本人也亲随前往。船队逆向沿着葡萄牙海洋帝国向东发展的商路一路向西,自长崎而至澳门,到达了耶稣会在印度传教的重要据点果阿。由于气候不利,使团在果阿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范里安收到了来自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件,要求他务必留在果阿,指挥东方的传教事宜,不要随使团前来,因此,范里安只得指派另一名耶稣会士担任随员长,陪同使团完成之后的使欧航程。在一路走走停停的航行之后,使团终于在1584年8月抵达里斯本外海,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海上漂泊。

  从果阿到长崎,一个个东方据点的建立,勾画了葡萄牙海洋帝国的发展轨迹。详参学者顾卫民先生的新著《葡萄牙海洋帝国史》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日本少年的欧洲纪行

  1584年8月11日晚,使团一行正式登上了欧洲的土地。正如布罗代尔代表作书名所揭示的那样,此时的南部欧洲,正是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在他的统治下,不仅囊括今天的西葡全境,还包括意大利及尼德兰诸邦;若算上其在拉美与亚洲的殖民地的话,菲利普二世的统治范围遍布全球。又因其与罗马教廷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所谓“基督教世界最强君主”的名号是当之无愧的。“天正使团”少年们的欧洲游历,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徐徐展开。

  使团的第一站是葡萄牙首府里斯本。在那,他们多次觐见了葡萄牙总督,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结束葡萄牙的游历之后,使团于9月进入西班牙境内,并于10月19日到达马德里,向着世界首个“日不落帝国”君主的王廷进发。不过由于此时马德里正在举行全国性的宣誓效忠仪式,因此使团的觐见活动被推延到了11月。

  11月14日,觐见仪式如期举行。在国王华美仪仗队的接驾下,身着和服的四位少年携带着日本大名的信件与精致的漆器礼物,在众多市民的目光中缓步驶入宫殿。菲利普二世国王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对日本大名们的赠礼表示感谢,国王还邀请他们用日语发表演说。之后几天,使团四人先后拜访了王室教堂等地,还游历了新近落成的埃斯科里亚尔宫,并有幸目睹了耶稣受难荆棘等“至高圣物”,足见这位世界性君主对于遥远东方来客的重视。

  耗资无数美洲白银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埃斯科里亚尔宫

  拜别菲利普二世,使团继续启程,经海路前往帝国的意大利疆域。1585年3月,船队抵达托斯卡纳大公驻地比萨。在宫殿,弗朗西斯大公亲自下阶迎接,并邀请一行四人参与晚宴。在晚宴上,发生了一件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宴程过半,大公夫人突然拉起正使主席伊东祐益的袖子,邀他跳舞。在得到随行神父宗教上的首肯后,伊东接受了大公夫人的邀约;千千石与中浦也参与其中,一时气氛热烈,引得一片欢声笑语。

  伊东受邀与大公妃跳舞的逸话,至今仍在舞台上被演绎

  在游历了托斯卡纳后,使团还先后到访佛罗伦萨等地。由于使团组建的初衷,本身便包含宗教朝圣的考量,因此他们在这些地方均未做过久的停留。在短暂地拜访了当地贵族并游历了各处主要圣地之后,少年们马不停蹄地向着基督教的“圣城”罗马进发。

  亲历教皇更迭时刻:四个少年的罗马

  1585年3月,从长崎出航整整3年之后,使团终于抵达了罗马。尽管按照原先的计划,教宗将通过私人会面的形式非正式地接见四位少年,但是时任教宗额我略十三世却临时决定,将以庄严隆重的公开仪式接见这些远东来客。

  23日,仪式如期举行。在火枪队的礼炮轰鸣,与到场贵宾、市民的注视下,身着和服的正使伊东身伴两名总主教行在队伍最前,千千石与原马丁紧随其后,向着教廷宫廷进发。当来自遥远地球另一端的信徒出现在门厅时,额我略教宗一时间热泪盈眶。他邀请伊东与千千石当众宣读三名日本大名的信件,并向孩子们详细询问了日本的宗教与社会实况。由于仪式短暂,意犹未尽,教宗还于4月3日再度接见使团,并安排他们参观自己的卧室,足见教宗对于孩子们的喜爱。

  使团觐见场面

  然而世事难料,就在第二次接见后不久,额我略教宗突发鼻黏膜炎,于4月10日下午与世长辞。为应对此突发状况,枢机主教团于当月复活节举行闭门会议,公推枢机主教蒙塔尔多继任教宗,是为西斯笃五世。

  由于旧教宗十分关心传教事务,给予了使团极高的礼遇,因此额我略的突然去世引发了使团成员们深切担忧,他们担心新就任的教皇对于遥远的东方并不具有兴趣。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忧虑实属多余,在之后举行的教宗加冕典礼上,使团少年不仅受到了新任教宗的邀请,而且还受邀侍立在教宗身后,为其撑起华盖,地位甚至居于法国——所谓“天主教会长女”——的众代表之前。此后一月,新教宗还多次带领少年们参与各类活动,并授予了他们“罗马贵族”等荣誉称号。

  记录使团到访罗马的碑铭

  就这样,在获得新教宗的礼遇以及对日本传教事业支持的允诺后,使团于6月3日启程离开罗马,途径威尼斯、米兰等地,重新搭船返回伊比利亚半岛。在伊比利亚,使团先后在巴塞罗那与里斯本等地小住,以等待适合航行的天气。一年之后的1586年4月,归国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搭乘座舰“圣菲利普号”,少年们在阔别故乡4年之后,重度踏上了漫漫的归程。

  上洛:曲折却非凡的回乡之路

  由于风高浪急,使团的回乡之路并不顺畅,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587年6月才最终抵达印度。然而就在使团打算完成漫漫长旅的最后一程之时,日本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巨变。1587年7月,日本当时实际的最高掌权者丰臣秀吉在完成“九州征伐”之后,突然发布了《伴天连追放令》,首开日本禁教之先河,这为本来肩负宗教使命的“天正使团”能否顺利归国,增添了极大的变数。

  “伴天连”(バテレン)即“神父”。该令是日本历史上首份传教士驱逐令

  由于担心日本国内的形势,使团一行有意放慢了节奏,在印度果阿与中国澳门停留多时,以确保归国的安全。不过,由于耶稣会东印度地区负责者范礼安十分具有能力,加之葡萄牙驻果阿总督也答应全力予以配合,“天正使团”一行不仅于1590年顺利获准归国,还得到了次年亲赴京都、觐见“天下人”丰臣秀吉的机会。

  1591年3月,丰臣秀吉于京都“聚乐第”宅邸召见了使团成员。碍于之前颁布的禁教法令,觐见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进行,即让使团少年们身着葡式衣装,以欧洲使团、而非本国国民的身份参与觐见。不过在具体的参见过程中,少年们仍旧采用了传统的日式仪礼,并向丰臣秀吉献上了丰厚的礼物、禀告了此行的种种见闻。对于少年们的非凡经历,丰臣秀吉明显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觐见仪式之后,丰臣秀吉又数次召见使团,甚至一度盛邀伊东祐益加入他的麾下,为他即将发动的朝鲜远征(即“壬辰之役”)贡献力量。不丰臣秀吉的邀请遭到了伊东的婉拒,后者声称,如若仅因高官厚禄,便抛弃抚养自己的神父们于不顾,是一种不义的行为。对此,丰臣秀吉颇为欣赏,在最终准许使团返回九州前,详细地询问了欧洲与印度的情况。

  随着“上洛觐见”的完成,历时8年有余的“天正使团”终于完成了它全部的历史使命,于1591年正式返回九州故土。

  西风东渐:“天正使团”的意义与启示

  通过上述对日本首个遣欧使团“天正使团”的历史回溯,我们可以看到,与传统的“闭关锁国”叙事不同,近代早期的日本、尤其是九州地区,对于世界的巨大变动,并非是茫然无知、无动于衷的。相反,它们对于遥远的西方抱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也并非是一种仅仅集中于最高统治阶层的独有性现象。这为我们理解近200年之后,明治时代的日本缘何能够迅速转型,提供了一些线索。

  从社会上层看。首先,在16世纪近代早期的历史场域中,能够主动派遣一支使团前往欧洲,本身就足以体现当时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对于外部世界的兴趣;而在短短二十年后,以支仓常长为首的使团再度使欧(从路线上看,该使团甚至取道美洲),则是这一兴趣的又一次明证。其次,作为此次使欧行动的结果,“天正使团”的少年们从欧洲带回了大量的绘画与图书,这为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珍贵材料的社会上层人士们,带去了一个十分全面且崭新的世界图景,为启发他们进一步探索世界的欲望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推力。据研究,关白丰臣秀吉就对使团少年们进呈的世界地图集《寰宇全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十分钟爱,甚至还为此专命画师绘制成屏风,以供日日欣赏。可以说,尽管地理上处于“地极孤岛”,但日本社会上层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一直是较为强烈的。

  日本画师根据《寰宇全集》绘制的屏风

  与社会上层类似,社会中层及普通民众,尤其是九州地区的普通民众,也受到了“天正使团”出访的积极影响。首先,少年们带回的大量西方画作受到了普通“南蛮画”(即西方绘画)艺术家们的模仿效尤。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使团从欧洲带回了日本历史上首台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机。尽管活字印刷术发明于中国,当时已经传至日本,但是排印西文作品仍旧十分不便。古腾堡印刷机的带回,便很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嗣后,西方语言学习书、教科书、西方宗教文学作品印刷大盛(即后世所谓的“吉利支丹版”),成就了耶稣会在日本印刷事业的最高潮。经由这些书籍,西方知识逐渐走进了普通九州民众的世界。来自外部世界知识的传播,尽管在随后江户幕府的禁教政策下得到了抑制,但是却永远无法被抹杀,直到两百年后的明治维新时代,它们再度被唤醒,进而在下层转变为巨大的革新力量。正如历史上所有成功的维新一样,“国家的现代化”与“民众的现代化”,一直都是相辅相成的。而从“天正使团”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日本民众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兴趣,早在明治维新以前,便已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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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150年︱岩仓使团的先声:日本首次遣使欧洲始末

2018年10月8日 09:08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明治维新150年︱岩仓使团的先声:日本首次遣使欧洲始末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是近代亚洲最为成功的“现代化转型”之一,其中,由众维新精英领衔的“岩仓使团”居功至伟——短短两年的西行之旅,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强国的方方面面,为之后近五十年的维新奠定了基石。然而著名的“岩仓使团”并非日本第一次主动“使欧”,日本了解西方与世界的进程,也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启动。早在400余年前,战国时代日本即首次派遣欧使团——“天正使团”。

  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及随行神父

  从长崎到里斯本:“地极”少年的西行之路

  1534年,耶稣会成立于巴黎。耶稣会为传播天主教而足迹遍布全球,其在东方最早取得进展的地域,就是政治上群雄逐鹿、因而思想上也相对多元的战国日本。根据学者考察,在“天正使团”派出的1582年,仅耶稣会一个修会便在日拥有15万信众,成功的传教活动更是引得肥前国当主等多位九州大名皈依天主教。一时之间,日本成为当时东亚世界天主教最为繁盛的国度之一。

  九州是耶稣会在东方活动最为兴盛的区域之一

  面对“信仰”欣欣向荣的局势,九州的基督教大名们逐渐萌生了派遣使节前往欧洲的想法,而这与此时亟需通过“地极的信众”来昭示自身传教功绩的耶稣会一拍即合。很快,在耶稣会“东印度地区”总负责者范里安(Valignano),以及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大友宗麟与大村忠纯的支持与筹措下,一支由贵族少年组成的“遣欧使团”迅速组建。他们分别是大友宗麟的亲属伊东祐益,有马晴信的亲属千千石纪员,大村忠纯的亲属原马丁,以及九州贵族中浦朱利安。由于全体使团成员之中最年长的也不过15岁,因此,他们又被后世称为“天正遣欧少年使节”。

  2014年,由16世纪画家丁托列托绘制的伊东祐益画像在意大利被发现

  1582年2月20日,携带着三位基督教大名的信件与礼物,日本历史上首次遣欧使团正式从长崎港启航。除之前提到的正副使四位少年外,使团还包括传教士梅斯基塔等随行人员,负责少年们的起居与教育,范里安本人也亲随前往。船队逆向沿着葡萄牙海洋帝国向东发展的商路一路向西,自长崎而至澳门,到达了耶稣会在印度传教的重要据点果阿。由于气候不利,使团在果阿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范里安收到了来自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件,要求他务必留在果阿,指挥东方的传教事宜,不要随使团前来,因此,范里安只得指派另一名耶稣会士担任随员长,陪同使团完成之后的使欧航程。在一路走走停停的航行之后,使团终于在1584年8月抵达里斯本外海,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海上漂泊。

  从果阿到长崎,一个个东方据点的建立,勾画了葡萄牙海洋帝国的发展轨迹。详参学者顾卫民先生的新著《葡萄牙海洋帝国史》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日本少年的欧洲纪行

  1584年8月11日晚,使团一行正式登上了欧洲的土地。正如布罗代尔代表作书名所揭示的那样,此时的南部欧洲,正是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在他的统治下,不仅囊括今天的西葡全境,还包括意大利及尼德兰诸邦;若算上其在拉美与亚洲的殖民地的话,菲利普二世的统治范围遍布全球。又因其与罗马教廷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所谓“基督教世界最强君主”的名号是当之无愧的。“天正使团”少年们的欧洲游历,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徐徐展开。

  使团的第一站是葡萄牙首府里斯本。在那,他们多次觐见了葡萄牙总督,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结束葡萄牙的游历之后,使团于9月进入西班牙境内,并于10月19日到达马德里,向着世界首个“日不落帝国”君主的王廷进发。不过由于此时马德里正在举行全国性的宣誓效忠仪式,因此使团的觐见活动被推延到了11月。

  11月14日,觐见仪式如期举行。在国王华美仪仗队的接驾下,身着和服的四位少年携带着日本大名的信件与精致的漆器礼物,在众多市民的目光中缓步驶入宫殿。菲利普二世国王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对日本大名们的赠礼表示感谢,国王还邀请他们用日语发表演说。之后几天,使团四人先后拜访了王室教堂等地,还游历了新近落成的埃斯科里亚尔宫,并有幸目睹了耶稣受难荆棘等“至高圣物”,足见这位世界性君主对于遥远东方来客的重视。

  耗资无数美洲白银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埃斯科里亚尔宫

  拜别菲利普二世,使团继续启程,经海路前往帝国的意大利疆域。1585年3月,船队抵达托斯卡纳大公驻地比萨。在宫殿,弗朗西斯大公亲自下阶迎接,并邀请一行四人参与晚宴。在晚宴上,发生了一件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宴程过半,大公夫人突然拉起正使主席伊东祐益的袖子,邀他跳舞。在得到随行神父宗教上的首肯后,伊东接受了大公夫人的邀约;千千石与中浦也参与其中,一时气氛热烈,引得一片欢声笑语。

  伊东受邀与大公妃跳舞的逸话,至今仍在舞台上被演绎

  在游历了托斯卡纳后,使团还先后到访佛罗伦萨等地。由于使团组建的初衷,本身便包含宗教朝圣的考量,因此他们在这些地方均未做过久的停留。在短暂地拜访了当地贵族并游历了各处主要圣地之后,少年们马不停蹄地向着基督教的“圣城”罗马进发。

  亲历教皇更迭时刻:四个少年的罗马

  1585年3月,从长崎出航整整3年之后,使团终于抵达了罗马。尽管按照原先的计划,教宗将通过私人会面的形式非正式地接见四位少年,但是时任教宗额我略十三世却临时决定,将以庄严隆重的公开仪式接见这些远东来客。

  23日,仪式如期举行。在火枪队的礼炮轰鸣,与到场贵宾、市民的注视下,身着和服的正使伊东身伴两名总主教行在队伍最前,千千石与原马丁紧随其后,向着教廷宫廷进发。当来自遥远地球另一端的信徒出现在门厅时,额我略教宗一时间热泪盈眶。他邀请伊东与千千石当众宣读三名日本大名的信件,并向孩子们详细询问了日本的宗教与社会实况。由于仪式短暂,意犹未尽,教宗还于4月3日再度接见使团,并安排他们参观自己的卧室,足见教宗对于孩子们的喜爱。

  使团觐见场面

  然而世事难料,就在第二次接见后不久,额我略教宗突发鼻黏膜炎,于4月10日下午与世长辞。为应对此突发状况,枢机主教团于当月复活节举行闭门会议,公推枢机主教蒙塔尔多继任教宗,是为西斯笃五世。

  由于旧教宗十分关心传教事务,给予了使团极高的礼遇,因此额我略的突然去世引发了使团成员们深切担忧,他们担心新就任的教皇对于遥远的东方并不具有兴趣。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忧虑实属多余,在之后举行的教宗加冕典礼上,使团少年不仅受到了新任教宗的邀请,而且还受邀侍立在教宗身后,为其撑起华盖,地位甚至居于法国——所谓“天主教会长女”——的众代表之前。此后一月,新教宗还多次带领少年们参与各类活动,并授予了他们“罗马贵族”等荣誉称号。

  记录使团到访罗马的碑铭

  就这样,在获得新教宗的礼遇以及对日本传教事业支持的允诺后,使团于6月3日启程离开罗马,途径威尼斯、米兰等地,重新搭船返回伊比利亚半岛。在伊比利亚,使团先后在巴塞罗那与里斯本等地小住,以等待适合航行的天气。一年之后的1586年4月,归国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搭乘座舰“圣菲利普号”,少年们在阔别故乡4年之后,重度踏上了漫漫的归程。

  上洛:曲折却非凡的回乡之路

  由于风高浪急,使团的回乡之路并不顺畅,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587年6月才最终抵达印度。然而就在使团打算完成漫漫长旅的最后一程之时,日本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巨变。1587年7月,日本当时实际的最高掌权者丰臣秀吉在完成“九州征伐”之后,突然发布了《伴天连追放令》,首开日本禁教之先河,这为本来肩负宗教使命的“天正使团”能否顺利归国,增添了极大的变数。

  “伴天连”(バテレン)即“神父”。该令是日本历史上首份传教士驱逐令

  由于担心日本国内的形势,使团一行有意放慢了节奏,在印度果阿与中国澳门停留多时,以确保归国的安全。不过,由于耶稣会东印度地区负责者范礼安十分具有能力,加之葡萄牙驻果阿总督也答应全力予以配合,“天正使团”一行不仅于1590年顺利获准归国,还得到了次年亲赴京都、觐见“天下人”丰臣秀吉的机会。

  1591年3月,丰臣秀吉于京都“聚乐第”宅邸召见了使团成员。碍于之前颁布的禁教法令,觐见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进行,即让使团少年们身着葡式衣装,以欧洲使团、而非本国国民的身份参与觐见。不过在具体的参见过程中,少年们仍旧采用了传统的日式仪礼,并向丰臣秀吉献上了丰厚的礼物、禀告了此行的种种见闻。对于少年们的非凡经历,丰臣秀吉明显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觐见仪式之后,丰臣秀吉又数次召见使团,甚至一度盛邀伊东祐益加入他的麾下,为他即将发动的朝鲜远征(即“壬辰之役”)贡献力量。不丰臣秀吉的邀请遭到了伊东的婉拒,后者声称,如若仅因高官厚禄,便抛弃抚养自己的神父们于不顾,是一种不义的行为。对此,丰臣秀吉颇为欣赏,在最终准许使团返回九州前,详细地询问了欧洲与印度的情况。

  随着“上洛觐见”的完成,历时8年有余的“天正使团”终于完成了它全部的历史使命,于1591年正式返回九州故土。

  西风东渐:“天正使团”的意义与启示

  通过上述对日本首个遣欧使团“天正使团”的历史回溯,我们可以看到,与传统的“闭关锁国”叙事不同,近代早期的日本、尤其是九州地区,对于世界的巨大变动,并非是茫然无知、无动于衷的。相反,它们对于遥远的西方抱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也并非是一种仅仅集中于最高统治阶层的独有性现象。这为我们理解近200年之后,明治时代的日本缘何能够迅速转型,提供了一些线索。

  从社会上层看。首先,在16世纪近代早期的历史场域中,能够主动派遣一支使团前往欧洲,本身就足以体现当时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对于外部世界的兴趣;而在短短二十年后,以支仓常长为首的使团再度使欧(从路线上看,该使团甚至取道美洲),则是这一兴趣的又一次明证。其次,作为此次使欧行动的结果,“天正使团”的少年们从欧洲带回了大量的绘画与图书,这为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珍贵材料的社会上层人士们,带去了一个十分全面且崭新的世界图景,为启发他们进一步探索世界的欲望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推力。据研究,关白丰臣秀吉就对使团少年们进呈的世界地图集《寰宇全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十分钟爱,甚至还为此专命画师绘制成屏风,以供日日欣赏。可以说,尽管地理上处于“地极孤岛”,但日本社会上层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一直是较为强烈的。

  日本画师根据《寰宇全集》绘制的屏风

  与社会上层类似,社会中层及普通民众,尤其是九州地区的普通民众,也受到了“天正使团”出访的积极影响。首先,少年们带回的大量西方画作受到了普通“南蛮画”(即西方绘画)艺术家们的模仿效尤。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使团从欧洲带回了日本历史上首台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机。尽管活字印刷术发明于中国,当时已经传至日本,但是排印西文作品仍旧十分不便。古腾堡印刷机的带回,便很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嗣后,西方语言学习书、教科书、西方宗教文学作品印刷大盛(即后世所谓的“吉利支丹版”),成就了耶稣会在日本印刷事业的最高潮。经由这些书籍,西方知识逐渐走进了普通九州民众的世界。来自外部世界知识的传播,尽管在随后江户幕府的禁教政策下得到了抑制,但是却永远无法被抹杀,直到两百年后的明治维新时代,它们再度被唤醒,进而在下层转变为巨大的革新力量。正如历史上所有成功的维新一样,“国家的现代化”与“民众的现代化”,一直都是相辅相成的。而从“天正使团”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日本民众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兴趣,早在明治维新以前,便已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