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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古代功臣的生存手册

2018-9-14 09:11:03

来源:搜狐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古代功臣的生存手册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功臣名将宿命的怪圈,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

  因此,对于功臣宿将来说,如果能摊上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身上人性多而兽性少的“圣明天子”,当然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不但不必为自己颈上的脑袋是否会搬家而担惊受怕,而且还可以确保自己因当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所作的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过上豪华安逸的生活,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遗憾的是,刘秀和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也就是两个而已,要撞大运碰上他们,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亚圣”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刘秀、赵匡胤可是千余年方才出一位,这比孟子讲的还来得稀罕。

  所以对于众多功臣宿将而言,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毕竟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若是能遇上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这一档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还是不要好高骛远,变得理智现实一点,多想想在遇不上刘秀、赵匡胤这样圣主明君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够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天子”。想方设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杀机戾气,让自己远祸全身,苟延残喘。一句话,作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明和可贵在于他总是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屈求伸,趋利避害,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能力,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将自然也具备。对他们来说,功成名就后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消除皇帝陛下对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轮回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思考对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样的姿态,自敛锋芒,韬光养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宽容。做成功了,算是为将的韬略已修炼到家,炉火纯青;事情最终弄糟了,算是修炼不够,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饮苦酒,自认倒霉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将几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銮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厌恶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诛之而后诀,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

  一是怕功臣桀骜不驯、强梁不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拿战功作炫耀的资本,凭实力讨价还价,到最后忘乎所以,上演“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逼宫一幕。

  二是怕功臣肚里肠子弯弯,心思歪歪,“不识庐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实则居心叵测,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强,精明能干,文武双修,反衬出皇帝们的颟顸无能、酒囊饭袋,这样叫寡人如何驾驭,而且实有伤自己神圣的面子。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倾向,一门心思奔事业,展抱负,爱惜羽毛,反而对吃喝玩乐不发生兴趣。这样一来,自己在九重宫阙里纸迷金醉,穷奢极欲,导致物议横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则因夙夜匪解,勤劳国事,克己奉公,声望逐渐提升,人气日益旺盛。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有此四点,要想不杀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的问题了。你不是怕我桀骜不驯吗?我就改弦更张,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你不是怕我阴怀二心吗?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给你看;你不是顾忌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就数我最庸碌无能;文不能断文识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不肯享受吗?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让你知道我是够标准的尸位素餐者。

  这就是中国古代功臣宿将以“自晦”“自污”途径来全身避祸的自我保存之道。

  应该说,这一招是比较灵验的,相当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专吃这一套,于是乎,许多功臣宿将终于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安安稳稳以享天年。

  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与人生韬略尽萃于斯,这既叫我们在今天为之骄傲,因为它大大削减了历史上的血腥屠戮场面;同时却也让我们在今天为之悲哀,因为它使中国古代“人才”太多,“事才”太少,无论是皇帝、功臣,还是普通官吏,精力大多不在任事做事,而在于琢磨人,对付人。而“人才”过剩“事才”匮乏,正是中国封建政冶没有希望的标志!

  功臣宿将全身远祸最直截了当也最立竿见影的途径,自然是退出江湖,飘然高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下卷”上讲:“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说的就是历代功臣宿将自我保全的最上乘境界。

  春秋时期越国灭吴称霸的第一号功臣范蠡,无疑是较早洞察君臣关系的实质,未雨绸缪,及时“脱然高引”,飘然倏逝从而全身远祸的一个典范。

  范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当时正值晋楚争霸如火如荼之际,晋国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优势地位,联合和扶持吴国,南北夹攻楚国,使其处于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处境。“三驾而楚不能竞”。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楚国如法炮制,决定策动越国在吴国后方进行骚扰,牵制吴国方面的战略行动,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范蠡与另一位楚人、战略家文种,就是为实现楚国这一战略企图而受命奔赴越国展开军事外交活动的。

  到了越国之后,范蠡受到了正一心一意想战胜吴国以报世仇的越王勾践的极大信任,担任了越国大夫,主持越国的军事及外交斗争,“(文)种躬正内,(范)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他为勾践指明了对付吴国的正确战略方针,韬光养晦,积聚实力,等待时机,见机而作,“尽其阳节,盈吾阴节以夺之”,自处柔弱卑下的地位,争取有利的时机,创造条件,转弱为强,“不为天下先”,以时间换空间,欲擒先纵,后发制人,最后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

  越王勾践正是依据他的这一战略方针,并在他的具体辅佐下,发扬“卧薪尝胆”的“胆剑”精神,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励精图治,足兵求强,同时大玩“美女计”,搞性贿赂,使夫差在温柔之乡中流连忘返,与西施、郑旦“云鬓花冠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荒湎政务,自废武功,从而彻底改变了吴越双方之间的优劣态势,通过偷袭吴都、笠泽歼敌、围攻姑苏等重大战役,最终灭亡了吴国。

  显而易见,范蠡(连同他的伙伴文种)是越国灭吴、勃然兴起、称霸中原的决定性人物,是越国的大功臣、勾践的大恩人。

  不过,范蠡的睿智和高明,还不仅仅在于他才能的出众、韬略的超群,而更在于他头脑的清醒、识见的不凡。他没有让胜利淹没自己的理性,也不曾叫君臣和谐的表面现象窒息了自己的判断力。他深深懂得,自己身为楚国人士,执行的是楚国的战略使命,这一点必定会成为自己与越王勾践之间的隔阂,在胜利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双方为了灭吴的共同战略目标尚可以携手合作,和衷共济;但是一旦胜利降临,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这种隔阂一定会迅速扩大,形成不可逾越的沟壑。

  另外,在和勾践的多年交往中,范蠡对其人的性格、气质、为人都已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入木三分的了解,在范蠡眼中,勾践“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履危,不可与安”,是一个“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的角色,所以自己当明白“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的危殆处境,懂得自己的赫赫功勋,这时其实恰好已成为了自己惹祸杀身的催命符、夺魂律了。总之,“功高震主”与外来客卿双重因素的结合,使自己(当然也包括文种)处于随时被杀殒命的危险之中。

  鉴于这样的判断,范蠡他不管勾践说什么花言巧语,许诺什么君臣共治之愿,怎么恳求,怎么挽留,都毫不动摇,只认准一条选择,那就是见好就收,及时抽身,飘然高隐,杳如黄鹤,弃高官尊爵如敝屣,视富贵荣华似浮云。

  就这样,范蠡在事业最辉煌的巅峰,在仕途最顺畅的时候,宠辱皆忘、义无反顾弃官而去,携带着红颜知音、绝代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浪迹天涯,英雄美人,剑胆琴心,谱写了其人生中更为华丽、更为灿烂的篇章。先后游历齐地、陶邑,隐姓埋名、尽洗铅华,称鸱夷子皮、陶朱公,以兵法的精髓指导经商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大获其利,“三致千金”,和稍后的白圭、子贡等人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下海”并取得辉煌成功的富商巨贾。

  范蠡功成身退,以“飘然高隐”的方式,巧妙地躲避过越王勾践屠戮功臣之劫难,成为后人醉心向往的全身避祸之道的楷模。无数人钦佩他的眼光、推崇他的识见、艳羡他的际遇、效仿他的选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真可谓“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方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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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4日 09:11 来源:搜狐

原标题:“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古代功臣的生存手册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功臣名将宿命的怪圈,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

  因此,对于功臣宿将来说,如果能摊上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身上人性多而兽性少的“圣明天子”,当然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不但不必为自己颈上的脑袋是否会搬家而担惊受怕,而且还可以确保自己因当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所作的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过上豪华安逸的生活,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遗憾的是,刘秀和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也就是两个而已,要撞大运碰上他们,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亚圣”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刘秀、赵匡胤可是千余年方才出一位,这比孟子讲的还来得稀罕。

  所以对于众多功臣宿将而言,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毕竟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若是能遇上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这一档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还是不要好高骛远,变得理智现实一点,多想想在遇不上刘秀、赵匡胤这样圣主明君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够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天子”。想方设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杀机戾气,让自己远祸全身,苟延残喘。一句话,作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明和可贵在于他总是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屈求伸,趋利避害,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能力,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将自然也具备。对他们来说,功成名就后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消除皇帝陛下对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轮回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思考对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样的姿态,自敛锋芒,韬光养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宽容。做成功了,算是为将的韬略已修炼到家,炉火纯青;事情最终弄糟了,算是修炼不够,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饮苦酒,自认倒霉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将几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銮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厌恶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诛之而后诀,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

  一是怕功臣桀骜不驯、强梁不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拿战功作炫耀的资本,凭实力讨价还价,到最后忘乎所以,上演“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逼宫一幕。

  二是怕功臣肚里肠子弯弯,心思歪歪,“不识庐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实则居心叵测,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强,精明能干,文武双修,反衬出皇帝们的颟顸无能、酒囊饭袋,这样叫寡人如何驾驭,而且实有伤自己神圣的面子。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倾向,一门心思奔事业,展抱负,爱惜羽毛,反而对吃喝玩乐不发生兴趣。这样一来,自己在九重宫阙里纸迷金醉,穷奢极欲,导致物议横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则因夙夜匪解,勤劳国事,克己奉公,声望逐渐提升,人气日益旺盛。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有此四点,要想不杀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的问题了。你不是怕我桀骜不驯吗?我就改弦更张,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你不是怕我阴怀二心吗?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给你看;你不是顾忌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就数我最庸碌无能;文不能断文识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不肯享受吗?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让你知道我是够标准的尸位素餐者。

  这就是中国古代功臣宿将以“自晦”“自污”途径来全身避祸的自我保存之道。

  应该说,这一招是比较灵验的,相当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专吃这一套,于是乎,许多功臣宿将终于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安安稳稳以享天年。

  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与人生韬略尽萃于斯,这既叫我们在今天为之骄傲,因为它大大削减了历史上的血腥屠戮场面;同时却也让我们在今天为之悲哀,因为它使中国古代“人才”太多,“事才”太少,无论是皇帝、功臣,还是普通官吏,精力大多不在任事做事,而在于琢磨人,对付人。而“人才”过剩“事才”匮乏,正是中国封建政冶没有希望的标志!

  功臣宿将全身远祸最直截了当也最立竿见影的途径,自然是退出江湖,飘然高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下卷”上讲:“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说的就是历代功臣宿将自我保全的最上乘境界。

  春秋时期越国灭吴称霸的第一号功臣范蠡,无疑是较早洞察君臣关系的实质,未雨绸缪,及时“脱然高引”,飘然倏逝从而全身远祸的一个典范。

  范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当时正值晋楚争霸如火如荼之际,晋国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优势地位,联合和扶持吴国,南北夹攻楚国,使其处于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处境。“三驾而楚不能竞”。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楚国如法炮制,决定策动越国在吴国后方进行骚扰,牵制吴国方面的战略行动,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范蠡与另一位楚人、战略家文种,就是为实现楚国这一战略企图而受命奔赴越国展开军事外交活动的。

  到了越国之后,范蠡受到了正一心一意想战胜吴国以报世仇的越王勾践的极大信任,担任了越国大夫,主持越国的军事及外交斗争,“(文)种躬正内,(范)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他为勾践指明了对付吴国的正确战略方针,韬光养晦,积聚实力,等待时机,见机而作,“尽其阳节,盈吾阴节以夺之”,自处柔弱卑下的地位,争取有利的时机,创造条件,转弱为强,“不为天下先”,以时间换空间,欲擒先纵,后发制人,最后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

  越王勾践正是依据他的这一战略方针,并在他的具体辅佐下,发扬“卧薪尝胆”的“胆剑”精神,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励精图治,足兵求强,同时大玩“美女计”,搞性贿赂,使夫差在温柔之乡中流连忘返,与西施、郑旦“云鬓花冠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荒湎政务,自废武功,从而彻底改变了吴越双方之间的优劣态势,通过偷袭吴都、笠泽歼敌、围攻姑苏等重大战役,最终灭亡了吴国。

  显而易见,范蠡(连同他的伙伴文种)是越国灭吴、勃然兴起、称霸中原的决定性人物,是越国的大功臣、勾践的大恩人。

  不过,范蠡的睿智和高明,还不仅仅在于他才能的出众、韬略的超群,而更在于他头脑的清醒、识见的不凡。他没有让胜利淹没自己的理性,也不曾叫君臣和谐的表面现象窒息了自己的判断力。他深深懂得,自己身为楚国人士,执行的是楚国的战略使命,这一点必定会成为自己与越王勾践之间的隔阂,在胜利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双方为了灭吴的共同战略目标尚可以携手合作,和衷共济;但是一旦胜利降临,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这种隔阂一定会迅速扩大,形成不可逾越的沟壑。

  另外,在和勾践的多年交往中,范蠡对其人的性格、气质、为人都已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入木三分的了解,在范蠡眼中,勾践“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履危,不可与安”,是一个“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的角色,所以自己当明白“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的危殆处境,懂得自己的赫赫功勋,这时其实恰好已成为了自己惹祸杀身的催命符、夺魂律了。总之,“功高震主”与外来客卿双重因素的结合,使自己(当然也包括文种)处于随时被杀殒命的危险之中。

  鉴于这样的判断,范蠡他不管勾践说什么花言巧语,许诺什么君臣共治之愿,怎么恳求,怎么挽留,都毫不动摇,只认准一条选择,那就是见好就收,及时抽身,飘然高隐,杳如黄鹤,弃高官尊爵如敝屣,视富贵荣华似浮云。

  就这样,范蠡在事业最辉煌的巅峰,在仕途最顺畅的时候,宠辱皆忘、义无反顾弃官而去,携带着红颜知音、绝代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浪迹天涯,英雄美人,剑胆琴心,谱写了其人生中更为华丽、更为灿烂的篇章。先后游历齐地、陶邑,隐姓埋名、尽洗铅华,称鸱夷子皮、陶朱公,以兵法的精髓指导经商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大获其利,“三致千金”,和稍后的白圭、子贡等人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下海”并取得辉煌成功的富商巨贾。

  范蠡功成身退,以“飘然高隐”的方式,巧妙地躲避过越王勾践屠戮功臣之劫难,成为后人醉心向往的全身避祸之道的楷模。无数人钦佩他的眼光、推崇他的识见、艳羡他的际遇、效仿他的选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真可谓“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方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最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