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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唐人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

2018-7-4 08:42:3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陈尚君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陈尚君:唐人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

  本文摘自:《中华瑰宝》杂志,作者:陈尚君

  今年是唐王朝建立1400周年,作为中华历史上国力强盛、文化昌盛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当然值得隆重纪念。唐王朝之建立过程、延续历史、文化展示、文学繁荣,前人都已有过太多的论述,我认为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唐王朝的文化自信是如何形成的?唐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我们应该从唐王朝的成功得到哪些启示?

  隋末大乱,群雄逐鹿,李唐胜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今人多从隋唐故事了解唐王朝之成立,不太了解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和隋炀帝杨广的母亲乃是亲姐妹。隋炀帝在天下已乱之际将北门重镇太原交给表兄李渊,没想到这位年过五十、从无特出成就的表兄,用北防突厥的大军袭取关中,奠定王业。唐王朝的最初几十年的任务,是“与民休息”,对外说是仁政,不说的则是隋代基本建设做得太好了,乃至重劳民力,二世而亡,新王朝坐享其成,还不断说要吸取历史教训,一句感谢都没有。

  承前启后政通人和

  唐王朝最大的成功是制度和法律建设。隋唐皆承北魏、北周的旧制,但也在不断完善调整。唐王朝在中央行政运作方面,最大成就是三省制的建立,从而最大程度保证在皇权主导下政府行政行为的合理运转。三省制在唐以前久已实行,但唐代使其完善妥适,高效有序。三省中,中书省主定旨出命,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三省互为制约,各负其责。

  在存留的唐代诏敕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赦天下到官员任免,谁起草,谁同意,都逐一有主官签名,方得生效。从文献分析,朝廷重大的政策,不断在调整修订,涉及全局者多以赦书方式颁布,仅涉细节者则以敕令的方式下达。涉及到具体部门落实执行,则有更进一步的细化条流。要求各具体部门将有关此部门之政令,大字书写于显见的白墙上,政务公开,切实执行。其中门下封驳的设置,对具体政令调整或人事任免,都可作明确的反对,避免偏差。

  当然,最重要的是官员遴择。唐王朝建立不久,就发现有军功的人未必适合担任高官,而适合重要行政职务的官员,则常因年资位阶稍低而不能担任要职。解决的办法,一是将阶、勋、爵、职分开,阶要循资格而进,但低阶也可以担任高职,有功可以赏勋进爵,不一定要给予显要职位。二是特别重视临民而治官员的选拔,玄宗时多次亲自遴选,亲自训诫,亲自送行,以改善吏治,这是开天之治的关键所在。三是承认法治还要依靠人治,改善吏治的关键在制度完善。

  唐代进入仕途,有荫官、荐举、科举等各种途径,各级官员可以凭自己喜爱推荐官员,中唐后更规定官员到任即可推荐接任者,内举不避亲,当然都可以,但被推荐的官员胜任与否,推荐者必须负连带的责任。唐人常说坐累贬官,就是受被推荐者连累而追究责任的结果。当然,对官员考课考功、加勋晋爵,乃至守孝服忧、夺情起复等,都有完善的制度,宰相以下,谁都不能特殊。

  唐代法律之完善及实施,在中世纪可以说领先全世界。存世最重要的法典是《唐律疏议》,详尽规定了从刑法到民法的各种细节。在唐代具体实行中,其实不仅是一部法律,而是一系列的法令,包括律、令、格、式等各类法律条文。比方婚姻,规定了什么身份的男女之间可以结婚,什么人不能结婚。虽然士庶不婚的限定,体现士族社会的人际分野,但如若违反,应得到什么惩罚,无不清楚豁然。再如胡商入唐经商,一旦身亡,遗产如何处置,亲属如何认定,财产如何分割,都有具体规定。

  前些年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天圣令》残本,是一部国家各方面制度法规的总结性著作,引起中外学者极大关注。日本早期的国家制度设计,就是拿着唐朝的成功经验,照样移植,日本史上称为律令制国家的成立,其影响持续到幕府统治末期。而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法令,也基本沿袭唐代的格局。这是唐代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与任何一个王朝一样,唐王朝延续289年,经历了无数次血腥的政变与残酷的政争,一路跌跌撞撞,但又始终有应对的策略与恢复的元气。如果加以归纳,则前期以宫廷政治为主,无论玄武门政变,还是武后独裁,关键是对中枢权力的争夺。神龙、先天之间,这一争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玄宗以诸王不出阁的办法化解了危机,但在削弱宗室的同时,带来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与朝廷党争的新问题。

  安史之乱的实质,是坐拥军权膨胀的野心家对中央权力的觊觎。乱平的代价,带来一系列的变化。皇帝通过宦官加强对中央与地方的控制,宦官集团与王权成为互生的共同体。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讨伐与妥协虽然看起来风起云涌,跌宕起伏,但实质是王权的削弱与地方的分裂。各种力量的相对平衡,维持了乱后150年王朝的延续,一旦平衡打破,某派独大,唐王朝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盛世华章多元并存

  现在我们仰望唐朝,特别欣赏唐诗之闲雅从容,如果真实地去了解唐朝,就会感受到唐代是一个尚武的时代,是一个胡风浸润一切的时代,也是一个士庶分明的时代。

  必须知道,北周、隋、唐三代都源出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其先人都是戍边的武人,沾染胡气,或者本身就是胡人,或者累代与胡人通婚。这就能很好地解释唐文化对于中亚及四边异文化兼收并取的原因。从皇帝以下,无不适应这壮盛疏峻、多元纷呈的文化氛围。胡风不仅影响唐人的服饰与乐舞,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态度与精神信仰,这就是开放宽容、多元并存的文化精神。唐诗的成就,其实也就是南朝华美与北方俊朗相结合的结果。因为尚武,唐初国力强盛,得以征服四夷,万国来朝,唐太宗也因此得到“天可汗”的美称。

  对唐代,我们一定要有一基本认识,即李唐王朝有效管理的地区,是在“四夷”以内的地区,而服膺唐王朝之周边各国,则形成更为宏伟的大唐帝国。当然,唐王朝在国力强盛时,四边不敢轻启兵衅,国内有事乃至皇权衰落时,四边也会各有动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唐王朝都远强于周边各政权,不忌惮别样文化之渗透会影响本国文化的变质,更不担心异文化会取代本国文化。以日本来说,奈良、平安时期,无论都城建筑、宗教信仰、诗文写作,乃至治国原则,都以唐为师。低眉拜师,真诚请益,反过来的影响则很有限,故唐人乐于交流,热诚接纳,绝无顾忌。

  中唐后,胡人军将割据河北,佛道盛行,一部分学者对汉文化之存续有了危机感,因此而有赵匡、啖助、陆淳提倡《春秋》学,有韩愈写《原道》攘斥佛老,直到宋学高扬华夏正统的大旗。唐代之士庶分野,常被许多学者所忽略,多向往唐人诗意的栖息。确实有人诗意生活,这部分人是“生常免租税”的贵族,拥有较多的生活和精神资源,承担国家的主要责任,也创造最灿烂的艺术和文学。但社会之人群,从南北文化、族群文化和家族文化来说,都是变动不居的,唐代也是如此。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不必过分地厚此轻彼。

  大唐文化早已远去。今日重温,如尚有可以会心之处,则幸甚。

  作者简介

  陈尚君,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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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唐人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

2018年7月4日 08:42 来源:凤凰网历史

原标题:陈尚君:唐人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

  本文摘自:《中华瑰宝》杂志,作者:陈尚君

  今年是唐王朝建立1400周年,作为中华历史上国力强盛、文化昌盛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当然值得隆重纪念。唐王朝之建立过程、延续历史、文化展示、文学繁荣,前人都已有过太多的论述,我认为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唐王朝的文化自信是如何形成的?唐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我们应该从唐王朝的成功得到哪些启示?

  隋末大乱,群雄逐鹿,李唐胜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今人多从隋唐故事了解唐王朝之成立,不太了解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和隋炀帝杨广的母亲乃是亲姐妹。隋炀帝在天下已乱之际将北门重镇太原交给表兄李渊,没想到这位年过五十、从无特出成就的表兄,用北防突厥的大军袭取关中,奠定王业。唐王朝的最初几十年的任务,是“与民休息”,对外说是仁政,不说的则是隋代基本建设做得太好了,乃至重劳民力,二世而亡,新王朝坐享其成,还不断说要吸取历史教训,一句感谢都没有。

  承前启后政通人和

  唐王朝最大的成功是制度和法律建设。隋唐皆承北魏、北周的旧制,但也在不断完善调整。唐王朝在中央行政运作方面,最大成就是三省制的建立,从而最大程度保证在皇权主导下政府行政行为的合理运转。三省制在唐以前久已实行,但唐代使其完善妥适,高效有序。三省中,中书省主定旨出命,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三省互为制约,各负其责。

  在存留的唐代诏敕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赦天下到官员任免,谁起草,谁同意,都逐一有主官签名,方得生效。从文献分析,朝廷重大的政策,不断在调整修订,涉及全局者多以赦书方式颁布,仅涉细节者则以敕令的方式下达。涉及到具体部门落实执行,则有更进一步的细化条流。要求各具体部门将有关此部门之政令,大字书写于显见的白墙上,政务公开,切实执行。其中门下封驳的设置,对具体政令调整或人事任免,都可作明确的反对,避免偏差。

  当然,最重要的是官员遴择。唐王朝建立不久,就发现有军功的人未必适合担任高官,而适合重要行政职务的官员,则常因年资位阶稍低而不能担任要职。解决的办法,一是将阶、勋、爵、职分开,阶要循资格而进,但低阶也可以担任高职,有功可以赏勋进爵,不一定要给予显要职位。二是特别重视临民而治官员的选拔,玄宗时多次亲自遴选,亲自训诫,亲自送行,以改善吏治,这是开天之治的关键所在。三是承认法治还要依靠人治,改善吏治的关键在制度完善。

  唐代进入仕途,有荫官、荐举、科举等各种途径,各级官员可以凭自己喜爱推荐官员,中唐后更规定官员到任即可推荐接任者,内举不避亲,当然都可以,但被推荐的官员胜任与否,推荐者必须负连带的责任。唐人常说坐累贬官,就是受被推荐者连累而追究责任的结果。当然,对官员考课考功、加勋晋爵,乃至守孝服忧、夺情起复等,都有完善的制度,宰相以下,谁都不能特殊。

  唐代法律之完善及实施,在中世纪可以说领先全世界。存世最重要的法典是《唐律疏议》,详尽规定了从刑法到民法的各种细节。在唐代具体实行中,其实不仅是一部法律,而是一系列的法令,包括律、令、格、式等各类法律条文。比方婚姻,规定了什么身份的男女之间可以结婚,什么人不能结婚。虽然士庶不婚的限定,体现士族社会的人际分野,但如若违反,应得到什么惩罚,无不清楚豁然。再如胡商入唐经商,一旦身亡,遗产如何处置,亲属如何认定,财产如何分割,都有具体规定。

  前些年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天圣令》残本,是一部国家各方面制度法规的总结性著作,引起中外学者极大关注。日本早期的国家制度设计,就是拿着唐朝的成功经验,照样移植,日本史上称为律令制国家的成立,其影响持续到幕府统治末期。而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法令,也基本沿袭唐代的格局。这是唐代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与任何一个王朝一样,唐王朝延续289年,经历了无数次血腥的政变与残酷的政争,一路跌跌撞撞,但又始终有应对的策略与恢复的元气。如果加以归纳,则前期以宫廷政治为主,无论玄武门政变,还是武后独裁,关键是对中枢权力的争夺。神龙、先天之间,这一争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玄宗以诸王不出阁的办法化解了危机,但在削弱宗室的同时,带来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与朝廷党争的新问题。

  安史之乱的实质,是坐拥军权膨胀的野心家对中央权力的觊觎。乱平的代价,带来一系列的变化。皇帝通过宦官加强对中央与地方的控制,宦官集团与王权成为互生的共同体。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讨伐与妥协虽然看起来风起云涌,跌宕起伏,但实质是王权的削弱与地方的分裂。各种力量的相对平衡,维持了乱后150年王朝的延续,一旦平衡打破,某派独大,唐王朝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盛世华章多元并存

  现在我们仰望唐朝,特别欣赏唐诗之闲雅从容,如果真实地去了解唐朝,就会感受到唐代是一个尚武的时代,是一个胡风浸润一切的时代,也是一个士庶分明的时代。

  必须知道,北周、隋、唐三代都源出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其先人都是戍边的武人,沾染胡气,或者本身就是胡人,或者累代与胡人通婚。这就能很好地解释唐文化对于中亚及四边异文化兼收并取的原因。从皇帝以下,无不适应这壮盛疏峻、多元纷呈的文化氛围。胡风不仅影响唐人的服饰与乐舞,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态度与精神信仰,这就是开放宽容、多元并存的文化精神。唐诗的成就,其实也就是南朝华美与北方俊朗相结合的结果。因为尚武,唐初国力强盛,得以征服四夷,万国来朝,唐太宗也因此得到“天可汗”的美称。

  对唐代,我们一定要有一基本认识,即李唐王朝有效管理的地区,是在“四夷”以内的地区,而服膺唐王朝之周边各国,则形成更为宏伟的大唐帝国。当然,唐王朝在国力强盛时,四边不敢轻启兵衅,国内有事乃至皇权衰落时,四边也会各有动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唐王朝都远强于周边各政权,不忌惮别样文化之渗透会影响本国文化的变质,更不担心异文化会取代本国文化。以日本来说,奈良、平安时期,无论都城建筑、宗教信仰、诗文写作,乃至治国原则,都以唐为师。低眉拜师,真诚请益,反过来的影响则很有限,故唐人乐于交流,热诚接纳,绝无顾忌。

  中唐后,胡人军将割据河北,佛道盛行,一部分学者对汉文化之存续有了危机感,因此而有赵匡、啖助、陆淳提倡《春秋》学,有韩愈写《原道》攘斥佛老,直到宋学高扬华夏正统的大旗。唐代之士庶分野,常被许多学者所忽略,多向往唐人诗意的栖息。确实有人诗意生活,这部分人是“生常免租税”的贵族,拥有较多的生活和精神资源,承担国家的主要责任,也创造最灿烂的艺术和文学。但社会之人群,从南北文化、族群文化和家族文化来说,都是变动不居的,唐代也是如此。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不必过分地厚此轻彼。

  大唐文化早已远去。今日重温,如尚有可以会心之处,则幸甚。

  作者简介

  陈尚君,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