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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鉴定大师乾隆:最爱机械人偶钟,与和珅共享爱好

2018-3-9 09:09:19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曾园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钟表鉴定大师乾隆:最爱机械人偶钟,与和珅共享爱好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西洋钟的喜爱。明朝时,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两座钟,一座为大型楼式、镀金铁制、带有悬锤的大自鸣钟;一座为手掌大小、发条驱动的青铜镀金制小自鸣钟,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浓厚兴趣。“皇帝一直把这个小钟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欢看它,并听它鸣时。”(《利玛窦中国札记》)

  清朝皇帝也延续了这项喜好。康熙为自鸣钟频频写诗,其中一首叫《咏自鸣钟》:“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按指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雍正同样爱钟,也写诗赞颂:“八万里殊域,恩威悉咸通。珍奇争贡献,钟表极精工。应律符天健,闻声得日中。莲花空制漏,奚必老僧功。”他曾赐给年羹尧一只自鸣钟,年羹尧进折谢恩:“臣喜极感极而不能措一辞。”在年羹尧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更是夸张:“总之,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到了乾隆皇帝,他不仅继续发扬这一“光荣传统”,连他本人也成了一位钟表鉴定大师。

  钟表鉴定大师乾隆

  乾隆最喜欢的是机械人偶钟,《红楼梦》中冯紫英卖给贾政的就是这种钟。1780年,英国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向乾隆进贡能写字的机械人偶钟,机械人能手持毛笔书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其机械系统极为复杂,有六套动力传动系统。根据方豪《中西交通史》说法,乾隆五十年,法国工匠汪达洪对它进行了改造,使得机械人能写满蒙字体(据其他史料,乾隆下的命令是“要写四样字”,负责技术攻关的工程师的名字是“德天赐”与“巴茂止”)。

  《钟表营销与维修技术》一书关于写字人钟的记载更为详细:写字人钟全机械控制,每逢3、6、9、12点报时、奏乐,上层的人展示“万寿无疆”的横幅,下层的欧洲绅士一腿跪地、一腿半蹲,可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中文汉字。横竖撇捺都有笔锋,同时人头左右摇摆。

  写字人钟

  乾隆后来又得到了能写“万寿无疆”四个汉字的机械人钟,并下令对其进行修改:“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万寿无疆’陈设内,着汪达洪想法改写清话‘万寿无疆’四字,钦此。”

  如果以为乾隆只会让外籍工匠改变字体,那未免太轻视他的想象力了。1752年,乾隆曾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加以改造:“着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制作过程中,工匠们又收到乾隆关于材料的灵感:“莲花着做红铜打色,其小式花草做象牙茜色,瓶做珐琅,配紫檀木座。”

  据关雪玲《乾隆时期的钟表改造》一文,除了添加饰品这种外观改造,乾隆还对钟穰(机芯)进行过调整。他交给做钟处一个洋漆亭子,传旨:配钟穰做成带音乐的时钟。在制作过程中,乾隆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亭上四面柱子、花牙配做洋漆的,其座子、栏杆、腿、托板俱做铜镀金的,脊上添做铜镀金吻兽。

  乾隆还中意与宠臣和珅秘密分享这种爱好,和珅的钟表收藏是他与乾隆关系的最好证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御览抄产单》和民间流传的《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有些差异。前者记载有:大自鸣钟十架、小自鸣钟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个。后者记载是: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桌钟三百座、时辰表八十个。

  访华的马戛尔尼使团也带了钟,但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这些英国人,乾隆早被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

  因为信息收集工作不够细致,马戛尔尼带来的钟与工匠都没让乾隆看上,双方的交流也一直在磕磕绊绊的尴尬气氛中进行。马戛尔尼关于乾隆与钟表的信息虽是第一手的,但因为他的使命受挫,故其说法很有可能怀有偏见,从而大大降低了可信度:“在大殿的一角,一座来自伦敦的座钟每小时奏出一段《乞丐歌剧》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宝座前,座钟不知疲倦地反复奏出的这些下流乐曲,这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无疑,不论是乾隆还是定期来修钟的耶稣会钟表匠对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国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景的滑稽可笑。……英国商人带往广州许多有些猥亵的细密画的钟表。……和珅迷住了比他大35岁的皇帝。他漂亮、健壮,热爱生活。他聪明机灵,谈吐动人。对和珅的最好形容就是他既是宠臣,又当宠妃。”

  当然,其中也有客观看法:“乾隆从爱好自动装置变成了自动装置大师。……在乾隆统治期间,大批座钟、表和自鸣钟从广州进入中国。”

  前文提到的汪达洪、德天赐与巴茂止都是“做钟处”的外籍工匠,这些外籍工匠与乾隆的关系极为紧密,据《中西交通史》,外国工匠西澄元需经常进宫,“天天见万岁,万岁很喜欢他,很夸他巧,常望他说话。”后来,乾隆命汪达洪随身相伴,他可能时刻都有转瞬即逝的灵感要与外国工匠交流。

  做钟处的前身是自鸣钟处,自鸣钟处位于紫禁城乾清宫东庑之端凝殿南。据《国朝宫史续编》:“端凝殿南三楹,为旧设自鸣钟处。圣祖仁皇帝御笔匾曰‘敬天’……其地向贮藏香及西洋钟表,沿称为自鸣钟。”这里原先是康熙用来存放钟表的,修理钟表也在此进行。雍正时期,做钟处与枪炮处等部门划归内务府造办处。

  到了乾隆朝,做钟处迎来鼎盛,中外工匠达到一百多名。乾隆元年就“做过自鸣钟百拾件”,乾隆二年“所造自鸣钟甚多”,以至于感觉“作房窄小”。乾隆二十七年,造办处从广州购得进口的广钢二千九十四斤,打造大小发条134根,供制作以发条为动力、并有擒纵器的自鸣钟之用。由此可见“造钟处”的规模之大。

  乾隆与广钟

  为了与伦敦的审美同步,乾隆通过粤海关监督让十三行进口钟表,要求是这些钟表的质量不能低。乾隆十六年,乾隆将四件他认为是三等的小洋钟表转交造办处查问,得知是粤海关监督唐英所进,他宽宏大量地只让唐英赔补银两七十五两一钱六分。

  但这种宽宏大量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档案记录过一次乾隆的盛怒:“李质颖办进年贡内洋水法自行人物四面乐钟一对,样款形式俱不好。兼之齿轮又兼四等,着传与粤海关监督,嗣后办进洋钟或大或小俱要好样款,似此等粗糙洋钟不必呈进。”

  当然,乾隆也有满意的时候,“此次所进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乾隆帝还曾让人告诉唐英:“嗣后务必着采买些西洋上好大钟、大表,买些恭进,不可存心少费钱粮。”

  广州十三行行商在纳税之外,还要承受大量的敲诈勒索,其中最沉重的就是给乾隆买各种珍稀物品(最贵的就是钟表)。开始乾隆还有拨款,后来拨款逐年降低,加上官员“需一索十”,十三行只好走上自主研发制造钟表之路。方豪说:“造钟业以广州最早。惟发条皆来自外洋尔。”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三行商人用“广钟”进贡的秘密被乾隆识破。乾隆明示两广总督硕色,他本人对此事忍了很久不想再忍:“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并非洋做!如进钟表、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是在洋做者方可!”(《潘同文(孚)行》)

  “在洋做者”一语道破玄机:十三行商人用外国工匠在广州造的钟表在乾隆看来不算洋钟。北京“做钟处”有外国工匠,乾隆自有创意。广州不过是个通商口岸,做好进口就行了。乾隆悉心交代广州官员与粤海关监督,其他西洋商品都不要了,“惟办钟表及西洋金珠奇异陈设,并金线缎、银线缎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亦不令养心殿照例核减,可放心办理。于端午前进到,勿误!钦此!”

  但广钟生产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啸亭续录》记载,“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清代贡物制度研究》则认为,在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中后期,广州自鸣钟制造达到了高峰。广钟的珐琅是举世闻名的,广钟装饰风格往往洋味重,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工艺特点和艺术风格,具有中国南方独特风格并兼有摆设和娱乐功能。

  清乾隆 铜镀金跑鸭转人亭式钟,也叫“鎏金转鸭钟”(以下图片均由魏广文先生提供)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珐琅嵌宝石、白料石西洋式座钟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清乾隆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花盆顶水法音乐钟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主要人物、故宫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写过一篇论文《广州制造“LONDON”(伦敦)钟表的考证》。其中提到广钟分两种:民间产品质量一般,但打上“LONDON”很好卖;贡品质量上乘,并非乾隆一眼就能看出的。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去世,嘉庆面对白莲教乱造成的财政困难,就钟表说过一段话:“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从此之后,广州自鸣钟贸易与生产转向衰败,宫廷钟表采办也日益减少。广州十三行大多数行商在朝廷的敲诈勒索中倒闭,仅有的潘家、伍家等行商早就无心经营。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十三行歇业,进贡的广钟也在历史中销声匿迹,为民间生产的广钟则一直艰难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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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鉴定大师乾隆:最爱机械人偶钟,与和珅共享爱好

2018年3月9日 09:09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钟表鉴定大师乾隆:最爱机械人偶钟,与和珅共享爱好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西洋钟的喜爱。明朝时,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两座钟,一座为大型楼式、镀金铁制、带有悬锤的大自鸣钟;一座为手掌大小、发条驱动的青铜镀金制小自鸣钟,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浓厚兴趣。“皇帝一直把这个小钟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欢看它,并听它鸣时。”(《利玛窦中国札记》)

  清朝皇帝也延续了这项喜好。康熙为自鸣钟频频写诗,其中一首叫《咏自鸣钟》:“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按指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雍正同样爱钟,也写诗赞颂:“八万里殊域,恩威悉咸通。珍奇争贡献,钟表极精工。应律符天健,闻声得日中。莲花空制漏,奚必老僧功。”他曾赐给年羹尧一只自鸣钟,年羹尧进折谢恩:“臣喜极感极而不能措一辞。”在年羹尧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更是夸张:“总之,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到了乾隆皇帝,他不仅继续发扬这一“光荣传统”,连他本人也成了一位钟表鉴定大师。

  钟表鉴定大师乾隆

  乾隆最喜欢的是机械人偶钟,《红楼梦》中冯紫英卖给贾政的就是这种钟。1780年,英国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向乾隆进贡能写字的机械人偶钟,机械人能手持毛笔书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其机械系统极为复杂,有六套动力传动系统。根据方豪《中西交通史》说法,乾隆五十年,法国工匠汪达洪对它进行了改造,使得机械人能写满蒙字体(据其他史料,乾隆下的命令是“要写四样字”,负责技术攻关的工程师的名字是“德天赐”与“巴茂止”)。

  《钟表营销与维修技术》一书关于写字人钟的记载更为详细:写字人钟全机械控制,每逢3、6、9、12点报时、奏乐,上层的人展示“万寿无疆”的横幅,下层的欧洲绅士一腿跪地、一腿半蹲,可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中文汉字。横竖撇捺都有笔锋,同时人头左右摇摆。

  写字人钟

  乾隆后来又得到了能写“万寿无疆”四个汉字的机械人钟,并下令对其进行修改:“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万寿无疆’陈设内,着汪达洪想法改写清话‘万寿无疆’四字,钦此。”

  如果以为乾隆只会让外籍工匠改变字体,那未免太轻视他的想象力了。1752年,乾隆曾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加以改造:“着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制作过程中,工匠们又收到乾隆关于材料的灵感:“莲花着做红铜打色,其小式花草做象牙茜色,瓶做珐琅,配紫檀木座。”

  据关雪玲《乾隆时期的钟表改造》一文,除了添加饰品这种外观改造,乾隆还对钟穰(机芯)进行过调整。他交给做钟处一个洋漆亭子,传旨:配钟穰做成带音乐的时钟。在制作过程中,乾隆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亭上四面柱子、花牙配做洋漆的,其座子、栏杆、腿、托板俱做铜镀金的,脊上添做铜镀金吻兽。

  乾隆还中意与宠臣和珅秘密分享这种爱好,和珅的钟表收藏是他与乾隆关系的最好证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御览抄产单》和民间流传的《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有些差异。前者记载有:大自鸣钟十架、小自鸣钟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个。后者记载是: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桌钟三百座、时辰表八十个。

  访华的马戛尔尼使团也带了钟,但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这些英国人,乾隆早被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

  因为信息收集工作不够细致,马戛尔尼带来的钟与工匠都没让乾隆看上,双方的交流也一直在磕磕绊绊的尴尬气氛中进行。马戛尔尼关于乾隆与钟表的信息虽是第一手的,但因为他的使命受挫,故其说法很有可能怀有偏见,从而大大降低了可信度:“在大殿的一角,一座来自伦敦的座钟每小时奏出一段《乞丐歌剧》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宝座前,座钟不知疲倦地反复奏出的这些下流乐曲,这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无疑,不论是乾隆还是定期来修钟的耶稣会钟表匠对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国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景的滑稽可笑。……英国商人带往广州许多有些猥亵的细密画的钟表。……和珅迷住了比他大35岁的皇帝。他漂亮、健壮,热爱生活。他聪明机灵,谈吐动人。对和珅的最好形容就是他既是宠臣,又当宠妃。”

  当然,其中也有客观看法:“乾隆从爱好自动装置变成了自动装置大师。……在乾隆统治期间,大批座钟、表和自鸣钟从广州进入中国。”

  前文提到的汪达洪、德天赐与巴茂止都是“做钟处”的外籍工匠,这些外籍工匠与乾隆的关系极为紧密,据《中西交通史》,外国工匠西澄元需经常进宫,“天天见万岁,万岁很喜欢他,很夸他巧,常望他说话。”后来,乾隆命汪达洪随身相伴,他可能时刻都有转瞬即逝的灵感要与外国工匠交流。

  做钟处的前身是自鸣钟处,自鸣钟处位于紫禁城乾清宫东庑之端凝殿南。据《国朝宫史续编》:“端凝殿南三楹,为旧设自鸣钟处。圣祖仁皇帝御笔匾曰‘敬天’……其地向贮藏香及西洋钟表,沿称为自鸣钟。”这里原先是康熙用来存放钟表的,修理钟表也在此进行。雍正时期,做钟处与枪炮处等部门划归内务府造办处。

  到了乾隆朝,做钟处迎来鼎盛,中外工匠达到一百多名。乾隆元年就“做过自鸣钟百拾件”,乾隆二年“所造自鸣钟甚多”,以至于感觉“作房窄小”。乾隆二十七年,造办处从广州购得进口的广钢二千九十四斤,打造大小发条134根,供制作以发条为动力、并有擒纵器的自鸣钟之用。由此可见“造钟处”的规模之大。

  乾隆与广钟

  为了与伦敦的审美同步,乾隆通过粤海关监督让十三行进口钟表,要求是这些钟表的质量不能低。乾隆十六年,乾隆将四件他认为是三等的小洋钟表转交造办处查问,得知是粤海关监督唐英所进,他宽宏大量地只让唐英赔补银两七十五两一钱六分。

  但这种宽宏大量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档案记录过一次乾隆的盛怒:“李质颖办进年贡内洋水法自行人物四面乐钟一对,样款形式俱不好。兼之齿轮又兼四等,着传与粤海关监督,嗣后办进洋钟或大或小俱要好样款,似此等粗糙洋钟不必呈进。”

  当然,乾隆也有满意的时候,“此次所进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乾隆帝还曾让人告诉唐英:“嗣后务必着采买些西洋上好大钟、大表,买些恭进,不可存心少费钱粮。”

  广州十三行行商在纳税之外,还要承受大量的敲诈勒索,其中最沉重的就是给乾隆买各种珍稀物品(最贵的就是钟表)。开始乾隆还有拨款,后来拨款逐年降低,加上官员“需一索十”,十三行只好走上自主研发制造钟表之路。方豪说:“造钟业以广州最早。惟发条皆来自外洋尔。”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三行商人用“广钟”进贡的秘密被乾隆识破。乾隆明示两广总督硕色,他本人对此事忍了很久不想再忍:“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并非洋做!如进钟表、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是在洋做者方可!”(《潘同文(孚)行》)

  “在洋做者”一语道破玄机:十三行商人用外国工匠在广州造的钟表在乾隆看来不算洋钟。北京“做钟处”有外国工匠,乾隆自有创意。广州不过是个通商口岸,做好进口就行了。乾隆悉心交代广州官员与粤海关监督,其他西洋商品都不要了,“惟办钟表及西洋金珠奇异陈设,并金线缎、银线缎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亦不令养心殿照例核减,可放心办理。于端午前进到,勿误!钦此!”

  但广钟生产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啸亭续录》记载,“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清代贡物制度研究》则认为,在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中后期,广州自鸣钟制造达到了高峰。广钟的珐琅是举世闻名的,广钟装饰风格往往洋味重,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工艺特点和艺术风格,具有中国南方独特风格并兼有摆设和娱乐功能。

  清乾隆 铜镀金跑鸭转人亭式钟,也叫“鎏金转鸭钟”(以下图片均由魏广文先生提供)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珐琅嵌宝石、白料石西洋式座钟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清乾隆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花盆顶水法音乐钟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主要人物、故宫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写过一篇论文《广州制造“LONDON”(伦敦)钟表的考证》。其中提到广钟分两种:民间产品质量一般,但打上“LONDON”很好卖;贡品质量上乘,并非乾隆一眼就能看出的。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去世,嘉庆面对白莲教乱造成的财政困难,就钟表说过一段话:“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从此之后,广州自鸣钟贸易与生产转向衰败,宫廷钟表采办也日益减少。广州十三行大多数行商在朝廷的敲诈勒索中倒闭,仅有的潘家、伍家等行商早就无心经营。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十三行歇业,进贡的广钟也在历史中销声匿迹,为民间生产的广钟则一直艰难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