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 >> 历史频道 >> 正文
我要投稿   新闻热线:021-60850333
国博馆刊︱辛亥武昌起事后,清廷为何“临阵换将”?

2018-3-2 09:03:0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庆帅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国博馆刊︱辛亥武昌起事后,清廷为何“临阵换将”?

  【编者按】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1期,原题为《荫昌南下督师及袁世凯出山内情考》,作者王庆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辛亥武昌起事后,清廷迅派陆军大臣荫昌南下督师,镇压革命,并于1911年10月14日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予以袁世凯“会同调遣”之权。这样,在鄂清军就形成了“一军两帅”的局面。然而,仅仅过了12天,10月27日,清廷颁布“统一事权”上谕,授予袁世凯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以“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为由,将荫昌调回。

  清朝陆军大臣荫昌

  袁世凯

  清廷为何“临阵换将”?据时任内阁阁丞的华世奎对张国淦说:“荫昌督师,在当时已有点勉强,荫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役,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掉为难。其实此项军队,均是北洋旧部,人人心目中只知有‘我们袁宫保’。”细绎华世奎语意,他虽没有直接说及荫昌指挥不动北洋军,但容易给人以因北洋陆军“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故而荫昌指挥不动的印象。因华世奎为接近清廷中枢之人,此种说法不胫而走。

  此外,也有人认为因荫昌个人素质低下,故被清廷调回。荫昌受命之后,迟迟未能组织官军进攻革命军,予以外人怯懦畏战印象。如《大公报》曾报道武昌起义爆发后荫昌惊慌失措之情形。后来陈之骥、冯耿光等人在回忆录中所描述荫昌颟顸无能、惊慌失措的情形,也为此种说法增添了有力佐证。上述两种解释,大多属于回忆性质,史料来源单一,似凭逻辑判断而来,存在很大问题。其思路是,因北洋将士为袁世凯旧部,故荫昌指挥不动南下北洋军。清廷只能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逻辑上看似合理,并不意味着就是历史真相。其实,荫昌南下督师虽然为时短暂,但因革命初起,时势随时变化,尤其涉及袁世凯出山问题,反而头绪复杂。

  本文通过爬梳各类史料,首先考证荫昌南下督师与返京行程,继而分析袁世凯出山过程以确定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最后指出荫昌被调回真因所在,以期能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方的所作所为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荫昌南下督师行程考

  1911年10月12日上午,清廷正式颁布上谕,著荫昌带陆军两镇南下,“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务必及早扑灭革命。荫昌奉到上谕后,并未立即启程南下。一方面,大军南下,须进行种种准备,比如粮饷、军械、饷银、兵站,调动人员等等。另一方面,虽然清廷令荫昌率领陆军两镇南下,但并未指明何镇。荫昌须与军谘大臣贝勒载涛商量。10月13日,载涛才从直隶永平回京。当天载涛被监国摄政王载沣召见。同日,荫昌进内请训。载涛、荫昌等同在内廷商议选军、调兵等问题。最终决定,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由荫昌督率赴鄂。10月14日,清廷正式颁布编配三军上谕。

  10月15日下午5点45分,荫昌由前门西车站乘坐专车出京。第二天晚,荫昌抵达彰德,拜访袁世凯,“语秘不得闻”。据说荫昌此行目的之一是劝说袁世凯出山,但肯定也会谈及湖北“乱事”。袁世凯在会晤后,说荫昌“识议明超,踊跃前进”,湖北革命军为“蠢兹小丑,不难一鼓荡平”。剿灭革命,似在举手之间。之后,荫昌继续南行。10月17日晨,抵达郑州;当夜抵达信阳。10月18日,有人向盛宣怀报告,荫昌“现在信阳停车,未闻有南行时刻”。同一天,荫昌向清廷报告汉口战况,内有拿获革党三名之说。《民立报》还以《拿获三人》为题,对荫昌进行冷嘲热讽。

  10月19日,荫昌在信阳电奏设立行营司令处。据报道,荫昌“驻节鄂、豫交界之鸡公山上,即以鸡公山为大本营。该山虽距鄂少远,然以更复前进,便觉无险可守,故只得暂屯是处”。直到10月22日,荫昌才抵达孝感。

  10月25日,荫昌前往滠口督师。10月27日黎明,荫昌令清军进攻。就在同一天,清廷颁布“统一事权”上谕,调回荫昌,并命荫昌将第一军交给冯国璋,待袁世凯到鄂后,再行回京供职。10月28日,荫昌在孝感接到此上谕。与此同时,冯国璋抵达孝感,前赴战地。10月29日午后,清军攻克汉口。冯国璋恰好从孝感赶赴汉口,并于当天晚上返回。荫昌遂将前敌军队全部交给冯国璋统率,并且报告清廷将于10月31日返回信阳,打算与袁世凯会面,然后回京。清廷于11月1日统一贝勒载涛开缺,任命荫昌为军谘大臣。11月2日下午4点10分,荫昌等人回到北京,并于11月3日早进宫谢恩,然后赴军谘府接任军谘府大臣。

  经过考证,可知荫昌从10月17日夜抵达信阳到10月22日抵达孝感,耽搁了近5天之久;从10月22日抵达孝感到10月27日黎明令清军进攻,又耽搁了近5天之久。在瞬息万变的前敌形势面前,荫昌何以从“踊跃前进”到“迟迟不发”;抵达孝感后,又为何不急于进攻?

  对此,少部分人认为系荫昌怯懦畏战,大部分认为因北洋军不听荫昌号令。这两种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本文将从两个角度进行辩驳:首先考证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若是清廷早就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军事全权,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军,就没有了暗中抵制荫昌的动机。其次考证清楚北洋军南下时间与行程。若是北洋军没有耽搁,直抵汉口,就没有故意徘徊的时间与行动。清廷决定调回荫昌,与袁世凯出山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考察袁世凯出山过程,才能确定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

  袁世凯出山内情考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武昌为天下之重心。武昌失守,极可能导致各省响应。“乱机之伏,几如遍地火星,随处可以触发”。局势危急,清廷必须尽快拿出对策。第二天下午,奕劻、那桐、徐世昌、盛宣怀、毓朗、荫昌、寿勋、谭学衡、邹嘉来、胡惟德、曹汝霖等人在内阁公所会议。最终议定:派陆军两镇南下援鄂。会议结束已到下午6点(酉正)。当天监国摄政王载沣也接到奕劻送来的电报,但并未降下谕旨。

  10月12日早朝,载沣召见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洵、毓朗等人,继续商量对策。载沣因武昌失守,十分惊慌。那桐、徐世昌趁机提议起用袁世凯。奕劻则“不开口,欲试摄之伎俩也”。奕劻表面上冷眼旁观,实则支持袁世凯出山,只不过试探载沣还有什么“伎俩”而已。载洵、毓朗同声附和。但毓朗以瑞澂电奏模糊,且不知袁世凯是否肯出山为由,建议载沣一面询问袁世凯之态度,一面等待载涛从永平回来,再降谕旨敦请袁世凯出山。载沣此时态度似在犹豫当中,“尚未决”。但在各方压力下如袁党、地方督抚、言官等,尤其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

  10月14日,清廷决定正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据许宝蘅说,载沣“诣仪鸾殿请懿旨二次”,才取得隆裕太后的同意。又据载洵亲信冯公度说,清廷本来也打算授予袁世凯军事全权,“原练六镇,均归统辖,督师前往。至发表时,而六镇悉归统辖之说竟未一齐发表,令人不解”。因此,在关键军权上,清廷并没有予以袁世凯全权,而是令袁世凯会同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同一天,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告知清廷决定。10月15日,袁世凯以“衰病侵寻,入秋尤剧”,请“另简贤明”。态度还比较坚决。于是,清廷派阮忠枢前往彰德劝驾。据张镇芳说,10月15日,奕劻“招斗瞻至内室,面交亲笔信,令其赴邺。想系言摄政惭愧,恐不应命,与诸小爷恳求之诚。且自言至好,祈出而拯济时艰,不可坚辞等语”。当天,阮忠枢抵达彰德。虽然有一番争论,袁世凯还是决定出山。10月16日,袁世凯具折谢恩。同一天,两江总督张人骏致电袁世凯,劝其出山。10月17日,袁世凯向张人骏抱怨道:“鄂兵全变,各路零星援兵绝少,急切难到。部军皆有专帅,讵易会调。凯现赴鄂,无地驻足,亦无兵节制,用何剿抚?现商阁拟请增直省续万人,编营统往协剿,未知能否得请?”由于袁世凯已经答应出山,故他在回电中强调出山的客观困难。

  萨镇冰

  10月18日,袁世凯复函张镇芳,详细交代了其出山条件:

  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庆亲王奕劻——引者注)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摄政王载沣——引者注)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惟沥陈病状,云急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前夕午楼过彰晤谈,兴致颇为踊跃。北路去军皆由伊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恐多推诿。鄂军全变,各路援军极少,非自成一军,不足济事。

  10月18日,阮忠枢回京。据许宝蘅记载,“项城有折谢恩,又有应预备各事宜一函,堂官代为进呈”。当天,奕劻、那桐、徐世昌一同回复袁世凯:“倾诵来函,并荩筹各节,所开手折,已照录呈监国摄政王,并交泽公阅过,均可照办。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余属阮参议详细电奏陈。”由此可见,清廷基本同意了袁世凯所提各条件。内阁并请袁世凯分别电奏,请旨遵行。之后几天,袁世凯分别奏请起用关防、编练军队、调集旧部、筹办军饷等,清廷一并同意。

  至于“不为遥制”一条,多数论者根据10月27日清廷“统一事权”上谕,认为直到此天,清廷才予以袁世凯全权。但通过考察,至迟到10月21日,清廷已经决定“统一事权”,条件是袁世凯到鄂后,才能调回荫昌。

  先是,10月18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说“公此行事权必须归一”。同一天,御史齐忠甲上奏清廷,认为无论湖北新军,还是各路援军,袁世凯几乎无一兵可用。“其所恃以平鄂者,惟赖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然仅会同调遣,不归该督节制,似亦未能迅赴事机。自来统帅不专,最为行军所忌。”因此,建议清廷“明降谕旨,饬荫昌即行回京。所带水陆援军,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迅速赴鄂,尅日荡平”。10月19日,清廷令“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显然,清廷并没有接受齐忠甲的意见,还是有所保留。

  10月20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已经明确提出统一事权,但前提是袁世凯迅速赴鄂:“……匪兵心志似易散乱,但闻沿江各省人心摇惑,武汉得手,方能镇定,公宜速行,大约公到陆军大臣即可调回,以一事权。”为了督促袁世凯尽快南下,同一天,盛宣怀为载泽代拟面奏节略,认为:“袁世凯负知兵重望……一军两帅,为行军所忌,俟该督抵汉,应将新军及湘、豫各省援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一面选将练勇,以为后劲。”

  10月21凌晨,盛宣怀致函载泽,呈上节略。当天,载沣召见载泽。载泽面奏盛宣怀所提节略,载沣同意“统一事权”。于是以内阁名义致电袁世凯统一事权。据许宝蘅10月22日记载:“昨日阁电催项城早出以便撤回荫大臣。”可见,推动清廷“统一事权”的关键人物为盛宣怀、载泽。但由于袁世凯主张“固布守局”战略,再加上饷银等问题还未解决,直到10月26日袁世凯才奏称“凯待明后日饷到,准初七日力疾就道”。朝廷收到此电奏后,10月27日,清廷颁发“统一事权”上谕,决定调回荫昌。由此可见,早在10月18日,袁世凯已经知悉清廷答应了他提出的“不为遥制”等条件,10月21日清廷已经决定等袁世凯南下后,调回荫昌。既然清廷至迟到10月21日已经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袁世凯或者北洋军又何必再故意抵制荫昌呢?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荫昌已无此动机。

  或有人会提出,北洋军是袁世凯旧部,不听荫昌号令,乃自发而为。据考察,北洋第四镇已于10月17日早晨6点抵达汉口,混成第十三协大约于10月19日运完,混成第十一协于10月20日开车。南下北洋军截止10月19日,已有一镇半已到汉口,根本不在信阳、孝感之间。最为有力的证据,10月27日黎明,北洋军已经听从荫昌命令进攻汉口,而荫昌还未收到清廷的“统一事权”上谕。可见,北洋军不听荫昌命令等说法,并无根据。

  荫昌进兵迟缓以及被调回真因

  那么,荫昌为何又在信阳、汉口耽搁了10天之久?又为何迟至10月27日黎明才下令北洋军进攻汉口?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清廷对武汉革命军情形并不了解。10月15日、17日,清廷命袁世凯调查诸如武昌新军如何起事、有多少新军参加革命等一系列问题。至少说明,武昌起义爆发后一周左右,清廷对武昌革命军情形的了解还不深入。不少清廷官员盲目乐观,他们相信只要荫昌大军一到,就可以扑灭武汉革命军。他们更加担心的是革命军“逃窜”以及各省纷纷响应。例如奕劻说:“此乱若非及早扑灭,深恐蔓延。”赵炳麟认为“鄂变如不早定,恐他省响应,更难收拾”。湖南巡抚余诚格认为:“鄂省大兵云集,须并用兜剿、解散两法,否则武汉用兵得手,势穷四窜,湖南,安徽、江西立溃。”直隶总督陈夔龙讲得更为直白:“切肤之患,不在武汉,而在各省蔓延。”因此,清廷一方面令荫昌迅速督师南下,另一方面则令张人骏等长江中下游各省督抚加意防范。

  此时荫昌与袁世凯也是如此认识。前已提及,在会晤袁世凯前后,对于镇压革命,荫昌的态度为“踊跃前行”。10月18日,袁世凯甚至考虑,若是荫昌扑灭武汉革命,该如何安置他奏请添练的军队:“彼时武汉果已克复,分防地面,亦必不可少之预备。”但是,就在同一天,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激战,结果清军首战失利,退守滠口。消息传来,袁世凯迅速意识到了革命军不容小觑:“此次鄂变,事虽仓猝,蓄谋已久,厂、库、局、所,悉被占踞,粮足器多,人多精练,自与寻常匪徒啸聚乌合者迥不相侔。”荫昌则总结军事教训,强调革命军火炮优势,要求清廷迅速调来火炮:“自占据武汉,即在红山、龟蛇等山安设炮位,防御直同要塞,地势极占优胜,与彼作战最为有益。我军主客异形,又因河道水田触处纵横,动作诸形不便。轻于进攻,诚恐损不偿得,惟旷日持久,殊深焦急。”毓盈后来也记载道:“大军抵武汉,荫大臣昌任征讨之事。战稍不利,乃调炮队往。初有言南省地多江河,不利转运,不必以炮往者,至是,叛军列炮于江岸,兵士多所伤亡,良君弼始悔其误,乃补发焉。”

  袁世凯与荫昌从不同角度意识到了武汉革命军并不容易扑灭。10月22日,袁世凯建议荫昌“固布守局”:“前锋不竞,似宜择地集合,固布守局,以待筹备完善再图进取。”10月25日,荫昌回电表示,完全赞同袁世凯的“固布守局”方略。10月26日,袁世凯又复电荫昌:

  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必须筹备完全,厚集兵力,知彼知己,一鼓荡平。已一再将此议陈于朝廷,尚蒙采纳,正与尊论相合。蔗筹精当,莫名钦佩。

  同日,荫昌又同袁世凯电奏清廷,主张“北军专图武汉,未可妄分,转致单弱”。他们意见完全相同。10月29日,荫昌汇报汉口战况,总结了10月18日清军失利原因在于:“我军炮队尚未运至阵地,匪炮过猛,难以久支,遂依江岸退至滠口地方,连日与匪相持,我军时有斩获。”但清军“将炮队炮弹陆续运赴前敌,粮秣子弹筹备充足”,于是,10月27日凌晨,荫昌令北洋军进攻汉口。

  汉口清军炮队之行进

  汉口清军之炮队

  综上可知,荫昌之所以耽搁了10天之久,其真正原因在于,10月18日清军与革命军首战失利后,荫昌意识到了革命军不可小觑,一方面总结军事教训,要求清廷调动大炮来汉,另一方面则赞同袁世凯“固布守局”战略,准备完全后再一举攻克汉口。但在外界看来,此为荫昌畏葸怯懦之举。特别是荫昌在信阳“迟迟不发”,更是招致了朝野内外的非议。本来清廷就认为只要大军一到,自然就会轻易扑灭革命军。但由于荫昌在荫昌的“迟迟不发”,清军首战失利。于是,清廷要求荫昌迅速进攻。据报道,10月19日,载沣密谕荫昌:“急进攻,不宜观望”。同时,军咨府也致函荫昌要求迅速进攻汉口。

  前已提及,盛宣怀、载泽为推动清廷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的幕后推手。但这并不能说明盛宣怀、载泽赞同袁世凯“固布守局”战略。实际上,盛宣怀、载泽之所以如此,恰恰是想以调回荫昌为条件之一,督促袁世凯迅速南下,以达到“速剿”武汉革命军目的。盛宣怀认为:

  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故大军急援汉口,再复武昌,则各省便可无事。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为今之计:一在催荫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

  但荫昌此时却“逡巡不进,远在信阳,距离汉口数百里,又如何能遥制军队?”,自然引起了盛宣怀的不满。如何才能达到“急援汉口,再复武昌”?就是令袁世凯迅速南下,代替荫昌。这是盛宣怀、载泽之所以推动载沣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的动机所在。于此同时,清廷内部鉴于“事权不一”之危害,纷纷忠告清廷要求统一事权。直隶总督陈夔龙力言军权不一,为兵家大忌。给事中蔡金台担忧,因事权不一,荫昌与袁世凯不能和衷共济。等等。当时报纸更是连篇累牍论述“事权不一”之危害。比如《正宗爱国报》就以《论办事牵制之害》为题进行论说,更在“闲评”栏中,直言袁世凯与荫昌:“究竟不知归谁节制调遣,其先入为主乎?抑后来居上乎?”

  于此可见,10月21日清廷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盛宣怀、载泽的幕后推动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朝野内外鉴于“事权不一”之危害,纷纷要求调回荫昌,无疑也是重要推动力。

  结论

  通过考察荫昌南下行程可知:荫昌从10月17日夜抵达信阳到10月22日抵达孝感,耽搁了近5天之久;从10月22抵达孝感到10月27日黎明令清军进攻,又耽搁了近5天之久。其行动可谓“一波三折”:先“踊跃前行”,既而“迟迟不发”,最终“固布守局”。荫昌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北洋军不听其命令,也不是他颟顸畏战。而是由于10月18日清军与革命军首战失利,荫昌意识到了对付革命军并非易如反掌,因此一方面要求调用大炮等,一方面则赞同袁世凯提出的“固布守局”战略。直到10月27日黎明,待筹备完全后,荫昌才令北洋军进攻汉口。

  由于在鄂清军出现了“一军两帅”的局面,袁世凯当然不会满意,提出了“不为遥制”等军事八条。10月18日,清廷同意。10月21日,在盛宣怀、载泽的幕后推动下,清廷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军事全权。但要求袁世凯迅速南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盛宣怀等人主张“速剿”,对荫昌在信阳“迟迟未发”十分不满。同时,朝野内外,因“事权不一”之危害,纷纷要求清廷调回荫昌。这也是清廷决定调回荫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之前种种陈说是不准确的。

上一篇稿件

下一篇稿件

国博馆刊︱辛亥武昌起事后,清廷为何“临阵换将”?

2018年3月2日 09:03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国博馆刊︱辛亥武昌起事后,清廷为何“临阵换将”?

  【编者按】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1期,原题为《荫昌南下督师及袁世凯出山内情考》,作者王庆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辛亥武昌起事后,清廷迅派陆军大臣荫昌南下督师,镇压革命,并于1911年10月14日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予以袁世凯“会同调遣”之权。这样,在鄂清军就形成了“一军两帅”的局面。然而,仅仅过了12天,10月27日,清廷颁布“统一事权”上谕,授予袁世凯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以“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为由,将荫昌调回。

  清朝陆军大臣荫昌

  袁世凯

  清廷为何“临阵换将”?据时任内阁阁丞的华世奎对张国淦说:“荫昌督师,在当时已有点勉强,荫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役,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掉为难。其实此项军队,均是北洋旧部,人人心目中只知有‘我们袁宫保’。”细绎华世奎语意,他虽没有直接说及荫昌指挥不动北洋军,但容易给人以因北洋陆军“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故而荫昌指挥不动的印象。因华世奎为接近清廷中枢之人,此种说法不胫而走。

  此外,也有人认为因荫昌个人素质低下,故被清廷调回。荫昌受命之后,迟迟未能组织官军进攻革命军,予以外人怯懦畏战印象。如《大公报》曾报道武昌起义爆发后荫昌惊慌失措之情形。后来陈之骥、冯耿光等人在回忆录中所描述荫昌颟顸无能、惊慌失措的情形,也为此种说法增添了有力佐证。上述两种解释,大多属于回忆性质,史料来源单一,似凭逻辑判断而来,存在很大问题。其思路是,因北洋将士为袁世凯旧部,故荫昌指挥不动南下北洋军。清廷只能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逻辑上看似合理,并不意味着就是历史真相。其实,荫昌南下督师虽然为时短暂,但因革命初起,时势随时变化,尤其涉及袁世凯出山问题,反而头绪复杂。

  本文通过爬梳各类史料,首先考证荫昌南下督师与返京行程,继而分析袁世凯出山过程以确定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最后指出荫昌被调回真因所在,以期能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方的所作所为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荫昌南下督师行程考

  1911年10月12日上午,清廷正式颁布上谕,著荫昌带陆军两镇南下,“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务必及早扑灭革命。荫昌奉到上谕后,并未立即启程南下。一方面,大军南下,须进行种种准备,比如粮饷、军械、饷银、兵站,调动人员等等。另一方面,虽然清廷令荫昌率领陆军两镇南下,但并未指明何镇。荫昌须与军谘大臣贝勒载涛商量。10月13日,载涛才从直隶永平回京。当天载涛被监国摄政王载沣召见。同日,荫昌进内请训。载涛、荫昌等同在内廷商议选军、调兵等问题。最终决定,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由荫昌督率赴鄂。10月14日,清廷正式颁布编配三军上谕。

  10月15日下午5点45分,荫昌由前门西车站乘坐专车出京。第二天晚,荫昌抵达彰德,拜访袁世凯,“语秘不得闻”。据说荫昌此行目的之一是劝说袁世凯出山,但肯定也会谈及湖北“乱事”。袁世凯在会晤后,说荫昌“识议明超,踊跃前进”,湖北革命军为“蠢兹小丑,不难一鼓荡平”。剿灭革命,似在举手之间。之后,荫昌继续南行。10月17日晨,抵达郑州;当夜抵达信阳。10月18日,有人向盛宣怀报告,荫昌“现在信阳停车,未闻有南行时刻”。同一天,荫昌向清廷报告汉口战况,内有拿获革党三名之说。《民立报》还以《拿获三人》为题,对荫昌进行冷嘲热讽。

  10月19日,荫昌在信阳电奏设立行营司令处。据报道,荫昌“驻节鄂、豫交界之鸡公山上,即以鸡公山为大本营。该山虽距鄂少远,然以更复前进,便觉无险可守,故只得暂屯是处”。直到10月22日,荫昌才抵达孝感。

  10月25日,荫昌前往滠口督师。10月27日黎明,荫昌令清军进攻。就在同一天,清廷颁布“统一事权”上谕,调回荫昌,并命荫昌将第一军交给冯国璋,待袁世凯到鄂后,再行回京供职。10月28日,荫昌在孝感接到此上谕。与此同时,冯国璋抵达孝感,前赴战地。10月29日午后,清军攻克汉口。冯国璋恰好从孝感赶赴汉口,并于当天晚上返回。荫昌遂将前敌军队全部交给冯国璋统率,并且报告清廷将于10月31日返回信阳,打算与袁世凯会面,然后回京。清廷于11月1日统一贝勒载涛开缺,任命荫昌为军谘大臣。11月2日下午4点10分,荫昌等人回到北京,并于11月3日早进宫谢恩,然后赴军谘府接任军谘府大臣。

  经过考证,可知荫昌从10月17日夜抵达信阳到10月22日抵达孝感,耽搁了近5天之久;从10月22日抵达孝感到10月27日黎明令清军进攻,又耽搁了近5天之久。在瞬息万变的前敌形势面前,荫昌何以从“踊跃前进”到“迟迟不发”;抵达孝感后,又为何不急于进攻?

  对此,少部分人认为系荫昌怯懦畏战,大部分认为因北洋军不听荫昌号令。这两种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本文将从两个角度进行辩驳:首先考证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若是清廷早就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军事全权,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军,就没有了暗中抵制荫昌的动机。其次考证清楚北洋军南下时间与行程。若是北洋军没有耽搁,直抵汉口,就没有故意徘徊的时间与行动。清廷决定调回荫昌,与袁世凯出山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考察袁世凯出山过程,才能确定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

  袁世凯出山内情考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武昌为天下之重心。武昌失守,极可能导致各省响应。“乱机之伏,几如遍地火星,随处可以触发”。局势危急,清廷必须尽快拿出对策。第二天下午,奕劻、那桐、徐世昌、盛宣怀、毓朗、荫昌、寿勋、谭学衡、邹嘉来、胡惟德、曹汝霖等人在内阁公所会议。最终议定:派陆军两镇南下援鄂。会议结束已到下午6点(酉正)。当天监国摄政王载沣也接到奕劻送来的电报,但并未降下谕旨。

  10月12日早朝,载沣召见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洵、毓朗等人,继续商量对策。载沣因武昌失守,十分惊慌。那桐、徐世昌趁机提议起用袁世凯。奕劻则“不开口,欲试摄之伎俩也”。奕劻表面上冷眼旁观,实则支持袁世凯出山,只不过试探载沣还有什么“伎俩”而已。载洵、毓朗同声附和。但毓朗以瑞澂电奏模糊,且不知袁世凯是否肯出山为由,建议载沣一面询问袁世凯之态度,一面等待载涛从永平回来,再降谕旨敦请袁世凯出山。载沣此时态度似在犹豫当中,“尚未决”。但在各方压力下如袁党、地方督抚、言官等,尤其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

  10月14日,清廷决定正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据许宝蘅说,载沣“诣仪鸾殿请懿旨二次”,才取得隆裕太后的同意。又据载洵亲信冯公度说,清廷本来也打算授予袁世凯军事全权,“原练六镇,均归统辖,督师前往。至发表时,而六镇悉归统辖之说竟未一齐发表,令人不解”。因此,在关键军权上,清廷并没有予以袁世凯全权,而是令袁世凯会同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同一天,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告知清廷决定。10月15日,袁世凯以“衰病侵寻,入秋尤剧”,请“另简贤明”。态度还比较坚决。于是,清廷派阮忠枢前往彰德劝驾。据张镇芳说,10月15日,奕劻“招斗瞻至内室,面交亲笔信,令其赴邺。想系言摄政惭愧,恐不应命,与诸小爷恳求之诚。且自言至好,祈出而拯济时艰,不可坚辞等语”。当天,阮忠枢抵达彰德。虽然有一番争论,袁世凯还是决定出山。10月16日,袁世凯具折谢恩。同一天,两江总督张人骏致电袁世凯,劝其出山。10月17日,袁世凯向张人骏抱怨道:“鄂兵全变,各路零星援兵绝少,急切难到。部军皆有专帅,讵易会调。凯现赴鄂,无地驻足,亦无兵节制,用何剿抚?现商阁拟请增直省续万人,编营统往协剿,未知能否得请?”由于袁世凯已经答应出山,故他在回电中强调出山的客观困难。

  萨镇冰

  10月18日,袁世凯复函张镇芳,详细交代了其出山条件:

  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庆亲王奕劻——引者注)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摄政王载沣——引者注)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惟沥陈病状,云急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前夕午楼过彰晤谈,兴致颇为踊跃。北路去军皆由伊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恐多推诿。鄂军全变,各路援军极少,非自成一军,不足济事。

  10月18日,阮忠枢回京。据许宝蘅记载,“项城有折谢恩,又有应预备各事宜一函,堂官代为进呈”。当天,奕劻、那桐、徐世昌一同回复袁世凯:“倾诵来函,并荩筹各节,所开手折,已照录呈监国摄政王,并交泽公阅过,均可照办。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余属阮参议详细电奏陈。”由此可见,清廷基本同意了袁世凯所提各条件。内阁并请袁世凯分别电奏,请旨遵行。之后几天,袁世凯分别奏请起用关防、编练军队、调集旧部、筹办军饷等,清廷一并同意。

  至于“不为遥制”一条,多数论者根据10月27日清廷“统一事权”上谕,认为直到此天,清廷才予以袁世凯全权。但通过考察,至迟到10月21日,清廷已经决定“统一事权”,条件是袁世凯到鄂后,才能调回荫昌。

  先是,10月18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说“公此行事权必须归一”。同一天,御史齐忠甲上奏清廷,认为无论湖北新军,还是各路援军,袁世凯几乎无一兵可用。“其所恃以平鄂者,惟赖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然仅会同调遣,不归该督节制,似亦未能迅赴事机。自来统帅不专,最为行军所忌。”因此,建议清廷“明降谕旨,饬荫昌即行回京。所带水陆援军,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迅速赴鄂,尅日荡平”。10月19日,清廷令“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显然,清廷并没有接受齐忠甲的意见,还是有所保留。

  10月20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已经明确提出统一事权,但前提是袁世凯迅速赴鄂:“……匪兵心志似易散乱,但闻沿江各省人心摇惑,武汉得手,方能镇定,公宜速行,大约公到陆军大臣即可调回,以一事权。”为了督促袁世凯尽快南下,同一天,盛宣怀为载泽代拟面奏节略,认为:“袁世凯负知兵重望……一军两帅,为行军所忌,俟该督抵汉,应将新军及湘、豫各省援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一面选将练勇,以为后劲。”

  10月21凌晨,盛宣怀致函载泽,呈上节略。当天,载沣召见载泽。载泽面奏盛宣怀所提节略,载沣同意“统一事权”。于是以内阁名义致电袁世凯统一事权。据许宝蘅10月22日记载:“昨日阁电催项城早出以便撤回荫大臣。”可见,推动清廷“统一事权”的关键人物为盛宣怀、载泽。但由于袁世凯主张“固布守局”战略,再加上饷银等问题还未解决,直到10月26日袁世凯才奏称“凯待明后日饷到,准初七日力疾就道”。朝廷收到此电奏后,10月27日,清廷颁发“统一事权”上谕,决定调回荫昌。由此可见,早在10月18日,袁世凯已经知悉清廷答应了他提出的“不为遥制”等条件,10月21日清廷已经决定等袁世凯南下后,调回荫昌。既然清廷至迟到10月21日已经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袁世凯或者北洋军又何必再故意抵制荫昌呢?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荫昌已无此动机。

  或有人会提出,北洋军是袁世凯旧部,不听荫昌号令,乃自发而为。据考察,北洋第四镇已于10月17日早晨6点抵达汉口,混成第十三协大约于10月19日运完,混成第十一协于10月20日开车。南下北洋军截止10月19日,已有一镇半已到汉口,根本不在信阳、孝感之间。最为有力的证据,10月27日黎明,北洋军已经听从荫昌命令进攻汉口,而荫昌还未收到清廷的“统一事权”上谕。可见,北洋军不听荫昌命令等说法,并无根据。

  荫昌进兵迟缓以及被调回真因

  那么,荫昌为何又在信阳、汉口耽搁了10天之久?又为何迟至10月27日黎明才下令北洋军进攻汉口?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清廷对武汉革命军情形并不了解。10月15日、17日,清廷命袁世凯调查诸如武昌新军如何起事、有多少新军参加革命等一系列问题。至少说明,武昌起义爆发后一周左右,清廷对武昌革命军情形的了解还不深入。不少清廷官员盲目乐观,他们相信只要荫昌大军一到,就可以扑灭武汉革命军。他们更加担心的是革命军“逃窜”以及各省纷纷响应。例如奕劻说:“此乱若非及早扑灭,深恐蔓延。”赵炳麟认为“鄂变如不早定,恐他省响应,更难收拾”。湖南巡抚余诚格认为:“鄂省大兵云集,须并用兜剿、解散两法,否则武汉用兵得手,势穷四窜,湖南,安徽、江西立溃。”直隶总督陈夔龙讲得更为直白:“切肤之患,不在武汉,而在各省蔓延。”因此,清廷一方面令荫昌迅速督师南下,另一方面则令张人骏等长江中下游各省督抚加意防范。

  此时荫昌与袁世凯也是如此认识。前已提及,在会晤袁世凯前后,对于镇压革命,荫昌的态度为“踊跃前行”。10月18日,袁世凯甚至考虑,若是荫昌扑灭武汉革命,该如何安置他奏请添练的军队:“彼时武汉果已克复,分防地面,亦必不可少之预备。”但是,就在同一天,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激战,结果清军首战失利,退守滠口。消息传来,袁世凯迅速意识到了革命军不容小觑:“此次鄂变,事虽仓猝,蓄谋已久,厂、库、局、所,悉被占踞,粮足器多,人多精练,自与寻常匪徒啸聚乌合者迥不相侔。”荫昌则总结军事教训,强调革命军火炮优势,要求清廷迅速调来火炮:“自占据武汉,即在红山、龟蛇等山安设炮位,防御直同要塞,地势极占优胜,与彼作战最为有益。我军主客异形,又因河道水田触处纵横,动作诸形不便。轻于进攻,诚恐损不偿得,惟旷日持久,殊深焦急。”毓盈后来也记载道:“大军抵武汉,荫大臣昌任征讨之事。战稍不利,乃调炮队往。初有言南省地多江河,不利转运,不必以炮往者,至是,叛军列炮于江岸,兵士多所伤亡,良君弼始悔其误,乃补发焉。”

  袁世凯与荫昌从不同角度意识到了武汉革命军并不容易扑灭。10月22日,袁世凯建议荫昌“固布守局”:“前锋不竞,似宜择地集合,固布守局,以待筹备完善再图进取。”10月25日,荫昌回电表示,完全赞同袁世凯的“固布守局”方略。10月26日,袁世凯又复电荫昌:

  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必须筹备完全,厚集兵力,知彼知己,一鼓荡平。已一再将此议陈于朝廷,尚蒙采纳,正与尊论相合。蔗筹精当,莫名钦佩。

  同日,荫昌又同袁世凯电奏清廷,主张“北军专图武汉,未可妄分,转致单弱”。他们意见完全相同。10月29日,荫昌汇报汉口战况,总结了10月18日清军失利原因在于:“我军炮队尚未运至阵地,匪炮过猛,难以久支,遂依江岸退至滠口地方,连日与匪相持,我军时有斩获。”但清军“将炮队炮弹陆续运赴前敌,粮秣子弹筹备充足”,于是,10月27日凌晨,荫昌令北洋军进攻汉口。

  汉口清军炮队之行进

  汉口清军之炮队

  综上可知,荫昌之所以耽搁了10天之久,其真正原因在于,10月18日清军与革命军首战失利后,荫昌意识到了革命军不可小觑,一方面总结军事教训,要求清廷调动大炮来汉,另一方面则赞同袁世凯“固布守局”战略,准备完全后再一举攻克汉口。但在外界看来,此为荫昌畏葸怯懦之举。特别是荫昌在信阳“迟迟不发”,更是招致了朝野内外的非议。本来清廷就认为只要大军一到,自然就会轻易扑灭革命军。但由于荫昌在荫昌的“迟迟不发”,清军首战失利。于是,清廷要求荫昌迅速进攻。据报道,10月19日,载沣密谕荫昌:“急进攻,不宜观望”。同时,军咨府也致函荫昌要求迅速进攻汉口。

  前已提及,盛宣怀、载泽为推动清廷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的幕后推手。但这并不能说明盛宣怀、载泽赞同袁世凯“固布守局”战略。实际上,盛宣怀、载泽之所以如此,恰恰是想以调回荫昌为条件之一,督促袁世凯迅速南下,以达到“速剿”武汉革命军目的。盛宣怀认为:

  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故大军急援汉口,再复武昌,则各省便可无事。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为今之计:一在催荫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

  但荫昌此时却“逡巡不进,远在信阳,距离汉口数百里,又如何能遥制军队?”,自然引起了盛宣怀的不满。如何才能达到“急援汉口,再复武昌”?就是令袁世凯迅速南下,代替荫昌。这是盛宣怀、载泽之所以推动载沣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的动机所在。于此同时,清廷内部鉴于“事权不一”之危害,纷纷忠告清廷要求统一事权。直隶总督陈夔龙力言军权不一,为兵家大忌。给事中蔡金台担忧,因事权不一,荫昌与袁世凯不能和衷共济。等等。当时报纸更是连篇累牍论述“事权不一”之危害。比如《正宗爱国报》就以《论办事牵制之害》为题进行论说,更在“闲评”栏中,直言袁世凯与荫昌:“究竟不知归谁节制调遣,其先入为主乎?抑后来居上乎?”

  于此可见,10月21日清廷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盛宣怀、载泽的幕后推动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朝野内外鉴于“事权不一”之危害,纷纷要求调回荫昌,无疑也是重要推动力。

  结论

  通过考察荫昌南下行程可知:荫昌从10月17日夜抵达信阳到10月22日抵达孝感,耽搁了近5天之久;从10月22抵达孝感到10月27日黎明令清军进攻,又耽搁了近5天之久。其行动可谓“一波三折”:先“踊跃前行”,既而“迟迟不发”,最终“固布守局”。荫昌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北洋军不听其命令,也不是他颟顸畏战。而是由于10月18日清军与革命军首战失利,荫昌意识到了对付革命军并非易如反掌,因此一方面要求调用大炮等,一方面则赞同袁世凯提出的“固布守局”战略。直到10月27日黎明,待筹备完全后,荫昌才令北洋军进攻汉口。

  由于在鄂清军出现了“一军两帅”的局面,袁世凯当然不会满意,提出了“不为遥制”等军事八条。10月18日,清廷同意。10月21日,在盛宣怀、载泽的幕后推动下,清廷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军事全权。但要求袁世凯迅速南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盛宣怀等人主张“速剿”,对荫昌在信阳“迟迟未发”十分不满。同时,朝野内外,因“事权不一”之危害,纷纷要求清廷调回荫昌。这也是清廷决定调回荫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之前种种陈说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