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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新论︱战国群雄都是何时称王的

2018-1-3 10:14:46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政冬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战国新论︱战国群雄都是何时称王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指出:“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周礼是十分讲究君臣名分的,一般诸侯在国内被尊称为“公”,在外交场合则依据周王室所封的爵位和一些外交传统来称呼。然而东周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春秋之时,楚国率先称王,与周室抗衡;到战国中期,十数年间,群雄竞相称王,天下形势也为之一变。

  三代楚君的称王疑云

  《史记·楚世家》记载,在周夷王时代(公元前九世纪上半叶),楚君熊渠就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后来熊渠因畏惧周厉王的攻伐而去掉王号。

  熊渠三子为王的记录又见于《大戴礼记·帝系》,但是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对此事又有不同说法:“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这不禁让人起疑,毕竟“王”和“侯”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且《大戴礼记》未明言熊渠是否称王,《史记》之说不知是否另有所据,所以熊渠是否称王一事暂且存疑。

  楚公逆钟(现藏山西博物院)表明熊通之前的楚君自称为“公”

  《史记》认为楚国正式称王是在楚武王熊通时,但是《韩非子》在关于和氏璧的故事中记载了一位楚厉王:“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及厉王薨,武王即位……武王薨,文王即位。”据此,则楚厉王是在楚武王之前。历代史家多根据《史记》所载楚君世系,认为这位楚厉王是蚡冒,但根据清华简《楚居》记录,这几代楚君的正确顺序是若敖——蚡冒——宵敖——楚武王——楚文王,那么《韩非子》中的楚厉王当对应宵敖熊鹿。《史记·楚世家》和清华简《楚居》两种楚君世系材料都是自楚武王之后才开始记载楚君的王号,对熊鹿都称为宵敖。包山楚简有“举祷荆王自熊鹿以就武王”的记载,这是楚国后人祭祀先祖时的称呼,也并没有称熊鹿为厉王。所以,“厉”或许是熊鹿谥号,但“王”之称恐怕不妥。

  熊通是楚人承认的第一位王,关于他称王的来龙去脉,《史记·楚世家》有详细记载:

  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前704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

  从“先公”一词可以推知,在熊通之前,楚国和周王朝的其他诸侯一样,国君都是称“公”的。楚国的祖先是周文王时代的名臣鬻熊,其后人熊绎被周成王封为诸侯。“子男田”说明楚国最初的封地并不大,根据《礼记》,子、男爵位的诸侯只有五十里封地,但楚国通过历代君主努力,到熊通时已经成为南方大国,众“蛮夷”都俯首听命,所以熊通才有底气称王。自此之后,楚君就与周王室在名号上相匹敌了。

  楚武王及其夫人邓曼塑像

  齐、魏徐州相王

  齐、魏两国称王则源自一场外交阴谋。马陵之战,魏国惨败于齐国,魏军主帅太子申被杀。之后魏国在齐、赵、秦的迭次打击之下损失惨重。魏惠王盛怒之下,曾想倾全国之力攻打齐国为太子申报仇,大臣惠施则劝谏说:“如果您真想报仇,那就应该变服折节去朝拜齐君,这样必然引起楚王震怒。到时候您再派人游说齐、楚,促成两国争斗。让兵精粮足的楚国去进攻强弩之末的齐国,齐国必然惨败。”

  魏惠王采纳了惠施的建议,全力讨好齐国,甚至表示愿执臣礼朝见齐威王。齐国君臣自然大喜过望,齐相田婴更是积极张罗朝见之事。不过齐国也不乏智士,张丑就向田婴指出,齐国公然接受一个万乘之国的朝拜,这是将齐国的地位置于秦、楚等国之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因为并没有万乘之国去朝拜他们。再则“楚王之为人也,好用兵而甚务名”,“为齐患者,必楚也”。田婴却不以为然,在他的主持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朝齐威王于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之南,公元前335年,魏惠王朝齐威王于甄(今山东鄄城北)。

  惠施(左)与田婴(右)

  出人意料的是,动静已然不小,楚国却无甚反应。于是惠施决定再加一把火——尊齐为王。这一下,舆论哗然。齐国名士匡章质疑惠施:“您的学说主张‘去尊’,现在您却尊齐为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惠施辩解说,齐君四处用兵就是为了“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尊齐为王既满足了齐君的虚荣心,又能让魏、齐停战而减少百姓伤亡,何乐不为?

  虽然魏国的卑躬屈节让齐国君臣有点飘飘然,但称王之事毕竟大骇物议,齐国君臣底气不足,未敢独自称王,于是“盛情”邀请魏君共同高升。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和魏惠王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东南),互尊为王,史称“徐州相王”。这也揭开了战国时代诸侯称王的序幕。

  齐威王(右二)与魏惠王(右一)“徐州相王”

  这回楚威王可坐不住了,在他看来,齐、魏两国君主这一举动是妄自尊大,是对“王”这一尊号的亵渎,更是对已经称王数百年的楚国的挑衅。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举兵伐齐,在徐州这座极具象征意味的城市将齐军打得落花流水,并虏获齐军主将申缚。赵、燕两国也趁机伐齐,齐国陷入窘境。惠施借刀杀人之计最终成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魏惠王在“徐州相王”之前就已称王,主要依据是《战国策·秦策四》“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这句话,但是细品此章全文,不难发现此章是概括叙述二三十年间列国兴衰之势,且人物、事件颇有错乱。魏惠王曾在邯郸之难(前354—前351年)结束后在服饰、车辆、宫室等方面僭用天子礼仪,“乘夏车”当即指此。此章作者应是将魏惠王僭越与称王混淆为一了。

  “徐州相王”之年(前334年)是魏惠王在位的第三十六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这年魏惠王重新纪元,这种改元显然是支持魏惠王此年称王的最有力证据。

  秦、韩称王

  秦自献公、孝公以来,变法强国、励精图治,秦惠文王继位以后,屡破魏军,占领河西(今陕西中北部),臣服义渠。《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初四)“君为王”;次年,秦惠文王重新纪元。

  秦惠文王(中)与韩宣惠王(右)

  秦君称王的当年,韩国也正式称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是年“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魏都大梁,故魏王又称梁王;韩都新郑,故韩王又称郑王。战国时君主常见多字谥号,韩宣王就有三个谥号:宣、惠、威。《古本竹书纪年》前称“威侯”而后称“宣王”,与《史记·秦本纪》“韩亦为王”的记载相符。据此推断,此年(前325)十月,韩宣王去大梁朝见魏惠王,双方互尊为王。

  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

  战国中期,合纵和连横两方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公元前323年,主张连横的秦相张仪与魏、齐、楚三国的执政大臣在齧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会盟。主张合纵的魏国重臣公孙衍也组织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之前魏、韩已经称王,故此年正式称王者是赵、燕、中山三国。

  五国之中中山实力最弱,之前还一度依附于齐国。中山称王的消息传来,齐威王勃然大怒:“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他算是深刻理解了当年楚威王的愤怒。怒气难消的齐威王打算“割平邑(今河北南乐西北)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中山国连忙派策士张登游说齐相田婴,说齐国这样做只会将中山国推向燕、赵一边而与齐为敌。齐威王与田婴思之再三,最终“召中山君而许之王”。齐国此举或许只是为了暂时稳住中山,待其孤立无援时再狠狠教训。然而张登技高一筹,在稳住齐国后,张登随即出使燕、赵、魏,对三国君主说“齐羞与中山之为王甚矣,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欲用其兵也”,兵锋所指非燕即赵、魏,所以各国不如争取中山,共抗强齐。诸国果然为张登说动,全力支持中山,中山君得以坐实王号。

  与中山君臣对王号的汲汲以求不同,年轻的赵武灵王在“五国相王”后对国人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于是下令国人称己为“君”。此举并非是赵武灵王无意虚名,而是他想以此激励自己,让赵国成为强国,成为可以号令诸侯的真正王者。当然,外交场合上他还是要自称“赵王”以与诸侯在礼仪上对等。赵武灵王后来是否在国内也称王,已难考知。《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事皆用“王”,但这是出于史官追述,甚至有一句“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这里的“先王”是指赵武灵王之父赵肃侯,而赵肃侯并未称王。另外,赵武灵王禅位给赵惠文王后自称“主父”,“主”原是对诸侯正卿的称呼,如赵简子、赵襄子都曾是晋国正卿,所以赵氏后人称之为“简主”、“襄主”,“主父”之称或含有赵武灵王追绍先人之意,也与王号无关。目前我们能确定的是,文献记载中赵惠文王是自称为王的,出土的“王何立事戈”等青铜器铭文也可佐证。

  少年赵武灵王

  燕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史记》误分燕易王与燕王哙为两人,“五国相王”时的燕君是子哙,出土文物有“燕侯哙戈”,可能制造于他称王之前。燕王哙因为禅位给燕相子之导致燕国内乱,最后身死国灭。同时代的人并不称其为王,如出土的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称其为“燕君子哙”,《孟子》径直称其为“子哙”,可见时人并不承认他的王号。后燕昭王复国,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对其有“燕侯职”和“燕王职”两种称呼;燕昭王之后有一位叫做“戎人”的燕君,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燕侯戎人”和“燕王戎人”两种称呼。据此推断,燕国将“王”作为君主的常用称呼可能很晚。

  余论

  上述诸国之外,战国时期还有一些国家的君主也称王,如越国在春秋时代就已称王;川蜀地区的巴国紧随群雄之后而称王(《华阳国志·巴志》);蜀国则更为大胆,“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华阳国志·蜀志》)。宋国在宋君偃时期最为强大,号称“五千乘之劲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宋君偃称王是在公元前318年,但《史记》所载宋国世系、年代多误,所以对这个时间学界也有很大争议。

  十数年间,战国群雄相继称王,合纵连横的斗争也全面展开。“尊王攘夷”的口号彻底成为历史,群雄已不满足于“霸业”,而要追求“王业”,欲取周天子而代之。历史的车轮沿着这条轨迹滚滚前进,百年之后,始皇帝建立了他的宏伟“帝业”。

  战国新论︱范蠡不是陶朱公,也没娶西施

  战国新论︱太史公犯错:庞涓并非死于马陵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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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新论︱战国群雄都是何时称王的

2018年1月3日 10:14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战国新论︱战国群雄都是何时称王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指出:“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周礼是十分讲究君臣名分的,一般诸侯在国内被尊称为“公”,在外交场合则依据周王室所封的爵位和一些外交传统来称呼。然而东周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春秋之时,楚国率先称王,与周室抗衡;到战国中期,十数年间,群雄竞相称王,天下形势也为之一变。

  三代楚君的称王疑云

  《史记·楚世家》记载,在周夷王时代(公元前九世纪上半叶),楚君熊渠就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后来熊渠因畏惧周厉王的攻伐而去掉王号。

  熊渠三子为王的记录又见于《大戴礼记·帝系》,但是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对此事又有不同说法:“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这不禁让人起疑,毕竟“王”和“侯”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且《大戴礼记》未明言熊渠是否称王,《史记》之说不知是否另有所据,所以熊渠是否称王一事暂且存疑。

  楚公逆钟(现藏山西博物院)表明熊通之前的楚君自称为“公”

  《史记》认为楚国正式称王是在楚武王熊通时,但是《韩非子》在关于和氏璧的故事中记载了一位楚厉王:“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及厉王薨,武王即位……武王薨,文王即位。”据此,则楚厉王是在楚武王之前。历代史家多根据《史记》所载楚君世系,认为这位楚厉王是蚡冒,但根据清华简《楚居》记录,这几代楚君的正确顺序是若敖——蚡冒——宵敖——楚武王——楚文王,那么《韩非子》中的楚厉王当对应宵敖熊鹿。《史记·楚世家》和清华简《楚居》两种楚君世系材料都是自楚武王之后才开始记载楚君的王号,对熊鹿都称为宵敖。包山楚简有“举祷荆王自熊鹿以就武王”的记载,这是楚国后人祭祀先祖时的称呼,也并没有称熊鹿为厉王。所以,“厉”或许是熊鹿谥号,但“王”之称恐怕不妥。

  熊通是楚人承认的第一位王,关于他称王的来龙去脉,《史记·楚世家》有详细记载:

  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前704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

  从“先公”一词可以推知,在熊通之前,楚国和周王朝的其他诸侯一样,国君都是称“公”的。楚国的祖先是周文王时代的名臣鬻熊,其后人熊绎被周成王封为诸侯。“子男田”说明楚国最初的封地并不大,根据《礼记》,子、男爵位的诸侯只有五十里封地,但楚国通过历代君主努力,到熊通时已经成为南方大国,众“蛮夷”都俯首听命,所以熊通才有底气称王。自此之后,楚君就与周王室在名号上相匹敌了。

  楚武王及其夫人邓曼塑像

  齐、魏徐州相王

  齐、魏两国称王则源自一场外交阴谋。马陵之战,魏国惨败于齐国,魏军主帅太子申被杀。之后魏国在齐、赵、秦的迭次打击之下损失惨重。魏惠王盛怒之下,曾想倾全国之力攻打齐国为太子申报仇,大臣惠施则劝谏说:“如果您真想报仇,那就应该变服折节去朝拜齐君,这样必然引起楚王震怒。到时候您再派人游说齐、楚,促成两国争斗。让兵精粮足的楚国去进攻强弩之末的齐国,齐国必然惨败。”

  魏惠王采纳了惠施的建议,全力讨好齐国,甚至表示愿执臣礼朝见齐威王。齐国君臣自然大喜过望,齐相田婴更是积极张罗朝见之事。不过齐国也不乏智士,张丑就向田婴指出,齐国公然接受一个万乘之国的朝拜,这是将齐国的地位置于秦、楚等国之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因为并没有万乘之国去朝拜他们。再则“楚王之为人也,好用兵而甚务名”,“为齐患者,必楚也”。田婴却不以为然,在他的主持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朝齐威王于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之南,公元前335年,魏惠王朝齐威王于甄(今山东鄄城北)。

  惠施(左)与田婴(右)

  出人意料的是,动静已然不小,楚国却无甚反应。于是惠施决定再加一把火——尊齐为王。这一下,舆论哗然。齐国名士匡章质疑惠施:“您的学说主张‘去尊’,现在您却尊齐为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惠施辩解说,齐君四处用兵就是为了“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尊齐为王既满足了齐君的虚荣心,又能让魏、齐停战而减少百姓伤亡,何乐不为?

  虽然魏国的卑躬屈节让齐国君臣有点飘飘然,但称王之事毕竟大骇物议,齐国君臣底气不足,未敢独自称王,于是“盛情”邀请魏君共同高升。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和魏惠王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东南),互尊为王,史称“徐州相王”。这也揭开了战国时代诸侯称王的序幕。

  齐威王(右二)与魏惠王(右一)“徐州相王”

  这回楚威王可坐不住了,在他看来,齐、魏两国君主这一举动是妄自尊大,是对“王”这一尊号的亵渎,更是对已经称王数百年的楚国的挑衅。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举兵伐齐,在徐州这座极具象征意味的城市将齐军打得落花流水,并虏获齐军主将申缚。赵、燕两国也趁机伐齐,齐国陷入窘境。惠施借刀杀人之计最终成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魏惠王在“徐州相王”之前就已称王,主要依据是《战国策·秦策四》“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这句话,但是细品此章全文,不难发现此章是概括叙述二三十年间列国兴衰之势,且人物、事件颇有错乱。魏惠王曾在邯郸之难(前354—前351年)结束后在服饰、车辆、宫室等方面僭用天子礼仪,“乘夏车”当即指此。此章作者应是将魏惠王僭越与称王混淆为一了。

  “徐州相王”之年(前334年)是魏惠王在位的第三十六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这年魏惠王重新纪元,这种改元显然是支持魏惠王此年称王的最有力证据。

  秦、韩称王

  秦自献公、孝公以来,变法强国、励精图治,秦惠文王继位以后,屡破魏军,占领河西(今陕西中北部),臣服义渠。《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初四)“君为王”;次年,秦惠文王重新纪元。

  秦惠文王(中)与韩宣惠王(右)

  秦君称王的当年,韩国也正式称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是年“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魏都大梁,故魏王又称梁王;韩都新郑,故韩王又称郑王。战国时君主常见多字谥号,韩宣王就有三个谥号:宣、惠、威。《古本竹书纪年》前称“威侯”而后称“宣王”,与《史记·秦本纪》“韩亦为王”的记载相符。据此推断,此年(前325)十月,韩宣王去大梁朝见魏惠王,双方互尊为王。

  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

  战国中期,合纵和连横两方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公元前323年,主张连横的秦相张仪与魏、齐、楚三国的执政大臣在齧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会盟。主张合纵的魏国重臣公孙衍也组织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之前魏、韩已经称王,故此年正式称王者是赵、燕、中山三国。

  五国之中中山实力最弱,之前还一度依附于齐国。中山称王的消息传来,齐威王勃然大怒:“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他算是深刻理解了当年楚威王的愤怒。怒气难消的齐威王打算“割平邑(今河北南乐西北)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中山国连忙派策士张登游说齐相田婴,说齐国这样做只会将中山国推向燕、赵一边而与齐为敌。齐威王与田婴思之再三,最终“召中山君而许之王”。齐国此举或许只是为了暂时稳住中山,待其孤立无援时再狠狠教训。然而张登技高一筹,在稳住齐国后,张登随即出使燕、赵、魏,对三国君主说“齐羞与中山之为王甚矣,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欲用其兵也”,兵锋所指非燕即赵、魏,所以各国不如争取中山,共抗强齐。诸国果然为张登说动,全力支持中山,中山君得以坐实王号。

  与中山君臣对王号的汲汲以求不同,年轻的赵武灵王在“五国相王”后对国人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于是下令国人称己为“君”。此举并非是赵武灵王无意虚名,而是他想以此激励自己,让赵国成为强国,成为可以号令诸侯的真正王者。当然,外交场合上他还是要自称“赵王”以与诸侯在礼仪上对等。赵武灵王后来是否在国内也称王,已难考知。《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事皆用“王”,但这是出于史官追述,甚至有一句“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这里的“先王”是指赵武灵王之父赵肃侯,而赵肃侯并未称王。另外,赵武灵王禅位给赵惠文王后自称“主父”,“主”原是对诸侯正卿的称呼,如赵简子、赵襄子都曾是晋国正卿,所以赵氏后人称之为“简主”、“襄主”,“主父”之称或含有赵武灵王追绍先人之意,也与王号无关。目前我们能确定的是,文献记载中赵惠文王是自称为王的,出土的“王何立事戈”等青铜器铭文也可佐证。

  少年赵武灵王

  燕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史记》误分燕易王与燕王哙为两人,“五国相王”时的燕君是子哙,出土文物有“燕侯哙戈”,可能制造于他称王之前。燕王哙因为禅位给燕相子之导致燕国内乱,最后身死国灭。同时代的人并不称其为王,如出土的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称其为“燕君子哙”,《孟子》径直称其为“子哙”,可见时人并不承认他的王号。后燕昭王复国,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对其有“燕侯职”和“燕王职”两种称呼;燕昭王之后有一位叫做“戎人”的燕君,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燕侯戎人”和“燕王戎人”两种称呼。据此推断,燕国将“王”作为君主的常用称呼可能很晚。

  余论

  上述诸国之外,战国时期还有一些国家的君主也称王,如越国在春秋时代就已称王;川蜀地区的巴国紧随群雄之后而称王(《华阳国志·巴志》);蜀国则更为大胆,“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华阳国志·蜀志》)。宋国在宋君偃时期最为强大,号称“五千乘之劲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宋君偃称王是在公元前318年,但《史记》所载宋国世系、年代多误,所以对这个时间学界也有很大争议。

  十数年间,战国群雄相继称王,合纵连横的斗争也全面展开。“尊王攘夷”的口号彻底成为历史,群雄已不满足于“霸业”,而要追求“王业”,欲取周天子而代之。历史的车轮沿着这条轨迹滚滚前进,百年之后,始皇帝建立了他的宏伟“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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