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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广州怎样考驾照

2017-11-14 09:06:09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李开周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民国的广州怎样考驾照

   壹民国无照驾驶同样受处罚

  大家都知道,只要开车上路,就得把驾照带上,无照驾驶是会受到处罚的。

  民国有没有这个规矩呢?咱们看过几份文件就知道了。

  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交通守则》:“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持有驾驶执照,无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四元。”没有驾照就上路,罚你10块大洋;有驾照却不带驾照,罚你4块大洋。

  1932年,汉口市政府出台《市街交通管理规则》:“汽车及汽力脚踏车司机应向公安局登记,并考验合格,发给执照,方可驾车。无司机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三元,借用他人执照者罚银五元,另将该执照吊销。”

  汽力脚踏车就是摩托,无论开汽车还是骑摩托,都要经过汉口市公安局登记,都要考取驾照,否则罚款10块大洋。如果你考了驾照,开车或者骑摩托时没有带在身上,罚3块大洋。如果你借用他人的驾照,罚5块大洋,同时将所借的驾照吊销。

  1937年春天,广州市政府出台《汽车驾驶人规则》:“汽车驾驶人须申领驾驶执照,定期审验,随身携带。未领执照而驾驶者,罚国币二十元以下;已领执照而未携带者,罚国币十五元以下;冒用他人执照或涂抹执照者,罚国币二十元以下,并没收执照;执照应审验而逾期未审验者,罚国币十五元以下。”

  这里说的国币是指国民政府在1935年通令流通的法币,刚流通时币值稳定,购买力坚挺,1元法币几乎相当于1块大洋。当时广州各大运输公司的司机平均月薪约50元法币,如果忘带驾照被警察抓到,有可能被罚去小半月的工资。

  1943年6月22日,蒋介石给重庆国民政府下达了一份手令:“凡汽车司机均须持有驾驶执照方可准其驾驶,至于外籍司机,其欲在我国境内驾驶者,不论其有无本国执照,均须经我国政府之核准,领得我国执照方准行驶,否则概予取缔,希即拟定条例实施为要。”蒋介石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在中国开车,就不准无照驾驶。

  由此可见,外国人开车一样要带驾照,不带驾照一样会受罚。

  贰驾照在国内不能通行无阻

  现在的驾照是考出来的,在民国领驾照需不需要经过考试呢?同样需要。只是民国时代四分五裂,政令不一,自始至终没有搞过统一的驾照考试。

  以上海为例,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这座城市有三个衙门可以颁发驾照:一、公共租界工部局,二、法租界工部局,三、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想拿英美驾照,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考试;想拿法国驾照,去法租界工部局参加考试;想拿中国驾照,去上海公安局参加考试。好在这三种驾照都能通用。

  但是上海的驾照只能在上海用,到了北京就不一定好使了,因为北平市政府有规定:“持外地执照者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到公安局呈验执照,经考试合格后,方得驾车入市。”也就是说,当你从上海开车到北京的时候,必须把车停到郊区,然后搭车去北京市公安局参加一场临时的驾照考试,考试通过了才能把车开进去。这一点跟我们现在大不一样,现在不管是哪个地方颁发的驾照,在大陆每座城市都是通用的,除非你拿的是港澳台驾照或者外国驾照。

  为什么民国时代的驾照在国内不能通行无阻呢?因为各地的驾照考试区别太大,对驾驶员的要求千差万别。北京是这样规定的:“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肢健全、耳目聪明、无神经病者,方可考取驾驶执照。”上海的条件却比较宽松:“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经考验合格,即可领取驾驶执照。”开个车而已,管你有没有神经病干嘛?现在司机堵到尿急的时候,绕一个钟头也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有几个不犯神经病?

  不过在上世纪30年代早期,广东的驾照却可以用于香港和澳门。那时候,曾经做过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就任中山县长,在中山建起一座相当规范的“西南汽车驾驶学校”,学员遍布广东,且有港澳学员。唐绍仪先生通过他的影响力,使得广东驾照得以通行港澳。

  叁驾照考试除实地考外,还需考口试或笔试

  再说驾照考试。

  北京的驾照考试包括两大部分,先是口试,再是“实地考验”。口试相当于现在驾照考试的“科目一”,主要考汽车构造和驾驶规则,只是我们今天全是电脑答题,而民国时的北京却是口头答题——考官发问,考生回答,答得好,让你通过,答得不好,下回再考。

  实地考验又分两个环节。先是场考,考启动、挂挡、换挡、转向和熄火;然后路考,考转向、倒车、上坡和下坡。现在驾照考试里的“单边桥”、“S弯”、“左右库”、“定点停车”等等,在民国时的北京统统没有。

  广州的驾照考试也是两大部分,但是把口试部分改成了更加规范的笔试,实地考验部分的考试内容也比较全面。

  根据1937年春天广州市政府制定的《驾驶人执照考试章程》,广州驾照的笔试包括交通规则、地理常识、机械常识三个部分,其中交通规则满分10分,地理常识满分10分,机械常识满分20分。实地考验包括桩考和路考两个部分,其中桩考满分30分,路考满分也是30分。把笔试和实地考验的分数加起来,满分刚好是100分。

  学员想拿到驾照,实地考验中的桩考和路考成绩都必须超过20分,加上笔试环节的成绩,总分必须超过70分。按照这个规定,如果交通规则考了0分,地理常识考了0分,但桩考、路考和机械常识统统满分,仍然是有资格申领驾照的,可见实地考验比笔试重要,笔试环节的机械常识又比交规和地理重要。

  在广州参加桩考,要考四个项目,依次是进口停靠、顺车穿桩、倒车穿桩、倒车停靠。桩是木桩,插在考场空地上,高2米,两桩之间的宽度是2米到2.6米(根据考试车辆的宽度而定,一般比车宽多出20厘米)。现在的司机穿越到那个时代,这种项目应该不难通过。

  肆当汽车司机收入优厚,考驾照很热门

  前年南京某报记者采访一个老司机,询问民国怎样考驾照,老司机说当时根本没有驾校,考生们都是跟着老司机在实践中学会开车的。其实不然,民国时期还是有驾校的,前文提到的西南汽车驾驶学校就是一例。

  1934年,《齐塘月刊》提到了广州西关的“南洋驾校”,该驾校除了招收广州考生,还有惠州、韶关等地的青年前去报名。这所驾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培训期为半年,半年后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一旦拿到驾照,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月薪在70块毫洋左右(折合50块大洋)。而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1934年对广州工薪阶层的抽样调查,车床工人平均月薪30块毫洋,轮船工人平均月薪26块毫洋,建筑工人平均月薪25块毫洋,码头力工平均月薪15块毫洋,裁衣女工平均月薪11块毫洋,电机修理工平均月薪46块毫洋,都没有汽车司机的收入优厚。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一项理性选择。用当时报纸上的评论说:“各处相继筑路,驾驶人员所需极多,少年人学习此工,正合潮流之至。”

  早在1930年,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就设有驾校,该校学生课余学习开车,每天下午练习一小时,一个月后参加学校内部举行的驾驶测验,通过后可以领到一个“驾驶徽章”。凭该徽章参加正式的驾照考试,可以得到加分。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汽车数量迅速增加,公路里程也越来越长,虽然汽车数量和各地路况跟今天远远没法比,但学开车和考驾照在当时毕竟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儿。对穷人的孩子来讲,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对达官显贵的孩子来讲,他们家中不缺钱,甚至也不缺车,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照的兴趣更为浓厚。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驾校自然应运而生。

  那时候,江浙地区的驾校多半拥有教会背景,有些教会大学自身就办有驾校或者驾驶培训班。另外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也相继开设了一批驾校,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青岛青年会兴办的“圣约翰汽车驾驶学校”。圣约翰驾校在1934年开办,1937年停办,三四年时间培训了630名学员,其中490名顺利考到了驾照。抗战以后,江南城市大半沦陷,各地青年会驾校转移到重庆、成都、昆明、柳州等地,为培养抗战运输队出了大力。

  伍民国女子驾校还培训汽车修理技术

  民国甚至还出现了女子驾校。

  1947年,上海房地产大亨厉树雄的前妻傅文浩女士在上海创办“女子驾驶人学校”。这位傅女士本人就会开车,1936年上海市举办过一次“沪杭公路汽车竞赛”,傅文浩报名参加,她驾驶一辆跑车,用两小时五十分跑完全程,第一个抵达终点,当时上海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成了一大新闻。傅文浩说:“中国一切都落后,中国女子能驾驶汽车的真如凤毛麟角,而且一般人看见一个女子开车,莫不啧啧称奇,偶然停在路口,总拥上去一大批好奇的看客。而在外国女子开车十有九会,并无啥稀奇,我国这种旧脑筋实在大应改革。开车的技术并不十分困难,只要胆大心细,便可一学即会。况且我国公路已逐渐修复,驾驶人才实在需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她在上海办起了女子驾校。她的驾校有一特色:既重视驾驶技艺,又重视机械原理,让女学员掌握初步的汽车修理技术,万一路上出了毛病,自己下车打开引擎盖,操起钳子就能搞定,决不让男司机看笑话。

  除了傅文浩,国民时期上海市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夫人也是开车能手。据当时媒体报道,吴国桢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其夫人每天四点半从莘福路家中开车出发,去市政府门口接他,然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市政府本来给吴市长派了司机,但是市长夫人的驾驶技术更为出色,所以吴市长宁可让夫人来接。也许这位吴太太的驾驶技术就是在女子驾校学会的吧?

  □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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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广州怎样考驾照

2017年11月14日 09:06 来源:羊城晚报

原标题:民国的广州怎样考驾照

   壹民国无照驾驶同样受处罚

  大家都知道,只要开车上路,就得把驾照带上,无照驾驶是会受到处罚的。

  民国有没有这个规矩呢?咱们看过几份文件就知道了。

  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交通守则》:“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持有驾驶执照,无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四元。”没有驾照就上路,罚你10块大洋;有驾照却不带驾照,罚你4块大洋。

  1932年,汉口市政府出台《市街交通管理规则》:“汽车及汽力脚踏车司机应向公安局登记,并考验合格,发给执照,方可驾车。无司机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三元,借用他人执照者罚银五元,另将该执照吊销。”

  汽力脚踏车就是摩托,无论开汽车还是骑摩托,都要经过汉口市公安局登记,都要考取驾照,否则罚款10块大洋。如果你考了驾照,开车或者骑摩托时没有带在身上,罚3块大洋。如果你借用他人的驾照,罚5块大洋,同时将所借的驾照吊销。

  1937年春天,广州市政府出台《汽车驾驶人规则》:“汽车驾驶人须申领驾驶执照,定期审验,随身携带。未领执照而驾驶者,罚国币二十元以下;已领执照而未携带者,罚国币十五元以下;冒用他人执照或涂抹执照者,罚国币二十元以下,并没收执照;执照应审验而逾期未审验者,罚国币十五元以下。”

  这里说的国币是指国民政府在1935年通令流通的法币,刚流通时币值稳定,购买力坚挺,1元法币几乎相当于1块大洋。当时广州各大运输公司的司机平均月薪约50元法币,如果忘带驾照被警察抓到,有可能被罚去小半月的工资。

  1943年6月22日,蒋介石给重庆国民政府下达了一份手令:“凡汽车司机均须持有驾驶执照方可准其驾驶,至于外籍司机,其欲在我国境内驾驶者,不论其有无本国执照,均须经我国政府之核准,领得我国执照方准行驶,否则概予取缔,希即拟定条例实施为要。”蒋介石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在中国开车,就不准无照驾驶。

  由此可见,外国人开车一样要带驾照,不带驾照一样会受罚。

  贰驾照在国内不能通行无阻

  现在的驾照是考出来的,在民国领驾照需不需要经过考试呢?同样需要。只是民国时代四分五裂,政令不一,自始至终没有搞过统一的驾照考试。

  以上海为例,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这座城市有三个衙门可以颁发驾照:一、公共租界工部局,二、法租界工部局,三、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想拿英美驾照,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考试;想拿法国驾照,去法租界工部局参加考试;想拿中国驾照,去上海公安局参加考试。好在这三种驾照都能通用。

  但是上海的驾照只能在上海用,到了北京就不一定好使了,因为北平市政府有规定:“持外地执照者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到公安局呈验执照,经考试合格后,方得驾车入市。”也就是说,当你从上海开车到北京的时候,必须把车停到郊区,然后搭车去北京市公安局参加一场临时的驾照考试,考试通过了才能把车开进去。这一点跟我们现在大不一样,现在不管是哪个地方颁发的驾照,在大陆每座城市都是通用的,除非你拿的是港澳台驾照或者外国驾照。

  为什么民国时代的驾照在国内不能通行无阻呢?因为各地的驾照考试区别太大,对驾驶员的要求千差万别。北京是这样规定的:“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肢健全、耳目聪明、无神经病者,方可考取驾驶执照。”上海的条件却比较宽松:“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经考验合格,即可领取驾驶执照。”开个车而已,管你有没有神经病干嘛?现在司机堵到尿急的时候,绕一个钟头也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有几个不犯神经病?

  不过在上世纪30年代早期,广东的驾照却可以用于香港和澳门。那时候,曾经做过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就任中山县长,在中山建起一座相当规范的“西南汽车驾驶学校”,学员遍布广东,且有港澳学员。唐绍仪先生通过他的影响力,使得广东驾照得以通行港澳。

  叁驾照考试除实地考外,还需考口试或笔试

  再说驾照考试。

  北京的驾照考试包括两大部分,先是口试,再是“实地考验”。口试相当于现在驾照考试的“科目一”,主要考汽车构造和驾驶规则,只是我们今天全是电脑答题,而民国时的北京却是口头答题——考官发问,考生回答,答得好,让你通过,答得不好,下回再考。

  实地考验又分两个环节。先是场考,考启动、挂挡、换挡、转向和熄火;然后路考,考转向、倒车、上坡和下坡。现在驾照考试里的“单边桥”、“S弯”、“左右库”、“定点停车”等等,在民国时的北京统统没有。

  广州的驾照考试也是两大部分,但是把口试部分改成了更加规范的笔试,实地考验部分的考试内容也比较全面。

  根据1937年春天广州市政府制定的《驾驶人执照考试章程》,广州驾照的笔试包括交通规则、地理常识、机械常识三个部分,其中交通规则满分10分,地理常识满分10分,机械常识满分20分。实地考验包括桩考和路考两个部分,其中桩考满分30分,路考满分也是30分。把笔试和实地考验的分数加起来,满分刚好是100分。

  学员想拿到驾照,实地考验中的桩考和路考成绩都必须超过20分,加上笔试环节的成绩,总分必须超过70分。按照这个规定,如果交通规则考了0分,地理常识考了0分,但桩考、路考和机械常识统统满分,仍然是有资格申领驾照的,可见实地考验比笔试重要,笔试环节的机械常识又比交规和地理重要。

  在广州参加桩考,要考四个项目,依次是进口停靠、顺车穿桩、倒车穿桩、倒车停靠。桩是木桩,插在考场空地上,高2米,两桩之间的宽度是2米到2.6米(根据考试车辆的宽度而定,一般比车宽多出20厘米)。现在的司机穿越到那个时代,这种项目应该不难通过。

  肆当汽车司机收入优厚,考驾照很热门

  前年南京某报记者采访一个老司机,询问民国怎样考驾照,老司机说当时根本没有驾校,考生们都是跟着老司机在实践中学会开车的。其实不然,民国时期还是有驾校的,前文提到的西南汽车驾驶学校就是一例。

  1934年,《齐塘月刊》提到了广州西关的“南洋驾校”,该驾校除了招收广州考生,还有惠州、韶关等地的青年前去报名。这所驾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培训期为半年,半年后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一旦拿到驾照,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月薪在70块毫洋左右(折合50块大洋)。而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1934年对广州工薪阶层的抽样调查,车床工人平均月薪30块毫洋,轮船工人平均月薪26块毫洋,建筑工人平均月薪25块毫洋,码头力工平均月薪15块毫洋,裁衣女工平均月薪11块毫洋,电机修理工平均月薪46块毫洋,都没有汽车司机的收入优厚。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一项理性选择。用当时报纸上的评论说:“各处相继筑路,驾驶人员所需极多,少年人学习此工,正合潮流之至。”

  早在1930年,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就设有驾校,该校学生课余学习开车,每天下午练习一小时,一个月后参加学校内部举行的驾驶测验,通过后可以领到一个“驾驶徽章”。凭该徽章参加正式的驾照考试,可以得到加分。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汽车数量迅速增加,公路里程也越来越长,虽然汽车数量和各地路况跟今天远远没法比,但学开车和考驾照在当时毕竟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儿。对穷人的孩子来讲,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对达官显贵的孩子来讲,他们家中不缺钱,甚至也不缺车,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照的兴趣更为浓厚。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驾校自然应运而生。

  那时候,江浙地区的驾校多半拥有教会背景,有些教会大学自身就办有驾校或者驾驶培训班。另外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也相继开设了一批驾校,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青岛青年会兴办的“圣约翰汽车驾驶学校”。圣约翰驾校在1934年开办,1937年停办,三四年时间培训了630名学员,其中490名顺利考到了驾照。抗战以后,江南城市大半沦陷,各地青年会驾校转移到重庆、成都、昆明、柳州等地,为培养抗战运输队出了大力。

  伍民国女子驾校还培训汽车修理技术

  民国甚至还出现了女子驾校。

  1947年,上海房地产大亨厉树雄的前妻傅文浩女士在上海创办“女子驾驶人学校”。这位傅女士本人就会开车,1936年上海市举办过一次“沪杭公路汽车竞赛”,傅文浩报名参加,她驾驶一辆跑车,用两小时五十分跑完全程,第一个抵达终点,当时上海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成了一大新闻。傅文浩说:“中国一切都落后,中国女子能驾驶汽车的真如凤毛麟角,而且一般人看见一个女子开车,莫不啧啧称奇,偶然停在路口,总拥上去一大批好奇的看客。而在外国女子开车十有九会,并无啥稀奇,我国这种旧脑筋实在大应改革。开车的技术并不十分困难,只要胆大心细,便可一学即会。况且我国公路已逐渐修复,驾驶人才实在需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她在上海办起了女子驾校。她的驾校有一特色:既重视驾驶技艺,又重视机械原理,让女学员掌握初步的汽车修理技术,万一路上出了毛病,自己下车打开引擎盖,操起钳子就能搞定,决不让男司机看笑话。

  除了傅文浩,国民时期上海市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夫人也是开车能手。据当时媒体报道,吴国桢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其夫人每天四点半从莘福路家中开车出发,去市政府门口接他,然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市政府本来给吴市长派了司机,但是市长夫人的驾驶技术更为出色,所以吴市长宁可让夫人来接。也许这位吴太太的驾驶技术就是在女子驾校学会的吧?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