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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

2014-8-1 08:37:32

来源:人民网-东方早报 选稿:宋晓东

  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创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秦祚虽短,然秦制绵延悠长,中华帝国自秦至清延续了两千余年,朝代虽屡变,而政体少异,虽时而分裂,终归于一统。事实上,中华专制政体愈演愈烈,至明、清两代而极盛。清朝为中华帝国史上不可分割的朝代,何从质疑!然而近年来流行于美国的所谓“新清史”,否认大清为中国的朝代,否认满族汉化之事实,而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之认同,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而已。而最颠倒之论,莫过于指责清朝为中国朝代之说,乃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之产物。就此而论,将汉化与现代民族主义联结在一起,岂不就是新清史的武断建构?难道魏文帝汉化的事实也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若此说能够成立,不啻是对中国历史的大翻案。翻案或有助于历史真相之发掘,然能否成立主要有赖于新史料的出土,或新理论的出台。新清史虽强调新史料,然无非是满文旧档;满档既非新出,也不足以支撑翻案。至于理论,无论“欧亚大陆相似论”或“阿尔泰学派”之说,皆属一偏之见,也难以支撑翻案。历史学者如果不愿意盲从新说,则必须有所回应,表达不同的意见。

  台湾的“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于2012年之秋,约集了两岸清史学者十余人,就清帝国性质议题举行了研讨会,并发表专题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清帝国的性质,都曾在研讨会上提出讨论,经会后修订而编成《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北:远流出版,2014年8月版)。

  书中收入拙撰《以公心评新清史》,先列举新清史论述的要点,接着从何炳棣教授的维护汉化论说起,指出何教授的反驳及其对汉化所作的四点结论,皆有据有理。他深信汉化在中国历史上有其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强烈回应并未得到挑战者应有的答复。既然依何教授所说,中国原是一多民族的国家,所谓汉化实际上是以多数汉族与统称为胡人的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不仅仅是胡人汉化,也有汉人胡化。汉民族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吸纳非汉族文化与血缘,而形成中华民族,所以章太炎称中国民族为一“历史民族”,即指经由历史过程而形成者。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由胡人建立的诸多政权之一,却是最成功的朝代,殊不能自外于中国。然则汉人已不能等同中国人,中华民族亦非仅汉族;所谓“汉化”,实际上是“中国化”,中国是统一之称,而“汉”乃对称。

  满清入主中原后所缔造的中亚帝国乃中原之延伸,中原与中亚既非对等的实体,也非可以分隔的两区,更不能与近代西方帝国由母国向外扩张和殖民相提并论。建都于北京的清帝莫不以合法的中国君主自居,政权亦非仅在满人之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不能由族性来划分,然则新清史的“族性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论述,也难以成立。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把族性认同与国家认同混为一谈。被认为是维持满洲族性认同与大清统治的八旗制度,其实此制包含的属人不仅仅是满人,也包括其他族群,只认同旗主,并不认同族群,是一种君臣之间的封建关系。然而当满清成为大一统的帝国之后,八旗制就难以适应,主要是因为皇权至上,不再允许认同旗主。至雍正朝更明显要清除“各旗主属的名分”。不是有意要违背祖训,无奈八旗共治、八王议政,以及推选制度都不合中央集权体制,还是需要中华帝制与儒教名分来稳固现状。在此现状之下,无论满、汉,或其他少数族群,所认同的就是承袭中华帝制的大清国,而不是各个族群。各族群自有其族性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是二选一的习题,所以包括八旗制度在内的所谓“满族特色”也不至于改变中央集权的本质。乾隆皇帝自称是中国正统之继承者,并强调大一统政权就是“为中华之主”,也就不足为异了。就国家认同而言,在清朝存在时,各族认同朝廷;民国成立之后,则认同以五族为主的共和国。中华民族与文化其实有九千年的交融史,具有多元性格,多元王朝绝非仅自满清始。所以拙文的结论是,满清帝国乃中华帝国之延续,应毋庸置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教授提出《新清史与南北文化观》一文,从地理文化观点来评论新清史“以满洲为中心再度定义中国”的史观。新清史此一论述基本上以东北到内亚为主轴,以挑战从江南到北方为基线的、以儒家思想为皇朝统治核心的论述。以东北到内亚为主轴之说,强调大清国土的扩张来自长城以外,统一中国则由于“满蒙同盟”起了关键作用。杨教授指出,我们不能“混淆领土拓展与政治治理之间的区别”。换言之,领土的拓展若无统治能力,仍然无济于事,清帝国延续近三百年的统治如果没有“南北主轴”的支撑,岂可想象?更何况按照何炳棣教授所说,大清能够向西拓展实也有赖于中原的实力。杨教授指出,“满蒙同盟”只能说是关键之一,当然不能视为“清朝统治的唯一基础”。众所周知,汉人降将如吴三桂、洪承畴等对清朝统一中国,难道不够关键吗?晚清曾、左、李平定太平天国,难道不是清朝统治的基石吗?

  新清史的论述刻意要贬低儒家礼仪作为清帝统治最重要的手段,但杨教授指出:与儒家礼仪相比,如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所能起的作用,完全无法发挥与儒教同样的功能,甚且萨满教礼仪不断在衰落与消失之中。相反的,清帝采用汉家祭典仪式却愈来愈频繁。杨教授希望能够结合“东北-内亚”与“南-北”双重历史视野,以达到“合璧的解释效果”。

  杨教授也不能苟同“汉化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清朝固然不是近代民族国家,但“汉化论”却不是后起的。杨教授也指出,满人特性在近代以来的快速消失,正好反证了“汉化并非完全是一种话语建构”。新清史把清朝从中国历代王朝中区分出来,说是满清帝国不能等同中国,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杨教授认为是一种非常极端的说法,不免又以“东北-内亚”史观来否定“南-北”史观。同一史观又挑战将西北边疆视为中原与江南边缘地带的论述,认为清朝的统治根基实以控制西北为主轴,以蒙古、西藏、东北、新疆为核心,中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杨教授认为这种史观不仅忽视了清朝无论在价值观上或正统构建上与前朝的承续关系,而且也无视以中原/江南为中心的统治策略,“颇有悖于历史解释的完整性”。从乾隆明示清朝应延续宋、元、明正统,而不是与辽、金衔接,更可以为证。

  杨教授认为“东北/内亚”文化观崇尚大一统,与强调正统的“中原/江南”文化观,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事实上,正统观若能破除夷夏之分,反而有助于大一统之治,雍正、乾隆两帝崇尚儒家正统,亟言无分满汉,即此用意。诚如杨教授所言,直到清末,革命党为了推翻满清,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不惜针对满族发动“种族革命”,无意中自限于“中原/江南”的建国模式。但是当尘埃落定,革命党人还是主张五族共和,并不愿意放弃东北/内亚的疆域。杨教授提到,有学者发现经过清帝逊位的仪式和逊位诏书的颁布,才使民国正式继承了清朝的大统与疆域。此一发现,很有意思,至少民国继承清朝在法理上有所依据;不过,历史经验显示,能否有效继承还得依靠国力。

  吴启讷博士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专治边疆史有成,他提出《论大清皇朝的战略防卫有异于近代帝国的殖民扩张》一文。从题目可知,吴博士要说明的是,清帝国的西进与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他特别要说明这一点,因为近年出版有关中国的英文著作中,提出所谓“欧亚大陆相似论”和“阿尔泰学派”;前者主张在十八世纪之前,清帝国像俄罗斯帝国一样是近代扩张帝国,瓜分了中亚,而后者则强调满清帝国在蒙古、新疆和西藏实施的殖民主义,与其他殖民帝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两种理论殊途同归于清帝国乃属欧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的推论。吴博士特别提到美国学者濮德培(Peter Perdue)的近著《中国西进:大清征服中亚记》(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将清朝征服准噶尔,置伊犁将军府,使新疆、蒙古、西藏均收入版图,等同十七世纪以来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拓展。濮氏将清帝国抬高到欧洲列强的层次之余,无非旨在批判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批评将现代中国视为清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乃昧于清帝国的殖民扩张史。吴博士不同意此说,指出包括俄国人在内的西方学者,昧于东亚政治秩序以及经济上的依赖,所以不能了解清廷与蒙古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至于认为清朝既然与俄国一样征服中亚的其他独立政权,如何亲善?以至于认为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俄国在中亚并无安全顾虑,而满清则有之。准噶尔汗国不仅与俄国联盟,而且攻打喀尔喀蒙古、介入达赖喇嘛的转世,严重挑战清帝国的安全与在西藏的合法地位。

  满清帝国的扩张与统治与近代资本主义帝国的殖民扩张,差异在哪里呢?吴博士指出,西方列强以武力夺取殖民地,任命总督,掠取殖民地的原料、劳力与市场,并灌输其宗教与文化价值,且有意压制自主意识。而清朝扩张后的统治,仅求纳贡与形式上的臣服,作直接统治,与俄国在中亚侵占和掠夺,差异极大。最大的差异是,即使伊犁将军府设立后,清朝在新疆以屯田的方式自筹军需,不仅未曾从新疆榨取任何经济利益,而且还动员各省补贴新疆财政与军需,最主要的支柱来自“协饷”,因清朝对新疆的主要财政支助来自“协饷”,而非“朝贡”和“回赐”。吴博士告诉我们,在新疆设立的伊犁将军府实际上具有相当意义的自治。而这种制度并非满清的创建,直可追溯到汉唐帝国。如乾隆帝所说,军府制作为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乃是参酌前代治边得失与本朝惯例而制定的。清朝在边疆也很能因地制宜,建立起不同的民族管理系统,避免直接统治,更不干预当地人的社会与文化生活。这显然与西方或俄国殖民统治是绝然异趣的,所以西方学者视军府与屯田为军事殖民,是不求甚解的错误判断。吴博士也告诉我们,清帝国在蒙古、西藏仅有象征性的驻军;在新疆的驻军,也不被设计为高压统治的后盾,也不以武力作为高压统治的后盾。因为清帝国的战略目标,依然承袭两千年来中原王朝的传统,以保障农业地区的安全为主,仍不脱传统中国的保守与防御性质。吴博士充沛的边疆史知识有力地驳斥了新清史切隔中亚与中原之论。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吴博士所说清朝征服准噶尔后,新疆沿边以及中亚等部曾相继上表清廷,要求内附,但乾隆皇帝拒绝了这些政权的要求,而是将之视同与朝鲜、安南一样的“宗藩”关系,实行传统中国的羁縻政策,除名义上的加封外,不设官置守,也不干涉内部事务,更不介入各部之间的纷争。清帝国但求中亚各藩部“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当十八世纪俄国势力进入中亚地区,清廷也置之不理,甚至自愿将哈萨克和布鲁特划出界外。到了十九世纪,清朝在沿边设置的卡伦和巡查路线,一再向后退缩,以至于国土沦丧。如此保守的防御心态,如何可能与西方或俄国那种无限度追求民族国家利益的殖民政策相提并论呢?

  吴博士的结论是,满人入关后定都北京,就命定成为中国的朝代,清帝一心要当中国的合法皇帝,所制定的边疆政策也承袭前朝,参照汉唐帝国间接统治西域的模式,根本无法如“阿尔泰”学派所说,保持“满洲特色”。这不仅仅是满清的边疆政策,二十世纪的中国领导人如蒋介石,在处理边疆事务上,同样没有近代殖民主义的意识。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仍然延续了传统帝国的意识,使立足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苏联、俄国和当代欧美学界,难以理解。吴博士同时对“阿尔泰”学派与“欧亚大陆相似论”因现代中国未能回到明朝版图而致憾,不得不怀疑这两派学者立论的政治动机。

  执教于台湾嘉义中正大学的甘德星教授是满文与清史专家,他提出《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一文,以康熙皇帝为例,驳斥满清皇帝不是中国皇帝之说。他所用四份康熙遗诏,有汉文本,也有满文本,先鉴定版本,然后指出遗诏的重要性,可说是国家权力转移的关键文书。遗诏先写汉文,后写满文;但宣读遗诏时,则先宣满文,后宣汉文,显示满汉一体意识。从遗诏内容可知,康熙自称是中国皇帝,满文译本亦不作“汗”(xan),而作“皇帝”(xwangdi),他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他所统治的都是“中国之人”。甘教授指出遗诏正本没有蒙文本,使我们更能确定,清帝的重心在中原而不在内亚。清帝设立理藩院处理边疆事务,甘教授从满文、蒙文、藏文对译中发现都有“外”意,认为无疑视为边地,“宜乎汉文称之为藩也”。

  甘教授进一步引用《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与《尼布楚条约》满文本,来印证康熙遗诏所呈现的中国观,不仅康熙自称是中国至圣皇帝,俄国人也视大清为中国。更重要的是,康熙在遗诏中,自称继承明朝的中国正统,并以自黄帝以来三百一帝中,在位之久为荣。甘教授提醒我们,康熙在遗诏中一再引用汉典,将“满清纳入中国王朝的历史系谱之内”,而没有引用辽金元史实,认为康熙“欲摆脱内陆欧亚之纠缠,至为明显”。同时可以证明,满清在康熙时,汉化已深,“满汉已成一体,并同为中国之人”。这句话足证,在康熙大帝的心目中,中国此一概念一点也不含糊。甘教授的结论是,“新清史”所谓大清非中国之说,完全不能成立:大清即中国,其重心在关内汉地,康熙是以汉地为中心的中国之主,并非以中亚为轴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顺治与之后的雍正、乾隆诸帝,亦复如此。

  执教于南开历史学院的崔岩博士研究乾隆诗多年,她提出《从御制汉诗论乾隆帝的文化认同——兼说清帝国的汉化》一文,从乾隆一生所做的四万多首汉诗入手,探讨乾隆对汉文化的态度,以及汉文化对清帝与清帝国的影响。她指出,乾隆沉湎于汉诗,做了洋洋大观的汉诗,于十八世纪国力鼎盛时期,诗作尤多。诗作如是之多,除了下笔快速,勤于写作之外,显然是这位清帝“爱好汉诗成癖”。崔博士因而认为,乾隆沉醉于吟咏,不能自拔,可见这位清帝涵泳中华歌诗之深,并藉汉诗表达内心的感情,而他的诗情与中国传统诗人,如出一辙,完全认同。

  崔博士熟读乾隆诗,深知御制诗虽非上品,然若无相当的汉学功力,根本无法做到。崔博士指出,乾隆帝从小受到当时硕儒的悉心教诲,早已打下汉学基础,不仅通晓而且十分喜好。乾隆汉学有成不但自负,也得到诗人史家赵翼的赞赏。从诗中也可看到乾隆熟读儒家经典之余,颇能提出疑问,读《史记》《汉书》尤有心得,足见这位清帝读汉籍之勤,涉入之深,对汉文化理解达到能够做出审视和批评的高度。

  崔博士从乾隆倡导文教的诗句中,明显看到对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视,正可印证乾隆时代儒教的牢固与盛行。崔博士对乾隆本人深厚的儒家教育,也有详细的叙述,诸如受教的师承以及亲自著文阐述圣教,重视经筵,八次躬诣阙里,跪祭孔圣。孝为儒行之首,而乾隆最注意及之,以君主能保守光大祖宗基业为最大的孝行,他一心在意正统,不愿为辽金之续,情愿继宋明之统,讲究大一统也来自春秋大义,在日常生活中又伺候母亲至孝,均可见之于诗,莫不在说明乾隆帝确实以儒学为立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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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

2014年8月1日 08:37 来源:人民网-东方早报

  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创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秦祚虽短,然秦制绵延悠长,中华帝国自秦至清延续了两千余年,朝代虽屡变,而政体少异,虽时而分裂,终归于一统。事实上,中华专制政体愈演愈烈,至明、清两代而极盛。清朝为中华帝国史上不可分割的朝代,何从质疑!然而近年来流行于美国的所谓“新清史”,否认大清为中国的朝代,否认满族汉化之事实,而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之认同,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而已。而最颠倒之论,莫过于指责清朝为中国朝代之说,乃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之产物。就此而论,将汉化与现代民族主义联结在一起,岂不就是新清史的武断建构?难道魏文帝汉化的事实也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若此说能够成立,不啻是对中国历史的大翻案。翻案或有助于历史真相之发掘,然能否成立主要有赖于新史料的出土,或新理论的出台。新清史虽强调新史料,然无非是满文旧档;满档既非新出,也不足以支撑翻案。至于理论,无论“欧亚大陆相似论”或“阿尔泰学派”之说,皆属一偏之见,也难以支撑翻案。历史学者如果不愿意盲从新说,则必须有所回应,表达不同的意见。

  台湾的“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于2012年之秋,约集了两岸清史学者十余人,就清帝国性质议题举行了研讨会,并发表专题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清帝国的性质,都曾在研讨会上提出讨论,经会后修订而编成《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北:远流出版,2014年8月版)。

  书中收入拙撰《以公心评新清史》,先列举新清史论述的要点,接着从何炳棣教授的维护汉化论说起,指出何教授的反驳及其对汉化所作的四点结论,皆有据有理。他深信汉化在中国历史上有其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强烈回应并未得到挑战者应有的答复。既然依何教授所说,中国原是一多民族的国家,所谓汉化实际上是以多数汉族与统称为胡人的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不仅仅是胡人汉化,也有汉人胡化。汉民族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吸纳非汉族文化与血缘,而形成中华民族,所以章太炎称中国民族为一“历史民族”,即指经由历史过程而形成者。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由胡人建立的诸多政权之一,却是最成功的朝代,殊不能自外于中国。然则汉人已不能等同中国人,中华民族亦非仅汉族;所谓“汉化”,实际上是“中国化”,中国是统一之称,而“汉”乃对称。

  满清入主中原后所缔造的中亚帝国乃中原之延伸,中原与中亚既非对等的实体,也非可以分隔的两区,更不能与近代西方帝国由母国向外扩张和殖民相提并论。建都于北京的清帝莫不以合法的中国君主自居,政权亦非仅在满人之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不能由族性来划分,然则新清史的“族性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论述,也难以成立。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把族性认同与国家认同混为一谈。被认为是维持满洲族性认同与大清统治的八旗制度,其实此制包含的属人不仅仅是满人,也包括其他族群,只认同旗主,并不认同族群,是一种君臣之间的封建关系。然而当满清成为大一统的帝国之后,八旗制就难以适应,主要是因为皇权至上,不再允许认同旗主。至雍正朝更明显要清除“各旗主属的名分”。不是有意要违背祖训,无奈八旗共治、八王议政,以及推选制度都不合中央集权体制,还是需要中华帝制与儒教名分来稳固现状。在此现状之下,无论满、汉,或其他少数族群,所认同的就是承袭中华帝制的大清国,而不是各个族群。各族群自有其族性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是二选一的习题,所以包括八旗制度在内的所谓“满族特色”也不至于改变中央集权的本质。乾隆皇帝自称是中国正统之继承者,并强调大一统政权就是“为中华之主”,也就不足为异了。就国家认同而言,在清朝存在时,各族认同朝廷;民国成立之后,则认同以五族为主的共和国。中华民族与文化其实有九千年的交融史,具有多元性格,多元王朝绝非仅自满清始。所以拙文的结论是,满清帝国乃中华帝国之延续,应毋庸置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教授提出《新清史与南北文化观》一文,从地理文化观点来评论新清史“以满洲为中心再度定义中国”的史观。新清史此一论述基本上以东北到内亚为主轴,以挑战从江南到北方为基线的、以儒家思想为皇朝统治核心的论述。以东北到内亚为主轴之说,强调大清国土的扩张来自长城以外,统一中国则由于“满蒙同盟”起了关键作用。杨教授指出,我们不能“混淆领土拓展与政治治理之间的区别”。换言之,领土的拓展若无统治能力,仍然无济于事,清帝国延续近三百年的统治如果没有“南北主轴”的支撑,岂可想象?更何况按照何炳棣教授所说,大清能够向西拓展实也有赖于中原的实力。杨教授指出,“满蒙同盟”只能说是关键之一,当然不能视为“清朝统治的唯一基础”。众所周知,汉人降将如吴三桂、洪承畴等对清朝统一中国,难道不够关键吗?晚清曾、左、李平定太平天国,难道不是清朝统治的基石吗?

  新清史的论述刻意要贬低儒家礼仪作为清帝统治最重要的手段,但杨教授指出:与儒家礼仪相比,如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所能起的作用,完全无法发挥与儒教同样的功能,甚且萨满教礼仪不断在衰落与消失之中。相反的,清帝采用汉家祭典仪式却愈来愈频繁。杨教授希望能够结合“东北-内亚”与“南-北”双重历史视野,以达到“合璧的解释效果”。

  杨教授也不能苟同“汉化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清朝固然不是近代民族国家,但“汉化论”却不是后起的。杨教授也指出,满人特性在近代以来的快速消失,正好反证了“汉化并非完全是一种话语建构”。新清史把清朝从中国历代王朝中区分出来,说是满清帝国不能等同中国,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杨教授认为是一种非常极端的说法,不免又以“东北-内亚”史观来否定“南-北”史观。同一史观又挑战将西北边疆视为中原与江南边缘地带的论述,认为清朝的统治根基实以控制西北为主轴,以蒙古、西藏、东北、新疆为核心,中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杨教授认为这种史观不仅忽视了清朝无论在价值观上或正统构建上与前朝的承续关系,而且也无视以中原/江南为中心的统治策略,“颇有悖于历史解释的完整性”。从乾隆明示清朝应延续宋、元、明正统,而不是与辽、金衔接,更可以为证。

  杨教授认为“东北/内亚”文化观崇尚大一统,与强调正统的“中原/江南”文化观,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事实上,正统观若能破除夷夏之分,反而有助于大一统之治,雍正、乾隆两帝崇尚儒家正统,亟言无分满汉,即此用意。诚如杨教授所言,直到清末,革命党为了推翻满清,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不惜针对满族发动“种族革命”,无意中自限于“中原/江南”的建国模式。但是当尘埃落定,革命党人还是主张五族共和,并不愿意放弃东北/内亚的疆域。杨教授提到,有学者发现经过清帝逊位的仪式和逊位诏书的颁布,才使民国正式继承了清朝的大统与疆域。此一发现,很有意思,至少民国继承清朝在法理上有所依据;不过,历史经验显示,能否有效继承还得依靠国力。

  吴启讷博士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专治边疆史有成,他提出《论大清皇朝的战略防卫有异于近代帝国的殖民扩张》一文。从题目可知,吴博士要说明的是,清帝国的西进与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他特别要说明这一点,因为近年出版有关中国的英文著作中,提出所谓“欧亚大陆相似论”和“阿尔泰学派”;前者主张在十八世纪之前,清帝国像俄罗斯帝国一样是近代扩张帝国,瓜分了中亚,而后者则强调满清帝国在蒙古、新疆和西藏实施的殖民主义,与其他殖民帝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两种理论殊途同归于清帝国乃属欧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的推论。吴博士特别提到美国学者濮德培(Peter Perdue)的近著《中国西进:大清征服中亚记》(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将清朝征服准噶尔,置伊犁将军府,使新疆、蒙古、西藏均收入版图,等同十七世纪以来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拓展。濮氏将清帝国抬高到欧洲列强的层次之余,无非旨在批判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批评将现代中国视为清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乃昧于清帝国的殖民扩张史。吴博士不同意此说,指出包括俄国人在内的西方学者,昧于东亚政治秩序以及经济上的依赖,所以不能了解清廷与蒙古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至于认为清朝既然与俄国一样征服中亚的其他独立政权,如何亲善?以至于认为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俄国在中亚并无安全顾虑,而满清则有之。准噶尔汗国不仅与俄国联盟,而且攻打喀尔喀蒙古、介入达赖喇嘛的转世,严重挑战清帝国的安全与在西藏的合法地位。

  满清帝国的扩张与统治与近代资本主义帝国的殖民扩张,差异在哪里呢?吴博士指出,西方列强以武力夺取殖民地,任命总督,掠取殖民地的原料、劳力与市场,并灌输其宗教与文化价值,且有意压制自主意识。而清朝扩张后的统治,仅求纳贡与形式上的臣服,作直接统治,与俄国在中亚侵占和掠夺,差异极大。最大的差异是,即使伊犁将军府设立后,清朝在新疆以屯田的方式自筹军需,不仅未曾从新疆榨取任何经济利益,而且还动员各省补贴新疆财政与军需,最主要的支柱来自“协饷”,因清朝对新疆的主要财政支助来自“协饷”,而非“朝贡”和“回赐”。吴博士告诉我们,在新疆设立的伊犁将军府实际上具有相当意义的自治。而这种制度并非满清的创建,直可追溯到汉唐帝国。如乾隆帝所说,军府制作为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乃是参酌前代治边得失与本朝惯例而制定的。清朝在边疆也很能因地制宜,建立起不同的民族管理系统,避免直接统治,更不干预当地人的社会与文化生活。这显然与西方或俄国殖民统治是绝然异趣的,所以西方学者视军府与屯田为军事殖民,是不求甚解的错误判断。吴博士也告诉我们,清帝国在蒙古、西藏仅有象征性的驻军;在新疆的驻军,也不被设计为高压统治的后盾,也不以武力作为高压统治的后盾。因为清帝国的战略目标,依然承袭两千年来中原王朝的传统,以保障农业地区的安全为主,仍不脱传统中国的保守与防御性质。吴博士充沛的边疆史知识有力地驳斥了新清史切隔中亚与中原之论。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吴博士所说清朝征服准噶尔后,新疆沿边以及中亚等部曾相继上表清廷,要求内附,但乾隆皇帝拒绝了这些政权的要求,而是将之视同与朝鲜、安南一样的“宗藩”关系,实行传统中国的羁縻政策,除名义上的加封外,不设官置守,也不干涉内部事务,更不介入各部之间的纷争。清帝国但求中亚各藩部“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当十八世纪俄国势力进入中亚地区,清廷也置之不理,甚至自愿将哈萨克和布鲁特划出界外。到了十九世纪,清朝在沿边设置的卡伦和巡查路线,一再向后退缩,以至于国土沦丧。如此保守的防御心态,如何可能与西方或俄国那种无限度追求民族国家利益的殖民政策相提并论呢?

  吴博士的结论是,满人入关后定都北京,就命定成为中国的朝代,清帝一心要当中国的合法皇帝,所制定的边疆政策也承袭前朝,参照汉唐帝国间接统治西域的模式,根本无法如“阿尔泰”学派所说,保持“满洲特色”。这不仅仅是满清的边疆政策,二十世纪的中国领导人如蒋介石,在处理边疆事务上,同样没有近代殖民主义的意识。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仍然延续了传统帝国的意识,使立足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苏联、俄国和当代欧美学界,难以理解。吴博士同时对“阿尔泰”学派与“欧亚大陆相似论”因现代中国未能回到明朝版图而致憾,不得不怀疑这两派学者立论的政治动机。

  执教于台湾嘉义中正大学的甘德星教授是满文与清史专家,他提出《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一文,以康熙皇帝为例,驳斥满清皇帝不是中国皇帝之说。他所用四份康熙遗诏,有汉文本,也有满文本,先鉴定版本,然后指出遗诏的重要性,可说是国家权力转移的关键文书。遗诏先写汉文,后写满文;但宣读遗诏时,则先宣满文,后宣汉文,显示满汉一体意识。从遗诏内容可知,康熙自称是中国皇帝,满文译本亦不作“汗”(xan),而作“皇帝”(xwangdi),他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他所统治的都是“中国之人”。甘教授指出遗诏正本没有蒙文本,使我们更能确定,清帝的重心在中原而不在内亚。清帝设立理藩院处理边疆事务,甘教授从满文、蒙文、藏文对译中发现都有“外”意,认为无疑视为边地,“宜乎汉文称之为藩也”。

  甘教授进一步引用《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与《尼布楚条约》满文本,来印证康熙遗诏所呈现的中国观,不仅康熙自称是中国至圣皇帝,俄国人也视大清为中国。更重要的是,康熙在遗诏中,自称继承明朝的中国正统,并以自黄帝以来三百一帝中,在位之久为荣。甘教授提醒我们,康熙在遗诏中一再引用汉典,将“满清纳入中国王朝的历史系谱之内”,而没有引用辽金元史实,认为康熙“欲摆脱内陆欧亚之纠缠,至为明显”。同时可以证明,满清在康熙时,汉化已深,“满汉已成一体,并同为中国之人”。这句话足证,在康熙大帝的心目中,中国此一概念一点也不含糊。甘教授的结论是,“新清史”所谓大清非中国之说,完全不能成立:大清即中国,其重心在关内汉地,康熙是以汉地为中心的中国之主,并非以中亚为轴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顺治与之后的雍正、乾隆诸帝,亦复如此。

  执教于南开历史学院的崔岩博士研究乾隆诗多年,她提出《从御制汉诗论乾隆帝的文化认同——兼说清帝国的汉化》一文,从乾隆一生所做的四万多首汉诗入手,探讨乾隆对汉文化的态度,以及汉文化对清帝与清帝国的影响。她指出,乾隆沉湎于汉诗,做了洋洋大观的汉诗,于十八世纪国力鼎盛时期,诗作尤多。诗作如是之多,除了下笔快速,勤于写作之外,显然是这位清帝“爱好汉诗成癖”。崔博士因而认为,乾隆沉醉于吟咏,不能自拔,可见这位清帝涵泳中华歌诗之深,并藉汉诗表达内心的感情,而他的诗情与中国传统诗人,如出一辙,完全认同。

  崔博士熟读乾隆诗,深知御制诗虽非上品,然若无相当的汉学功力,根本无法做到。崔博士指出,乾隆帝从小受到当时硕儒的悉心教诲,早已打下汉学基础,不仅通晓而且十分喜好。乾隆汉学有成不但自负,也得到诗人史家赵翼的赞赏。从诗中也可看到乾隆熟读儒家经典之余,颇能提出疑问,读《史记》《汉书》尤有心得,足见这位清帝读汉籍之勤,涉入之深,对汉文化理解达到能够做出审视和批评的高度。

  崔博士从乾隆倡导文教的诗句中,明显看到对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视,正可印证乾隆时代儒教的牢固与盛行。崔博士对乾隆本人深厚的儒家教育,也有详细的叙述,诸如受教的师承以及亲自著文阐述圣教,重视经筵,八次躬诣阙里,跪祭孔圣。孝为儒行之首,而乾隆最注意及之,以君主能保守光大祖宗基业为最大的孝行,他一心在意正统,不愿为辽金之续,情愿继宋明之统,讲究大一统也来自春秋大义,在日常生活中又伺候母亲至孝,均可见之于诗,莫不在说明乾隆帝确实以儒学为立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