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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去哪儿了?”——写于“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2016-12-14 16:26:51

来源:文汇笔会 作者:杜毅 杜颖 选稿:桑怡

  原标题:“爸爸去哪儿了?”——写于“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双十一”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等“双十二”。我问他们“双十二”还是什么日子,却都答不上来。感谢杜毅、杜颖女士给笔会的专稿,它唤醒了很多与爱国、卫国、建国有关的可歌可泣的记忆,让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对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杜重远先生,都了解得更多。今天并不只是炒作出来的又一个网购日——那一段历史的分量,比你买的任何东西,都要沉重得多。

  ——编者

  640

  杜重远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爱国革命烈士。本文作者杜毅、杜颖为杜重远之女。图为1937年杜重远(后排左一)陪刚刚获释的“七君子”看望马相伯。

  打开电视机,在荧屏上,第一次看到一个亲子活动标题:《爸爸去哪儿了?》,我和妹妹先是怔忡,继而心雨婆娑。这是我们姐、弟、妹三人幼年——青年——而今“晚霞”之龄,常问妈妈和自己的一句话:“爸爸去哪儿了?”

  记忆深处:抗战胜利第二年,我三岁了,弟弟两岁,妹妹尚在襁褓中,妈妈历尽艰难,将病中的三个失怙儿女从新疆护送回到上海,住进了爸妈当年的婚房,也是为爱国人士及地下党聚会而购的住宅——位于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一幢地中海式宽大花园别墅。抗战胜利前夕,新疆军阀盛世才残酷杀害了爸爸之后,又将我们染上不治之症(上世纪40年代无药可治的结核病),以达到他“斩草除根”的目的。我们住进了这座气势恢宏,果树蓊郁的花园洋楼,它依旧静悄悄。因我们均整日发烧、咳嗽,只能倦卧在床。

  一个秋日黄昏,我热度稍退,骑上小童车,溜出了黑色锻花大铁院门,在宽阔、寂寥的人行道上,追逐梧桐落叶。待我骑车绕回,看到一位行人伴一个小男孩,站在大铁门外。他注视着我,又弯腰对小男孩说:“看见么?骑童车的女娃娃,就是那位我常与你说起的抗战爱国烈士杜重远的女儿。”男孩好奇地朝我看。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边,我蹬车挨近他,他和蔼地对我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们都很怀念你的爸爸,向你爸爸致敬。”我听不太懂“烈士”“致敬”,但我听懂了杜重远就是我很小时,在新疆常抱着我站在大院门口的爸爸。下雨天,爸爸撑起伞对我说:“这把伞就像祖国,它能为你挡风遮雨,但你也要好好爱护它。”在新疆,妈妈为我们父女俩画的蜡笔画里,爸爸总在我身边。回到上海,回到“画外”,我就再也没有看到爸爸了。当晚,妈妈扶我上床睡觉时,我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宝宝睡吧,妈妈唱一首催眠曲,你就会知道了。”她拿起夏威夷吉他,横放在膝盖上,开始弹奏。在那特别舒缓、悦耳的琴声中,妈妈唱道:“宝宝要睡觉,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抗战胜利了,爸爸回来了。回来了,在梦中,爸爸夸我好宝宝。今夜睡得好,明朝起得早,花园里去采个大葡萄……”我不明白,爸爸回来了,为何妈妈唱哭了?我睡意蒙眬,翻过身,睡去了。

  我们因结核病的传染性,一天学校也未能入读。妈妈在我们病床边自己授课。待我们健康状况稍好,在亲友们一片惊叹声中,姐弟三人都以高分考入了沪上三所知名大学。弟弟比我和妹妹都聪慧,他没有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而是自己查阅上世纪三十年代爸爸刊登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等杂志上,大量的宣传抗日文章:《自述》《老实话》《战区巡礼》等。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爸爸自述“九一八”事变的《虎口余生》:

  “事变发生时,余适因事未在省城。因念所办瓷业公司向为倭人所嫉视,益以我年来排日甚烈,更为彼等所切齿,今如贸然回省,实不啻飞蛾投火,自寻祸患。然转念六十万血汗,五百口员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赖,我独远避,将何颜以对股东,以见同人?于是决意冒险归省……抵省,满街杀气,殊少行人……只有杀毙之华警与惨死之商民,横卧道中,伤心惨目,为之挥泪……越二日,余约张公(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赴公司参观。中行同人以公司远在城外(近日军轰炸之北大营),咸云不可。张公独然诺之。至则见全体员工仍勤奋工作,甚为感动。谓余曰:此后,君之事业即余之事业,无论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辍……乃噩耗频传,谓日人必欲得余而甘心。旬日以来,竟以排日罪名,无端逮捕十余人,非刑拷打,惨无人道。亡国之民,真不如治世之犬矣!”

  沿着爸爸笔端,弟弟似乎听到了悲壮的歌声:1933年2月,爸爸带着学生前线政工团,动员刚从云南到沪的聂耳同行,会同宋子文、张学良、朱庆澜、张公权等,一起赴热河前线,鼓动抗战士气。日军对热河发动了空袭。敌机在空中盘旋、俯冲,掷下一枚枚炸弹。一颗炸弹落在一孩子身旁爆炸,可怜幼小的半身血淋淋挂在树梢.....爸爸带去的青年兵团见状,都背起自制硬纸棺材,高举写着“誓不生还”的横幅,与义勇军骑兵一起冲向敌军。爸爸站在四家子(今内蒙赤峰敖汉)前线近处,演讲鼓动将士,炮火声中,他带头唱起了《誓词歌》:“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片歌声,一片哭声。聂耳闻声见状,心潮澎湃,满怀悲恸,后由田汉作词,他谱曲,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

  1933年《生活周刊》被查封,主编邹韬奋流亡国外。白色恐怖下,杨杏佛、史量才等相继倒在被暗杀的血泊中。爸爸不顾个人安危,以他实业家的身份,又办起了《新生周刊》。日寇为攻占上海寻找借口,《新生周刊》一篇《闲话皇帝》,被敌寇指罪:“侮辱天皇,有碍邦交。”于是中国当局“查封《新生周刊》,判刑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不得上诉”。爸爸在法庭上大声抗议:“中国法律被日本人控制了……”当他被法警五花大绑押上囚车时,青年学子们痛哭失声,愤怒的人群追着囚车,涌向漕河泾第二监狱。上海律师联合公会代表们一次次上诉,均被驳回。妈妈是留日国际法博士,她以法律的条款,逐条驳斥,以妻子的语言“夫在冤狱子在腹”写出万言《抗告书》,又以她精通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语言译出,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一时中外舆论哗然。中共地下党也组织了“支持新生复刊”“释放杜重远”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满街争说杜重远”。《新生事件》将民众的抗日热情推向高潮。

  爸爸有过入狱箴言:“囚徒不忘爱国。”他在狱中,大量阅读了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送来的《马列主义问题》《社会发展史》等书籍,屡屡回忆起1931年11月,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当时的周副主席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并夸奖爸爸:“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到处演讲,鼓动抗日救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佩服的,正和我党方针相符。咱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了。”爸爸深深感动:共产党在积极抗日,救国有望。

  弟弟看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有爸爸忙碌的身影。爸爸初入狱,张学良国外归来,即托高崇民伯伯带信给爸爸表示“慰问”及他将“设法营救”的消息。爸爸回信首先纠正了他从国外带回来的错误思想,告诫他“先安内,后攘外”已使中国陷入自相残害,敌寇长驱直入的危境。张后又回信:“几年来教训颇多,特别是一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一误再误。决心改弦更张,希望老朋友不要摒弃我。”接下来,爸爸又写信,托高伯伯找到与爸爸兄弟相称的杜斌丞去说服杨虎城与东北军联合,并另函劝张学良放下架子,不要喊杨虎城“老粗”,要解除双方部下的一些误会。他还与高崇民、卢广绩和其他友人联名给张学良写建议书:“不能对蒋介石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抗日运动已被逐步镇压下来,日本势力日趋巩固。现在东北军集中在西北,有利整训队伍,如实现三位一体联合,是目前抗战最有利的形势。”张学良深为所动。

  1936年4月,张学良趁去南京开会之机,转道上海,会见当时尚在服刑但已转移到虹桥疗养院的杜重远。杜重远向张学良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明确指出联合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张学良告诉杜重远,通过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经同陕北红军表达了合作抗日的意向。1936年9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后,于11月29日,冒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来到西安,再度做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这时距离西安事变的爆发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事变发生第二天,身在江西的爸爸即被软禁,后被陈果夫押送南京监禁。当时爸爸因欲供应抗日前线军需、物资,已在江西又办起一座“光大瓷厂”。张公权首先支持,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实业银行出资,江西省还出公股二十万元,公司董事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卢作孚、黄炎培等名流和实业家,可谓盛极一时。爸爸利用这些人脉关系,在南京监禁中,已预见西安事变若无法妥善解决,内战必将再起。

  杜重远即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著”。并说:“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无人可以收拾。”11月19日,他又致信杜月笙、黄炎培:“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希望他们从各方面做工作推动事变和平解决,“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

  抗战开始后,爸爸不相信蒋介石政权能够把抗战进行到底,因而拒绝在国民党政府做官。国外友人劝他去美国,也被他婉言谢绝……在武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爸爸于1939年1月,毅然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条件,携带家属前往经济落后、生活艰苦、交通闭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学院院长。他把学校当作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的基地,组织学员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却遭到盛世才的忌恨,他捏造种种罪名,疯狂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重远首当其冲。从1939年底被停职、软禁起,杜重远经历监禁拷打,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到现在他牺牲的具体时间也没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

  弟弟获知爸爸苦难、奋斗、悲壮的一生后,他也发愤图强,悬梁刺股般学习、工作。但他身体单薄,积劳成疾,于1990年代初他生日那天,心肌梗塞去世。这时恰值妈妈肺癌晚期,妹妹啼哭,拽住弟弟手臂不肯走出太平间,她说弟弟尚有体温没有死。而我关住泪闸,回家面告妈妈,弟弟经过抢救,转危为安,正在静养。然而,我们焦虑,噩耗难掩太久。回望妈妈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身患绝症,怎禁再遭丧子之痛。我们决定给妈妈提前举办80寿庆,让妈妈拥有一个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快乐生日。中央统战部、上海市委领导和海内外亲友汇聚一堂,小乐队奏起,众人欢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弟弟灵柩悄然运往墓地。妈妈华服,靠坐首席座位,虚弱、苍白,但笑容灿烂。弟弟的墓志文冉冉升展在眼前:“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每当我们怀念弟弟,总会想起这首他生前用口哨吹出的《小草》之歌。他出生在日寇侵华,祖国蒙难的年代,环境的摧残,使他身陷痼疾,英年病逝。他自幼睿智超群,又有很强的报效社会的责任感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本应成为“栋梁”,却变成了“小草”。愿这棵小草热爱书籍、热爱知识、不畏艰难、顽强学习的精神,留给莘莘学子心中一点绿意。我和妹妹泪流心底,笑留双颊,真正体验,什么是红白喜事一起办。

  而妹妹更常问:“爸爸去哪儿了?”——她是遗腹女,没有见过爸爸。但八十年代末,她抱病编辑注释了《杜重远文集——还我河山》,因而她最知道爸爸的抗战行踪、心境和煎熬。她也知道了爸爸的精神今天已走出国门。在美国基辛格博士的书桌上,有一本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二战历史权威、著名汉学家Rana Mitter撰写的畅销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Rana教授用十年的时间,沿着《杜重远文集》宣传抗日的足迹采访,了解中国抗战十四年的史迹。Rana教授十分了解我们爸爸的一生,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联合为我们爸爸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杜重远和他的世界”(2010年1月8日)会上,总结发言如下:

  “杜重远的一生,英年早逝,但他的爱国热忱,和高超的能力,使他在政治、新闻、出版、外交、教育、文学、实业、金融、瓷业改良等众多领域,取得了杰出贡献。杜重远犹如一条红线,串起了国、共两党及民主派的许多最高层人士和活动。中外史学家一致认为: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彻底无私的爱国先烈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名和事迹,将永远不会被历史湮灭。”

  1999年春,爸妈墓雕落成于上海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地”。墓雕有两米多高,西班牙红大理石,顶端刻有蜿蜒长城和烽火台,并有汉白玉的爸妈半身浮雕像,下座是一对和平鸽。整座墓雕耸立在绿树如幄,鲜花似锦中。我们从小国难家灾,痼疾缠身,一直未婚单身。爸爸很早牺牲,而今妈妈又离开了我们,似有些飘零之感。感念党中央、上海市委,给予如此殊荣,安排爸妈在这样好的地方安息,也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每逢中秋、清明,我们会“常回家看看”,倾听爸妈爱国利民的教诲,也倾听这个墓地里,许多叔叔、伯伯们爱国、卫国、建国的可歌可泣的教导,常听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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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去哪儿了?”——写于“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2016年12月14日 16:26 来源:文汇笔会

  原标题:“爸爸去哪儿了?”——写于“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双十一”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等“双十二”。我问他们“双十二”还是什么日子,却都答不上来。感谢杜毅、杜颖女士给笔会的专稿,它唤醒了很多与爱国、卫国、建国有关的可歌可泣的记忆,让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对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杜重远先生,都了解得更多。今天并不只是炒作出来的又一个网购日——那一段历史的分量,比你买的任何东西,都要沉重得多。

  ——编者

  640

  杜重远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爱国革命烈士。本文作者杜毅、杜颖为杜重远之女。图为1937年杜重远(后排左一)陪刚刚获释的“七君子”看望马相伯。

  打开电视机,在荧屏上,第一次看到一个亲子活动标题:《爸爸去哪儿了?》,我和妹妹先是怔忡,继而心雨婆娑。这是我们姐、弟、妹三人幼年——青年——而今“晚霞”之龄,常问妈妈和自己的一句话:“爸爸去哪儿了?”

  记忆深处:抗战胜利第二年,我三岁了,弟弟两岁,妹妹尚在襁褓中,妈妈历尽艰难,将病中的三个失怙儿女从新疆护送回到上海,住进了爸妈当年的婚房,也是为爱国人士及地下党聚会而购的住宅——位于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一幢地中海式宽大花园别墅。抗战胜利前夕,新疆军阀盛世才残酷杀害了爸爸之后,又将我们染上不治之症(上世纪40年代无药可治的结核病),以达到他“斩草除根”的目的。我们住进了这座气势恢宏,果树蓊郁的花园洋楼,它依旧静悄悄。因我们均整日发烧、咳嗽,只能倦卧在床。

  一个秋日黄昏,我热度稍退,骑上小童车,溜出了黑色锻花大铁院门,在宽阔、寂寥的人行道上,追逐梧桐落叶。待我骑车绕回,看到一位行人伴一个小男孩,站在大铁门外。他注视着我,又弯腰对小男孩说:“看见么?骑童车的女娃娃,就是那位我常与你说起的抗战爱国烈士杜重远的女儿。”男孩好奇地朝我看。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边,我蹬车挨近他,他和蔼地对我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们都很怀念你的爸爸,向你爸爸致敬。”我听不太懂“烈士”“致敬”,但我听懂了杜重远就是我很小时,在新疆常抱着我站在大院门口的爸爸。下雨天,爸爸撑起伞对我说:“这把伞就像祖国,它能为你挡风遮雨,但你也要好好爱护它。”在新疆,妈妈为我们父女俩画的蜡笔画里,爸爸总在我身边。回到上海,回到“画外”,我就再也没有看到爸爸了。当晚,妈妈扶我上床睡觉时,我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宝宝睡吧,妈妈唱一首催眠曲,你就会知道了。”她拿起夏威夷吉他,横放在膝盖上,开始弹奏。在那特别舒缓、悦耳的琴声中,妈妈唱道:“宝宝要睡觉,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抗战胜利了,爸爸回来了。回来了,在梦中,爸爸夸我好宝宝。今夜睡得好,明朝起得早,花园里去采个大葡萄……”我不明白,爸爸回来了,为何妈妈唱哭了?我睡意蒙眬,翻过身,睡去了。

  我们因结核病的传染性,一天学校也未能入读。妈妈在我们病床边自己授课。待我们健康状况稍好,在亲友们一片惊叹声中,姐弟三人都以高分考入了沪上三所知名大学。弟弟比我和妹妹都聪慧,他没有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而是自己查阅上世纪三十年代爸爸刊登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等杂志上,大量的宣传抗日文章:《自述》《老实话》《战区巡礼》等。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爸爸自述“九一八”事变的《虎口余生》:

  “事变发生时,余适因事未在省城。因念所办瓷业公司向为倭人所嫉视,益以我年来排日甚烈,更为彼等所切齿,今如贸然回省,实不啻飞蛾投火,自寻祸患。然转念六十万血汗,五百口员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赖,我独远避,将何颜以对股东,以见同人?于是决意冒险归省……抵省,满街杀气,殊少行人……只有杀毙之华警与惨死之商民,横卧道中,伤心惨目,为之挥泪……越二日,余约张公(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赴公司参观。中行同人以公司远在城外(近日军轰炸之北大营),咸云不可。张公独然诺之。至则见全体员工仍勤奋工作,甚为感动。谓余曰:此后,君之事业即余之事业,无论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辍……乃噩耗频传,谓日人必欲得余而甘心。旬日以来,竟以排日罪名,无端逮捕十余人,非刑拷打,惨无人道。亡国之民,真不如治世之犬矣!”

  沿着爸爸笔端,弟弟似乎听到了悲壮的歌声:1933年2月,爸爸带着学生前线政工团,动员刚从云南到沪的聂耳同行,会同宋子文、张学良、朱庆澜、张公权等,一起赴热河前线,鼓动抗战士气。日军对热河发动了空袭。敌机在空中盘旋、俯冲,掷下一枚枚炸弹。一颗炸弹落在一孩子身旁爆炸,可怜幼小的半身血淋淋挂在树梢.....爸爸带去的青年兵团见状,都背起自制硬纸棺材,高举写着“誓不生还”的横幅,与义勇军骑兵一起冲向敌军。爸爸站在四家子(今内蒙赤峰敖汉)前线近处,演讲鼓动将士,炮火声中,他带头唱起了《誓词歌》:“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片歌声,一片哭声。聂耳闻声见状,心潮澎湃,满怀悲恸,后由田汉作词,他谱曲,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

  1933年《生活周刊》被查封,主编邹韬奋流亡国外。白色恐怖下,杨杏佛、史量才等相继倒在被暗杀的血泊中。爸爸不顾个人安危,以他实业家的身份,又办起了《新生周刊》。日寇为攻占上海寻找借口,《新生周刊》一篇《闲话皇帝》,被敌寇指罪:“侮辱天皇,有碍邦交。”于是中国当局“查封《新生周刊》,判刑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不得上诉”。爸爸在法庭上大声抗议:“中国法律被日本人控制了……”当他被法警五花大绑押上囚车时,青年学子们痛哭失声,愤怒的人群追着囚车,涌向漕河泾第二监狱。上海律师联合公会代表们一次次上诉,均被驳回。妈妈是留日国际法博士,她以法律的条款,逐条驳斥,以妻子的语言“夫在冤狱子在腹”写出万言《抗告书》,又以她精通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语言译出,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一时中外舆论哗然。中共地下党也组织了“支持新生复刊”“释放杜重远”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满街争说杜重远”。《新生事件》将民众的抗日热情推向高潮。

  爸爸有过入狱箴言:“囚徒不忘爱国。”他在狱中,大量阅读了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送来的《马列主义问题》《社会发展史》等书籍,屡屡回忆起1931年11月,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当时的周副主席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并夸奖爸爸:“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到处演讲,鼓动抗日救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佩服的,正和我党方针相符。咱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了。”爸爸深深感动:共产党在积极抗日,救国有望。

  弟弟看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有爸爸忙碌的身影。爸爸初入狱,张学良国外归来,即托高崇民伯伯带信给爸爸表示“慰问”及他将“设法营救”的消息。爸爸回信首先纠正了他从国外带回来的错误思想,告诫他“先安内,后攘外”已使中国陷入自相残害,敌寇长驱直入的危境。张后又回信:“几年来教训颇多,特别是一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一误再误。决心改弦更张,希望老朋友不要摒弃我。”接下来,爸爸又写信,托高伯伯找到与爸爸兄弟相称的杜斌丞去说服杨虎城与东北军联合,并另函劝张学良放下架子,不要喊杨虎城“老粗”,要解除双方部下的一些误会。他还与高崇民、卢广绩和其他友人联名给张学良写建议书:“不能对蒋介石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抗日运动已被逐步镇压下来,日本势力日趋巩固。现在东北军集中在西北,有利整训队伍,如实现三位一体联合,是目前抗战最有利的形势。”张学良深为所动。

  1936年4月,张学良趁去南京开会之机,转道上海,会见当时尚在服刑但已转移到虹桥疗养院的杜重远。杜重远向张学良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明确指出联合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张学良告诉杜重远,通过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经同陕北红军表达了合作抗日的意向。1936年9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后,于11月29日,冒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来到西安,再度做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这时距离西安事变的爆发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事变发生第二天,身在江西的爸爸即被软禁,后被陈果夫押送南京监禁。当时爸爸因欲供应抗日前线军需、物资,已在江西又办起一座“光大瓷厂”。张公权首先支持,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实业银行出资,江西省还出公股二十万元,公司董事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卢作孚、黄炎培等名流和实业家,可谓盛极一时。爸爸利用这些人脉关系,在南京监禁中,已预见西安事变若无法妥善解决,内战必将再起。

  杜重远即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著”。并说:“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无人可以收拾。”11月19日,他又致信杜月笙、黄炎培:“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希望他们从各方面做工作推动事变和平解决,“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

  抗战开始后,爸爸不相信蒋介石政权能够把抗战进行到底,因而拒绝在国民党政府做官。国外友人劝他去美国,也被他婉言谢绝……在武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爸爸于1939年1月,毅然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条件,携带家属前往经济落后、生活艰苦、交通闭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学院院长。他把学校当作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的基地,组织学员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却遭到盛世才的忌恨,他捏造种种罪名,疯狂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重远首当其冲。从1939年底被停职、软禁起,杜重远经历监禁拷打,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到现在他牺牲的具体时间也没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

  弟弟获知爸爸苦难、奋斗、悲壮的一生后,他也发愤图强,悬梁刺股般学习、工作。但他身体单薄,积劳成疾,于1990年代初他生日那天,心肌梗塞去世。这时恰值妈妈肺癌晚期,妹妹啼哭,拽住弟弟手臂不肯走出太平间,她说弟弟尚有体温没有死。而我关住泪闸,回家面告妈妈,弟弟经过抢救,转危为安,正在静养。然而,我们焦虑,噩耗难掩太久。回望妈妈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身患绝症,怎禁再遭丧子之痛。我们决定给妈妈提前举办80寿庆,让妈妈拥有一个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快乐生日。中央统战部、上海市委领导和海内外亲友汇聚一堂,小乐队奏起,众人欢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弟弟灵柩悄然运往墓地。妈妈华服,靠坐首席座位,虚弱、苍白,但笑容灿烂。弟弟的墓志文冉冉升展在眼前:“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每当我们怀念弟弟,总会想起这首他生前用口哨吹出的《小草》之歌。他出生在日寇侵华,祖国蒙难的年代,环境的摧残,使他身陷痼疾,英年病逝。他自幼睿智超群,又有很强的报效社会的责任感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本应成为“栋梁”,却变成了“小草”。愿这棵小草热爱书籍、热爱知识、不畏艰难、顽强学习的精神,留给莘莘学子心中一点绿意。我和妹妹泪流心底,笑留双颊,真正体验,什么是红白喜事一起办。

  而妹妹更常问:“爸爸去哪儿了?”——她是遗腹女,没有见过爸爸。但八十年代末,她抱病编辑注释了《杜重远文集——还我河山》,因而她最知道爸爸的抗战行踪、心境和煎熬。她也知道了爸爸的精神今天已走出国门。在美国基辛格博士的书桌上,有一本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二战历史权威、著名汉学家Rana Mitter撰写的畅销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Rana教授用十年的时间,沿着《杜重远文集》宣传抗日的足迹采访,了解中国抗战十四年的史迹。Rana教授十分了解我们爸爸的一生,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联合为我们爸爸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杜重远和他的世界”(2010年1月8日)会上,总结发言如下:

  “杜重远的一生,英年早逝,但他的爱国热忱,和高超的能力,使他在政治、新闻、出版、外交、教育、文学、实业、金融、瓷业改良等众多领域,取得了杰出贡献。杜重远犹如一条红线,串起了国、共两党及民主派的许多最高层人士和活动。中外史学家一致认为: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彻底无私的爱国先烈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名和事迹,将永远不会被历史湮灭。”

  1999年春,爸妈墓雕落成于上海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地”。墓雕有两米多高,西班牙红大理石,顶端刻有蜿蜒长城和烽火台,并有汉白玉的爸妈半身浮雕像,下座是一对和平鸽。整座墓雕耸立在绿树如幄,鲜花似锦中。我们从小国难家灾,痼疾缠身,一直未婚单身。爸爸很早牺牲,而今妈妈又离开了我们,似有些飘零之感。感念党中央、上海市委,给予如此殊荣,安排爸妈在这样好的地方安息,也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每逢中秋、清明,我们会“常回家看看”,倾听爸妈爱国利民的教诲,也倾听这个墓地里,许多叔叔、伯伯们爱国、卫国、建国的可歌可泣的教导,常听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