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 >> 历史频道 >> 正文
我要投稿   新闻热线:021-60850333
张之洞曾强烈反对日本文化

2016-11-2 17:22:13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安立志 选稿:王永娟

  中国历史上曾有抵制“日话”的倡议和行动,这是近年来很多抵制日货的人根本想不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非“日货”,而是日本的语言文字——“日话”。

  

  张之洞是反“日话”最强力者

  中国历史上曾有抵制“日话”的倡议和行动,这是近年来很多抵制日货的人根本想不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非“日货”,而是日本的语言文字——“日话”。

  比邻而居的中国与日本联系密切。隋唐时期,日本以中国为师,日本文化至今融汇着大量中国文化的因子。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街头巷尾、广告铭牌,随处可见的汉字,就是日本早年学习中国的显著证据。近代以来,中国败于日本。孙中山、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以敌为师,东渡扶桑,学习先进的日本文化,而汉字书写的日本词语,则是近代史上中国学习日本的“副产品”。

  如何将那些中国历史上不曾见闻的新事物引介到中国,既需要开阔的现代眼光,也需要专业的文字翻译。日本既有悠久的汉字使用历史,又有早期“脱亚入欧”经历,在这方面确有优势。近代史上,在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输出方面,日本既是原创者,也是“二传手”。

  如同开放初期,国人对“日货”的热衷曾经匪夷所思,“录音机热”“彩电热”,日本商品一度风靡城乡。20世纪初,也曾出现一拨“进口热”,那时热的不是“日货”,而是“日话”。轻狂少年、浅薄才子,言谈话语之间,竞相以卖弄日本词语为时髦。“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辄之以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有人题诗讽刺道:“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每句都包含日本汉字名词(《清稗类钞·讥讽》)。

  我国语言文字中到底掺杂了多少日本词语?198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共收入日源汉词887条,有学者指出,真正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的新词大约为472个(《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比如,哲学类的哲学、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世界观、本质、现象、具体、抽象、主观、客观、物质、精神等等;政治类的政治、政党、政策、方针、革命、纲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经济类的经济、生产、分配、消费、工业、商业、金融、市场、科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法律类的法律、法庭、警察、宪法、刑法、人权、自由等等;常用词语干部、单位、服务、环境、简单、目标、条件、速度、质量等等。

  清末重臣张之洞是“中体西用”的倡导者。那么,他对“日话”进入我国持何立场呢?作为政策制定者,他声称:“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作为政策执行者,他利用职权极力抵制“日话”进入中国。张之洞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趋庭随笔》卷三)张之洞抵制“日话”,当然是基于其深藏内心的精神律令与文化桎梏,这不仅暴露了“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同时也体现了其对外政策的叶公好龙。

  言论、行动上的口是心非,往往导致日常生活的自相矛盾,以致闹出笑话。民间很快出现了张之洞抵制“日话”的新段子:“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这个属下胆大包天,居然“以香帅之道还治香帅之身”!

  抵制日货的理由是什么?一曰购买日货帮助日本经济,二曰购买日货冲击国内市场。“日话”与“日货”不同,其影响决不限于经济与物质。清末学者王国维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王国维全集》第一卷)可见,语言的输入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其实是作为思想的载体“附带”输入的。

  如何看待“日话”的危害,作为主管教育的朝廷重臣,张之洞对日本名词的泛滥忧心忡忡,1903年,他以卫道士的口气警告称:“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辟之士。文化既坏,士风因之。……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新语探源》)在其位谋其政。张之洞的着眼点自然放在“日话”之于中国“学术风教”之危害。

  《东方杂志》就不同了,它是社会公器,就要对社会负责任。1906年,该杂志刊文指责新名词导致了国民精神之堕落:“‘自由’为天赋之权,而今之所谓‘自由’则肆无忌惮,乃古人所谓放纵也。且世有‘平等’之说出,而后狂妄之民以之助自傲自骄之习。……有‘共产’之说出,而后无赖之民恃为欺压银财之用。”在这里,该文仅以“自由”“平等”“共产”诸例,论述其对民众道德之戕害。它进一步阐述道,“自新名词输入,……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堕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严复早于王国维,但看法与之不同。他认为,语言文字不过“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严复集》第三册)。意思是说,承载“理想”的“羽翼”不等于“理想”,表达“情感”的“音声”不等于“情感”,“载体”不是“本体”,“花轿”并非“新娘”,不必刻意拔高“语言文字”的实际地位。晚清国粹派人士邓实却不这样认为,他将语言文字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

  早期的洋务派官员,早期的拳民化文章,早期的民粹派人士,从学术风教、国民道德、亡国灭种的角度论述了“日话”的重大危害。其实,文化的交流、互补是很正常的事情。倘若全盘抵制“日话”,岂非要从《国语》《尚书》中寻找替代词?

上一篇稿件

下一篇稿件

张之洞曾强烈反对日本文化

2016年11月2日 17:22 来源:检察日报

  中国历史上曾有抵制“日话”的倡议和行动,这是近年来很多抵制日货的人根本想不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非“日货”,而是日本的语言文字——“日话”。

  

  张之洞是反“日话”最强力者

  中国历史上曾有抵制“日话”的倡议和行动,这是近年来很多抵制日货的人根本想不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非“日货”,而是日本的语言文字——“日话”。

  比邻而居的中国与日本联系密切。隋唐时期,日本以中国为师,日本文化至今融汇着大量中国文化的因子。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街头巷尾、广告铭牌,随处可见的汉字,就是日本早年学习中国的显著证据。近代以来,中国败于日本。孙中山、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以敌为师,东渡扶桑,学习先进的日本文化,而汉字书写的日本词语,则是近代史上中国学习日本的“副产品”。

  如何将那些中国历史上不曾见闻的新事物引介到中国,既需要开阔的现代眼光,也需要专业的文字翻译。日本既有悠久的汉字使用历史,又有早期“脱亚入欧”经历,在这方面确有优势。近代史上,在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输出方面,日本既是原创者,也是“二传手”。

  如同开放初期,国人对“日货”的热衷曾经匪夷所思,“录音机热”“彩电热”,日本商品一度风靡城乡。20世纪初,也曾出现一拨“进口热”,那时热的不是“日货”,而是“日话”。轻狂少年、浅薄才子,言谈话语之间,竞相以卖弄日本词语为时髦。“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辄之以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有人题诗讽刺道:“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每句都包含日本汉字名词(《清稗类钞·讥讽》)。

  我国语言文字中到底掺杂了多少日本词语?198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共收入日源汉词887条,有学者指出,真正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的新词大约为472个(《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比如,哲学类的哲学、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世界观、本质、现象、具体、抽象、主观、客观、物质、精神等等;政治类的政治、政党、政策、方针、革命、纲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经济类的经济、生产、分配、消费、工业、商业、金融、市场、科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法律类的法律、法庭、警察、宪法、刑法、人权、自由等等;常用词语干部、单位、服务、环境、简单、目标、条件、速度、质量等等。

  清末重臣张之洞是“中体西用”的倡导者。那么,他对“日话”进入我国持何立场呢?作为政策制定者,他声称:“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作为政策执行者,他利用职权极力抵制“日话”进入中国。张之洞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趋庭随笔》卷三)张之洞抵制“日话”,当然是基于其深藏内心的精神律令与文化桎梏,这不仅暴露了“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同时也体现了其对外政策的叶公好龙。

  言论、行动上的口是心非,往往导致日常生活的自相矛盾,以致闹出笑话。民间很快出现了张之洞抵制“日话”的新段子:“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这个属下胆大包天,居然“以香帅之道还治香帅之身”!

  抵制日货的理由是什么?一曰购买日货帮助日本经济,二曰购买日货冲击国内市场。“日话”与“日货”不同,其影响决不限于经济与物质。清末学者王国维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王国维全集》第一卷)可见,语言的输入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其实是作为思想的载体“附带”输入的。

  如何看待“日话”的危害,作为主管教育的朝廷重臣,张之洞对日本名词的泛滥忧心忡忡,1903年,他以卫道士的口气警告称:“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辟之士。文化既坏,士风因之。……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新语探源》)在其位谋其政。张之洞的着眼点自然放在“日话”之于中国“学术风教”之危害。

  《东方杂志》就不同了,它是社会公器,就要对社会负责任。1906年,该杂志刊文指责新名词导致了国民精神之堕落:“‘自由’为天赋之权,而今之所谓‘自由’则肆无忌惮,乃古人所谓放纵也。且世有‘平等’之说出,而后狂妄之民以之助自傲自骄之习。……有‘共产’之说出,而后无赖之民恃为欺压银财之用。”在这里,该文仅以“自由”“平等”“共产”诸例,论述其对民众道德之戕害。它进一步阐述道,“自新名词输入,……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堕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严复早于王国维,但看法与之不同。他认为,语言文字不过“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严复集》第三册)。意思是说,承载“理想”的“羽翼”不等于“理想”,表达“情感”的“音声”不等于“情感”,“载体”不是“本体”,“花轿”并非“新娘”,不必刻意拔高“语言文字”的实际地位。晚清国粹派人士邓实却不这样认为,他将语言文字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

  早期的洋务派官员,早期的拳民化文章,早期的民粹派人士,从学术风教、国民道德、亡国灭种的角度论述了“日话”的重大危害。其实,文化的交流、互补是很正常的事情。倘若全盘抵制“日话”,岂非要从《国语》《尚书》中寻找替代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