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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

2016-10-24 09:14:11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王建柱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四渡赤水: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

  队伍,还是那支队伍,但每天都在减员;敌人,还是那些敌人,但每天都在增加。当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时,中央红军在贵州至川南的山水间上演了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展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复杂的一段行军路线也是在这里,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生死关头

  毛泽东肩负起历史重任

  红军长征初期,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北上湘西的前进路上,敌人早已重兵以待,红军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时,尽管毛泽东已经失去指挥权两年之久,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和前途,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趁各路敌军尚未靠拢,集中红军主力,寻机歼灭敌人一路或一部,打破敌人的“追剿”计划……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却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所拒绝,因而丧失了扭转战局的良机,酿出了湘江之战的惨剧。

  从湖南通道到黔北黎平,在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占了上风,他那力挽狂澜的气度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通道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建议红军改道去贵州的主张;黎平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与湘西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猴场会议,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刚刚度过42岁生日的毛泽东,重新赢得了实际的指挥权,肩负起了挽救长征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历史重任。

  历时3天的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了初步的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此,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实际核心。

  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面临着长征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一渡赤水

  北渡长江计划受阻

  翻腾咆哮的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河水清冽。由于流经贵州、四川的红壤地带,使河水染成赤色,故称赤水河。1935年年初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采纳了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甩掉了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川南挺进,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到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达到此目的,中央红军决定先夺取赤水县城作为渡江的桥头堡,然后强渡长江。

  一渡赤水的序幕是土城攻坚战,目的是为北渡赤水扫除障碍,因为土城是赤水的一个重要渡口。1月28日,中央红军经娄山关、桐梓,在通往赤水必经之地的土城青杠坡,与川军拦截部队郭勋祺部展开激战。红1、3、5军团及军委干部团从凌晨起对敌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至下午仍未能撕破敌人的防线。据聂荣臻同志回忆:“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方面原因,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据杨成武回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由于对方熟悉地形,又有牢固的工事,再加上是以逸待劳,我们越打,敌人越多,打了一天一夜,也解决不了战斗。”更严重的是,在红军截获破译的敌人情报中,误将“旅”翻译成了“团”,由此低估了敌人的兵力。川军的实际兵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万余人,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75页中披露,这一仗红军的伤亡高达4000多人。

  在此情况下,红军总部召开政治局和军委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指出,鉴于红军进占赤水受阻,使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现,打掉尾追的敌军的战斗亦未能成功,而土城东西两侧的敌军又在不断增加。毛泽东及军委果断地决定:撤出战斗,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川南。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狙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推进。

  “走”“打”结合

  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从黔北的赤水河再到川西的大渡河,他选择了一条与石达开当年相似的路线。72年前,石达开所率数万精兵在这条路上全军覆没;72年后的同一个季节,红军在被动中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当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已进入川、黔、滇三省边境活动的消息时,再次调来重兵,下达了在川、滇、黔三省结合包围红军的计划,声称围歼红军“在此一举”。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已洞察出蒋介石在叙永地区集结兵力的目的,即令中央红军转移到滇东北的扎西地区。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9日在扎西附近的大河滩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军的作战路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现在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该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消灭敌人。”与会同志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于是,中央红军作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的重要决策。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四川古蔺县二郎滩、太平渡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

  中央红军出其不意二渡赤水进入贵州,一下把敌军主力甩在川南的古蔺及云南的扎西地区。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惊呼红军的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惝恍,摸不着企图所在”。

  红军二渡赤水后,矛头直指力量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

  2月4日,红军袭占桐梓,并对红花园和娄山关之敌发起攻击。11时30分,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向1、3军团发出“全力消灭由遵义开往桐梓之援敌”和“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电令。

  2月25日下午,红3军团之华山团和东山团经过激战攻下了娄山关的制高点——点金山,并于28日重新占领遵义城。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为此毛泽东作《忆秦娥·娄山关》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遵义大捷虽然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从整个战局看,红军仍未从根本上打破敌人的“围剿”。从当时的形势及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来看,要摆脱敌人的围攻,解除中央红军及党中央的困境,只有假道云南,巧妙渡过金沙江,才能甩掉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把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滇军主力调出滇、黔边境,这是关键所在。

  于是,中央红军于3月17日由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第三次西渡赤水河,并向西北古蔺、叙永方向出击,摆出要大举北渡长江的姿态。这时,蒋介石又慌了手脚,急电川、滇、黔各路部队一齐向川南集结,以阻止红军渡过长江与红4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更是担心红军渡过长江会“赤化全川”,急忙在长江沿岸连夜修筑碉堡,调集重兵加强“江防”。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后,立即派人侦察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情况,同时做好四渡赤水的准备工作。3月19日23时,军委向各军团发出命令,要求次日(20日)白天一律停止活动,原地隐蔽待命。同时令5军团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在茅台镇渡口两岸警戒保护渡口,作好随时东渡赤水、回师贵州的准备。

  鉴于调动敌军的目的已基本实现,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随即命令中央红军于3月21日夜至22日晨,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指遵义方向和乌江北岸。为了迷惑敌人,隐藏自己的战略意图,28日,毛泽东及军委决定留下9军团在乌江北岸活动,给敌人造成错觉以掩护主力红军的行动。

  30日,红9军团按照毛泽东及军委的要求从乌江北岸的马鬃岭分兵单独行动。他们折东、转西并在行军中制造种种假象,使敌人误认为红军主力仍在乌江北岸。就这样,使敌人“追剿”中央红军的六个师跟着红9军团在乌江北岸“捉迷藏”。红军在“捉迷藏”中打埋伏战,歼灭尾追的敌军。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和9军团的行动,造成了蒋介石的再一次判断失误,认为中央红军“又向东岸回窜,其必以为遵义空虚,仍来袭占遵义城”,于是又急忙部署防守遵义。

  巧渡金沙江

  跳出了敌军包围圈

  正当敌人忙于调兵防守遵义之时,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南渡乌江,把大部分敌军甩掉在川南和黔北。这样,红军就开拓出了西进云南、由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入川的前景。

  实现这个前景的关键是把滇军再由黔西地区调出,扫清去云南的道路。

  3月31日上午8时许,红军中央纵队从乌江边的梯子崖渡口紧张而有秩序地渡江。

  而此时中央红军得知了蒋介石到贵阳的消息。

  于是,毛泽东指挥红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在瓮安至平越(今福泉县)间的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大部红军要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姿态,而主力红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城下。这时,正在贵阳“督剿”的蒋介石为了保自身安全,只得急电调离贵阳较近的滇军孙渡部来贵阳“保驾”。从而也就不得不为红军敞开了云南的大门。在滇军孙渡部匆匆赶到贵阳时的次日,蒋介石又接飞机侦察报告,发现红军向黔东的平越、瓮安、黄平等地活动,即认定红军主力一定又去了湘西,便又令孙渡带兵尾追。

  当蒋介石指挥军队纷纷赶往黔东,特别是滇军按照毛泽东所设下的意图被调动远离滇黔边境,云南一时空虚之际,毛泽东指挥红军用一部分兵力围攻贵阳附近的龙里县城,一部分兵力继续东进,仍令9军团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主力红军则从贵阳、龙里间跨过湘黔公路,连克定番(今惠水县)、广州(今长顺县)、兴义等县城并渡过北盘江,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

  中央红军的神速行动,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混乱。

  这时,红军迅速分两路进入云南。由于滇军的主力在贵州,红军如入无人之境,连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并直逼昆明,吓得云南军阀龙云胆战心惊,在无滇军主力守卫昆明的情况下,只得慌忙将各地民团集中于昆明守城。红军只是对昆明虚晃一枪,迫使蒋介石急忙从金沙江畔撤出三个团“保卫”昆明,一下使金沙江成了几乎无人防守的地带。红军则乘金沙江两岸敌人兵力空虚之际,掉头西北,挺进到金沙江岸,并顺利渡过金沙江。当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渡口时,已经是红军全部过江一个星期后的5月16日了,敌人只好望江兴叹。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也在云南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已完全跳出了蒋介石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第四次渡赤水

  毛泽东的真正杰作

  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是在极其艰难曲折的情况下进行的。

  从兵力上看,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蒋介石全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落空后又在赤水流域布下40万重兵。从装备上看,红军自开始长征、突破4道封锁线以来一直打的是消耗战,不仅没有取得大的胜仗、缺乏弹药补给,而且元气大伤。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习惯了过去那种阵地战的打法,对于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理解。

  重重困难中,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上演了我军军史上的精彩一幕: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北渡长江的错觉挥师向东,取桐梓,夺娄山关,破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待蒋介石向川南调集重兵之时,红军已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趁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之际,红军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第四次渡赤水使蒋介石在赤水河两岸围歼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也使红军重掌久违了的战场主动权。

  如果把第四次渡赤水与前三次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前三次红军的作战方式虽然比李德的模式大有改进,但还是以攻坚战为主,都是先定下具体目标,然后进行攻坚战以实现目标,而且均伤亡重大。

  众所周知,红军必须打运动战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其实质是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红军在长征中的整体实力已经大为削弱,因此如何挽救和保存这些宝贵的部队就成为了毛泽东那时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从第四次渡赤水起,中央红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转折,先是声西击东佯攻遵义,再是虚北实南突破乌江,然后声东击西兵临贵阳,接着又调虎离山威逼昆明,最后来个虚南实北巧渡金沙江。完全抛弃了以往先设定目标,然后再不得不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发动攻坚战的那套模式,而是随机应变避实就虚,变化多端神出鬼没,驰骋纵横生龙活虎,高瞻远瞩气势磅礴,真正实施了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一切以掌握战场主动权,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为目的运动战,又重现了中央红军三次反围剿时的风采,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风格和精髓。因此应该说,第四次渡赤水奇袭贵阳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杰作和“得意之笔”,也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御兵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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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

2016年10月24日 09:14 来源:天津日报

原标题:四渡赤水: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

  队伍,还是那支队伍,但每天都在减员;敌人,还是那些敌人,但每天都在增加。当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时,中央红军在贵州至川南的山水间上演了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展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复杂的一段行军路线也是在这里,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生死关头

  毛泽东肩负起历史重任

  红军长征初期,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北上湘西的前进路上,敌人早已重兵以待,红军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时,尽管毛泽东已经失去指挥权两年之久,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和前途,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趁各路敌军尚未靠拢,集中红军主力,寻机歼灭敌人一路或一部,打破敌人的“追剿”计划……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却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所拒绝,因而丧失了扭转战局的良机,酿出了湘江之战的惨剧。

  从湖南通道到黔北黎平,在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占了上风,他那力挽狂澜的气度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通道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建议红军改道去贵州的主张;黎平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与湘西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猴场会议,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刚刚度过42岁生日的毛泽东,重新赢得了实际的指挥权,肩负起了挽救长征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历史重任。

  历时3天的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了初步的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此,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实际核心。

  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面临着长征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一渡赤水

  北渡长江计划受阻

  翻腾咆哮的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河水清冽。由于流经贵州、四川的红壤地带,使河水染成赤色,故称赤水河。1935年年初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采纳了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甩掉了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川南挺进,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到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达到此目的,中央红军决定先夺取赤水县城作为渡江的桥头堡,然后强渡长江。

  一渡赤水的序幕是土城攻坚战,目的是为北渡赤水扫除障碍,因为土城是赤水的一个重要渡口。1月28日,中央红军经娄山关、桐梓,在通往赤水必经之地的土城青杠坡,与川军拦截部队郭勋祺部展开激战。红1、3、5军团及军委干部团从凌晨起对敌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至下午仍未能撕破敌人的防线。据聂荣臻同志回忆:“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方面原因,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据杨成武回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由于对方熟悉地形,又有牢固的工事,再加上是以逸待劳,我们越打,敌人越多,打了一天一夜,也解决不了战斗。”更严重的是,在红军截获破译的敌人情报中,误将“旅”翻译成了“团”,由此低估了敌人的兵力。川军的实际兵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万余人,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75页中披露,这一仗红军的伤亡高达4000多人。

  在此情况下,红军总部召开政治局和军委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指出,鉴于红军进占赤水受阻,使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现,打掉尾追的敌军的战斗亦未能成功,而土城东西两侧的敌军又在不断增加。毛泽东及军委果断地决定:撤出战斗,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川南。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狙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推进。

  “走”“打”结合

  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从黔北的赤水河再到川西的大渡河,他选择了一条与石达开当年相似的路线。72年前,石达开所率数万精兵在这条路上全军覆没;72年后的同一个季节,红军在被动中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当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已进入川、黔、滇三省边境活动的消息时,再次调来重兵,下达了在川、滇、黔三省结合包围红军的计划,声称围歼红军“在此一举”。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已洞察出蒋介石在叙永地区集结兵力的目的,即令中央红军转移到滇东北的扎西地区。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9日在扎西附近的大河滩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军的作战路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现在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该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消灭敌人。”与会同志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于是,中央红军作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的重要决策。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四川古蔺县二郎滩、太平渡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

  中央红军出其不意二渡赤水进入贵州,一下把敌军主力甩在川南的古蔺及云南的扎西地区。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惊呼红军的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惝恍,摸不着企图所在”。

  红军二渡赤水后,矛头直指力量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

  2月4日,红军袭占桐梓,并对红花园和娄山关之敌发起攻击。11时30分,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向1、3军团发出“全力消灭由遵义开往桐梓之援敌”和“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电令。

  2月25日下午,红3军团之华山团和东山团经过激战攻下了娄山关的制高点——点金山,并于28日重新占领遵义城。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为此毛泽东作《忆秦娥·娄山关》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遵义大捷虽然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从整个战局看,红军仍未从根本上打破敌人的“围剿”。从当时的形势及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来看,要摆脱敌人的围攻,解除中央红军及党中央的困境,只有假道云南,巧妙渡过金沙江,才能甩掉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把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滇军主力调出滇、黔边境,这是关键所在。

  于是,中央红军于3月17日由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第三次西渡赤水河,并向西北古蔺、叙永方向出击,摆出要大举北渡长江的姿态。这时,蒋介石又慌了手脚,急电川、滇、黔各路部队一齐向川南集结,以阻止红军渡过长江与红4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更是担心红军渡过长江会“赤化全川”,急忙在长江沿岸连夜修筑碉堡,调集重兵加强“江防”。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后,立即派人侦察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情况,同时做好四渡赤水的准备工作。3月19日23时,军委向各军团发出命令,要求次日(20日)白天一律停止活动,原地隐蔽待命。同时令5军团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在茅台镇渡口两岸警戒保护渡口,作好随时东渡赤水、回师贵州的准备。

  鉴于调动敌军的目的已基本实现,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随即命令中央红军于3月21日夜至22日晨,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指遵义方向和乌江北岸。为了迷惑敌人,隐藏自己的战略意图,28日,毛泽东及军委决定留下9军团在乌江北岸活动,给敌人造成错觉以掩护主力红军的行动。

  30日,红9军团按照毛泽东及军委的要求从乌江北岸的马鬃岭分兵单独行动。他们折东、转西并在行军中制造种种假象,使敌人误认为红军主力仍在乌江北岸。就这样,使敌人“追剿”中央红军的六个师跟着红9军团在乌江北岸“捉迷藏”。红军在“捉迷藏”中打埋伏战,歼灭尾追的敌军。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和9军团的行动,造成了蒋介石的再一次判断失误,认为中央红军“又向东岸回窜,其必以为遵义空虚,仍来袭占遵义城”,于是又急忙部署防守遵义。

  巧渡金沙江

  跳出了敌军包围圈

  正当敌人忙于调兵防守遵义之时,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南渡乌江,把大部分敌军甩掉在川南和黔北。这样,红军就开拓出了西进云南、由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入川的前景。

  实现这个前景的关键是把滇军再由黔西地区调出,扫清去云南的道路。

  3月31日上午8时许,红军中央纵队从乌江边的梯子崖渡口紧张而有秩序地渡江。

  而此时中央红军得知了蒋介石到贵阳的消息。

  于是,毛泽东指挥红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在瓮安至平越(今福泉县)间的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大部红军要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姿态,而主力红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城下。这时,正在贵阳“督剿”的蒋介石为了保自身安全,只得急电调离贵阳较近的滇军孙渡部来贵阳“保驾”。从而也就不得不为红军敞开了云南的大门。在滇军孙渡部匆匆赶到贵阳时的次日,蒋介石又接飞机侦察报告,发现红军向黔东的平越、瓮安、黄平等地活动,即认定红军主力一定又去了湘西,便又令孙渡带兵尾追。

  当蒋介石指挥军队纷纷赶往黔东,特别是滇军按照毛泽东所设下的意图被调动远离滇黔边境,云南一时空虚之际,毛泽东指挥红军用一部分兵力围攻贵阳附近的龙里县城,一部分兵力继续东进,仍令9军团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主力红军则从贵阳、龙里间跨过湘黔公路,连克定番(今惠水县)、广州(今长顺县)、兴义等县城并渡过北盘江,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

  中央红军的神速行动,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混乱。

  这时,红军迅速分两路进入云南。由于滇军的主力在贵州,红军如入无人之境,连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并直逼昆明,吓得云南军阀龙云胆战心惊,在无滇军主力守卫昆明的情况下,只得慌忙将各地民团集中于昆明守城。红军只是对昆明虚晃一枪,迫使蒋介石急忙从金沙江畔撤出三个团“保卫”昆明,一下使金沙江成了几乎无人防守的地带。红军则乘金沙江两岸敌人兵力空虚之际,掉头西北,挺进到金沙江岸,并顺利渡过金沙江。当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渡口时,已经是红军全部过江一个星期后的5月16日了,敌人只好望江兴叹。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也在云南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已完全跳出了蒋介石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第四次渡赤水

  毛泽东的真正杰作

  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是在极其艰难曲折的情况下进行的。

  从兵力上看,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蒋介石全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落空后又在赤水流域布下40万重兵。从装备上看,红军自开始长征、突破4道封锁线以来一直打的是消耗战,不仅没有取得大的胜仗、缺乏弹药补给,而且元气大伤。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习惯了过去那种阵地战的打法,对于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理解。

  重重困难中,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上演了我军军史上的精彩一幕: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北渡长江的错觉挥师向东,取桐梓,夺娄山关,破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待蒋介石向川南调集重兵之时,红军已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趁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之际,红军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第四次渡赤水使蒋介石在赤水河两岸围歼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也使红军重掌久违了的战场主动权。

  如果把第四次渡赤水与前三次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前三次红军的作战方式虽然比李德的模式大有改进,但还是以攻坚战为主,都是先定下具体目标,然后进行攻坚战以实现目标,而且均伤亡重大。

  众所周知,红军必须打运动战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其实质是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红军在长征中的整体实力已经大为削弱,因此如何挽救和保存这些宝贵的部队就成为了毛泽东那时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从第四次渡赤水起,中央红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转折,先是声西击东佯攻遵义,再是虚北实南突破乌江,然后声东击西兵临贵阳,接着又调虎离山威逼昆明,最后来个虚南实北巧渡金沙江。完全抛弃了以往先设定目标,然后再不得不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发动攻坚战的那套模式,而是随机应变避实就虚,变化多端神出鬼没,驰骋纵横生龙活虎,高瞻远瞩气势磅礴,真正实施了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一切以掌握战场主动权,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为目的运动战,又重现了中央红军三次反围剿时的风采,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风格和精髓。因此应该说,第四次渡赤水奇袭贵阳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杰作和“得意之笔”,也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御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