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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古代官员半公半私的“职务消费”

2016-10-17 09:25:28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陈忠海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揭秘古代官员半公半私的“职务消费”

  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存在专门从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人,“职务消费”就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这方面也早有许多制度和规定,并把抑制过度“职务消费”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但成效却并不理想。

  “职务消费”里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公务招待。早在周朝就设置了天官,下面管理膳夫、庖人、兽人、渔人等,负责承办重要聚餐活动。自周朝开始,每年元旦都会举办正旦宴,不仅臣僚参加,有的还允许带上家属,冬至、寒食、重阳等重要节日朝廷也会举办宴会。此外,皇帝登基、过生日等也都会举办宴会以示庆贺。

  唐朝官员升迁要专门摆一桌“烧尾宴”,其名称的来历,说是人的地位骤然发生变化,就像猛虎变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将其烧掉。这种宴会极为奢华,唐人韦巨源举办“烧尾宴”的菜单保存了下来,菜品包括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以及面点等58道,比一般的家宴更为盛大,费用多由公款支出。

  到了宋朝有专门的“旬设”制度,官员每个月可以用公款聚餐一次,费用从公使钱中支出。在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中,庆历三年(1043年)西北地区的渭州每个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记载。

  这种情况到清朝越发严重,《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曾任陕西督粮道,西安时称“孔道”,凡去西藏、新疆以及蜀地都要从这里过。张氏记述,“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当时大鱼每尾要花费4、5千文,其他还有白鳝、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在任陕西督粮道期间,张氏感叹“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算下来接待费“每年总在五万金上下”。

  古代交通不便,诏令、公文以及信件传递成为问题,官员到外地赴任、出差也往往是一件大事,这些通信和旅行方面的需求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无法解决,于是国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驿站制度。

  秦汉时驿站制度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到唐朝驿站体系达到了完备,在全国主要交通要道上每30里就有一座驿站,据《通典》统计唐玄宗时全国有驿站1639个。宋朝的驿站制度更为完善,从功能上将其分为邸、馆、驿等。元朝驿站称“站赤”,明朝对这项制度更重视,朱元璋称帝后立即下令整顿全国驿站,把“站赤”重新改称“驿”,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对驿站的接待标准进行细化,全国涌现出河间府的乐城驿、东平府的太平驿、扬州府的广陵水驿等知名驿站。

  古代官员多文人出身,在涉身政务的同时也喜欢寄情于山水,驿站成为他们“半公半私”的游历工具。唐朝盛产诗人和散文家,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大量不太出名的诗人、文人,写了大量歌咏各地山川名胜的诗文,如果没有官府驿站,他们的足迹很难涉足这么广。韩愈在诗中说“府西三百里,侯馆同鱼鳞”,白居易写“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何音五十里,已不属苏州”,可以看出驿站分布之广。

  靠着发达的驿站,苏轼的足迹西到陕西凤翔、东到江苏吴江、北到河北宝县、南到海南昌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明清时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

  文人们创作了大量与驿站有关的作品,李白的《题宛溪馆》、王勃的《白下驿饯唐少府》、杜甫的《奉济驿重送严公》、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还出现了“题壁诗”,学者王子今把这种“泥墙墨书”称为“文学史的特殊视屏”。

  除了方便文人们诗酒唱和、纵情山水,公款招待、公费旅游所带来的却多是弊端。

  《清稗类钞》记述了一个故事,有个叫钱豁五的惯骗,有一次要从广西到浙江去,路途有3000多里,路费是一笔大开支,他想到了官府驿站。钱豁五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在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黄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经数省都畅通无阻,吃喝全由驿站供应。

  其实明清时驿站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想混进去并不是件容易事,除了把自己打扮成信使或官人,还要出具勘合,相当于工作证和介绍信。勘合本是专人专用,但由于管理松懈,有人就拿去卖了或送人情,也有人伪造勘合占便宜。

  这只是被人钻了制度的漏洞,所产生的浪费和腐败让人惊心。

  再说公款吃喝,这种现象在历代都很难治理,汉景帝时出现了连年歉收的情况,但官员们公款吃喝依然很厉害,汉景帝不得不下诏,发现谁接受公款宴请一律就地免职。汉宣帝时有官员出差期间招待费过高,奢侈浪费,朝廷曾下诏进行过“通报批评”。宋朝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对公款招待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其中一条是官员需凭“券食”方可用餐,类似“就餐券”,用餐标准也有规定,超标的要被追究。

  但制度要发挥真正的效力,人的因素十分关键,如果制度事关执行者的切身利益,那执行效力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改变。最高决策者无不希望下面有一支清廉、高效的官员队伍,也希望通过制度约束让官员们保持克制,但这种约束往往是无力的,抓得严了好些,稍微放松就立即反弹。

  说到底,这些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有关,中国被称为“熟人社会”,人与人不是通过制度、规则而是习惯于通过私人关系发生联系,人情有时大于法治、大于制度,“有人好办事”“只要有人没有办不成的事”等观念自古就很盛行,于是人们在维系各种关系上愿意花费更大的精力和资源,从而把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这些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阅读延伸

  古代官员的“职务补贴”

  古代官员的收入习惯称俸禄,但俸禄只是官员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在俸禄之外往往还有很多补贴。

  魏晋以前没有品级制,但很多官员都有爵位和封地,在封地内可享有一定户数的食邑,如“万户侯”就是享有1万户食邑的侯爵,拥有爵位者可以“衣食其租税”,这是官员俸禄的重要补充。

  唐朝官员的收入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形成了授田、赐禄和俸料相结合的体系,俸料包括月俸、料钱、杂用等项目,其中料钱专门用于公务支出,这部分在官员全部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重。

  宋朝官员的收入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等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公使钱,也是一种“职务补贴”,发放标准视官员品级高下而定。

  到明朝,各地方在正常赋税之外增加收费的现象十分普遍,海瑞任淳安知县,该县每年正税仅925两,但前任知县每年却收12950两,各种“乱收费”是正税的十几倍,正税上交国家,多收的往往就以各种补贴和办公经费的名义发放了。

  清朝推出了公费和养廉银制度,主要用于官员的生活补贴和衙门的日常运作,这些收入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超过了正常俸禄,有学者研究,在清朝汉族官员的固定收入中俸禄只占22.2%,养廉银占68.3%,公费占9.5%。(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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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古代官员半公半私的“职务消费”

2016年10月17日 09:25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揭秘古代官员半公半私的“职务消费”

  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存在专门从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人,“职务消费”就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这方面也早有许多制度和规定,并把抑制过度“职务消费”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但成效却并不理想。

  “职务消费”里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公务招待。早在周朝就设置了天官,下面管理膳夫、庖人、兽人、渔人等,负责承办重要聚餐活动。自周朝开始,每年元旦都会举办正旦宴,不仅臣僚参加,有的还允许带上家属,冬至、寒食、重阳等重要节日朝廷也会举办宴会。此外,皇帝登基、过生日等也都会举办宴会以示庆贺。

  唐朝官员升迁要专门摆一桌“烧尾宴”,其名称的来历,说是人的地位骤然发生变化,就像猛虎变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将其烧掉。这种宴会极为奢华,唐人韦巨源举办“烧尾宴”的菜单保存了下来,菜品包括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以及面点等58道,比一般的家宴更为盛大,费用多由公款支出。

  到了宋朝有专门的“旬设”制度,官员每个月可以用公款聚餐一次,费用从公使钱中支出。在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中,庆历三年(1043年)西北地区的渭州每个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记载。

  这种情况到清朝越发严重,《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曾任陕西督粮道,西安时称“孔道”,凡去西藏、新疆以及蜀地都要从这里过。张氏记述,“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当时大鱼每尾要花费4、5千文,其他还有白鳝、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在任陕西督粮道期间,张氏感叹“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算下来接待费“每年总在五万金上下”。

  古代交通不便,诏令、公文以及信件传递成为问题,官员到外地赴任、出差也往往是一件大事,这些通信和旅行方面的需求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无法解决,于是国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驿站制度。

  秦汉时驿站制度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到唐朝驿站体系达到了完备,在全国主要交通要道上每30里就有一座驿站,据《通典》统计唐玄宗时全国有驿站1639个。宋朝的驿站制度更为完善,从功能上将其分为邸、馆、驿等。元朝驿站称“站赤”,明朝对这项制度更重视,朱元璋称帝后立即下令整顿全国驿站,把“站赤”重新改称“驿”,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对驿站的接待标准进行细化,全国涌现出河间府的乐城驿、东平府的太平驿、扬州府的广陵水驿等知名驿站。

  古代官员多文人出身,在涉身政务的同时也喜欢寄情于山水,驿站成为他们“半公半私”的游历工具。唐朝盛产诗人和散文家,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大量不太出名的诗人、文人,写了大量歌咏各地山川名胜的诗文,如果没有官府驿站,他们的足迹很难涉足这么广。韩愈在诗中说“府西三百里,侯馆同鱼鳞”,白居易写“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何音五十里,已不属苏州”,可以看出驿站分布之广。

  靠着发达的驿站,苏轼的足迹西到陕西凤翔、东到江苏吴江、北到河北宝县、南到海南昌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明清时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

  文人们创作了大量与驿站有关的作品,李白的《题宛溪馆》、王勃的《白下驿饯唐少府》、杜甫的《奉济驿重送严公》、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还出现了“题壁诗”,学者王子今把这种“泥墙墨书”称为“文学史的特殊视屏”。

  除了方便文人们诗酒唱和、纵情山水,公款招待、公费旅游所带来的却多是弊端。

  《清稗类钞》记述了一个故事,有个叫钱豁五的惯骗,有一次要从广西到浙江去,路途有3000多里,路费是一笔大开支,他想到了官府驿站。钱豁五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在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黄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经数省都畅通无阻,吃喝全由驿站供应。

  其实明清时驿站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想混进去并不是件容易事,除了把自己打扮成信使或官人,还要出具勘合,相当于工作证和介绍信。勘合本是专人专用,但由于管理松懈,有人就拿去卖了或送人情,也有人伪造勘合占便宜。

  这只是被人钻了制度的漏洞,所产生的浪费和腐败让人惊心。

  再说公款吃喝,这种现象在历代都很难治理,汉景帝时出现了连年歉收的情况,但官员们公款吃喝依然很厉害,汉景帝不得不下诏,发现谁接受公款宴请一律就地免职。汉宣帝时有官员出差期间招待费过高,奢侈浪费,朝廷曾下诏进行过“通报批评”。宋朝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对公款招待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其中一条是官员需凭“券食”方可用餐,类似“就餐券”,用餐标准也有规定,超标的要被追究。

  但制度要发挥真正的效力,人的因素十分关键,如果制度事关执行者的切身利益,那执行效力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改变。最高决策者无不希望下面有一支清廉、高效的官员队伍,也希望通过制度约束让官员们保持克制,但这种约束往往是无力的,抓得严了好些,稍微放松就立即反弹。

  说到底,这些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有关,中国被称为“熟人社会”,人与人不是通过制度、规则而是习惯于通过私人关系发生联系,人情有时大于法治、大于制度,“有人好办事”“只要有人没有办不成的事”等观念自古就很盛行,于是人们在维系各种关系上愿意花费更大的精力和资源,从而把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这些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阅读延伸

  古代官员的“职务补贴”

  古代官员的收入习惯称俸禄,但俸禄只是官员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在俸禄之外往往还有很多补贴。

  魏晋以前没有品级制,但很多官员都有爵位和封地,在封地内可享有一定户数的食邑,如“万户侯”就是享有1万户食邑的侯爵,拥有爵位者可以“衣食其租税”,这是官员俸禄的重要补充。

  唐朝官员的收入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形成了授田、赐禄和俸料相结合的体系,俸料包括月俸、料钱、杂用等项目,其中料钱专门用于公务支出,这部分在官员全部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重。

  宋朝官员的收入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等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公使钱,也是一种“职务补贴”,发放标准视官员品级高下而定。

  到明朝,各地方在正常赋税之外增加收费的现象十分普遍,海瑞任淳安知县,该县每年正税仅925两,但前任知县每年却收12950两,各种“乱收费”是正税的十几倍,正税上交国家,多收的往往就以各种补贴和办公经费的名义发放了。

  清朝推出了公费和养廉银制度,主要用于官员的生活补贴和衙门的日常运作,这些收入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超过了正常俸禄,有学者研究,在清朝汉族官员的固定收入中俸禄只占22.2%,养廉银占68.3%,公费占9.5%。(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