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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谋略:拉拢滇军,渗透巴蜀,一箭双雕平西南

2016-10-17 09:25:01

来源:人民网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蒋介石的谋略:拉拢滇军,渗透巴蜀,一箭双雕平西南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标题《拉拢滇军,渗透巴蜀:蒋介石“一箭双雕”的西南攻略》,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右)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会面

  1935年5月,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蒋介石赶下台后,黔军中随即出现反弹:以犹禹九为首的一批旧军官一度在黔北组织所谓“新25军”,并提出“雪亡省之耻”“黔人治黔”的口号,进行所谓的“复兴运动”,然而在贵州已中央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复兴”只是徒劳。但同一时期邻省出现的“川人治川”“滇人治滇”就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了。

  老狐狸龙云婉拒中央军

  当蒋介石扳倒王家烈之时,中央红军的主力急速向云南挺进,蒋介石从贵阳急电龙云,命其在滇、黔黄泥河以东布置部队防堵,同时下令薛岳率吴奇伟、孙渡、周浑元等部尾追。当时滇军主力外调,昆明城防空虚,红军入滇后,一路凯歌,直逼距昆明不过60余里的崇明、寻甸附近。尾追而来的薛岳发电给龙云,大致说不知道红军的意图,故不敢轻易穷追,并称将率吴奇伟纵队等中央军主力开赴昆明。龙云一看这势头,就与几个月前开进贵阳时如出一辙,看来是要把自己变成第二个王家烈了。

  但龙云终究不是王家烈。首先,云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央,天高皇帝远,是最好的割据土壤。其次,龙云自1927 年取代唐继尧成为滇系首领后,独揽云南军政大权,并多次染指川黔,势力根深蒂固,不易撼动。第三,滇军从人数上看虽不及黔军多,但政令统一,不像黔军那样派系林立,并且自辛亥以来,就以骁勇善战著称。一言蔽之,老狐狸龙云不好对付。薛岳发去电报后,没多久便收到回话,龙云告诉他,昆明城小,装不下这么多部队,“薛君个人来,我当表示欢迎”,但各军师除采买人员,一律不能进入昆明。据说薛岳吃了闭门羹后曾气得破口大骂:“这个老狐狸,我们辛辛苦苦地在为他奔波卖命,他坐在城里充老子,指手画脚的,狗屁东西!”

  老谋深算的龙云也没有把事做得太绝。5 月5 日,薛岳抵达昆明时,龙云组织一大群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把欢迎仪式搞得非常隆重,给足了薛岳面子。之后的宴席上,又耐心地给薛岳解释不让部队进城的原因。据李以劻回忆,龙云“发动两广旅滇同乡欢宴薛岳,说明部队不能入城的原因也有三条:(1)怕误了追击日程;(2)防止红军冒充中央军混入崇明之事重演;(3)由于在曲靖、马龙附近被共军劫去地图事,对昆明虚实有所泄露,不能不有戒备。”这样一来,龙云既能名正言顺地阻止中央军进入昆明,又不至于得罪蒋介石的红人。至于薛岳,他对龙云的算盘也一清二楚,后来与李以劻等人聊起此事时,说“这三点都是次要的借词,实在的主因是怕中央夺他的地盘”。

  龙云婉拒中央军进昆明只是蒋龙博弈的一次具体表现。实际上,为了保住自己在云南的统治地位,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较量早在红军进入贵州时期就开始了。

  蒋龙博弈

  我们将时间推回1935 年初,在黔境的中央红军于1 月29 日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大有挥师入滇之势。起初不相信红军会来的龙云开始不安起来,于是召集身边将领及智囊开会商议对策。当时多数滇军将领都认为红军“已临末日”,在中央军的追剿和各省的防堵下,“断无幸存之理”。相反,他们更担心的是蒋介石以围追红军为掩护,企图染指云南。第3 纵队司令孙渡和滇军第2 旅旅长安恩溥都认为此次“追剿”红军实乃蒋介石“一箭双雕”之计,不仅要消灭红军,同时也要对地方实力派进行削藩。因此,他们建议与其让中央军进云南,倒不如滇军主动出兵贵州防堵红军。

  龙云仔细分析了局势后,决定采纳孙渡等人的建议,出兵贵州。其背后的含义正如李以劻所言:“这次出师虽是龙云帮助了蒋介石,但也是龙云想拒敌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统治,以免在红军入滇后,招致中央军前来的不良后果。”

  龙云一方面派滇军骁将孙渡率部入黔,另一方面则坐镇昆明发电遥控。4月初,贵阳戒严期间,孙渡所部的滇军作为最主要的“救驾”部队,从400多里外的黔西大定以急行军速度向贵阳开进。在这过程中,龙云担心滇军过于深入贵州后,导致红军窜入防务较为空虚的云南,在4月2日密电孙渡:“若匪窜过贵阳后,我军应即暂行告一段落,停止前进。……若委座有令,饬我军前进时,可将上述各种困难情形迳电婉呈。倘有滞碍,可惜后方推拖耳。”

  比较诡异的是,孙渡竟然没有收到这封密电,愣是用三昼夜赶到贵阳“保驾”(正常行军速度要一周)。而龙云那封让孙渡“暂行告一段落”的密电却被蒋介石的侦察电台意外侦知,他一见孙渡便问:“龙总司令有什么电报给你没有?”孙渡压根没见过密电,一问就懵了。蒋介石此时提问其实是试探孙渡是否有违背龙云的密电,以便实施拉拢,但见孙一脸迷茫,也就知道他的确不知情。之后,蒋对孙异常客气,表彰“该纵队乃革命军人的模范,动作迅达作战勇敢”,除了当面表彰外,还传令嘉奖,犒赏孙渡两万元,所部每旅长一万元。薛岳也表扬孙渡所带的部队是“勤王之师”。

  在拉拢孙渡的同时,蒋介石发电还以为是在给红军护航。时任滇军第五旅参谋长常绍群回忆说:“滇军从此以后,一切行动都受薛岳控制,孙渡唯命是从,使滇军在长寨、紫云、广顺地区打圈圈,不让滇军堵着红军的头。蒋介石想让红军进云南,以便他的势力有借口进入云南。”

  在蒋介石的最高指示下,战场上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场景。赤水河地区,红军与国民党部队甚至走在同一条路上,双方的战士们交织在一起,却并没有开火。据时任红三军团11 团政治部主任王平回忆:“(红军里)有的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在国民党军队中来回穿插,有些掉队伤员还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身为司号员的小红军赵国泰弄了一顶国民党军帽,时常到国军的炊事部门去打饭吃。这可以说是长征以来国共军队最为和谐的一幕。”

  蒋介石的中央军给红军“护航”,特别嘉奖龙云:“三纵之忠勇,乃贵总司令平时训练之功劳。”这表面虽是对龙云的嘉奖,但联系那封密电来看,很可能也有分化龙云与其麾下将领的用意。只是龙云驾驭人的手腕比王家烈高得多,尽管孙渡对蒋介石感恩戴德,但也不忍自己的老上司龙云落得如王家烈那般凄惨,所以没有急于站队。贵阳警报解除之际,红军继续和追剿的国民党军兜圈子,向西挺进,做出入滇之势。龙云急了,立即发出措辞严厉的电报电令滇军各部“不再前进”,并说“我军若再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即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须考虑,不能轻进也。切要!切属!”红军的西进路线令蒋介石很满意,想乘昆明空虚,重演薛岳中央军进入贵阳的一幕。更有趣的是,以“围剿”红军为己任的中央军此刻竟然不打不堵,红军走到哪,他们就指挥部队追到哪,但就是不堵截,不知道的龙云反倒喊打喊杀得厉害。4 月18 日,龙云电令省内外滇军:“不顾重大牺牲,努力杀敌,以收夹击之效。”同时,又密令孙渡,若红军入滇,“务望设法不分星夜超越于前,阻其深入,是为至要。”红军入滇之后,龙云还成立了一个“云南省戒严司令部”,宣布滇中、滇东北各县戒严,并命令各县长“固守县城,擅离职守者以军法论处”。据李以劻回忆:“红军在滇过境时沿途各县县长带领民团顽抗,被消灭的团丁达1000 余……宣威县长陈其栋因临阵脱逃及一个督战不力的参议被龙云枪决,一个通共绅士张秀升被龙云斩首。从地方团队来看,云南比贵州还顽固,甚至和正规军一样凶恶。这也证明龙云统治云南比王家烈统治贵州的政权巩固得多。蒋介石不敢乘红军入滇的时候向龙云开刀,这是原因之一。”

  红军在云南活动期间,滇军所带的云南地图被红军缴去,昆明城里的滇系大佬们一度以为红军将攻城而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方面,蒋介石用尽各种方法想引龙云上钩,例如告诉他第1、第2 纵队入滇后归龙云指挥,但龙每次都婉言拒绝,就是不上钩,即使是已到昆明附近的薛岳部,也被龙云以种种借口拒绝入城。但同时,他又以甜言蜜语安抚薛岳,并借着酒劲与薛岳写贴换贴,结为盟兄弟。可见,龙云在玩弄权术方面,的确不知道比王家烈高到哪里去了。

  1935 年5月9日,红军巧渡金沙江。两天以后,国民党方面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红军早已毁船封江,主力陆续离开云南,向四川挺进。云南王龙云总算松了口气。5月中旬,蒋介石亲赴昆明安抚龙云,但凡龙云要求蒋补发的各项费用,蒋都从宽批发,并口头上答应龙云,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统率两省军政,由龙云主持。蒋的这一系列做法不难理解,既然没能像扳倒王家烈那样拿下龙云,那就得拉拢安抚,避免他与桂系等老牌反蒋势力勾结。

  6月上旬,红军强渡大渡河,向大小金川前进,蒋介石也准备离开昆明。临行前,龙云以黄金制成一个大牌子送给蒋,上刊“蒋委员长莅滇纪念”字样,同时还分送了小号的牌子给蒋身边的侍从人员。到此,蒋龙斗法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六年后,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横扫东南亚,滇西也被战争笼罩。借着抗日之机,中央军又到云南来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密令第5军悍然发动“五华山事件”,一举剥夺了龙云的军政大权,结束了其在云南近20年的统治。

  刘湘“防蒋”甚于“防共”

  红军从湘江突围后,曾一度想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但进入黔北后才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根本不适合建立根据地。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中,红军领导层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调整了新的战略方针。会上,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提出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最后意见达成一致,认为“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遂决定由遵义地区北上,到川西北建立苏区。

  当时的四川又是什么情况呢?自辛亥以来,四川内战不断,军阀多如牛毛,诸如刘湘、刘文辉、熊克武、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唐式遵等大小军阀互相攻伐,争抢地盘已是家常便饭。到1932年之后,四川的军政大权基本被刘湘所掌握,而刘文辉则控制川康一带的地盘。红军对四川也很重视,早在1935 年以前,红四方面军就在川陕边区建立了根据地。

  在云贵川三省的军阀中,以刘湘势力最大。而且他与龙云一样,都是“防蒋”甚于“防共”。红军入川之时,刘湘曾召集幕僚商议,判断红军究竟只是过境,还是打算在四川落地生根。他对亲信幕僚说:“我的主意已打定。共匪西来的目的,究竟是图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图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共匪只是借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中央军入川,则我们同共匪作战的结果,幸而获胜,也是替老蒋创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刘湘最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中央军入川。”

  1934年11月12日,刘湘由重庆乘船到南京去见蒋介石,两人初次见面,刘湘装傻充愣,竟让蒋介石产生轻敌心理。但当杨永泰等人提出中央军派9个师入川“剿匪”的问题时,刘湘死活就是不同意。最后还是蒋介石做出让步,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将川军主力20万余人编为六路对红军进行围堵。中央军入川的计划是泡汤了,但蒋介石另有他法。川军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连连受挫,伤亡惨重,蒋介石则借机派参谋团入川。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任命贺国光为参谋团主任,并于次年1月29日抵达重庆。参谋团最重要的任务,即是实施蒋介石的图川计划。据晏道刚回忆,参谋团“一面担任策划,一面督战,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作军事报告,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以加强控制”。

  1935年初,川军郭其勋部曾与川黔边境的红军鏖战于土城,川军受到沉重打击,据郭其勋后来回忆,该役“全旅伤亡700 余人,孤军作战一天,逐次加入战斗,集中机炮火力猛扑,当时事态很危险,不是在前线督战,几乎垮下来,后来廖泽旅加入战斗后,才稳定战局”。然而红三、红五军团在这场战斗中也伤亡惨重,红三军团团长欧阳鑫、红一军团团政委赵云龙均力战殉职。

  经略西南,一失一得

  中央红军从川黔边境移师云南扎西时,刘湘心中暗喜,说:“朱、毛赤匪流窜滇黔,真乃我全川百姓之大幸。”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川北就传来了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的消息。还没等刘湘从这晴天霹雳的消息中反应过来,蒋介石的惩罚令就在第一时间下达了。

  原来在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后,蒋介石便对四川采取了渗透策略。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派贺国光率领参谋团入川监督。另一方面,又派复兴社的特工头目康泽出马,康泽手下数以千计的别动队成员渗透到川康各地组训民众,监视地方官吏。所以在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蒋介石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据晏道刚回忆,蒋“将放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的罪名加在川军第29 军田颂尧头上,将田撤职查办,杀鸡给猴看,使川军将领有所恐惧”。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实力空前壮大。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也对巴蜀之地垂涎三尺,跃跃欲试。此刻最紧张的就是刘湘,他表面上召集贺国光等人一起对红军兵力进行分析评估,而后迅速调兵在川各地进行部署。当时除中央军胡宗南部占据川西北的平武、松潘外,岷江沿岸各要点几乎均被川军所占。刘湘这一部署一方面固然给红军造成压力,但也不乏防范中央军势力的用意。7月上旬,蒋介石由重庆到成都后,薛岳所率的吴奇伟、周浑元两部及第二路军前敌总部直辖各师已抵达成都附近,“形成蒋嫡系控制了四川的局面”。此时的形势大利于蒋,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削掉了贵州的王家烈,拉拢了云南的龙云,控制黔、滇两省,气焰甚高。蒋一到成都,即接到贺国光的报告,说刘文辉部在大渡河、金汤、大金川屡战屡败。蒋马上电令刘文辉将其侄子刘元宗、同乡余松琳这两个心腹旅长押解参谋团法办。晏道刚认为,这是蒋介石“给刘文辉打击,使川军头目不敢不卖力气”。

  经略四川被蒋介石视为重中之重,计划在蜀期间完成“统一川军,困死共军”的计划。前方在8、9 月间就已布置就绪,紧接着,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举办了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该军训团的训练对象为川、黔、滇三省军队连级以上的各级部队长和幕僚长,其中以川军军官为主。团长由蒋介石亲任,副团长为刘湘,教育长陈诚,总教官周亚卫,团附薛岳、刘文辉、邓锡侯。受训军官约2000 人以上,排、班的编成,是将各军、师的建制打乱后混合编配。在这个军训团中,还布置了不少蒋介石的眼线,例如第一营营附胡靖安、第十二连连长萧致平、第五连的排长熊克西等都充当着“秘密警察”的角色,为蒋介石刺探、监视、搜集材料。不难看出,该军训团实际上是国民政府中央为了拉拢地方实力派,在地方培养自己的嫡系而举办的。

  峨眉山训练团共办了两期,每期时间均为3个星期。第一期从8月4日至8月25日,第二期从9月1日至9月21日。就在军训团结束一个月后,1935年10月19 日,中央红军冲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1年、纵横11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四川“困死共军”的计划落空了,蒋介石叹息:“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从1934年底红军向西转移起,蒋介石便精心策划了“一箭双雕”的西南攻略,即在西南地区消灭红军的同时又削平地方军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让蒋介石失去一“雕”。但在这一年中,他兵不血刃将贵州彻底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以绥靖手段拉拢龙云,防止其与李、白窜通反蒋,又将自己的亲信势力渗透四川。剩下这一“雕”算是基本到手。1936年6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的谈话中说:“当战争(抗日)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地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抗战爆发后,一切正如蒋介石所预料,东部经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激烈抵抗后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西南作为持久抗战的大后方,坚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这不得不说是1935年经略西南的计划收到了成效。但有一点可能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当大战来临之时,他曾一心想“围剿”的红军彼时已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他的中央军一同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携手抵御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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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谋略:拉拢滇军,渗透巴蜀,一箭双雕平西南

2016年10月17日 09:25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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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标题《拉拢滇军,渗透巴蜀:蒋介石“一箭双雕”的西南攻略》,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右)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会面

  1935年5月,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蒋介石赶下台后,黔军中随即出现反弹:以犹禹九为首的一批旧军官一度在黔北组织所谓“新25军”,并提出“雪亡省之耻”“黔人治黔”的口号,进行所谓的“复兴运动”,然而在贵州已中央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复兴”只是徒劳。但同一时期邻省出现的“川人治川”“滇人治滇”就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了。

  老狐狸龙云婉拒中央军

  当蒋介石扳倒王家烈之时,中央红军的主力急速向云南挺进,蒋介石从贵阳急电龙云,命其在滇、黔黄泥河以东布置部队防堵,同时下令薛岳率吴奇伟、孙渡、周浑元等部尾追。当时滇军主力外调,昆明城防空虚,红军入滇后,一路凯歌,直逼距昆明不过60余里的崇明、寻甸附近。尾追而来的薛岳发电给龙云,大致说不知道红军的意图,故不敢轻易穷追,并称将率吴奇伟纵队等中央军主力开赴昆明。龙云一看这势头,就与几个月前开进贵阳时如出一辙,看来是要把自己变成第二个王家烈了。

  但龙云终究不是王家烈。首先,云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央,天高皇帝远,是最好的割据土壤。其次,龙云自1927 年取代唐继尧成为滇系首领后,独揽云南军政大权,并多次染指川黔,势力根深蒂固,不易撼动。第三,滇军从人数上看虽不及黔军多,但政令统一,不像黔军那样派系林立,并且自辛亥以来,就以骁勇善战著称。一言蔽之,老狐狸龙云不好对付。薛岳发去电报后,没多久便收到回话,龙云告诉他,昆明城小,装不下这么多部队,“薛君个人来,我当表示欢迎”,但各军师除采买人员,一律不能进入昆明。据说薛岳吃了闭门羹后曾气得破口大骂:“这个老狐狸,我们辛辛苦苦地在为他奔波卖命,他坐在城里充老子,指手画脚的,狗屁东西!”

  老谋深算的龙云也没有把事做得太绝。5 月5 日,薛岳抵达昆明时,龙云组织一大群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把欢迎仪式搞得非常隆重,给足了薛岳面子。之后的宴席上,又耐心地给薛岳解释不让部队进城的原因。据李以劻回忆,龙云“发动两广旅滇同乡欢宴薛岳,说明部队不能入城的原因也有三条:(1)怕误了追击日程;(2)防止红军冒充中央军混入崇明之事重演;(3)由于在曲靖、马龙附近被共军劫去地图事,对昆明虚实有所泄露,不能不有戒备。”这样一来,龙云既能名正言顺地阻止中央军进入昆明,又不至于得罪蒋介石的红人。至于薛岳,他对龙云的算盘也一清二楚,后来与李以劻等人聊起此事时,说“这三点都是次要的借词,实在的主因是怕中央夺他的地盘”。

  龙云婉拒中央军进昆明只是蒋龙博弈的一次具体表现。实际上,为了保住自己在云南的统治地位,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较量早在红军进入贵州时期就开始了。

  蒋龙博弈

  我们将时间推回1935 年初,在黔境的中央红军于1 月29 日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大有挥师入滇之势。起初不相信红军会来的龙云开始不安起来,于是召集身边将领及智囊开会商议对策。当时多数滇军将领都认为红军“已临末日”,在中央军的追剿和各省的防堵下,“断无幸存之理”。相反,他们更担心的是蒋介石以围追红军为掩护,企图染指云南。第3 纵队司令孙渡和滇军第2 旅旅长安恩溥都认为此次“追剿”红军实乃蒋介石“一箭双雕”之计,不仅要消灭红军,同时也要对地方实力派进行削藩。因此,他们建议与其让中央军进云南,倒不如滇军主动出兵贵州防堵红军。

  龙云仔细分析了局势后,决定采纳孙渡等人的建议,出兵贵州。其背后的含义正如李以劻所言:“这次出师虽是龙云帮助了蒋介石,但也是龙云想拒敌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统治,以免在红军入滇后,招致中央军前来的不良后果。”

  龙云一方面派滇军骁将孙渡率部入黔,另一方面则坐镇昆明发电遥控。4月初,贵阳戒严期间,孙渡所部的滇军作为最主要的“救驾”部队,从400多里外的黔西大定以急行军速度向贵阳开进。在这过程中,龙云担心滇军过于深入贵州后,导致红军窜入防务较为空虚的云南,在4月2日密电孙渡:“若匪窜过贵阳后,我军应即暂行告一段落,停止前进。……若委座有令,饬我军前进时,可将上述各种困难情形迳电婉呈。倘有滞碍,可惜后方推拖耳。”

  比较诡异的是,孙渡竟然没有收到这封密电,愣是用三昼夜赶到贵阳“保驾”(正常行军速度要一周)。而龙云那封让孙渡“暂行告一段落”的密电却被蒋介石的侦察电台意外侦知,他一见孙渡便问:“龙总司令有什么电报给你没有?”孙渡压根没见过密电,一问就懵了。蒋介石此时提问其实是试探孙渡是否有违背龙云的密电,以便实施拉拢,但见孙一脸迷茫,也就知道他的确不知情。之后,蒋对孙异常客气,表彰“该纵队乃革命军人的模范,动作迅达作战勇敢”,除了当面表彰外,还传令嘉奖,犒赏孙渡两万元,所部每旅长一万元。薛岳也表扬孙渡所带的部队是“勤王之师”。

  在拉拢孙渡的同时,蒋介石发电还以为是在给红军护航。时任滇军第五旅参谋长常绍群回忆说:“滇军从此以后,一切行动都受薛岳控制,孙渡唯命是从,使滇军在长寨、紫云、广顺地区打圈圈,不让滇军堵着红军的头。蒋介石想让红军进云南,以便他的势力有借口进入云南。”

  在蒋介石的最高指示下,战场上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场景。赤水河地区,红军与国民党部队甚至走在同一条路上,双方的战士们交织在一起,却并没有开火。据时任红三军团11 团政治部主任王平回忆:“(红军里)有的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在国民党军队中来回穿插,有些掉队伤员还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身为司号员的小红军赵国泰弄了一顶国民党军帽,时常到国军的炊事部门去打饭吃。这可以说是长征以来国共军队最为和谐的一幕。”

  蒋介石的中央军给红军“护航”,特别嘉奖龙云:“三纵之忠勇,乃贵总司令平时训练之功劳。”这表面虽是对龙云的嘉奖,但联系那封密电来看,很可能也有分化龙云与其麾下将领的用意。只是龙云驾驭人的手腕比王家烈高得多,尽管孙渡对蒋介石感恩戴德,但也不忍自己的老上司龙云落得如王家烈那般凄惨,所以没有急于站队。贵阳警报解除之际,红军继续和追剿的国民党军兜圈子,向西挺进,做出入滇之势。龙云急了,立即发出措辞严厉的电报电令滇军各部“不再前进”,并说“我军若再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即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须考虑,不能轻进也。切要!切属!”红军的西进路线令蒋介石很满意,想乘昆明空虚,重演薛岳中央军进入贵阳的一幕。更有趣的是,以“围剿”红军为己任的中央军此刻竟然不打不堵,红军走到哪,他们就指挥部队追到哪,但就是不堵截,不知道的龙云反倒喊打喊杀得厉害。4 月18 日,龙云电令省内外滇军:“不顾重大牺牲,努力杀敌,以收夹击之效。”同时,又密令孙渡,若红军入滇,“务望设法不分星夜超越于前,阻其深入,是为至要。”红军入滇之后,龙云还成立了一个“云南省戒严司令部”,宣布滇中、滇东北各县戒严,并命令各县长“固守县城,擅离职守者以军法论处”。据李以劻回忆:“红军在滇过境时沿途各县县长带领民团顽抗,被消灭的团丁达1000 余……宣威县长陈其栋因临阵脱逃及一个督战不力的参议被龙云枪决,一个通共绅士张秀升被龙云斩首。从地方团队来看,云南比贵州还顽固,甚至和正规军一样凶恶。这也证明龙云统治云南比王家烈统治贵州的政权巩固得多。蒋介石不敢乘红军入滇的时候向龙云开刀,这是原因之一。”

  红军在云南活动期间,滇军所带的云南地图被红军缴去,昆明城里的滇系大佬们一度以为红军将攻城而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方面,蒋介石用尽各种方法想引龙云上钩,例如告诉他第1、第2 纵队入滇后归龙云指挥,但龙每次都婉言拒绝,就是不上钩,即使是已到昆明附近的薛岳部,也被龙云以种种借口拒绝入城。但同时,他又以甜言蜜语安抚薛岳,并借着酒劲与薛岳写贴换贴,结为盟兄弟。可见,龙云在玩弄权术方面,的确不知道比王家烈高到哪里去了。

  1935 年5月9日,红军巧渡金沙江。两天以后,国民党方面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红军早已毁船封江,主力陆续离开云南,向四川挺进。云南王龙云总算松了口气。5月中旬,蒋介石亲赴昆明安抚龙云,但凡龙云要求蒋补发的各项费用,蒋都从宽批发,并口头上答应龙云,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统率两省军政,由龙云主持。蒋的这一系列做法不难理解,既然没能像扳倒王家烈那样拿下龙云,那就得拉拢安抚,避免他与桂系等老牌反蒋势力勾结。

  6月上旬,红军强渡大渡河,向大小金川前进,蒋介石也准备离开昆明。临行前,龙云以黄金制成一个大牌子送给蒋,上刊“蒋委员长莅滇纪念”字样,同时还分送了小号的牌子给蒋身边的侍从人员。到此,蒋龙斗法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六年后,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横扫东南亚,滇西也被战争笼罩。借着抗日之机,中央军又到云南来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密令第5军悍然发动“五华山事件”,一举剥夺了龙云的军政大权,结束了其在云南近20年的统治。

  刘湘“防蒋”甚于“防共”

  红军从湘江突围后,曾一度想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但进入黔北后才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根本不适合建立根据地。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中,红军领导层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调整了新的战略方针。会上,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提出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最后意见达成一致,认为“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遂决定由遵义地区北上,到川西北建立苏区。

  当时的四川又是什么情况呢?自辛亥以来,四川内战不断,军阀多如牛毛,诸如刘湘、刘文辉、熊克武、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唐式遵等大小军阀互相攻伐,争抢地盘已是家常便饭。到1932年之后,四川的军政大权基本被刘湘所掌握,而刘文辉则控制川康一带的地盘。红军对四川也很重视,早在1935 年以前,红四方面军就在川陕边区建立了根据地。

  在云贵川三省的军阀中,以刘湘势力最大。而且他与龙云一样,都是“防蒋”甚于“防共”。红军入川之时,刘湘曾召集幕僚商议,判断红军究竟只是过境,还是打算在四川落地生根。他对亲信幕僚说:“我的主意已打定。共匪西来的目的,究竟是图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图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共匪只是借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中央军入川,则我们同共匪作战的结果,幸而获胜,也是替老蒋创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刘湘最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中央军入川。”

  1934年11月12日,刘湘由重庆乘船到南京去见蒋介石,两人初次见面,刘湘装傻充愣,竟让蒋介石产生轻敌心理。但当杨永泰等人提出中央军派9个师入川“剿匪”的问题时,刘湘死活就是不同意。最后还是蒋介石做出让步,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将川军主力20万余人编为六路对红军进行围堵。中央军入川的计划是泡汤了,但蒋介石另有他法。川军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连连受挫,伤亡惨重,蒋介石则借机派参谋团入川。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任命贺国光为参谋团主任,并于次年1月29日抵达重庆。参谋团最重要的任务,即是实施蒋介石的图川计划。据晏道刚回忆,参谋团“一面担任策划,一面督战,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作军事报告,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以加强控制”。

  1935年初,川军郭其勋部曾与川黔边境的红军鏖战于土城,川军受到沉重打击,据郭其勋后来回忆,该役“全旅伤亡700 余人,孤军作战一天,逐次加入战斗,集中机炮火力猛扑,当时事态很危险,不是在前线督战,几乎垮下来,后来廖泽旅加入战斗后,才稳定战局”。然而红三、红五军团在这场战斗中也伤亡惨重,红三军团团长欧阳鑫、红一军团团政委赵云龙均力战殉职。

  经略西南,一失一得

  中央红军从川黔边境移师云南扎西时,刘湘心中暗喜,说:“朱、毛赤匪流窜滇黔,真乃我全川百姓之大幸。”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川北就传来了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的消息。还没等刘湘从这晴天霹雳的消息中反应过来,蒋介石的惩罚令就在第一时间下达了。

  原来在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后,蒋介石便对四川采取了渗透策略。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派贺国光率领参谋团入川监督。另一方面,又派复兴社的特工头目康泽出马,康泽手下数以千计的别动队成员渗透到川康各地组训民众,监视地方官吏。所以在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蒋介石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据晏道刚回忆,蒋“将放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的罪名加在川军第29 军田颂尧头上,将田撤职查办,杀鸡给猴看,使川军将领有所恐惧”。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实力空前壮大。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也对巴蜀之地垂涎三尺,跃跃欲试。此刻最紧张的就是刘湘,他表面上召集贺国光等人一起对红军兵力进行分析评估,而后迅速调兵在川各地进行部署。当时除中央军胡宗南部占据川西北的平武、松潘外,岷江沿岸各要点几乎均被川军所占。刘湘这一部署一方面固然给红军造成压力,但也不乏防范中央军势力的用意。7月上旬,蒋介石由重庆到成都后,薛岳所率的吴奇伟、周浑元两部及第二路军前敌总部直辖各师已抵达成都附近,“形成蒋嫡系控制了四川的局面”。此时的形势大利于蒋,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削掉了贵州的王家烈,拉拢了云南的龙云,控制黔、滇两省,气焰甚高。蒋一到成都,即接到贺国光的报告,说刘文辉部在大渡河、金汤、大金川屡战屡败。蒋马上电令刘文辉将其侄子刘元宗、同乡余松琳这两个心腹旅长押解参谋团法办。晏道刚认为,这是蒋介石“给刘文辉打击,使川军头目不敢不卖力气”。

  经略四川被蒋介石视为重中之重,计划在蜀期间完成“统一川军,困死共军”的计划。前方在8、9 月间就已布置就绪,紧接着,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举办了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该军训团的训练对象为川、黔、滇三省军队连级以上的各级部队长和幕僚长,其中以川军军官为主。团长由蒋介石亲任,副团长为刘湘,教育长陈诚,总教官周亚卫,团附薛岳、刘文辉、邓锡侯。受训军官约2000 人以上,排、班的编成,是将各军、师的建制打乱后混合编配。在这个军训团中,还布置了不少蒋介石的眼线,例如第一营营附胡靖安、第十二连连长萧致平、第五连的排长熊克西等都充当着“秘密警察”的角色,为蒋介石刺探、监视、搜集材料。不难看出,该军训团实际上是国民政府中央为了拉拢地方实力派,在地方培养自己的嫡系而举办的。

  峨眉山训练团共办了两期,每期时间均为3个星期。第一期从8月4日至8月25日,第二期从9月1日至9月21日。就在军训团结束一个月后,1935年10月19 日,中央红军冲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1年、纵横11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四川“困死共军”的计划落空了,蒋介石叹息:“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从1934年底红军向西转移起,蒋介石便精心策划了“一箭双雕”的西南攻略,即在西南地区消灭红军的同时又削平地方军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让蒋介石失去一“雕”。但在这一年中,他兵不血刃将贵州彻底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以绥靖手段拉拢龙云,防止其与李、白窜通反蒋,又将自己的亲信势力渗透四川。剩下这一“雕”算是基本到手。1936年6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的谈话中说:“当战争(抗日)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地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抗战爆发后,一切正如蒋介石所预料,东部经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激烈抵抗后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西南作为持久抗战的大后方,坚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这不得不说是1935年经略西南的计划收到了成效。但有一点可能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当大战来临之时,他曾一心想“围剿”的红军彼时已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他的中央军一同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携手抵御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