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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岁女红军王定国:百年红梅

2016-9-27 09:09:34

来源:新华社 作者:李宣良、李清华、琚振华、樊永强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104岁女红军王定国:百年红梅

  提笔,蘸墨,俯身。她深吸一口气,挥动手臂一气呵成,四个大字跃然纸上——“长征万岁”。

  若不是亲眼所见,记者很难相信,这样遒劲有力的书法出自104岁老红军王定国之手。

  她,15岁被卖作童养媳,20岁加入红军并入党,22岁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24岁被敌人关押,25岁与“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结为革命伴侣……她,离休40年脚步不停,70多岁推动长城保护,80多岁挽救失足少年,99岁还参与植树造林。

  是什么样的信念,让这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子迸发出如此强大的生命能量?

  家人拿出王定国的书法新作——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这是老太太最喜欢的诗词,写了不知多少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一心向阳、傲风斗雪的红梅,不正是王定国百年人生的写照么?

  寒冬凝香,巴中红梅初绽放

  1913年2月,巴中红梅开得正香。一个名叫王乙香的女婴,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呱呱坠地。

  孩子的出生,给这个战乱中的家庭带来的并不是欢乐。“亲眼看着未满周岁的妹妹活活饿死,三岁半的二弟卖给别人换来安葬父亲的四块棺材木和两升麻豌豆,7岁开始帮别人通宵推磨只为糊口,15岁被卖做童养媳受尽凌辱……”谈起母亲幼时的经历,74岁的大儿子谢飘眼眶湿润,“人生的寒冬,磨砺出母亲顽强的生命力。”

  嫁人、生子,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山里女孩的命运,但共产党带来“没有压迫、男女平等”的“新世界”让王乙香激动不已,她给自己改名王定国,用行动对命运说“不”!

  改名后的王定国立即做了两件事——剪辫子、放小脚。尚不识字的她用朴实的话说:“脚小了,走不动;辫子被拽着,跑不了!”

  这是一种怎样的决绝!像王定国这样剪了辫子、放了小脚的女人,在统治着营山的军阀眼里,几乎与“共产党员”划了等号,随时有生命危险。

  这是怎样的一种示范!当焕然一新的王定国四处宣传“投身革命、男女平等”时,近百名妇女纷纷响应并加入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王定国在红九军攻占营山后立即参加了红军,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个月后,她和16名女同志被选派到位于巴中的川陕省苏维埃学校学习。

  学校有一门考试要求学员能读、能记、能讲,并在全体学员面前公开演讲。文化基础薄弱的王定国,每天熄灯后点煤油灯“开小灶”,常常是脸被熏黑了还浑然不知。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她在毕业考试中声情并茂地宣讲土地法,获得了台下最热烈的掌声,并取得全校第二名的成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苦难的王定国投身革命后,先后担任营山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县妇女部部长、妇女独立营营长等职。

  战风斗雪,长征路上花影笑

  “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80多年过去,长征中的一幕幕还时常浮现在王定国的眼前,“好像自己又要从原地出发,再尝一遍人生的苦尽甘来。”

  1935年3月29日,嘉陵江。呼啸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的夜空,机枪的火舌从对岸的角落里“哒哒哒”地吐个不停……

  王定国躬身猫在被称为“毛蚌壳”的小船里,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已经打响。江面在摇晃,小船在沉没,战士在呐喊,大地像地震一样在抖动。左边是剧烈的爆炸,右边是横飞的子弹,头顶则是爆炸掀起的浪花,一波接一波倾泻而下……

  王定国看见一名年轻女红军的肚子被弹片划开,虽然肠子都掉了出来,但这名英勇的战士用手将肠子塞回腹部,裹紧衣服勒紧腰带继续划船,直到送战友冲上阵地,才倒进江中。

  “她名叫石磨玉,牺牲时只有19岁。”王定国说,“她有石头的坚韧,更有玉的纯粹!正是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好战士,我们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转危为安。”

  强渡嘉陵江,意味着红四方面军正式挥师西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王定国的长征,是“唱着歌”走完的。

  长征开始时,王定国已加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文工团,为战士们演出鼓舞士气。行军时,她要在队伍前面赶路,休息时还得回头从队前一直演到队尾。有时候演出没有化妆道具,她就用墨汁画眉,用红纸当口红……

  1936年1月,王定国和战友翻过夹金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野兽成群,人迹罕至。三十七团的战士听说她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她们做了当时最珍贵的白米饭。演出时,虽然风像刀子般刮在脸上,但她们一上场就忘却了一切,用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战士们的心弦。

  过草地时,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成了红军战士的“粮食”。如何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她们编了一首打油诗并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乐观的歌声,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

  王定国的长征,是“咬着牙”走完的。

  征途上,红军官兵经常在数天未进一粒粮食的情况下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残酷的战斗,平均每300米就倒下一名勇士。

  1936年2月,王定国跟随部队翻越横亘在丹巴、道孚之间的党岭山。党岭山为折多山主峰,海拔5000米左右,上山下山约100公里。当时处于最寒冷的季节,风雪无情地向着饥饿、寒冷和疲乏的红军队伍扑来。

  到山顶时虽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天空像傍晚一样昏暗。女战士们无法前行,便用棉被紧裹,抱团取暖。

  暴风雪过后,王定国发现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只脚早已冻僵。当时瘦到只有50多斤的她赶紧用手搓脚,一不小心就把一根冻僵的脚趾碰断了。

  采访中,王定国谈起这件事,笑着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既没流血也不疼,主要是不影响赶路……”

  暖阳透过窗户,洒在王定国印有红梅图案的衣服上。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铺上了一层穿越时空的红光。

  家风传承,留得清气满乾坤

  81年前的王定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竟会成就她一生的幸福。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一位留八字胡的老同志操着湖南口音笑着对她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两件衣服合起来,中间装上羊毛,我要穿它过雪山。”

  王定国爽快答应。第二天便将缝好的衣服送了回去。老同志看着衣服连连赞叹,告别时还特地嘱咐她多准备些辣椒,“爬雪山可嚼辣椒御寒”。

  当时的王定国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被同志们尊称为“苏区五老”之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

  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敌人监狱中逃出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谢觉哉不期而遇。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经历,打破了年龄的隔阂。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待群众,谢老却充满热情。他曾经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来法院打官司的,只要点我的名,我就应该见,因为他信任我才会点我,不见不合适。”

  谢老对家人的严苛、对群众的热情,深深影响着王定国。采访中,王定国家先后来了三拨十多人。“这还算少的,多的时候一天来几十人。”在王定国身边工作多年的杨琼仙说,“家里谁都可以来,老太太也常说,人家来找是信任,不见不合适!”

  为更好地倾听大家的意见,王定国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挨个屋子问情况,高效又不会遗漏。

  王定国的“热心肠”对大儿子谢飘来说,曾经有些难以理解:母亲虽然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懂母亲。”谢飘说,“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略显老旧的家中,挂着很多王定国的书画作品,其中尤以梅花为多。看着一朵朵、一簇簇昂首怒放的梅花,记者仿佛闻到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谢家子女中虽没有当大官做大买卖的,但都在各自岗位上干得出类拔萃。长女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二儿子谢飞是著名导演,拍摄了《香魂女》《本名年》《我们的田野》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他几个孩子也都是普通而优秀的工作人员。

  “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谢飞说。

  不忘初心,一片丹心向阳开

  每个月,王定国小儿子谢亚旭总会乘地铁来到国管局老干部局和平里工作处,将母亲的党费交到第二党支部,十多年来风雨无阻。谢亚旭说,除了战争特殊时期外,母亲从未中断过交党费。90岁之前都是母亲自己去交,后来确因行动不便,才申请由他代交。

  “革命年代我们经常费尽艰辛去交党费,因为它是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王定国对谢亚旭说,“如今交党费变得简单,更要坚持好,因为这是对党信仰的体现。”

  满头银发的王定国坐在明亮的客厅里,安静的眼神就像雪山深处的溪水,冷静、清亮而悠长。

  上世纪80年代,不少长城周边的居民拆长城砖盖房子、围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是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

  本可在家安享离休生活的王定国,自费找砖窑烧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之后,她推动成立中国长城学会,组织群众性长城越野赛,拍摄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

  上世纪90年代,看到很多地方荒漠化、沙漠化十分严重,王定国坐不住了。她四处奔走,连续组织召开两届沙棘防沙固沙国际研讨会,积极推广沙棘防沙固沙技术,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她“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

  88岁推动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91岁重走长征路、94岁考察黄河生态、99岁还在植树造林……如今,虽然行动有所不便,但只要是有关长征的纪念活动发出邀请,王定国必定参加。“人家请的是老红军,不是我个人。只要是宣传红军,宣传长征,我必须去!”

  几十年来,王定国最喜欢穿灰军装,最喜欢戴八角帽,最喜欢写“长征万岁”,最喜欢画家乡红梅。

  王定国画梅,枝干是撒上墨吹出来的,花瓣才是画上去的。一吹一画,别有风韵。看她作画,笔尖过处,朵朵红梅栩栩如生,鲜红艳丽,如火似霞。细看这些红梅,虽大小形态各异,但都朝着一个方向,那是太阳的方向。

  一片丹心向阳开。这就是王定国,用尽一生,忘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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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岁女红军王定国:百年红梅

2016年9月27日 09:09 来源:新华社

原标题:104岁女红军王定国:百年红梅

  提笔,蘸墨,俯身。她深吸一口气,挥动手臂一气呵成,四个大字跃然纸上——“长征万岁”。

  若不是亲眼所见,记者很难相信,这样遒劲有力的书法出自104岁老红军王定国之手。

  她,15岁被卖作童养媳,20岁加入红军并入党,22岁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24岁被敌人关押,25岁与“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结为革命伴侣……她,离休40年脚步不停,70多岁推动长城保护,80多岁挽救失足少年,99岁还参与植树造林。

  是什么样的信念,让这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子迸发出如此强大的生命能量?

  家人拿出王定国的书法新作——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这是老太太最喜欢的诗词,写了不知多少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一心向阳、傲风斗雪的红梅,不正是王定国百年人生的写照么?

  寒冬凝香,巴中红梅初绽放

  1913年2月,巴中红梅开得正香。一个名叫王乙香的女婴,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呱呱坠地。

  孩子的出生,给这个战乱中的家庭带来的并不是欢乐。“亲眼看着未满周岁的妹妹活活饿死,三岁半的二弟卖给别人换来安葬父亲的四块棺材木和两升麻豌豆,7岁开始帮别人通宵推磨只为糊口,15岁被卖做童养媳受尽凌辱……”谈起母亲幼时的经历,74岁的大儿子谢飘眼眶湿润,“人生的寒冬,磨砺出母亲顽强的生命力。”

  嫁人、生子,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山里女孩的命运,但共产党带来“没有压迫、男女平等”的“新世界”让王乙香激动不已,她给自己改名王定国,用行动对命运说“不”!

  改名后的王定国立即做了两件事——剪辫子、放小脚。尚不识字的她用朴实的话说:“脚小了,走不动;辫子被拽着,跑不了!”

  这是一种怎样的决绝!像王定国这样剪了辫子、放了小脚的女人,在统治着营山的军阀眼里,几乎与“共产党员”划了等号,随时有生命危险。

  这是怎样的一种示范!当焕然一新的王定国四处宣传“投身革命、男女平等”时,近百名妇女纷纷响应并加入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王定国在红九军攻占营山后立即参加了红军,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个月后,她和16名女同志被选派到位于巴中的川陕省苏维埃学校学习。

  学校有一门考试要求学员能读、能记、能讲,并在全体学员面前公开演讲。文化基础薄弱的王定国,每天熄灯后点煤油灯“开小灶”,常常是脸被熏黑了还浑然不知。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她在毕业考试中声情并茂地宣讲土地法,获得了台下最热烈的掌声,并取得全校第二名的成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苦难的王定国投身革命后,先后担任营山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县妇女部部长、妇女独立营营长等职。

  战风斗雪,长征路上花影笑

  “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80多年过去,长征中的一幕幕还时常浮现在王定国的眼前,“好像自己又要从原地出发,再尝一遍人生的苦尽甘来。”

  1935年3月29日,嘉陵江。呼啸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的夜空,机枪的火舌从对岸的角落里“哒哒哒”地吐个不停……

  王定国躬身猫在被称为“毛蚌壳”的小船里,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已经打响。江面在摇晃,小船在沉没,战士在呐喊,大地像地震一样在抖动。左边是剧烈的爆炸,右边是横飞的子弹,头顶则是爆炸掀起的浪花,一波接一波倾泻而下……

  王定国看见一名年轻女红军的肚子被弹片划开,虽然肠子都掉了出来,但这名英勇的战士用手将肠子塞回腹部,裹紧衣服勒紧腰带继续划船,直到送战友冲上阵地,才倒进江中。

  “她名叫石磨玉,牺牲时只有19岁。”王定国说,“她有石头的坚韧,更有玉的纯粹!正是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好战士,我们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转危为安。”

  强渡嘉陵江,意味着红四方面军正式挥师西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王定国的长征,是“唱着歌”走完的。

  长征开始时,王定国已加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文工团,为战士们演出鼓舞士气。行军时,她要在队伍前面赶路,休息时还得回头从队前一直演到队尾。有时候演出没有化妆道具,她就用墨汁画眉,用红纸当口红……

  1936年1月,王定国和战友翻过夹金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野兽成群,人迹罕至。三十七团的战士听说她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她们做了当时最珍贵的白米饭。演出时,虽然风像刀子般刮在脸上,但她们一上场就忘却了一切,用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战士们的心弦。

  过草地时,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成了红军战士的“粮食”。如何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她们编了一首打油诗并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乐观的歌声,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

  王定国的长征,是“咬着牙”走完的。

  征途上,红军官兵经常在数天未进一粒粮食的情况下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残酷的战斗,平均每300米就倒下一名勇士。

  1936年2月,王定国跟随部队翻越横亘在丹巴、道孚之间的党岭山。党岭山为折多山主峰,海拔5000米左右,上山下山约100公里。当时处于最寒冷的季节,风雪无情地向着饥饿、寒冷和疲乏的红军队伍扑来。

  到山顶时虽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天空像傍晚一样昏暗。女战士们无法前行,便用棉被紧裹,抱团取暖。

  暴风雪过后,王定国发现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只脚早已冻僵。当时瘦到只有50多斤的她赶紧用手搓脚,一不小心就把一根冻僵的脚趾碰断了。

  采访中,王定国谈起这件事,笑着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既没流血也不疼,主要是不影响赶路……”

  暖阳透过窗户,洒在王定国印有红梅图案的衣服上。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铺上了一层穿越时空的红光。

  家风传承,留得清气满乾坤

  81年前的王定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竟会成就她一生的幸福。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一位留八字胡的老同志操着湖南口音笑着对她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两件衣服合起来,中间装上羊毛,我要穿它过雪山。”

  王定国爽快答应。第二天便将缝好的衣服送了回去。老同志看着衣服连连赞叹,告别时还特地嘱咐她多准备些辣椒,“爬雪山可嚼辣椒御寒”。

  当时的王定国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被同志们尊称为“苏区五老”之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

  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敌人监狱中逃出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谢觉哉不期而遇。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经历,打破了年龄的隔阂。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待群众,谢老却充满热情。他曾经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来法院打官司的,只要点我的名,我就应该见,因为他信任我才会点我,不见不合适。”

  谢老对家人的严苛、对群众的热情,深深影响着王定国。采访中,王定国家先后来了三拨十多人。“这还算少的,多的时候一天来几十人。”在王定国身边工作多年的杨琼仙说,“家里谁都可以来,老太太也常说,人家来找是信任,不见不合适!”

  为更好地倾听大家的意见,王定国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挨个屋子问情况,高效又不会遗漏。

  王定国的“热心肠”对大儿子谢飘来说,曾经有些难以理解:母亲虽然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懂母亲。”谢飘说,“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略显老旧的家中,挂着很多王定国的书画作品,其中尤以梅花为多。看着一朵朵、一簇簇昂首怒放的梅花,记者仿佛闻到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谢家子女中虽没有当大官做大买卖的,但都在各自岗位上干得出类拔萃。长女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二儿子谢飞是著名导演,拍摄了《香魂女》《本名年》《我们的田野》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他几个孩子也都是普通而优秀的工作人员。

  “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谢飞说。

  不忘初心,一片丹心向阳开

  每个月,王定国小儿子谢亚旭总会乘地铁来到国管局老干部局和平里工作处,将母亲的党费交到第二党支部,十多年来风雨无阻。谢亚旭说,除了战争特殊时期外,母亲从未中断过交党费。90岁之前都是母亲自己去交,后来确因行动不便,才申请由他代交。

  “革命年代我们经常费尽艰辛去交党费,因为它是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王定国对谢亚旭说,“如今交党费变得简单,更要坚持好,因为这是对党信仰的体现。”

  满头银发的王定国坐在明亮的客厅里,安静的眼神就像雪山深处的溪水,冷静、清亮而悠长。

  上世纪80年代,不少长城周边的居民拆长城砖盖房子、围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是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

  本可在家安享离休生活的王定国,自费找砖窑烧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之后,她推动成立中国长城学会,组织群众性长城越野赛,拍摄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

  上世纪90年代,看到很多地方荒漠化、沙漠化十分严重,王定国坐不住了。她四处奔走,连续组织召开两届沙棘防沙固沙国际研讨会,积极推广沙棘防沙固沙技术,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她“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

  88岁推动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91岁重走长征路、94岁考察黄河生态、99岁还在植树造林……如今,虽然行动有所不便,但只要是有关长征的纪念活动发出邀请,王定国必定参加。“人家请的是老红军,不是我个人。只要是宣传红军,宣传长征,我必须去!”

  几十年来,王定国最喜欢穿灰军装,最喜欢戴八角帽,最喜欢写“长征万岁”,最喜欢画家乡红梅。

  王定国画梅,枝干是撒上墨吹出来的,花瓣才是画上去的。一吹一画,别有风韵。看她作画,笔尖过处,朵朵红梅栩栩如生,鲜红艳丽,如火似霞。细看这些红梅,虽大小形态各异,但都朝着一个方向,那是太阳的方向。

  一片丹心向阳开。这就是王定国,用尽一生,忘情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