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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汪精卫“病逝”内幕 因一个女人被戴笠下毒

2015-9-6 08:33:56

来源:环球网 作者:霍实子 选稿:成昭远

  汪精卫乃一代奸雄,对于他的死因,“正史”说他病死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实质上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由于密电被破译,让蒋介石知道他保卫力量薄弱,乘虚而入,命令戴笠下手暗杀。

  汪逆遇刺,弹留后脊

  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几乎丧生,名声远播国内外。他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的蒋介石,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1931年底汪蒋合流,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两个人始终还是面和心不和。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顿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顿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蒋、汪不和,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陈璧君当场就疑心是蒋介石策划的,大哭着质问蒋介石:“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十分尴尬,但也无法分辩。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如果真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他自己倒没有必要不出席照相了。好在凶手已经逮住,经过调查审讯,供认不讳:刺客叫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早在1934年1月,就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的前十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风鸣自愿执行这次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在会议期间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刺杀蒋介石,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也许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吧。

  刺汪事件发生以后,当事人和关联者四十多人被捕,十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玉瑶和年仅17岁的妻妹崔玉祺。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注意保养,这颗子弹即便长期留在体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这是老天爷时时在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可惜他不听,所以最终他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

  争权夺利,蒋汪分裂

  蒋汪不和,由来已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暗杀汪精卫,不过不是1935年的“蒋汪合作”时期,而是三年后的1938年“蒋汪公开分裂”时期。蒋介石也曾经下令军统局组织暗杀,多次对汪精卫下手,没有想到的是:这只狡猾的老狐狸,面对着枪口,居然让他一次次脱逃了。

  1932年春,蒋汪终于合流。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1938年7月,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蒋介石因此十分痛恨汪精卫,1939年元旦,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曾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是戴笠的贴身警卫,也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而且能讲法语,去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一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经过考察,见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这时候,汪精卫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结果无功而返。3月19日,蒋介石终于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第二天上午9时,陈恭澍得到消息,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到十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回到了原住处。

  第三天,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才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原标题:汪精卫“病逝”内幕因一个女人被戴笠下毒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间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个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四千五百元钱全部掏出行贿。警探终于放行了。

  陈恭澍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把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当时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见屋里有一男一女躲在床下,就对准男的开枪。三发子弹都击中此人腰背,因无法进入房间,所以没有验明正身,就撤离了。

  第二天凌晨。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这次刺汪行动的失败,原因是情报不准确,误把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了。汪精卫十分狡猾,他白天总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却到别的房间去睡觉。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很不满意。戴笠此后又接连五次策划暗杀,但都没有成功。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先登上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来转移到日本货轮“北光丸”上,在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和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要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戴笠的暗杀团阵容坚强,决心也大。而且多次出手,居然没有要了汪精卫的命,只能说是“命也,数也”!

  心力交瘁,旧创复发

  1943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1943年8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两人在颐和路官邸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为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都疼痛。12月19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1935年11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术后住进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公馆内休养。这所公馆本来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南京沦陷后被日军侵占。汪精卫投降后,日本人赏给他作为官邸之外的小公馆,似乎早就预测到汪精卫会有外遇似的。

  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终于卧床不起,不得不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1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和瘫痪也差不多了。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明确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汪精卫预感到自己末日将到,写了一份遗嘱,题名《最后之心愿》,万一等不到陈璧君回来,要施旦转交陈璧君,并再三叮嘱:此遗嘱只能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能公之于众。以阴历计算,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周岁,所以又写了一首《六十自述》诗:

  六十年无一事成,

  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在,

  种种还如今日生。

  到了2月中旬,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考虑到南京医疗条件较差,无法进行大手术,建议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主张不去的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分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诊治,因为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

  1944年3月3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二位了。我知道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11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内容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

  下午1时,汪精卫乘坐的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庠,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等。—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赠送给他的专机命名为“海鹣”号,不论用北京话读还是用上海话读,都与“汉奸”两字的发音十分相近。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为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帝大医院整个四楼特设了一套宽大明亮的病房,对外绝对保密,四周有军警特务巡逻戒严,对内只称四楼病房为“梅号”。整座医院,除参加治疗的医生之外,谁也不知道四楼住的是什么人物。

  名古屋是日本仅次于大阪的工业城市,而且大都是军事工业,因此也是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当时日本的海空军作战失利,海上大门早已经被美军打开,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日本海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批地飞临日本的本土上空,进行波浪式、地毯式轰炸。仅仅因为名古屋帝大医院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大医院,屋顶上又涂有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协定,美机没有对它轰炸。但是日本人还不放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日夜开工,在汪精卫病房的楼下建造了一座相当坚固的防空地下室,有电梯上下直接相通。

  汪精卫到达名古屋的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做出手术方案,于3月4日夜间,在美机轰炸声中,由青年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削骨去毒手术,切除了四块有病变的骨头和三根肋骨。手术之后,麻醉药性刚刚退去,汪精卫用手摸摸,已经有了知觉,第二天两脚就能活动。四天以后下肢逐渐正常。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十分高兴,对老婆孩子们说:“看来我命不该绝,还有希望回到南京。”

  声东击西,下毒谋杀

  根据医生建议,汪精卫手术以后,当以静养为主。这期间,他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特别是进入夏季以后,名古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由于电力不足,医院的冷气开动不起来,加上经常停电,连电风扇也变成了摆设。陈璧君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一把芭蕉扇总是不离手。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也不顾丈夫病中怕风,经常门窗大开。面对这样的老婆,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这期间,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照料。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了,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来。他坚持也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方坚决不同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8月4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终于达成了让汪精卫返回上海的协议。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且果然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制造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因为他在上海当伪市长期间,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一块“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医生和他自己都认为:如果用镭锭作为配合治疗,对汪精卫的恢复健康,或许有一定帮助。—客观地说,汪精卫在日本的治疗是成功的。如果不是他想念施旦,坚持回国,也许他还能多活一两年。—活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活到他自己接受人民的审判。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接受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机会难得,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据说是玻璃粉)。到了同年10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一代奸雄,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可怜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关于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版本很多。以上叙述,是根据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和1983年9月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等资料改写的。就算是“版本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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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汪精卫“病逝”内幕 因一个女人被戴笠下毒

2015年9月6日 08:33 来源:环球网

  汪精卫乃一代奸雄,对于他的死因,“正史”说他病死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实质上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由于密电被破译,让蒋介石知道他保卫力量薄弱,乘虚而入,命令戴笠下手暗杀。

  汪逆遇刺,弹留后脊

  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几乎丧生,名声远播国内外。他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的蒋介石,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1931年底汪蒋合流,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两个人始终还是面和心不和。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顿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顿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蒋、汪不和,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陈璧君当场就疑心是蒋介石策划的,大哭着质问蒋介石:“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十分尴尬,但也无法分辩。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如果真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他自己倒没有必要不出席照相了。好在凶手已经逮住,经过调查审讯,供认不讳:刺客叫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早在1934年1月,就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的前十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风鸣自愿执行这次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在会议期间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刺杀蒋介石,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也许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吧。

  刺汪事件发生以后,当事人和关联者四十多人被捕,十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玉瑶和年仅17岁的妻妹崔玉祺。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注意保养,这颗子弹即便长期留在体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这是老天爷时时在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可惜他不听,所以最终他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

  争权夺利,蒋汪分裂

  蒋汪不和,由来已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暗杀汪精卫,不过不是1935年的“蒋汪合作”时期,而是三年后的1938年“蒋汪公开分裂”时期。蒋介石也曾经下令军统局组织暗杀,多次对汪精卫下手,没有想到的是:这只狡猾的老狐狸,面对着枪口,居然让他一次次脱逃了。

  1932年春,蒋汪终于合流。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1938年7月,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蒋介石因此十分痛恨汪精卫,1939年元旦,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曾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是戴笠的贴身警卫,也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而且能讲法语,去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一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经过考察,见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这时候,汪精卫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结果无功而返。3月19日,蒋介石终于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第二天上午9时,陈恭澍得到消息,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到十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回到了原住处。

  第三天,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才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原标题:汪精卫“病逝”内幕因一个女人被戴笠下毒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间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个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四千五百元钱全部掏出行贿。警探终于放行了。

  陈恭澍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把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当时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见屋里有一男一女躲在床下,就对准男的开枪。三发子弹都击中此人腰背,因无法进入房间,所以没有验明正身,就撤离了。

  第二天凌晨。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这次刺汪行动的失败,原因是情报不准确,误把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了。汪精卫十分狡猾,他白天总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却到别的房间去睡觉。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很不满意。戴笠此后又接连五次策划暗杀,但都没有成功。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先登上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来转移到日本货轮“北光丸”上,在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和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要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戴笠的暗杀团阵容坚强,决心也大。而且多次出手,居然没有要了汪精卫的命,只能说是“命也,数也”!

  心力交瘁,旧创复发

  1943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1943年8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两人在颐和路官邸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为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都疼痛。12月19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1935年11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术后住进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公馆内休养。这所公馆本来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南京沦陷后被日军侵占。汪精卫投降后,日本人赏给他作为官邸之外的小公馆,似乎早就预测到汪精卫会有外遇似的。

  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终于卧床不起,不得不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1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和瘫痪也差不多了。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明确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汪精卫预感到自己末日将到,写了一份遗嘱,题名《最后之心愿》,万一等不到陈璧君回来,要施旦转交陈璧君,并再三叮嘱:此遗嘱只能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能公之于众。以阴历计算,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周岁,所以又写了一首《六十自述》诗:

  六十年无一事成,

  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在,

  种种还如今日生。

  到了2月中旬,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考虑到南京医疗条件较差,无法进行大手术,建议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主张不去的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分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诊治,因为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

  1944年3月3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二位了。我知道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11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内容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

  下午1时,汪精卫乘坐的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庠,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等。—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赠送给他的专机命名为“海鹣”号,不论用北京话读还是用上海话读,都与“汉奸”两字的发音十分相近。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为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帝大医院整个四楼特设了一套宽大明亮的病房,对外绝对保密,四周有军警特务巡逻戒严,对内只称四楼病房为“梅号”。整座医院,除参加治疗的医生之外,谁也不知道四楼住的是什么人物。

  名古屋是日本仅次于大阪的工业城市,而且大都是军事工业,因此也是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当时日本的海空军作战失利,海上大门早已经被美军打开,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日本海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批地飞临日本的本土上空,进行波浪式、地毯式轰炸。仅仅因为名古屋帝大医院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大医院,屋顶上又涂有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协定,美机没有对它轰炸。但是日本人还不放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日夜开工,在汪精卫病房的楼下建造了一座相当坚固的防空地下室,有电梯上下直接相通。

  汪精卫到达名古屋的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做出手术方案,于3月4日夜间,在美机轰炸声中,由青年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削骨去毒手术,切除了四块有病变的骨头和三根肋骨。手术之后,麻醉药性刚刚退去,汪精卫用手摸摸,已经有了知觉,第二天两脚就能活动。四天以后下肢逐渐正常。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十分高兴,对老婆孩子们说:“看来我命不该绝,还有希望回到南京。”

  声东击西,下毒谋杀

  根据医生建议,汪精卫手术以后,当以静养为主。这期间,他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特别是进入夏季以后,名古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由于电力不足,医院的冷气开动不起来,加上经常停电,连电风扇也变成了摆设。陈璧君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一把芭蕉扇总是不离手。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也不顾丈夫病中怕风,经常门窗大开。面对这样的老婆,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这期间,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照料。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了,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来。他坚持也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方坚决不同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8月4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终于达成了让汪精卫返回上海的协议。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且果然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制造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因为他在上海当伪市长期间,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一块“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医生和他自己都认为:如果用镭锭作为配合治疗,对汪精卫的恢复健康,或许有一定帮助。—客观地说,汪精卫在日本的治疗是成功的。如果不是他想念施旦,坚持回国,也许他还能多活一两年。—活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活到他自己接受人民的审判。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接受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机会难得,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据说是玻璃粉)。到了同年10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一代奸雄,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可怜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关于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版本很多。以上叙述,是根据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和1983年9月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等资料改写的。就算是“版本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