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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仲英:护送重要情报的小女兵

2015-8-19 10:11:12

来源:东方网 选稿:成昭远

  1945年初,新四军16旅邀请曾英到抗日根据地,其实,此行目的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郑仲芳,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要送到新四军根据地。曾英决定带上13岁的郑仲英和两个不满10岁的女儿同行,此时郑仲英还寄养在大伯家。接到任务后,仲英毫不犹豫地选择随母亲去根据地。

  临行前,二哥郑仲芳瞒着母亲,将文件缝在小仲英的衣服里,与其他几件衣物打成一个包裹,悄悄叮嘱年仅13岁的小仲英一定要保管好。这是一份《全上海各仓库建筑结构图》,为即将进行的巷战做准备。在郑仲芳一位新四军朋友护送下,母女四人启程了。一路上,小仲英忍着饥饿和疲劳守护着包裹一刻不离。在瓜州的小火轮上,遭遇了令她胆战心惊的一幕。当时他们刚上小火轮坐在船尾,五六个日本宪兵和汪伪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上了船,开始搜查行人的包裹。眼见着伪军步步逼近,小仲英盯着地面,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危急时刻,那位化装成老板的新四军,向伪军迎上去,很有派头地掏出一沓钞票塞给他们,伪军得了好处,假惺惺地翻了一下衣服就算检查过关了。刚躲过伪军,却又来了日本宪兵,小仲英慌忙把包裹压在妈妈的包裹下面,摆在她与妹妹们的中间,强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日本宪兵打量了半天这个中年妇人和三个小女孩,没发现破绽才转身离开,松了口气的小仲英这才感觉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万一那份文件被搜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母女四人终于到达淮南汊涧抗日根据地,圆满地完成文件的传递任务。

  郑仲英坚持留在根据地,在半塔安徽淮南部队子弟学校读书,并参加“新安旅行团”,成为新四军的一名文艺宣传兵,并在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她是上海歌剧院主要演员,得到周小燕辅导,在歌剧《江姐》、《白毛女》、《刘三姐》等多部歌剧中饰演主角。郑国芳说:我很敬佩母亲,她在祖国危难时刻,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孩子全部送入革命队伍。

  曾英:从相夫教子到抗日的英雄母亲

  上海沦陷为“孤岛”的日子,爱国青年郑大方和郑仲芳兄弟俩,将自己的家作为“学协”的秘密联络点,召开会议,编写传单,接送情报。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与他们有位深明大义的英雄母亲是分不开的。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曾英,积极支持孩子的抗日斗争。每当“学协”成员在家开会,她就在屋外装着捡菜或晾晒衣被,为他们放哨。

  得知大儿子要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曾英作为母亲心中纵有千万不舍和担忧,还是含着热泪坚强地鼓励儿子英勇杀敌。临行前,曾英为大儿子准备行装,把家中唯一的一件呢大衣给他带上。也是热血青年的郑仲芳,在大哥牵线下,与抗日志士、文化革命者王元化走到一起,跟随王元化加入上海文艺同志社,在他的帮助教育下进步非常快。1939年,17岁的郑仲芳在王元化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英的家也成为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每次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她总是配合安排,还自费为他们提供就餐等。

  在上海沦陷区坚持地下抗战的郑仲芳,为有职业掩护,就到五舅开设的新亚药厂当了一名小学徒。在王元化的回忆中,这位“小学徒”充满革命热情和机智勇敢的斗争方法,每次到王元化家传递情报,他的母亲都会高兴地说,“小学徒来啦,小学徒来啦。”1941年初,郑仲芳秘密组织工人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五舅察觉后责怪他,告状到曾英这里,曾英理直气壮地对弟弟说:“孩子做的事是正当的,国难当头,就需要这样的年轻人保卫国家,即使为此失去了生命也用不着你负责。要抗日就要参加新四军,这才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英雄母亲曾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仅1941年前后,她就动员了郑国芳的堂哥郑冶、郑洪和邻居徐博、董丽娟等人参加新四军。她鼓励自己15岁的大女儿郑慈,带上才13岁的三儿子郑国芳投奔新四军打鬼子。

  郑慈到抗日根据地后,被分配到6师16旅野战医院,成为一名医护兵。郑国芳介绍,大姐郑慈在家排行第三,上初中时,二哥郑仲芳让她转学到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文华中学读书。在进步思想影响下,郑慈积极参加高年级同学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购买很多进步书刊在同学中传阅,她的行动引起汪伪特务的注意,两次投掷她匿名恐吓信:“注意点,再有共党言论,小心你的脑袋!”此时,曾英鼓励女儿,别怕,妈妈支持你做的事。

  郑慈与同在16旅的郑大方相隔并不远,大哥来看望过她几次。每次总是叮嘱她努力工作学习,争取早日入党。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郑慈,努力克服生活关,倾情照料新四军伤病员,仅一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郑慈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大哥时,大哥把自己亲手打的两双布筋草鞋和一双布单鞋送给她。后来,听大哥的战友说,大哥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想我的妹妹……”其时,兄妹俩只隔了一座山。但是,敌人疯狂的扫荡,令郑慈终未能与哥哥见上最后一面。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郑慈以大哥为榜样,荣获新四军中的“南丁格尔奖”。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第一届中国妇女代表大会。

  2005年6月,在“历史的印痕———《新四军苏浙军区抗战纪实》”主题展览上,第一次见到大哥一张年轻英俊的黑白大照片时,已是79岁苍颜白发的郑慈禁不住热泪盈眶。

  郑国芳回忆,与他们同时参加新四军的堂叔郑观轶,在上海时是个散漫任性的青年,到部队不久,被分配到抗大九分校接受抗日救国教育,进步很快。他严格遵守新四军的纪律,打仗非常勇敢。有一次部队驻地遭遇日伪军偷袭,他带领一个班英勇阻击,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受伤被俘,后来他宁死不屈,被鬼子浇上汽油点火壮烈牺牲。

  1945年,到达抗日根据地的曾英,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她和子女们的英勇抗日事迹,感动了无数新四军战士在抗日战场英勇杀敌,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直到1948年,曾英才带领郑国英、郑雪英两个小女儿返回上海,再次担负起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点的重任。

  上海解放后,曾英成为第一代的居委会主任。1949年6月,郑国英和郑雪英姐妹俩,在华山路交通大学的解放军20军招兵点,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郑慈和郑国芳参加新四军时相同,她俩也是一个15岁,一个才13岁,只不过她俩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英很为自己这两个小女儿自豪。以后姐妹俩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几次差点牺牲在战场上。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融进了她俩无悔的青春,她俩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英两次出席全国烈士、军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六十年代被选为静安区政协常务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区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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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仲英:护送重要情报的小女兵

2015年8月19日 10:11 来源:东方网

  1945年初,新四军16旅邀请曾英到抗日根据地,其实,此行目的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郑仲芳,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要送到新四军根据地。曾英决定带上13岁的郑仲英和两个不满10岁的女儿同行,此时郑仲英还寄养在大伯家。接到任务后,仲英毫不犹豫地选择随母亲去根据地。

  临行前,二哥郑仲芳瞒着母亲,将文件缝在小仲英的衣服里,与其他几件衣物打成一个包裹,悄悄叮嘱年仅13岁的小仲英一定要保管好。这是一份《全上海各仓库建筑结构图》,为即将进行的巷战做准备。在郑仲芳一位新四军朋友护送下,母女四人启程了。一路上,小仲英忍着饥饿和疲劳守护着包裹一刻不离。在瓜州的小火轮上,遭遇了令她胆战心惊的一幕。当时他们刚上小火轮坐在船尾,五六个日本宪兵和汪伪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上了船,开始搜查行人的包裹。眼见着伪军步步逼近,小仲英盯着地面,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危急时刻,那位化装成老板的新四军,向伪军迎上去,很有派头地掏出一沓钞票塞给他们,伪军得了好处,假惺惺地翻了一下衣服就算检查过关了。刚躲过伪军,却又来了日本宪兵,小仲英慌忙把包裹压在妈妈的包裹下面,摆在她与妹妹们的中间,强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日本宪兵打量了半天这个中年妇人和三个小女孩,没发现破绽才转身离开,松了口气的小仲英这才感觉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万一那份文件被搜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母女四人终于到达淮南汊涧抗日根据地,圆满地完成文件的传递任务。

  郑仲英坚持留在根据地,在半塔安徽淮南部队子弟学校读书,并参加“新安旅行团”,成为新四军的一名文艺宣传兵,并在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她是上海歌剧院主要演员,得到周小燕辅导,在歌剧《江姐》、《白毛女》、《刘三姐》等多部歌剧中饰演主角。郑国芳说:我很敬佩母亲,她在祖国危难时刻,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孩子全部送入革命队伍。

  曾英:从相夫教子到抗日的英雄母亲

  上海沦陷为“孤岛”的日子,爱国青年郑大方和郑仲芳兄弟俩,将自己的家作为“学协”的秘密联络点,召开会议,编写传单,接送情报。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与他们有位深明大义的英雄母亲是分不开的。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曾英,积极支持孩子的抗日斗争。每当“学协”成员在家开会,她就在屋外装着捡菜或晾晒衣被,为他们放哨。

  得知大儿子要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曾英作为母亲心中纵有千万不舍和担忧,还是含着热泪坚强地鼓励儿子英勇杀敌。临行前,曾英为大儿子准备行装,把家中唯一的一件呢大衣给他带上。也是热血青年的郑仲芳,在大哥牵线下,与抗日志士、文化革命者王元化走到一起,跟随王元化加入上海文艺同志社,在他的帮助教育下进步非常快。1939年,17岁的郑仲芳在王元化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英的家也成为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每次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她总是配合安排,还自费为他们提供就餐等。

  在上海沦陷区坚持地下抗战的郑仲芳,为有职业掩护,就到五舅开设的新亚药厂当了一名小学徒。在王元化的回忆中,这位“小学徒”充满革命热情和机智勇敢的斗争方法,每次到王元化家传递情报,他的母亲都会高兴地说,“小学徒来啦,小学徒来啦。”1941年初,郑仲芳秘密组织工人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五舅察觉后责怪他,告状到曾英这里,曾英理直气壮地对弟弟说:“孩子做的事是正当的,国难当头,就需要这样的年轻人保卫国家,即使为此失去了生命也用不着你负责。要抗日就要参加新四军,这才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英雄母亲曾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仅1941年前后,她就动员了郑国芳的堂哥郑冶、郑洪和邻居徐博、董丽娟等人参加新四军。她鼓励自己15岁的大女儿郑慈,带上才13岁的三儿子郑国芳投奔新四军打鬼子。

  郑慈到抗日根据地后,被分配到6师16旅野战医院,成为一名医护兵。郑国芳介绍,大姐郑慈在家排行第三,上初中时,二哥郑仲芳让她转学到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文华中学读书。在进步思想影响下,郑慈积极参加高年级同学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购买很多进步书刊在同学中传阅,她的行动引起汪伪特务的注意,两次投掷她匿名恐吓信:“注意点,再有共党言论,小心你的脑袋!”此时,曾英鼓励女儿,别怕,妈妈支持你做的事。

  郑慈与同在16旅的郑大方相隔并不远,大哥来看望过她几次。每次总是叮嘱她努力工作学习,争取早日入党。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郑慈,努力克服生活关,倾情照料新四军伤病员,仅一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郑慈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大哥时,大哥把自己亲手打的两双布筋草鞋和一双布单鞋送给她。后来,听大哥的战友说,大哥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想我的妹妹……”其时,兄妹俩只隔了一座山。但是,敌人疯狂的扫荡,令郑慈终未能与哥哥见上最后一面。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郑慈以大哥为榜样,荣获新四军中的“南丁格尔奖”。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第一届中国妇女代表大会。

  2005年6月,在“历史的印痕———《新四军苏浙军区抗战纪实》”主题展览上,第一次见到大哥一张年轻英俊的黑白大照片时,已是79岁苍颜白发的郑慈禁不住热泪盈眶。

  郑国芳回忆,与他们同时参加新四军的堂叔郑观轶,在上海时是个散漫任性的青年,到部队不久,被分配到抗大九分校接受抗日救国教育,进步很快。他严格遵守新四军的纪律,打仗非常勇敢。有一次部队驻地遭遇日伪军偷袭,他带领一个班英勇阻击,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受伤被俘,后来他宁死不屈,被鬼子浇上汽油点火壮烈牺牲。

  1945年,到达抗日根据地的曾英,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她和子女们的英勇抗日事迹,感动了无数新四军战士在抗日战场英勇杀敌,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直到1948年,曾英才带领郑国英、郑雪英两个小女儿返回上海,再次担负起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点的重任。

  上海解放后,曾英成为第一代的居委会主任。1949年6月,郑国英和郑雪英姐妹俩,在华山路交通大学的解放军20军招兵点,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郑慈和郑国芳参加新四军时相同,她俩也是一个15岁,一个才13岁,只不过她俩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英很为自己这两个小女儿自豪。以后姐妹俩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几次差点牺牲在战场上。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融进了她俩无悔的青春,她俩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英两次出席全国烈士、军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六十年代被选为静安区政协常务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区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