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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夫人忆造反派历史素养:硬说东北局书记是林彪

2015-7-2 08:35:4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刘英 选稿:朱恬

原标题:张闻天夫人忆造反派历史素养:硬说东北局书记是林彪

  核心提示:我这样反反复复给他们解释,他们还是不信,这些调查历史问题的人对历史一点都不懂。他们问:“东北局书记是谁?”我回答:“是高岗。”“错了!你瞎说!”他们冲着我乱吼,“东北局书记是林彪!”

  张闻天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作者:刘英,原题为:《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闻天在山上惹了大祸,7月21日一篇讲话,换来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闻天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会后,外事系统进行了对他的批判。当时我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监委书记。作为闻天的妻子,我也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对象。

  1960年11月,闻天被调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1964年我被安排到近代史研究所。

  从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我们开始感受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低气压了。1965年接替尚昆同志主管中央办公厅的那位主任,先是吊销了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内部电话机),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只保留了警卫员和炊事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的处境要比闻天好些。我没有被捕过,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又没犯过政治路线错误。作为近代史所的工作人员,我还可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大会,学习有关语录,还可以看些材料。我曾经看到中央一位领导对社会科学院的一篇讲话,说孙冶方是反动学术权威,后边有个括号,里面写着:关锋插话:他的后台是张闻天。我知道,闻天早晚会被批斗,从此我整天为他担心,可又不敢告诉他,怕他紧张。

  1966年8月9日,经济所通知闻天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刚好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孙式平到王府井买书,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长时间被冷落的闻天挺高兴地说:“好久都不让我参加会,今天终于让我参加会啦!”事先我通过近代史所范老的几个研究生得知,这个会是批判孙冶方的,内心暗暗希望不要连带闻天。可这种会不去又不行,我只好嘱咐小孙和他同去。

  这次批斗,闻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到了礼堂门口,他对孙式平说:“你要是不愿意听会就出去转转,快散会了再来接我。”

  进了会场,闻天才知道这是“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大会开始不久,造反派一声吼叫:“把反动学术权威孙冶方的后台张闻天揪上来!”于是,闻天被架上台去,挂上大牌子,强行作“喷气式”。

  会场外的小孙听到里面喊口号,趴在门上一看,见闻天在台上挨斗。他急忙跑到中南海东门给警卫局打电话,对方慢悠悠地说:“群众运动我们也没有办法,等斗完你把他带回去就得了。”小孙又跑回来通知我,等他赶到三里河经济所,会已经散了,有人告诉他:“张闻天坐13路车回去了。”闻天回到家中(景山后街甲1号),疲弱不堪,我扶他躺在藤椅上,见他上衣扣子全被揪掉。他告诉我,今天批斗的时候昏倒了。

  从这一天开始,无论是风霜雪雨,还是酷暑高温,只要造反派有令,闻天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交代、检讨材料,换两次车,去经济所接受造反派的审问批斗。

  闻天被斗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北航。那是1967年7月26日,批斗会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召开的。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中央要公布庐山会议决议,为了配合这一重大事件,造声势,所以要再次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这次号称万人大会,也是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悲惨的一天。

  那天天色沉黑闻天才蹒跚着走进家门。我焦急地迎上去,说:“你怎么这个样子,狼狈不堪的。”他有气无力地说:“你看看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头昏。”我看他满头青包紫块,连忙扶他躺下,一面用酒精给他按摩头部,一面询问批斗经过。闻天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只是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打得比我还厉害呀。”我说:“明天叫孙式平到经济所给你请个假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闻天的人身安全丝毫没有保障,红卫兵可以随时从天而降地把他揪走。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孙式平照例拿走我们房门上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再插到门上)后,也睡下了。半夜,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说随便逮人不行。来人蛮横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也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听见吵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我们:“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子里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两张行军床,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好合衣躺在上边,哪里睡得着?

  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

  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很沉着,他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闻天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其实好多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不过是折磨我们而已。我个子小,腿都跑木了,可一旦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就要挨骂。

  接着便召开斗争会,造反派是机要室的,名字起得怪里怪气的,叫“大喊大叫战斗队”。台上挨斗者很多,闻天首当其冲。一会儿叫他作“喷气式”,一会儿问他问题。闻天沉着冷静,不多讲什么,只答“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造反派上窜下跳,他也不动声色。我想看看台上挨斗的还有谁,有熟人没有,忍不住抬起头来。“不准东张西望!”随着一声大吼,我的头就被掐下去了。等他们不注意了,我又偷偷地看,见台上有乔冠华,姬鹏飞……外交部的副部长都在那里。我看到会场上的大标语“打倒陈姬乔!”心里还直纳闷:对外友协的人我都认识,没听说有个叫陈姬乔的呀。后来才知道陈姬乔是指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大会结束后,造反派用卡车把我们送回家,把两个“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挂在我们门口。一会儿,孙式平进来说:“门口两个牌子惹得好多人来看。”我说:“拿下来,烧掉它!”小孙就把它扔到锅炉里烧了。闻天有些担心:“你不应该烧哇,他们要是来要就麻烦了。”我说:“要他个屁!管他这一套干嘛?这些家伙你跟他讲什么理呀?你文明他还是野蛮,你就野蛮对野蛮嘛!”

  还有一次,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来揪斗,搞了辆大卡车,把闻天和经济所的另一位同志一起拉到南开大学。当晚,闻天住在学生宿舍。半夜里,服务员突然进来,通知他走。

  闻天到家时,已是半夜一点钟。见到他我又惊又喜:“你怎么回来了?”他还满潇洒地:“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弄到哪儿去,谁知又回来了。”后来才晓得,周总理曾对造反派说:“张闻天就住在那里,你们什么时候去调查不好,非要晚上,这样搞我不赞成。要斗就在当地斗,不能拉到外地去斗。”从那以后,再也没拉到外地去斗过。

  在闻天身处逆境的日子里,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荣辱,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曾私下对我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话不妥当。如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这个党不就变质了吗?变质了的党不都要推翻吗?这个提法不对。”我说:“这话可不敢讲啊。谁知道上边是怎么一回事,摸不清啊。”闻天分析说:“看来要把上边这些人都打掉,另外一批人要上台。你看连部长、副部长都打倒,打击面越来越宽了。”见运动迟迟不结束,他叹息着说:“这样下去国家要不行啊。把上面负责人都打倒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谁来管?”

  就在闻天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担忧的时候,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1968年5月17日,经济所来电话通知闻天不要出去,近代史所也叫我不要去上班,在家等着。下午四五点钟,几名军人来到景山后街甲1号我们的寓所,首先把守住门口,然后分别进到闻天和我的房间,责令我们坐着不准动,宣布:从今天起,对你们实行“监护”,你们不能出门,不能和亲属来往,不能互相见面。

  一阵翻箱倒柜的大抄家之后,闻天和我被分别关进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北房里。搬走了里面原有的家具,把炊事员黄关祥那里的两张不睡人的木板床放进去,外加每人一个三屉桌,一个凳子。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一个小方洞,警卫日夜监视窥探。进去之前,造反派勒令我们交出身上诸如手表、钱一类的贵重东西。

  会客室变成了审讯室。原来墙上优雅的字画被粗暴地拿掉了,代之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对敌斗争的语录。几张桌子拼成一个长台子,后面坐着来自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审讯者;作为受审者,闻天和我只能坐在屋中间的凳子上。

  关于闻天的所谓“里通外国”、“庐山会议”、“61人叛徒案”等“罪行”,造反派已不知审问过多少次了。闻天的回答无懈可击,让他们抓不到把柄。所以,这些专案组的人想从我这儿找到突破口。

  审讯者问:“张闻天上庐山和彭德怀同乘一列火车,车上谈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是中央委员,又没去参加会。他们谈的都是些经济问题,我又不懂。我一天到晚忙干部工作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和他谈这个?他回来又没向我汇报,我哪儿知道他们谈什么?”这些人不满意我的态度,说:“你要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地讲。”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我“揭发”的这些他们不需要,这些问题闻天早已讲过多次,他们已掌握得烂熟了。他们想从我这儿挖到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证。

  当初闻天和我赴合江工作之前,曾到哈尔滨找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当时一位苏联中将准备支援我们一些物资,需要有人前去交涉。陈云同志不懂俄文,带翻译又不方便,而身分低的人去也不行。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又精通俄文,正好适合担当此任。他把得到的枪支、电台等东西交给陈云同志后,就到合江去了。这就是所谓“里通外国”罪行的由来。

  对于这个问题,专案组的人问得很细:张闻天到东北同行的人有谁;和那个中将谈的什么,当时有谁在场;苏联人为什么要给电台,是不是约好日后同张闻天发报;合江也有电台,是不是那时候带去的。……

  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真叫人哭笑不得。我尽量耐着性子和他们解释:“发电报是机要员的事,当时的机要员都在,你们去调查吧。同苏联接触的是东北局呀,我们合江只是个地方,苏联人给张闻天发的哪门子报?”

  审讯者不甘心,又换了一个角度问:“你跟着张闻天几十年,外交部十年,你不了解他?”目的还是要我揭发闻天“里通外国”。我说:“正因为我了解他,所以我相信他绝不会里通外国。张闻天到外交部交涉问题的时候,我作为夫人是不能跟着去的,但是每次都有翻译或参赞陪同,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再说,外交场合苏联一向很严格,都是公事公办,谁会跟你闲聊天?见苏联外交部长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这样反反复复给他们解释,他们还是不信,这些调查历史问题的人对历史一点都不懂。他们问:“东北局书记是谁?”我回答:“是高岗。”“错了!你瞎说!”他们冲着我乱吼,“东北局书记是林彪!”我说:“林彪是司令员呐。你们可以去调查,问问林彪同志就知道了。他当时在前方,辽沈战役不是他参加打的吗?”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无知,我给他纠正,反说我不对。我便闭上嘴不作声。

  见我不讲话,他们恼羞成怒,冲我乱喊乱叫拍桌子。我强忍愤怒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阶段,康生怀疑外边来的知识分子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好多冤案。后来毛主席批评他们,规定了九条方针,经过调查研究,冤案都平反了。你们今天不要再搞这一套。”“你反对延安整风!”他们趁机送我一顶帽子。我把他们顶回去:“我不反对延安整风,但是我反对抢救运动。这个毛主席也反对。”这样审来审去,他们拿我也没办法,说我“态度不好”、“顽固”,又口气和缓地对我说:“刘英,你要争取反戈一击有功。门是开着的,只要你揭发张闻天,马上放你出去,立刻分配你工作。”我说:“我没有东西好讲,总不能编哪。我是老干部,不能骗党。没办法,不放就不放吧。但是我相信党会给我落实政策的。”

  就这样,专案组对我和闻天的审查不停地进行下去。今天审查我,明天审查他。并强迫我们念墙上的语录。我偏不念,骗他们说:“我眼睛看不见。”“把眼镜拿来!”戴上眼镜,我只念了一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表示抗议:“这个是对敌我矛盾说的,我又不是敌人,不念!”他们还逼我:“念!”我说:“你们要审查问题就审查,但是我不念这个,这种敌我矛盾性质的东西不适合我。”说完我就坐下了。他们拿我没办法,以后也不叫我念了。

  每次审讯完了还要写。专案组拿我和闻天写的材料进行对照,希望找到漏洞,可惜从未如愿。这样折腾了好些日子,他们看从我身上也榨不出油来了,就宣布:“刘英,我们要审查你历史。”我说:“太好了,欢迎你们审查。对于过去,我完全问心无愧。”“你真的问心无愧吗?”我说:“当然。革命几十年,我一天也没有脱离过党,没犯过政治错误,对工作非常服从,从不向党讲价钱。我2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再: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郭绍棠(又名郭肇唐)是闻天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后来他们又与王稼祥、沈泽民一起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郭后来在苏联东方研究院任顾问、教授,建国后与闻天有过一些来往。专案组妄想从闻天与郭肇唐的交往中找出他“里通外国”的新“罪状”。下面是专案组对闻天的审讯笔录:

  审讯笔录

  1969年4月21日

  自9时30分

  问:五八年和郭肇唐谈了些什么?

  答:五八年(在)陶然亭遇见郭,他到我家吃顿便饭,谈了大跃进的情况。我谈到大跃进的缺点也是可能的。

  最后一次是送刊物,告别性质的。我到外交部,经过他那里,时间比较短,我去时他在整理行李等东西。

  (声明:心脏痛,要含片。给了一片硝酸甘油含片。9:45)

  看他(郭)谈他们代表团有人对大跃进表示怀疑,我说了我们也知道有些缺点,正在纠正。郭对热情接待他表示满意。

  面对专案组在与郭肇唐关系问题上的反复纠缠,闻天始终镇定自若地讲述事实,不给对方留下钻空子的余地。1969年4月16日的审讯笔录这样写道:

  问:五八年布拉格会议(路)过莫斯科时的问题。

  答:五八年布拉格会议没见到郭肇唐。(为)解决陈楚问题在使馆住了几天。

  (指出态度不端正,要求提高认识,认真彻底交待问题。交待政策,指明方向,令其反省,明天继续交待)

  张:你们要的什么东西我知道,这些我没有。我的问题都讲了,可能有忘记的,也都是些不关大局的细节。

  问:你对你的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答:我是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

  问:你认为你的问题交待的怎样了呢?

  答:你们认为我是“西安”的问题,是反革命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没有什么新的可交待的。对我错误的认识给我机会可以从思想上去检讨。我的问题既不是特务又不是反革命。……

  在失去自由、心脏病不时发作,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闻天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他在1969年5月26日的审讯中表达了这一愿望:

  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我希望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做些工作。我想得到再教育的机会,继续为党工作,我相信自己是能够改正错误和愿意改正错误的(情绪有些激动,压抑),我想得到再教育的机会,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但是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斗私批修要自我批评,也要得到互相批评才能提高。

  从这字里行间,可以看到闻天那一颗愿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赤子之心!

  就这样,对我们的“监护”和非人折磨长达523天,造反派也没从闻天和我这儿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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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夫人忆造反派历史素养:硬说东北局书记是林彪

2015年7月2日 08:3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原标题:张闻天夫人忆造反派历史素养:硬说东北局书记是林彪

  核心提示:我这样反反复复给他们解释,他们还是不信,这些调查历史问题的人对历史一点都不懂。他们问:“东北局书记是谁?”我回答:“是高岗。”“错了!你瞎说!”他们冲着我乱吼,“东北局书记是林彪!”

  张闻天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作者:刘英,原题为:《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闻天在山上惹了大祸,7月21日一篇讲话,换来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闻天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会后,外事系统进行了对他的批判。当时我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监委书记。作为闻天的妻子,我也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对象。

  1960年11月,闻天被调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1964年我被安排到近代史研究所。

  从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我们开始感受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低气压了。1965年接替尚昆同志主管中央办公厅的那位主任,先是吊销了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内部电话机),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只保留了警卫员和炊事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的处境要比闻天好些。我没有被捕过,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又没犯过政治路线错误。作为近代史所的工作人员,我还可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大会,学习有关语录,还可以看些材料。我曾经看到中央一位领导对社会科学院的一篇讲话,说孙冶方是反动学术权威,后边有个括号,里面写着:关锋插话:他的后台是张闻天。我知道,闻天早晚会被批斗,从此我整天为他担心,可又不敢告诉他,怕他紧张。

  1966年8月9日,经济所通知闻天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刚好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孙式平到王府井买书,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长时间被冷落的闻天挺高兴地说:“好久都不让我参加会,今天终于让我参加会啦!”事先我通过近代史所范老的几个研究生得知,这个会是批判孙冶方的,内心暗暗希望不要连带闻天。可这种会不去又不行,我只好嘱咐小孙和他同去。

  这次批斗,闻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到了礼堂门口,他对孙式平说:“你要是不愿意听会就出去转转,快散会了再来接我。”

  进了会场,闻天才知道这是“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大会开始不久,造反派一声吼叫:“把反动学术权威孙冶方的后台张闻天揪上来!”于是,闻天被架上台去,挂上大牌子,强行作“喷气式”。

  会场外的小孙听到里面喊口号,趴在门上一看,见闻天在台上挨斗。他急忙跑到中南海东门给警卫局打电话,对方慢悠悠地说:“群众运动我们也没有办法,等斗完你把他带回去就得了。”小孙又跑回来通知我,等他赶到三里河经济所,会已经散了,有人告诉他:“张闻天坐13路车回去了。”闻天回到家中(景山后街甲1号),疲弱不堪,我扶他躺在藤椅上,见他上衣扣子全被揪掉。他告诉我,今天批斗的时候昏倒了。

  从这一天开始,无论是风霜雪雨,还是酷暑高温,只要造反派有令,闻天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交代、检讨材料,换两次车,去经济所接受造反派的审问批斗。

  闻天被斗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北航。那是1967年7月26日,批斗会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召开的。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中央要公布庐山会议决议,为了配合这一重大事件,造声势,所以要再次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这次号称万人大会,也是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悲惨的一天。

  那天天色沉黑闻天才蹒跚着走进家门。我焦急地迎上去,说:“你怎么这个样子,狼狈不堪的。”他有气无力地说:“你看看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头昏。”我看他满头青包紫块,连忙扶他躺下,一面用酒精给他按摩头部,一面询问批斗经过。闻天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只是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打得比我还厉害呀。”我说:“明天叫孙式平到经济所给你请个假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闻天的人身安全丝毫没有保障,红卫兵可以随时从天而降地把他揪走。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孙式平照例拿走我们房门上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再插到门上)后,也睡下了。半夜,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说随便逮人不行。来人蛮横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也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听见吵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我们:“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子里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两张行军床,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好合衣躺在上边,哪里睡得着?

  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

  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很沉着,他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闻天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其实好多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不过是折磨我们而已。我个子小,腿都跑木了,可一旦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就要挨骂。

  接着便召开斗争会,造反派是机要室的,名字起得怪里怪气的,叫“大喊大叫战斗队”。台上挨斗者很多,闻天首当其冲。一会儿叫他作“喷气式”,一会儿问他问题。闻天沉着冷静,不多讲什么,只答“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造反派上窜下跳,他也不动声色。我想看看台上挨斗的还有谁,有熟人没有,忍不住抬起头来。“不准东张西望!”随着一声大吼,我的头就被掐下去了。等他们不注意了,我又偷偷地看,见台上有乔冠华,姬鹏飞……外交部的副部长都在那里。我看到会场上的大标语“打倒陈姬乔!”心里还直纳闷:对外友协的人我都认识,没听说有个叫陈姬乔的呀。后来才知道陈姬乔是指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大会结束后,造反派用卡车把我们送回家,把两个“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挂在我们门口。一会儿,孙式平进来说:“门口两个牌子惹得好多人来看。”我说:“拿下来,烧掉它!”小孙就把它扔到锅炉里烧了。闻天有些担心:“你不应该烧哇,他们要是来要就麻烦了。”我说:“要他个屁!管他这一套干嘛?这些家伙你跟他讲什么理呀?你文明他还是野蛮,你就野蛮对野蛮嘛!”

  还有一次,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来揪斗,搞了辆大卡车,把闻天和经济所的另一位同志一起拉到南开大学。当晚,闻天住在学生宿舍。半夜里,服务员突然进来,通知他走。

  闻天到家时,已是半夜一点钟。见到他我又惊又喜:“你怎么回来了?”他还满潇洒地:“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弄到哪儿去,谁知又回来了。”后来才晓得,周总理曾对造反派说:“张闻天就住在那里,你们什么时候去调查不好,非要晚上,这样搞我不赞成。要斗就在当地斗,不能拉到外地去斗。”从那以后,再也没拉到外地去斗过。

  在闻天身处逆境的日子里,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荣辱,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曾私下对我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话不妥当。如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这个党不就变质了吗?变质了的党不都要推翻吗?这个提法不对。”我说:“这话可不敢讲啊。谁知道上边是怎么一回事,摸不清啊。”闻天分析说:“看来要把上边这些人都打掉,另外一批人要上台。你看连部长、副部长都打倒,打击面越来越宽了。”见运动迟迟不结束,他叹息着说:“这样下去国家要不行啊。把上面负责人都打倒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谁来管?”

  就在闻天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担忧的时候,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1968年5月17日,经济所来电话通知闻天不要出去,近代史所也叫我不要去上班,在家等着。下午四五点钟,几名军人来到景山后街甲1号我们的寓所,首先把守住门口,然后分别进到闻天和我的房间,责令我们坐着不准动,宣布:从今天起,对你们实行“监护”,你们不能出门,不能和亲属来往,不能互相见面。

  一阵翻箱倒柜的大抄家之后,闻天和我被分别关进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北房里。搬走了里面原有的家具,把炊事员黄关祥那里的两张不睡人的木板床放进去,外加每人一个三屉桌,一个凳子。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一个小方洞,警卫日夜监视窥探。进去之前,造反派勒令我们交出身上诸如手表、钱一类的贵重东西。

  会客室变成了审讯室。原来墙上优雅的字画被粗暴地拿掉了,代之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对敌斗争的语录。几张桌子拼成一个长台子,后面坐着来自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审讯者;作为受审者,闻天和我只能坐在屋中间的凳子上。

  关于闻天的所谓“里通外国”、“庐山会议”、“61人叛徒案”等“罪行”,造反派已不知审问过多少次了。闻天的回答无懈可击,让他们抓不到把柄。所以,这些专案组的人想从我这儿找到突破口。

  审讯者问:“张闻天上庐山和彭德怀同乘一列火车,车上谈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是中央委员,又没去参加会。他们谈的都是些经济问题,我又不懂。我一天到晚忙干部工作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和他谈这个?他回来又没向我汇报,我哪儿知道他们谈什么?”这些人不满意我的态度,说:“你要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地讲。”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我“揭发”的这些他们不需要,这些问题闻天早已讲过多次,他们已掌握得烂熟了。他们想从我这儿挖到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证。

  当初闻天和我赴合江工作之前,曾到哈尔滨找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当时一位苏联中将准备支援我们一些物资,需要有人前去交涉。陈云同志不懂俄文,带翻译又不方便,而身分低的人去也不行。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又精通俄文,正好适合担当此任。他把得到的枪支、电台等东西交给陈云同志后,就到合江去了。这就是所谓“里通外国”罪行的由来。

  对于这个问题,专案组的人问得很细:张闻天到东北同行的人有谁;和那个中将谈的什么,当时有谁在场;苏联人为什么要给电台,是不是约好日后同张闻天发报;合江也有电台,是不是那时候带去的。……

  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真叫人哭笑不得。我尽量耐着性子和他们解释:“发电报是机要员的事,当时的机要员都在,你们去调查吧。同苏联接触的是东北局呀,我们合江只是个地方,苏联人给张闻天发的哪门子报?”

  审讯者不甘心,又换了一个角度问:“你跟着张闻天几十年,外交部十年,你不了解他?”目的还是要我揭发闻天“里通外国”。我说:“正因为我了解他,所以我相信他绝不会里通外国。张闻天到外交部交涉问题的时候,我作为夫人是不能跟着去的,但是每次都有翻译或参赞陪同,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再说,外交场合苏联一向很严格,都是公事公办,谁会跟你闲聊天?见苏联外交部长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这样反反复复给他们解释,他们还是不信,这些调查历史问题的人对历史一点都不懂。他们问:“东北局书记是谁?”我回答:“是高岗。”“错了!你瞎说!”他们冲着我乱吼,“东北局书记是林彪!”我说:“林彪是司令员呐。你们可以去调查,问问林彪同志就知道了。他当时在前方,辽沈战役不是他参加打的吗?”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无知,我给他纠正,反说我不对。我便闭上嘴不作声。

  见我不讲话,他们恼羞成怒,冲我乱喊乱叫拍桌子。我强忍愤怒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阶段,康生怀疑外边来的知识分子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好多冤案。后来毛主席批评他们,规定了九条方针,经过调查研究,冤案都平反了。你们今天不要再搞这一套。”“你反对延安整风!”他们趁机送我一顶帽子。我把他们顶回去:“我不反对延安整风,但是我反对抢救运动。这个毛主席也反对。”这样审来审去,他们拿我也没办法,说我“态度不好”、“顽固”,又口气和缓地对我说:“刘英,你要争取反戈一击有功。门是开着的,只要你揭发张闻天,马上放你出去,立刻分配你工作。”我说:“我没有东西好讲,总不能编哪。我是老干部,不能骗党。没办法,不放就不放吧。但是我相信党会给我落实政策的。”

  就这样,专案组对我和闻天的审查不停地进行下去。今天审查我,明天审查他。并强迫我们念墙上的语录。我偏不念,骗他们说:“我眼睛看不见。”“把眼镜拿来!”戴上眼镜,我只念了一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表示抗议:“这个是对敌我矛盾说的,我又不是敌人,不念!”他们还逼我:“念!”我说:“你们要审查问题就审查,但是我不念这个,这种敌我矛盾性质的东西不适合我。”说完我就坐下了。他们拿我没办法,以后也不叫我念了。

  每次审讯完了还要写。专案组拿我和闻天写的材料进行对照,希望找到漏洞,可惜从未如愿。这样折腾了好些日子,他们看从我身上也榨不出油来了,就宣布:“刘英,我们要审查你历史。”我说:“太好了,欢迎你们审查。对于过去,我完全问心无愧。”“你真的问心无愧吗?”我说:“当然。革命几十年,我一天也没有脱离过党,没犯过政治错误,对工作非常服从,从不向党讲价钱。我2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再: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郭绍棠(又名郭肇唐)是闻天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后来他们又与王稼祥、沈泽民一起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郭后来在苏联东方研究院任顾问、教授,建国后与闻天有过一些来往。专案组妄想从闻天与郭肇唐的交往中找出他“里通外国”的新“罪状”。下面是专案组对闻天的审讯笔录:

  审讯笔录

  1969年4月21日

  自9时30分

  问:五八年和郭肇唐谈了些什么?

  答:五八年(在)陶然亭遇见郭,他到我家吃顿便饭,谈了大跃进的情况。我谈到大跃进的缺点也是可能的。

  最后一次是送刊物,告别性质的。我到外交部,经过他那里,时间比较短,我去时他在整理行李等东西。

  (声明:心脏痛,要含片。给了一片硝酸甘油含片。9:45)

  看他(郭)谈他们代表团有人对大跃进表示怀疑,我说了我们也知道有些缺点,正在纠正。郭对热情接待他表示满意。

  面对专案组在与郭肇唐关系问题上的反复纠缠,闻天始终镇定自若地讲述事实,不给对方留下钻空子的余地。1969年4月16日的审讯笔录这样写道:

  问:五八年布拉格会议(路)过莫斯科时的问题。

  答:五八年布拉格会议没见到郭肇唐。(为)解决陈楚问题在使馆住了几天。

  (指出态度不端正,要求提高认识,认真彻底交待问题。交待政策,指明方向,令其反省,明天继续交待)

  张:你们要的什么东西我知道,这些我没有。我的问题都讲了,可能有忘记的,也都是些不关大局的细节。

  问:你对你的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答:我是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

  问:你认为你的问题交待的怎样了呢?

  答:你们认为我是“西安”的问题,是反革命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没有什么新的可交待的。对我错误的认识给我机会可以从思想上去检讨。我的问题既不是特务又不是反革命。……

  在失去自由、心脏病不时发作,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闻天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他在1969年5月26日的审讯中表达了这一愿望:

  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我希望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做些工作。我想得到再教育的机会,继续为党工作,我相信自己是能够改正错误和愿意改正错误的(情绪有些激动,压抑),我想得到再教育的机会,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但是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斗私批修要自我批评,也要得到互相批评才能提高。

  从这字里行间,可以看到闻天那一颗愿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赤子之心!

  就这样,对我们的“监护”和非人折磨长达523天,造反派也没从闻天和我这儿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