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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中共领袖被称为新中国的“掌柜”

2015-6-18 08:39:1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刘贵军 选稿:朱恬

原标题: 哪位中共领袖被称为新中国的“掌柜”

  核心提示:在陈云心中,算盘的作用和意义也在不断升华,早已不是青少年时期为谋个人生计,而是殚精竭虑、锱铢必较,为国为民打“大算盘”。正因如此,他成为共产党内有口皆碑的“财经专家”、“红色掌柜”。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刘贵军,原题:《“红色掌柜”陈云的“小算盘”与“大算盘”》

  陈云从商务印书馆的一名学徒,到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掌柜”,从过去一个区域的财经工作负责人,搞“小摊摊”,到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搞“大买卖”,他一生都与算账、算盘结缘。在陈云心中,算盘的作用和意义也在不断升华,早已不是青少年时期为谋个人生计,而是殚精竭虑、锱铢必较,为国为民打“大算盘”。正因如此,他成为共产党内有口皆碑的“财经专家”、“红色掌柜”。

  少习珠算,出身店员,与算盘结缘

  陈云出身很苦,幼年便失去了父母,是舅父母把他抚养大的。童年的陈云便和姐姐一起,在舅父母开的小酒店打工。初小毕业后,陈云到离家20多公里的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学习一般高小课程及珠算、簿记等。学了仅两个月,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回家。但因天资聪颖,加上勤学苦练,陈云在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珠算和记账。

  1919年夏,陈云高小毕业,因家庭贫困无力升学,在家中帮助舅父母做家务。正当他为前途而愁闷时,他的老师张行恭通过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弟弟张子宏,介绍他进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这期间,陈云勤学好问,不久就成为业务能手。根据陈云的工作能力,在当了两年学徒后,店方提前一年将陈云升为店员。他薪金虽然不高,却经常接济舅父母,有时还支援一些工友。

  1925年初,陈云调到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文具柜当店员。这时,他的珠算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还积累了不少心得。他后来说:“打算盘什么手指管什么珠子是一定的,不能错,5个指头分了工的,差一点都不行。”

  在商务印书馆时,陈云开始投身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九十月间,他因遭敌人通缉而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专做党的工作”。从此,他扔下个人成家立业的“小算盘”,在心中存下了一把“大算盘”,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

  “要会打算盘”,“要当掌柜”

  陈云的财经生涯是从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起步的。他曾不无诙谐地把这一段的财经工作,说成是搞“小摊摊”。

  1944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所任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由彭真代理。从此,陈云以主要精力从事领导财政经济工作。

  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性,陈云说:“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他强调财政工作人员要精通业务,要会算账。“做财政工作,就必须下决心,学会业务,否则一辈子受气。少给了解决不了问题,多给了浪费,都不对。”“人家来领东西,要给他计算一下,仔细打打算盘,这是必要的。如果来一个‘政治领导’,人家要什么给什么,不算账,那是不行的。”“先小人后君子”。“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陈云在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期间,结交了很多科技人员、经济理论学者,还有边区财经工作方面有经验的领导人员。他经常召集他们讨论研究当前财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陈云还经常在晚上找人去他的住处,围绕一个问题、一件事情交谈,边拨算盘,边酝酿考虑。如有时在谈到边区所需棉花的数量,除军民穿衣部分外,对还需用多少拿不准时,就立刻打电话询问有关干部,以尽可能核算出接近的数字。他认为,搞经济工作对数字必须十分认真,不要含糊出差错。

  在陈云主持下,边区财经工作的重大决策,都是在集思广益、全面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弄清根据,并且经过反复考虑后才作出的。

  陈云上任之初,边区发生金融混乱,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来源断绝,边区流通货币——边币发行过快增长,造成金融物价剧烈波动,边币币值大跌,信用受到重创,法币趁机抢占流通市场,黑市价一路攀升。陈云经过调查研究,深入思考和分析,终于摸清了情况,找到了解开边币死结的钥匙。他立即整顿金融,重建边币信用。陈云首先确立银行的企业性质,不让财政随便从银行掏钱,使其摆脱财政出纳地位,以控制财政发行;接着着手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整理边币。他通过发行商业流通券,其定价对法币1∶2,对边币1∶15,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效果,再以边币收回流通券,最后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1,“偷梁换柱”,一锤定音,边币重新掌握了边区市场主导权。

  当时,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紧紧抓住盐、棉等大宗物资,对边区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盐是边区出口的最大宗物资,是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大部分盐都要外销到国统区。在边区运盐多的季节,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把持市场的优势,提高盐税、压低盐价、统制运输,企图压垮边区盐业运销。针对这一情况,陈云亲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了解情况,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采取主动,下令边区盐业公司把盐价提高20%。消息传出,不出两个月,边区食盐实现持续旺销,完全掌握了市场主动权,保证了财政收入。事后,陈云高兴地说:这个宝不是押准的,而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是摸准行情、正确判断的结果。

  棉花是边区最大宗的进口物资。国民党一面向棉农催收贷款,一面压低价格强迫征购。边区要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棉花封锁,必须想办法争取棉农、棉商。为此,陈云领导的财经部门采取“高价招远客”的策略予以应对。这样,在边区棉花高收购价的吸引下,国统区棉花源源不断地流向边区。就连不少国民党官兵也偷偷背棉花换钱补充伙食,成了边区的运输队。仅两个月时间,边区就争取进口棉花百万余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锁。

  由于正确安排了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边区金融物价稳定,生产大发展,在贫瘠的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家底,与国统区的经济乱象形成鲜明对比。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由陈云主持财经工作。这是陈云继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后,第二次主持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此时,陈云面前的“算盘”更大了。与陕甘宁边区相比,东北解放区不仅经济规模大多了,而且经济中工业占很大比重,城市工作成为重点。在这种新局面和新形势下,陈云审慎对待、仔细分析、筹谋对策,迅速并妥善地解决了当时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面临的物价暴涨问题。

  当时的东北虽然是产粮区,但战争的重负还是对东北经济产生了巨大压力。1948年3月,东北解放区的物价特别是粮价开始暴涨,造成通货膨胀,还使财经部门掌握的公营事业和物资实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会造成经济和军事全局性的严重危机。陈云上任后,立即集中检查了财经工作,了解情况,分析原因,寻找对策。他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权衡后,决定改变管制粮食经营和抛售物资的办法,不再硬性阻击物价上涨,而是下令开放粮食自由流通,允许物价合理平涨、防止暴涨,最大限度地发挥公营经济稳定市场的作用。到10月份,粮价就平稳下来了。经济平稳,粮草充足,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东北工作期间,陈云提出企业管理人员要熟悉业务内容,要“精密计算。要能打算盘,钻数目字”。“要认识到职员也是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没有职员画图、写账、打算盘也不行”。在讨论财政开支问题时,陈云认为要把经济、文化投资摆在重要位置,“要看得长远,打大算盘”。

  “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挑起了主持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重担。

  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是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基本立场。他说:吃、穿、用,油、盐、柴、米,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陈云要求财经工作者要有财务观点,要会算账,不能只做政治首长而不会精确计算,不能只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一切不负责任和浪费是违反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他提议自上而下每个有关人员认真地亲自核算财政和材料,打算盘。他说:“不会‘打算盘’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决不是好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

  马寅初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与陈云共事期间,经常看到陈云在办公室里噼噼啪啪地打算盘。对于陈云这手理财的过硬基本功,他深为叹服。他看到陈云用的算盘已经很旧,而且质量也不太好,便想到解放前自己在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兼课时,潘序伦校长曾送给他一个质量很好的硬木算盘。于是,他便从家中找出这个算盘,执意送给陈云。陈云说:“马老你的美意我领了,但我这把旧算盘还可以用,而且用得很顺手,你这把还是留着自己用吧!”马寅初说:“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现在我已多日不用,留着又没什么用处,还是送给您,发挥更大的作用吧!如果您执意不肯要,就算我借给您的,以后如果我有用它的时候,随时再取回如何?”陈云被马寅初的一片诚意所感动,便笑着说:“那好,就算我借你的,用不用我打个借条呀?”马寅初摆摆手连说:“不用!不用!”说罢,两人相对哈哈大笑。从此,陈云在办公室里用上了马寅初送的这把算盘,打起来,声音更为清脆,也更为得心应手。而那把旧算盘,他拿回家中,也经常使用。

  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掌管全国财经工作的,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1949年7月,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合并组成的中财委正式成立。面对物价危机,陈云一边“安地盘”,一边领导中财委,与投机资本展开斗争,稳定物价。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会议,分析严峻形势,商讨解决对策。8月8日,他在会上讲话,详细阐述了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具体办法。他说,物价稳定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问题。物价上涨,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因为财经困难,不得不依赖财政发行票子。陈云表示:为了战争的胜利,票子还得发。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8至10月每月需发行1633亿元人民币,以7月底2800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58%。11月、12月除军费外,还要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两项合计每月需发行1692亿元。继续发票子,通货膨胀,人人都要吃亏,尤其是靠薪资为生的人和党政军人员。所以多发票子,有利有弊,怎么办?陈云主张一是发行公债,向关内发行2400亿元人民币(包括收购一部分黄金外汇);二是抓紧收公粮和收税,逐渐增加税收比重,弥补财政赤字。9月2日,中央同意了上海会议提出的稳定全国物价的具体措施。8月和9月,全国物价相对比较平稳。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农业的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一时间,全国各地到处闹饥荒,浮肿病、非正常死亡、人口外流现象迅速蔓延。历来重视粮食的陈云,撑着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调查,亲自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他努力排除放“卫星”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做法的干扰,挤干数字中的水分,还事实以本来面目。1960年的粮食产量,有人估计3700亿斤,他根本不信。他算了算,估计顶多3100亿斤。600亿斤的差距,非同小可。他认为,要缓和粮食紧张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四五百亿斤才行。如果上年估计为3700亿斤,新一年粮食就得4100亿斤,从农业受损程度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亿斤,增到3500亿斤还是大有希望的。后来经过仔细核实,1960年实际产量确实只有3100亿斤。新一年只要有适当增产,就能缓解形势。陈云得知消息后,极为兴奋,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1962年初,粮食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提出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他算了一笔账,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供应城市30亿斤大豆,这是可能的。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又提出增加捕鱼量和保证猪的收购,给6000多万大中城市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半斤鱼和半斤肉。他计算过,通过这些办法,鱼、肉两项,5口之家1个月就有5斤,对改善营养能起到很大作用。陈云想出的这些应急办法,保证了群众生活的基本营养需要,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大量的生命。

  识大体,谋大局,晚年再展雄风

  1962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陈云“靠边站”了。但他一直未停止为国计民生思考。

  1978年秋,陈云在杭州休养。一天上午,他和夫人于若木正在玉泉公园散步,看到公园茶室的女服务员在结算茶水账。陈云走到茶室,主动要求替服务员打算盘。只见他手起珠落,不一会儿就把账给算清了。服务员不认识陈云,惊奇地说:“您算盘打得真好啊!是个老会计吧?”

  陈云打算盘的情景被随行的工作人员拍了下来。1981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看到这张照片后非常感慨,写了一首诗:“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首诗是陈云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筹谋策划的形象写照。

  这次杭州“打算盘”的短短数月之后,陈云再次出山,操持国民经济的“大算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重回中央最高领导层。1979年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再次主持财经工作。甫一上任,他就为经济工作大局,打了一个“大算盘”。

  “文革”后,人们从长期动乱的恶梦中醒来,看到了国民经济受到的严重破坏,也看到了发展缓慢的中国经济与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越来越大的差距,在痛心和震惊之余,头脑又开始发热,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搞起了一轮“新的跃进”。当时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规模过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引进工作太急。

  陈云敏锐地注意到当时经济工作急于求成的问题。他通过反复的交换、比较和分析,认为当时“新的跃进”的条件还不存在,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调整。3月中旬,同李先念商讨后,陈云起草了两人联名给中央的信,提出要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借外债要考虑支付能力等。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提出了“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既实现了新时期以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又避免了急于求成的大折腾。

  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后,陈云和国务院财经委面对的另一个复杂棘手且急需处理的难题那就是宝钢问题。1978年12月22日,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新日钢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12月23日,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开工建设,预定分两期、用7年时间建成。国内有关部门概算总投资约200亿元。以当时全国人口计,平均每人要为宝钢分摊20元。无疑,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超级引进项目,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开工后暴露了很多严重问题。一时间,议论纷纷,“骑虎难下”。陈云从1979年4月底5月初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一个半月之内,陈云集中考虑宝钢建设方针,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到现场直接接触和了解实际境况,三度反复,才最终拍板定案。中央按照陈云的意见,由“举棋不定”转为下定决心“干到底”。虽然宝钢建设后来还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由于动手早、基础好,工程质量全优,建成投产后,产生巨大效益。实践证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

  陈云善于打“大算盘”,就是在复杂的形势面前,总是善于谋大局、谋大事,善于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症结,善于驾驭复杂的形势和局面。毛泽东曾赞赏地说,“他看问题很有眼光”,比较“能干”。

  1995年4月,这位一辈子为国计民生筹谋的老人去世了,只留下不到2万元的稿费和不多的遗物,还有那个他使用多年早已破旧的小算盘。小算盘是陈云生前操持国计民生“大算盘”的见证。

  陈云,这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积蓄,却把有形的、无形的巨大财富,留在了中华大地,留在了人们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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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中共领袖被称为新中国的“掌柜”

2015年6月18日 08:3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标题: 哪位中共领袖被称为新中国的“掌柜”

  核心提示:在陈云心中,算盘的作用和意义也在不断升华,早已不是青少年时期为谋个人生计,而是殚精竭虑、锱铢必较,为国为民打“大算盘”。正因如此,他成为共产党内有口皆碑的“财经专家”、“红色掌柜”。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刘贵军,原题:《“红色掌柜”陈云的“小算盘”与“大算盘”》

  陈云从商务印书馆的一名学徒,到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掌柜”,从过去一个区域的财经工作负责人,搞“小摊摊”,到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搞“大买卖”,他一生都与算账、算盘结缘。在陈云心中,算盘的作用和意义也在不断升华,早已不是青少年时期为谋个人生计,而是殚精竭虑、锱铢必较,为国为民打“大算盘”。正因如此,他成为共产党内有口皆碑的“财经专家”、“红色掌柜”。

  少习珠算,出身店员,与算盘结缘

  陈云出身很苦,幼年便失去了父母,是舅父母把他抚养大的。童年的陈云便和姐姐一起,在舅父母开的小酒店打工。初小毕业后,陈云到离家20多公里的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学习一般高小课程及珠算、簿记等。学了仅两个月,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回家。但因天资聪颖,加上勤学苦练,陈云在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珠算和记账。

  1919年夏,陈云高小毕业,因家庭贫困无力升学,在家中帮助舅父母做家务。正当他为前途而愁闷时,他的老师张行恭通过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弟弟张子宏,介绍他进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这期间,陈云勤学好问,不久就成为业务能手。根据陈云的工作能力,在当了两年学徒后,店方提前一年将陈云升为店员。他薪金虽然不高,却经常接济舅父母,有时还支援一些工友。

  1925年初,陈云调到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文具柜当店员。这时,他的珠算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还积累了不少心得。他后来说:“打算盘什么手指管什么珠子是一定的,不能错,5个指头分了工的,差一点都不行。”

  在商务印书馆时,陈云开始投身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九十月间,他因遭敌人通缉而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专做党的工作”。从此,他扔下个人成家立业的“小算盘”,在心中存下了一把“大算盘”,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

  “要会打算盘”,“要当掌柜”

  陈云的财经生涯是从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起步的。他曾不无诙谐地把这一段的财经工作,说成是搞“小摊摊”。

  1944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所任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由彭真代理。从此,陈云以主要精力从事领导财政经济工作。

  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性,陈云说:“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他强调财政工作人员要精通业务,要会算账。“做财政工作,就必须下决心,学会业务,否则一辈子受气。少给了解决不了问题,多给了浪费,都不对。”“人家来领东西,要给他计算一下,仔细打打算盘,这是必要的。如果来一个‘政治领导’,人家要什么给什么,不算账,那是不行的。”“先小人后君子”。“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陈云在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期间,结交了很多科技人员、经济理论学者,还有边区财经工作方面有经验的领导人员。他经常召集他们讨论研究当前财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陈云还经常在晚上找人去他的住处,围绕一个问题、一件事情交谈,边拨算盘,边酝酿考虑。如有时在谈到边区所需棉花的数量,除军民穿衣部分外,对还需用多少拿不准时,就立刻打电话询问有关干部,以尽可能核算出接近的数字。他认为,搞经济工作对数字必须十分认真,不要含糊出差错。

  在陈云主持下,边区财经工作的重大决策,都是在集思广益、全面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弄清根据,并且经过反复考虑后才作出的。

  陈云上任之初,边区发生金融混乱,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来源断绝,边区流通货币——边币发行过快增长,造成金融物价剧烈波动,边币币值大跌,信用受到重创,法币趁机抢占流通市场,黑市价一路攀升。陈云经过调查研究,深入思考和分析,终于摸清了情况,找到了解开边币死结的钥匙。他立即整顿金融,重建边币信用。陈云首先确立银行的企业性质,不让财政随便从银行掏钱,使其摆脱财政出纳地位,以控制财政发行;接着着手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整理边币。他通过发行商业流通券,其定价对法币1∶2,对边币1∶15,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效果,再以边币收回流通券,最后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1,“偷梁换柱”,一锤定音,边币重新掌握了边区市场主导权。

  当时,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紧紧抓住盐、棉等大宗物资,对边区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盐是边区出口的最大宗物资,是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大部分盐都要外销到国统区。在边区运盐多的季节,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把持市场的优势,提高盐税、压低盐价、统制运输,企图压垮边区盐业运销。针对这一情况,陈云亲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了解情况,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采取主动,下令边区盐业公司把盐价提高20%。消息传出,不出两个月,边区食盐实现持续旺销,完全掌握了市场主动权,保证了财政收入。事后,陈云高兴地说:这个宝不是押准的,而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是摸准行情、正确判断的结果。

  棉花是边区最大宗的进口物资。国民党一面向棉农催收贷款,一面压低价格强迫征购。边区要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棉花封锁,必须想办法争取棉农、棉商。为此,陈云领导的财经部门采取“高价招远客”的策略予以应对。这样,在边区棉花高收购价的吸引下,国统区棉花源源不断地流向边区。就连不少国民党官兵也偷偷背棉花换钱补充伙食,成了边区的运输队。仅两个月时间,边区就争取进口棉花百万余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锁。

  由于正确安排了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边区金融物价稳定,生产大发展,在贫瘠的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家底,与国统区的经济乱象形成鲜明对比。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由陈云主持财经工作。这是陈云继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后,第二次主持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此时,陈云面前的“算盘”更大了。与陕甘宁边区相比,东北解放区不仅经济规模大多了,而且经济中工业占很大比重,城市工作成为重点。在这种新局面和新形势下,陈云审慎对待、仔细分析、筹谋对策,迅速并妥善地解决了当时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面临的物价暴涨问题。

  当时的东北虽然是产粮区,但战争的重负还是对东北经济产生了巨大压力。1948年3月,东北解放区的物价特别是粮价开始暴涨,造成通货膨胀,还使财经部门掌握的公营事业和物资实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会造成经济和军事全局性的严重危机。陈云上任后,立即集中检查了财经工作,了解情况,分析原因,寻找对策。他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权衡后,决定改变管制粮食经营和抛售物资的办法,不再硬性阻击物价上涨,而是下令开放粮食自由流通,允许物价合理平涨、防止暴涨,最大限度地发挥公营经济稳定市场的作用。到10月份,粮价就平稳下来了。经济平稳,粮草充足,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东北工作期间,陈云提出企业管理人员要熟悉业务内容,要“精密计算。要能打算盘,钻数目字”。“要认识到职员也是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没有职员画图、写账、打算盘也不行”。在讨论财政开支问题时,陈云认为要把经济、文化投资摆在重要位置,“要看得长远,打大算盘”。

  “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挑起了主持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重担。

  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是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基本立场。他说:吃、穿、用,油、盐、柴、米,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陈云要求财经工作者要有财务观点,要会算账,不能只做政治首长而不会精确计算,不能只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一切不负责任和浪费是违反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他提议自上而下每个有关人员认真地亲自核算财政和材料,打算盘。他说:“不会‘打算盘’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决不是好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

  马寅初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与陈云共事期间,经常看到陈云在办公室里噼噼啪啪地打算盘。对于陈云这手理财的过硬基本功,他深为叹服。他看到陈云用的算盘已经很旧,而且质量也不太好,便想到解放前自己在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兼课时,潘序伦校长曾送给他一个质量很好的硬木算盘。于是,他便从家中找出这个算盘,执意送给陈云。陈云说:“马老你的美意我领了,但我这把旧算盘还可以用,而且用得很顺手,你这把还是留着自己用吧!”马寅初说:“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现在我已多日不用,留着又没什么用处,还是送给您,发挥更大的作用吧!如果您执意不肯要,就算我借给您的,以后如果我有用它的时候,随时再取回如何?”陈云被马寅初的一片诚意所感动,便笑着说:“那好,就算我借你的,用不用我打个借条呀?”马寅初摆摆手连说:“不用!不用!”说罢,两人相对哈哈大笑。从此,陈云在办公室里用上了马寅初送的这把算盘,打起来,声音更为清脆,也更为得心应手。而那把旧算盘,他拿回家中,也经常使用。

  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掌管全国财经工作的,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1949年7月,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合并组成的中财委正式成立。面对物价危机,陈云一边“安地盘”,一边领导中财委,与投机资本展开斗争,稳定物价。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会议,分析严峻形势,商讨解决对策。8月8日,他在会上讲话,详细阐述了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具体办法。他说,物价稳定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问题。物价上涨,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因为财经困难,不得不依赖财政发行票子。陈云表示:为了战争的胜利,票子还得发。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8至10月每月需发行1633亿元人民币,以7月底2800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58%。11月、12月除军费外,还要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两项合计每月需发行1692亿元。继续发票子,通货膨胀,人人都要吃亏,尤其是靠薪资为生的人和党政军人员。所以多发票子,有利有弊,怎么办?陈云主张一是发行公债,向关内发行2400亿元人民币(包括收购一部分黄金外汇);二是抓紧收公粮和收税,逐渐增加税收比重,弥补财政赤字。9月2日,中央同意了上海会议提出的稳定全国物价的具体措施。8月和9月,全国物价相对比较平稳。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农业的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一时间,全国各地到处闹饥荒,浮肿病、非正常死亡、人口外流现象迅速蔓延。历来重视粮食的陈云,撑着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调查,亲自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他努力排除放“卫星”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做法的干扰,挤干数字中的水分,还事实以本来面目。1960年的粮食产量,有人估计3700亿斤,他根本不信。他算了算,估计顶多3100亿斤。600亿斤的差距,非同小可。他认为,要缓和粮食紧张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四五百亿斤才行。如果上年估计为3700亿斤,新一年粮食就得4100亿斤,从农业受损程度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亿斤,增到3500亿斤还是大有希望的。后来经过仔细核实,1960年实际产量确实只有3100亿斤。新一年只要有适当增产,就能缓解形势。陈云得知消息后,极为兴奋,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1962年初,粮食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提出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他算了一笔账,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供应城市30亿斤大豆,这是可能的。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又提出增加捕鱼量和保证猪的收购,给6000多万大中城市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半斤鱼和半斤肉。他计算过,通过这些办法,鱼、肉两项,5口之家1个月就有5斤,对改善营养能起到很大作用。陈云想出的这些应急办法,保证了群众生活的基本营养需要,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大量的生命。

  识大体,谋大局,晚年再展雄风

  1962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陈云“靠边站”了。但他一直未停止为国计民生思考。

  1978年秋,陈云在杭州休养。一天上午,他和夫人于若木正在玉泉公园散步,看到公园茶室的女服务员在结算茶水账。陈云走到茶室,主动要求替服务员打算盘。只见他手起珠落,不一会儿就把账给算清了。服务员不认识陈云,惊奇地说:“您算盘打得真好啊!是个老会计吧?”

  陈云打算盘的情景被随行的工作人员拍了下来。1981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看到这张照片后非常感慨,写了一首诗:“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首诗是陈云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筹谋策划的形象写照。

  这次杭州“打算盘”的短短数月之后,陈云再次出山,操持国民经济的“大算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重回中央最高领导层。1979年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再次主持财经工作。甫一上任,他就为经济工作大局,打了一个“大算盘”。

  “文革”后,人们从长期动乱的恶梦中醒来,看到了国民经济受到的严重破坏,也看到了发展缓慢的中国经济与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越来越大的差距,在痛心和震惊之余,头脑又开始发热,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搞起了一轮“新的跃进”。当时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规模过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引进工作太急。

  陈云敏锐地注意到当时经济工作急于求成的问题。他通过反复的交换、比较和分析,认为当时“新的跃进”的条件还不存在,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调整。3月中旬,同李先念商讨后,陈云起草了两人联名给中央的信,提出要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借外债要考虑支付能力等。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提出了“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既实现了新时期以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又避免了急于求成的大折腾。

  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后,陈云和国务院财经委面对的另一个复杂棘手且急需处理的难题那就是宝钢问题。1978年12月22日,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新日钢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12月23日,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开工建设,预定分两期、用7年时间建成。国内有关部门概算总投资约200亿元。以当时全国人口计,平均每人要为宝钢分摊20元。无疑,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超级引进项目,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开工后暴露了很多严重问题。一时间,议论纷纷,“骑虎难下”。陈云从1979年4月底5月初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一个半月之内,陈云集中考虑宝钢建设方针,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到现场直接接触和了解实际境况,三度反复,才最终拍板定案。中央按照陈云的意见,由“举棋不定”转为下定决心“干到底”。虽然宝钢建设后来还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由于动手早、基础好,工程质量全优,建成投产后,产生巨大效益。实践证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

  陈云善于打“大算盘”,就是在复杂的形势面前,总是善于谋大局、谋大事,善于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症结,善于驾驭复杂的形势和局面。毛泽东曾赞赏地说,“他看问题很有眼光”,比较“能干”。

  1995年4月,这位一辈子为国计民生筹谋的老人去世了,只留下不到2万元的稿费和不多的遗物,还有那个他使用多年早已破旧的小算盘。小算盘是陈云生前操持国计民生“大算盘”的见证。

  陈云,这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积蓄,却把有形的、无形的巨大财富,留在了中华大地,留在了人们的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