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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曾给毛泽东写信 索还四人帮抢走鲁迅手稿

2015-5-28 09:00:27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朱钧侃 选稿:朱恬

原标题: 周海婴曾给毛泽东写信 索还四人帮抢走鲁迅手稿

  核心提示:许广平逝世后,周海婴的心情十分悲痛,索还鲁迅手稿和书信手迹,是妈妈的遗嘱和父亲的至亲好友的强烈要求。他很想索还,可是没有办法。日思夜想,终于想到了毛主席,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

  周海婴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朱钧侃,原题为:《周海婴曾给毛泽东写信索还四人帮抢走鲁迅手稿》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四人帮”把黑手伸到鲁迅遗著上。1967年春天,戚本禹从文化部抢走鲁迅的手稿和书信手迹。许广平闻讯后,受到很大打击,多次出面交涉,要求如数归还,可是无效。许广平年老多病,患有严重高血压,又气、又急、又恨,忧心如焚,于1968年3月3日,突然发病,医院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周恩来总理闻讯,先到医院向许广平遗体告别。后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才到医院。江青装样率先发话:“听说这事,心里很难过。我粗心了,没有照顾好她的身体。”她还自我吹嘘:“1936年鲁迅逝世时,我去送葬,走在第一排,有一张照片,可惜后来被偷走了。鲁迅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在当时是不简单的……”

  许广平的遗嘱说:“我的尸体,最好供医学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绝无异言。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身体最后也听党的决定。”总理看后表示同意。

  许广平逝世后,周海婴的心情十分悲痛,索还鲁迅手稿和书信手迹,是妈妈的遗嘱和父亲的至亲好友的强烈要求。他很想索还,可是没有办法。日思夜想,终于想到了毛主席,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

  怎样写信并送达毛主席?周海婴想到了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同志。“1975年初冬,我去南长街胡乔木同志家中探望他。乔木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桌上一杯清茶,一盘水果,旁边放一把小刀,要吃自己动手,倍感亲切、朴实自然。他向我表达了他对母亲不幸逝世沉痛哀悼,要我节哀。我便乘机向他汇报了我的来意。乔木同志听完我的话后,略加沉思,诚恳地对我说:‘主席前些日子眼睛不好,动了手术后,最近好一点,可以看一些文字了,心情很好。你不妨写封信转上去试试。但是,信要简洁,字要写得清楚一些,大一点。’我急忙问信写好后如何送给毛主席。乔木同志又说:‘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了,这信可请他转,看看会不会有效果。’”

  乔木同志脑子灵,一转念就想出如此绝妙的主意,海婴说:我哪里有不听的道理。他如此支持我,深深地感激他。从乔木同志处回家后,即抓紧时机和时间,给毛主席写信,经反复修改后,写得又大又清楚后就请乔木同志转送给邓小平同志了。

  海婴说:给毛主席的信一共写了八页纸。主要内容是:首先向毛主席问好。然后报告父亲手稿和书信出版的情况以及母亲的死,诉说对父亲手稿保管和书信出版的不满。海婴说,我是这样写的:

  如果有人认为鲁迅书信的收信人有的成了坏人,因而不能出,我想这不应成为一个障碍,因为马恩著作中,就有许多马恩写给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信,并未因此而不出。

  海婴说:在信中,对“文革”中出版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不完整,提出了意见。还就加强鲁迅手稿和书信的保管和出版、加强鲁迅研究工作,提出了看法和建议。“这封信写于1975年10月28日。没有加封口,仍去南长街乔木同志家中,面交并拜托他转呈邓小平同志,乔木同志真诚地表示抓紧送给小平同志,并要我放心。”

  没有想到信发出后三天,毛主席就有了批示: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毛泽东十一月一日周海婴说:这个消息我是从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同志那里得到的。感到振奋人心!可是,张春桥等人竟以“清华大学的事是纲,鲁迅之事是目”为借口,拖延时日,十余天后,才不得不正式传达。

  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同志听到传达后,立即找周海婴商量落实毛主席批示,要赶紧拟定方案上报中央。首要问题是建立鲁迅研究室。冶秋同志提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同时将鲁迅纪念馆从属研究室。因此,研究室的领导人级别要高一点,而且要有较高学术水平。他经反复思考,拟请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任研究室主任,较为合适。他还拟了一个十余个工作人员的名单,征求周海婴的意见。他最后说:“这个方案力求详尽完整,无懈可击,然后以文物局名义上报,免得江青他们从中掉花枪做文章。尤其特别防范他们趁机‘掺沙子’,安插人进来。总之一句话,要使他们钻不了空子,更无法推翻。”

  果然,不到一个月,国家文物局和出版局联名向毛主席呈上落实批示的报告。这个报告很具体,一是加强鲁迅著作的研究,二是加强鲁迅著作、书信的出版、注释等规划,三是确定鲁迅研究室任务和商定人员名单。报告很快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

  周海婴以为有了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一定可以认真、全面地落实。可事与愿违。“江青一伙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批示阳奉阴违。凡是顺他们意的就夸而大之,立即‘实行’甚至夸大到极端;凡是不配他们‘胃口’,对他们不利的,表面上执行,可实际上消极、拖延、怠工。总之,江青等人对此事百般刁难,竭力干扰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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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曾给毛泽东写信 索还四人帮抢走鲁迅手稿

2015年5月28日 09:00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标题: 周海婴曾给毛泽东写信 索还四人帮抢走鲁迅手稿

  核心提示:许广平逝世后,周海婴的心情十分悲痛,索还鲁迅手稿和书信手迹,是妈妈的遗嘱和父亲的至亲好友的强烈要求。他很想索还,可是没有办法。日思夜想,终于想到了毛主席,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

  周海婴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朱钧侃,原题为:《周海婴曾给毛泽东写信索还四人帮抢走鲁迅手稿》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四人帮”把黑手伸到鲁迅遗著上。1967年春天,戚本禹从文化部抢走鲁迅的手稿和书信手迹。许广平闻讯后,受到很大打击,多次出面交涉,要求如数归还,可是无效。许广平年老多病,患有严重高血压,又气、又急、又恨,忧心如焚,于1968年3月3日,突然发病,医院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周恩来总理闻讯,先到医院向许广平遗体告别。后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才到医院。江青装样率先发话:“听说这事,心里很难过。我粗心了,没有照顾好她的身体。”她还自我吹嘘:“1936年鲁迅逝世时,我去送葬,走在第一排,有一张照片,可惜后来被偷走了。鲁迅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在当时是不简单的……”

  许广平的遗嘱说:“我的尸体,最好供医学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绝无异言。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身体最后也听党的决定。”总理看后表示同意。

  许广平逝世后,周海婴的心情十分悲痛,索还鲁迅手稿和书信手迹,是妈妈的遗嘱和父亲的至亲好友的强烈要求。他很想索还,可是没有办法。日思夜想,终于想到了毛主席,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

  怎样写信并送达毛主席?周海婴想到了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同志。“1975年初冬,我去南长街胡乔木同志家中探望他。乔木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桌上一杯清茶,一盘水果,旁边放一把小刀,要吃自己动手,倍感亲切、朴实自然。他向我表达了他对母亲不幸逝世沉痛哀悼,要我节哀。我便乘机向他汇报了我的来意。乔木同志听完我的话后,略加沉思,诚恳地对我说:‘主席前些日子眼睛不好,动了手术后,最近好一点,可以看一些文字了,心情很好。你不妨写封信转上去试试。但是,信要简洁,字要写得清楚一些,大一点。’我急忙问信写好后如何送给毛主席。乔木同志又说:‘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了,这信可请他转,看看会不会有效果。’”

  乔木同志脑子灵,一转念就想出如此绝妙的主意,海婴说:我哪里有不听的道理。他如此支持我,深深地感激他。从乔木同志处回家后,即抓紧时机和时间,给毛主席写信,经反复修改后,写得又大又清楚后就请乔木同志转送给邓小平同志了。

  海婴说:给毛主席的信一共写了八页纸。主要内容是:首先向毛主席问好。然后报告父亲手稿和书信出版的情况以及母亲的死,诉说对父亲手稿保管和书信出版的不满。海婴说,我是这样写的:

  如果有人认为鲁迅书信的收信人有的成了坏人,因而不能出,我想这不应成为一个障碍,因为马恩著作中,就有许多马恩写给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信,并未因此而不出。

  海婴说:在信中,对“文革”中出版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不完整,提出了意见。还就加强鲁迅手稿和书信的保管和出版、加强鲁迅研究工作,提出了看法和建议。“这封信写于1975年10月28日。没有加封口,仍去南长街乔木同志家中,面交并拜托他转呈邓小平同志,乔木同志真诚地表示抓紧送给小平同志,并要我放心。”

  没有想到信发出后三天,毛主席就有了批示: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毛泽东十一月一日周海婴说:这个消息我是从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同志那里得到的。感到振奋人心!可是,张春桥等人竟以“清华大学的事是纲,鲁迅之事是目”为借口,拖延时日,十余天后,才不得不正式传达。

  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同志听到传达后,立即找周海婴商量落实毛主席批示,要赶紧拟定方案上报中央。首要问题是建立鲁迅研究室。冶秋同志提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同时将鲁迅纪念馆从属研究室。因此,研究室的领导人级别要高一点,而且要有较高学术水平。他经反复思考,拟请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任研究室主任,较为合适。他还拟了一个十余个工作人员的名单,征求周海婴的意见。他最后说:“这个方案力求详尽完整,无懈可击,然后以文物局名义上报,免得江青他们从中掉花枪做文章。尤其特别防范他们趁机‘掺沙子’,安插人进来。总之一句话,要使他们钻不了空子,更无法推翻。”

  果然,不到一个月,国家文物局和出版局联名向毛主席呈上落实批示的报告。这个报告很具体,一是加强鲁迅著作的研究,二是加强鲁迅著作、书信的出版、注释等规划,三是确定鲁迅研究室任务和商定人员名单。报告很快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

  周海婴以为有了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一定可以认真、全面地落实。可事与愿违。“江青一伙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批示阳奉阴违。凡是顺他们意的就夸而大之,立即‘实行’甚至夸大到极端;凡是不配他们‘胃口’,对他们不利的,表面上执行,可实际上消极、拖延、怠工。总之,江青等人对此事百般刁难,竭力干扰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