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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抗战:一位传奇女子的抗战行动

2015-5-11 16:07:14

作者:陈俊珺 选稿:刘晓晓

黄慕兰近照陈大中摄于2015年元旦

图片说明:1938年7月3日,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举办“生产杯”足球赛。图为双方队员合影。前排中立者为黄慕兰(又名黄定慧)。(照片出处《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

  在记者对南市难民区进行寻访的过程中,一个名字一次次出现在不同受访对象的口中、浮现于一纸纸泛黄的资料里。

  她就是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总干事黄慕兰,这位传奇的女子是饶家驹难民区营建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亲历者。

  现居杭州的黄慕兰,还有两个多月,就将迎来她109岁的生日。她的女儿陈大中说:“母亲虽然小病小痛不断,但精神很好,只要聊起抗战的事,总是很兴奋。”

  1937

  在营救与护送中度过

  1937年7月,战火肆虐,上海周边地区近70万难民向租界涌去,他们扶老携幼,饥寒交迫。

  位于马斯南路也就是今天思南路的原震旦大学操场上,搭建起了数个大竹棚,每个大棚能容近400人,这里就是上海国际救济会的第一难民收容所。

  竹棚虽然简陋,但基本的生活设施却很齐备,炉灶、厕所、医务室、病房、收容所办公室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随着难民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这一方操场,成了上万人的避风港。

  在这个避风港里,作为难民收容所总干事的黄慕兰,终日忙碌着。

  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他的父亲黄颖初曾与谭嗣同等人一起被并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浏阳三杰”。

  19岁那年,黄慕兰就加入了共产党,在汉口参加红十字会的救助工作,并担任汉口妇女部的部长。

  1929年,她被秘密调往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曾参与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

  抗战爆发前,黄慕兰决定改名黄定慧,家人很不解:难道你要做尼姑吗?他们并不知道,改名定慧是为了以宗教、尤其是佛教名义掩护黄慕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营救狱中的同志。

  1936年冬天,上海发生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串通上海巡捕房,以“危害民国”的罪名,秘密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爱国志士,黄慕兰的丈夫陈志皋参与了律师团,义务为七君子辩护,而黄慕兰则积极推动七君子的营救工作。

  除了这次举国关注的营救,黄慕兰和丈夫还先后参与了不少爱国人士的营救工作。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为了“孤岛”。宋庆龄、沈钧儒、邹奋韬、郭沫若等抗日救亡团体领导人必须分批秘密离开上海。

  由于日军已经封锁长江口,为掩护他们安全撤退,黄慕兰和丈夫陈志皋等人向抗敌后援会建议,请饶家驹神父与日军司令部打交道,以撤退难民的名义要求放邮轮进来,且沿途日军不能开炮拦击。

  当时日本尚未与英、美、法宣战,他们答应了饶家驹的要求。

  临行前,饶家驹建议,为确保人员的安全,不要在码头开盛大的欢送会。负责送行的,只有黄慕兰一人。

  当年11月27日,望着老老小小一船“难民”成功撤离上海,黄慕兰的心这才安定下来。此时,又有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悬在她的心头,她牵挂的,正是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

  秘密发展党员

  掩护他们投奔新四军

   “八·一三”前夕,在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陈志皋等慈善界人士的推动下,上海国际救济会诞生了。这个救济会聚集了当时上海各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中有 天主教、基督教,也有来自租界工部局的力量,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尽相同,但在黄慕兰看来,大家救助难民的意志却是一样坚定,因此结成了暂时的同盟。

  第一难民收容所先后一共接纳难民达4万人次,这么多人的给养是一大难题,除了一部分由工部局的纳税华人负担外,其余的都由华洋义赈会来解决。

  随着难民的增多,粮食供应一度成为困局。

  在一次国际救济会的会议上,委员们正在商量是否要再度削减粮食供应。黄慕兰急了,她说:“在座的先生们、太太们,你们每天吃的是鸡蛋、水果,甚至还有牛排,面包少吃点,不会饿肚子。但看看难民们,他们每天只是两餐稀粥、一餐干饭,如果减为三餐稀饭,你们怎么忍心?”

  不久,为了减轻粮食供给的负担,国际救济会向租界当局提出,动员各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难民返乡生产。这次动员一方面是为了解决难民所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则使收容所里悄悄成长起来的抗日进步青年有了投身抗日的机会。

  在难民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以及难民中,潜伏着不少中共党员,他们有的是从狱中被释放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受上级指示来开展工作。收容所建立不久,一个党支部就悄然建了起来。

  据黄慕兰回忆,当时的上海国际第一、第二难民收容所,以及由赵朴初所代表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的50多个难民收容所,成为了党的特殊群众工作阵地。黄慕兰也在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和难民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鼓励他们参加新四军。

  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这批新党员接受了短期集中训练并进行了身份登记。最终,组织决定由八路军的刘少文和新四军的李一氓负责集训和输送。

  国际救济会向当局提出,“为了减轻上海的粮食负担,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难民返乡生产”。这一提议很快就获得了法国的驻沪参赞夫人的附议,并在工部局会上获得通过。

  人能出租界了,那遇到日军怎么办?黄慕兰请饶家驹出面,请他向日军司令部交涉,要求日军在难民返乡途中不得阻挠,保证他们的安全,日军同意了。

  为了保证从水路撤离的“难民”能安全离开,黄慕兰又想办法租用法商轮船,并在船上挂起红十字旗帜作掩护。

  看到救护包

  就会想起黄慕兰

  在参加新四军的难民们动身前夕,黄慕兰在自己的家中为他们开了一个秘密的欢送会。

  那晚的情景她70多年后依然记得:她把临别礼物一一递到年轻人手中,那是一个红十字会的救护包。黄慕兰对他们说,明天起,你们就要抗日杀敌,报国仇家恨!

  解放后,曾经送这批年轻人参加新四军的老党员戴映东告诉黄慕兰,当初从难民所走出去的这批年轻人有的在抗战中立了功,有的还当上了司令员,还有许多人壮烈牺牲了。现在,只要看到这个救护包,

  他就会想起难民收容所,就会想起黄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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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抗战:一位传奇女子的抗战行动

2015年5月11日 16:07

黄慕兰近照陈大中摄于2015年元旦

图片说明:1938年7月3日,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举办“生产杯”足球赛。图为双方队员合影。前排中立者为黄慕兰(又名黄定慧)。(照片出处《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

  在记者对南市难民区进行寻访的过程中,一个名字一次次出现在不同受访对象的口中、浮现于一纸纸泛黄的资料里。

  她就是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总干事黄慕兰,这位传奇的女子是饶家驹难民区营建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亲历者。

  现居杭州的黄慕兰,还有两个多月,就将迎来她109岁的生日。她的女儿陈大中说:“母亲虽然小病小痛不断,但精神很好,只要聊起抗战的事,总是很兴奋。”

  1937

  在营救与护送中度过

  1937年7月,战火肆虐,上海周边地区近70万难民向租界涌去,他们扶老携幼,饥寒交迫。

  位于马斯南路也就是今天思南路的原震旦大学操场上,搭建起了数个大竹棚,每个大棚能容近400人,这里就是上海国际救济会的第一难民收容所。

  竹棚虽然简陋,但基本的生活设施却很齐备,炉灶、厕所、医务室、病房、收容所办公室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随着难民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这一方操场,成了上万人的避风港。

  在这个避风港里,作为难民收容所总干事的黄慕兰,终日忙碌着。

  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他的父亲黄颖初曾与谭嗣同等人一起被并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浏阳三杰”。

  19岁那年,黄慕兰就加入了共产党,在汉口参加红十字会的救助工作,并担任汉口妇女部的部长。

  1929年,她被秘密调往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曾参与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

  抗战爆发前,黄慕兰决定改名黄定慧,家人很不解:难道你要做尼姑吗?他们并不知道,改名定慧是为了以宗教、尤其是佛教名义掩护黄慕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营救狱中的同志。

  1936年冬天,上海发生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串通上海巡捕房,以“危害民国”的罪名,秘密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爱国志士,黄慕兰的丈夫陈志皋参与了律师团,义务为七君子辩护,而黄慕兰则积极推动七君子的营救工作。

  除了这次举国关注的营救,黄慕兰和丈夫还先后参与了不少爱国人士的营救工作。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为了“孤岛”。宋庆龄、沈钧儒、邹奋韬、郭沫若等抗日救亡团体领导人必须分批秘密离开上海。

  由于日军已经封锁长江口,为掩护他们安全撤退,黄慕兰和丈夫陈志皋等人向抗敌后援会建议,请饶家驹神父与日军司令部打交道,以撤退难民的名义要求放邮轮进来,且沿途日军不能开炮拦击。

  当时日本尚未与英、美、法宣战,他们答应了饶家驹的要求。

  临行前,饶家驹建议,为确保人员的安全,不要在码头开盛大的欢送会。负责送行的,只有黄慕兰一人。

  当年11月27日,望着老老小小一船“难民”成功撤离上海,黄慕兰的心这才安定下来。此时,又有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悬在她的心头,她牵挂的,正是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

  秘密发展党员

  掩护他们投奔新四军

   “八·一三”前夕,在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陈志皋等慈善界人士的推动下,上海国际救济会诞生了。这个救济会聚集了当时上海各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中有 天主教、基督教,也有来自租界工部局的力量,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尽相同,但在黄慕兰看来,大家救助难民的意志却是一样坚定,因此结成了暂时的同盟。

  第一难民收容所先后一共接纳难民达4万人次,这么多人的给养是一大难题,除了一部分由工部局的纳税华人负担外,其余的都由华洋义赈会来解决。

  随着难民的增多,粮食供应一度成为困局。

  在一次国际救济会的会议上,委员们正在商量是否要再度削减粮食供应。黄慕兰急了,她说:“在座的先生们、太太们,你们每天吃的是鸡蛋、水果,甚至还有牛排,面包少吃点,不会饿肚子。但看看难民们,他们每天只是两餐稀粥、一餐干饭,如果减为三餐稀饭,你们怎么忍心?”

  不久,为了减轻粮食供给的负担,国际救济会向租界当局提出,动员各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难民返乡生产。这次动员一方面是为了解决难民所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则使收容所里悄悄成长起来的抗日进步青年有了投身抗日的机会。

  在难民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以及难民中,潜伏着不少中共党员,他们有的是从狱中被释放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受上级指示来开展工作。收容所建立不久,一个党支部就悄然建了起来。

  据黄慕兰回忆,当时的上海国际第一、第二难民收容所,以及由赵朴初所代表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的50多个难民收容所,成为了党的特殊群众工作阵地。黄慕兰也在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和难民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鼓励他们参加新四军。

  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这批新党员接受了短期集中训练并进行了身份登记。最终,组织决定由八路军的刘少文和新四军的李一氓负责集训和输送。

  国际救济会向当局提出,“为了减轻上海的粮食负担,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难民返乡生产”。这一提议很快就获得了法国的驻沪参赞夫人的附议,并在工部局会上获得通过。

  人能出租界了,那遇到日军怎么办?黄慕兰请饶家驹出面,请他向日军司令部交涉,要求日军在难民返乡途中不得阻挠,保证他们的安全,日军同意了。

  为了保证从水路撤离的“难民”能安全离开,黄慕兰又想办法租用法商轮船,并在船上挂起红十字旗帜作掩护。

  看到救护包

  就会想起黄慕兰

  在参加新四军的难民们动身前夕,黄慕兰在自己的家中为他们开了一个秘密的欢送会。

  那晚的情景她70多年后依然记得:她把临别礼物一一递到年轻人手中,那是一个红十字会的救护包。黄慕兰对他们说,明天起,你们就要抗日杀敌,报国仇家恨!

  解放后,曾经送这批年轻人参加新四军的老党员戴映东告诉黄慕兰,当初从难民所走出去的这批年轻人有的在抗战中立了功,有的还当上了司令员,还有许多人壮烈牺牲了。现在,只要看到这个救护包,

  他就会想起难民收容所,就会想起黄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