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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

2015-5-11 15:59:50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余子道、张云 选稿:刘晓晓

  “上海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大课题专家组

   上海抗战文化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的承继,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左联创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直接转型和发展,而在尔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一步广泛地团结各界一切抗日爱国的文化力量。上海在近代以来铸成了深厚的先进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支拥有相当实力的文化新军,特别是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诞生于民族解放战争熏陶下的上海抗战文化,历史地被逐步推向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前列和中心地位

  中国抗战文化是 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线,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抗战文化以 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底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历经血与火的考验,英勇奋战,异军突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上海乃至中国抗战史册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上海抗战文化为全国提供经验和样板

  上海抗战文化的兴起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从“九一八”事变直至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的1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直接引领上海抗战文化的斗争方向。

   为领导上海的革命文化运动,特别是为领导上海的抗战文化斗争,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专门的文化领导机构。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文化工作 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由潘汉年任书记。20世纪30年代,在“文委”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负责具体领导各左翼文化联盟的活 动。1935年8月,“文委”重新组建,周扬任书记,胡乔木任“文总”党团书记。全面抗战爆发后,“文委”仍负责上海抗战文化的领导,但直接出面的是八路 军驻上海办事处。中共江苏省委重建之后,上海抗战文化斗争归其下设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上海抗战文化是“五四” 以来中国新文化的承继,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左联创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直接转型和发展,而在尔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一 步广泛地团结各界一切抗日爱国的文化力量,汇成了一支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的抗日文化大军。由于上海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占 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上海在近代以来铸成了深厚的先进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支拥有相当实力的文化新军,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诞生于民族解放战争熏 陶下的上海抗战文化,历史地被逐步推向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前列和中心地位。

  上海是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一个 时期又一度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强大中心,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斗争由来已久,大规模的抗日活动从“九一八”事变 以后就开始了。1931年9月,在上海成立不久的左联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呼吁革命人民奋起抗日。同年 12月,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夏丏尊、周建人、傅东华、叶绍钧、丁玲、郁达夫等20余人集会,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这是“团结全国文化界,作为 反帝抗日之文化运动及联络国际的反帝组织”。“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鲁迅、茅盾、叶绍钧、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 阳翰笙等43人,于1932年2月3日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此后,上海抗战文化初试锋芒,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小 说、话剧、电影、歌曲,在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中产生。

  “一二九”运动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上海抗战文化运动又走在 了全国的最前列。1935年12月12日,即“一二九”运动发生的第三天,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 郑振铎、史良等28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指出:“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安偷生而应当 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同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告成立,并发表《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宣言》,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 陶行知、艾思奇等35人为执行委员。以文化界救国宣言的发表与文化界救国会的成立为标志,上海文化界把抗日救亡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完成了革命文化历 史角色的转型与替代,上海也由此成了中国抗战文化的发祥地。“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抗战兴起后,全国抗日爱国文化力量云集上海,在全面抗战的大局之下, 各派各界的文化队伍携手合作,团结战斗。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正式成立。文协成立后,团体会员发展到73个,个人会员达到250多 人,成员总数5000人以上,成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团体的大本营。在文协的组织下,上海发动和汇成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抗战文化运动,其影响所及,遍于全 国,并且与全国各地的文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上海遂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强大中心。

  上海抗战文化为全国提供了经验和样板,是全国文化抗战 的引领者。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在全国率先组成了联系和团结文化领域一切主要力量的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八一三”抗战期间,国 共两党在上海的文化战线形成联合作战的阵势,原先的左翼文化战线与其他各个抗日党派团体的文化力量,在“抗日御侮,共赴国难”的使命下,联合起来并肩战 斗。上海文化各界不仅以鲜明的民族抗战精神呼喊文化界的团结合作,而且以实际行动建立了文化统一战线的各种组织,发动和进行了大规模的持续的抗战文化和宣 传活动。上海文化各界坚持面向人民大众,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并且在斗争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方法和形式。广大文化人冲破“亭子间”和文艺 的“象牙塔”,把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提供于社会,使文化从少数文化人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利器,从而使文化有机地与抗战融为一体。 上海抗战文化在这方面也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经验。

  上海抗战文化力量具有强劲的辐射力和延伸性,成为推动许多地方抗战 文化事业的生力军和领军人物。从“八一三”抗战到上海沦为“孤岛”前后,大批的上海文化人和文化团体,由盛极一时的上海抗日文化战场陆续转移到抗战大后方 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把抗战文化从特大城市的上海撒播到祖国的东西南北。他们当中,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田汉、冯乃超、胡风等人,先后转移到了武汉、重庆 等地。丁玲、周扬、艾思奇、冼星海、沙汀、贺绿汀、吕骥、袁牧之、吴印咸、光未然、陈波儿等人,进入了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丘东平、任光、夏征农、钱杏 邨等人,进入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这是上海抗战文化的一次大规模转移,也是抗战文化新阵地的开拓。上海文化人以战斗的姿态与当地的抗战文化相结合, 谱写了各地抗战文化的光辉篇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上海抗战文化

  抗战文化顺应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代大潮,呼应了广大民众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强烈愿望,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抗日战争新高潮的到来,中国抗战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上海抗战文化的新时期也随之到来。

   抗战报刊纷纷涌现,构筑起强大的抗日舆论阵地。因“七君子”事件而刚刚出狱回到上海的邹韬奋,1937年8月19日创办了《抗战》三日刊。同月25日, 由茅盾主编的《呐喊》周刊创刊。随之,又有胡风主编的取名《七月》的文学旬刊出版。他们把宣传和推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据统计,至淞 沪会战结束,上海出版的救亡刊物达53种之多。其中,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是国共合作创办的一份大型抗日报纸。《救亡日报》实际上是 以共产党人为政治领导核心的,它旗帜鲜明地坚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日军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上 海原有的一些影响广泛的报纸,如《大公报》、《申报》等,也都大大地加强了关于抗战的宣传报道,努力营造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舆论。

  戏 剧、电影界在全面抗战的隆隆炮声中挺身而出,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等团体的组织下,一致奋起战斗。戏剧作家一马 当先,由夏衍等人集体创作了反映爱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3幕话剧《保卫卢沟桥》;于伶创作了《皇军的伟绩》、《省一粒子弹》、《我们打冲锋》和《以身许 国》4部独幕剧;朔风的《壮烈的牺牲》、李一的《姚子青将军及其部下》等,直接表现了淞沪抗战中军民英勇杀敌、献身为国的悲壮情景;石凌鹤的《再上前 线》、夏衍的《咱们要反攻》等,则讴歌了中国军人舍身成仁、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上海话剧协会先后成立13支救亡演剧队,动员和组织上海演剧界的基本力 量,纷赴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等各地区,长途跋涉开展抗日宣传。袁牧之、宋之的、陈波儿、崔嵬、贺绿汀等组成战地移动演剧队,奔赴抗日前线演出。陈白 尘、沈浮、白杨等30余人组成影人剧团,演出救亡话剧。

  音乐和歌咏活动是上海抗战文化阵线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重要一翼。早在全面抗战的序 幕行将揭开之际,1935年在上海首映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由聂耳谱曲、田汉作词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奔放豪迈的热情,高亢激昂的旋律和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随着影片的情节唱出了民族的危亡、唱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悲壮、唱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最强音。此外,《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抗 战的一天来到了》、《保卫华北》等歌曲,传唱于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成为动员和教育人民、鼓舞军民斗志、打击敌人的强有力武器。

  美术和 漫画界拿起笔作刀枪,踊跃投身于文化抗战行列。上海漫画界救亡会派出叶浅予、张乐平、特伟、胡考等漫画家参加的漫画宣传队,冒着日机的轰炸进行抗战宣传。 他们在南京举办了“抗战漫画展”,参观者达数万人之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动员50多个会员团体,组成100多个宣传队,共2000多人,携带《告民众 书》及连环画等宣传品,分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居民区,进行抗日宣传;并且同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等几十个团体共同发动了“保卫大上海”的宣传运动。

   在上海抗战血与火的洗礼下,诗歌从文质彬彬的诗人那里走向人民大众,成为文化抗战队伍中的一支轻骑兵。由中国诗歌会改组而成的“中国诗人协会”在发表的 宣言中,诗人们发出“我们是诗人也是战士,我们的笔杆就是枪杆”的誓言。抗战初期,上海发表各类新诗约200多首,其中中长篇诗作20多首,作品数量创下 了空前纪录。文学界是上海抗战文化阵线中一支强大的主力军。“八一三”以前,上海的主要文学刊物有王统照主编的《文学》、靳以主编的《文丛》、黎烈文主编 的《中流》、黄源主编的《译文》等。淞沪抗战开始不久,四刊联合出版了由茅盾主编的《呐喊》文学周刊(后改名为《烽火》),茅盾在发刊启事中说,作家们要 “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群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这些作品都在浴血奋战的军民中产生了积极作用和广泛影响。

  孤岛与沦陷时期抗战文化依然保持声势

   上海抗战文化运动在淞沪抗战结束后,先后进入“孤岛”时期和全面沦陷时期。这时,抗战文化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完全发生变化,原先的抗战文化队伍,主要 力量向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转移,一部分坚持在上海继续战斗。在“孤岛”阶段,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使抗日文化宣传仍能保持相当强劲的气 势。在全面沦陷阶段,抗战文化犹如地火潜行,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巧妙曲折地继续战斗。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上海所处的新环境,及时 提出策略方针的转变,迅速改变大规模抗日运动的斗争模式,由集中转向分散,由公开转向半公开或隐蔽。提出要采取各种斗争艺术,“注入抗日反汉奸的内容”, 利用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特殊环境,壮大发展力量,重建进步文化阵地,开创了“盛极一时的孤岛文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根据上 海出现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再次调整斗争策略,强调“严格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对上海抗战文化给予明确指导,使其在内容和形式 上,贯彻“灰色化”、“大众化”和经营管理“事业化”的方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争得立足和生存地位的同时,隐晦曲折地、不屈不挠地开展着抗日救国的斗争, 既积蓄了力量,又发展了自己,并以新的战斗姿态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孤岛”阶段抗日文化斗争中,上海爱国新闻界担当了主力军的角 色。中共上海党组织和爱国人士,利用租界和日军不检查外商报刊的特殊情况,以外商名义在租界内创办了一批爱国报刊,进行抗日宣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作 用。先后出版的有《译报》、《每日译报》、《华美周报》、《文汇报》、《导报》、《大英夜报》、《循环报》、《中美日报》等,《申报》和《新闻报》后来也 加入了这个行列。至1939年4月,上海租界内的这种以宣传抗日为主旨的被称为“洋旗报”的报纸达17种之多,其他还有20多种期刊丛刊。这些报刊尽管各 自的政治背景和倾向不一,但抗日爱国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共同组成了颇为强劲的抗日舆论阵势。戏剧以新编历史剧和“孤岛”现实剧的题材和样式,曲折地呼唤 人们发扬民族精神,坚持抗战立场。

  上海全面沦陷时期,面对空前险恶的环境,抗日爱国文化工作者没有停止活动而放弃战斗,他们变换了活动 方式和表现手法,选择适宜的题材,隐晦曲折地进行战斗。有的则打入敌伪文化机关团体内部,利用合法的外衣开展特殊手段的战斗。倾向鲜明的抗日宣传,虽然被 隐晦的喻意或曲笔所替代,但弘扬爱国和民族气节,伸张正义与和平,对沦陷区社会现实的丑陋、黑暗进行揭露与批判,对侵略者和卖国者的控诉和谴责,依然是这 个时期上海进步文化的主题。黑夜走到尽头,黎明也就到来了。

  上海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窗口

   上海抗战文化运动是与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和一切进步的文化运动息息相关、互为支援的。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也是连接全中国、连接中国 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抗战期间,申城中外报刊等舆论战线,以其身临其境的独特优势,对两次淞沪抗战和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作了及时报道和大力宣传,让全中国和 全世界了解上海的抗战,并通过了解上海的抗战,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抗战、了解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引起全中国和全世 界的极大关注。同时,申城报刊以大量篇幅,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世界各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及时报道全国民众、海外侨胞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沪上舆论 普遍认为,这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绝对不是孤立的,强调“中国抗战必须联合苏联,联合英美,如此,中国的最终胜利与日本的最终灭亡是必然的”。 这些都进一步坚定了国人抗战的决心,增强了打败侵略者的胜利信心。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抗战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领导和推动下,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与淞沪抗战的丰功伟业交相辉映,完整书写了上海在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作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和上海反法西斯 运动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抗战文化作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锐利武器,配合抗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提升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推动军民团结 抗敌,揭露和声讨日伪罪行,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上海抗战文化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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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

2015年5月11日 15:59 来源:解放日报

  “上海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大课题专家组

   上海抗战文化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的承继,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左联创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直接转型和发展,而在尔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一步广泛地团结各界一切抗日爱国的文化力量。上海在近代以来铸成了深厚的先进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支拥有相当实力的文化新军,特别是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诞生于民族解放战争熏陶下的上海抗战文化,历史地被逐步推向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前列和中心地位

  中国抗战文化是 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线,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抗战文化以 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底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历经血与火的考验,英勇奋战,异军突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上海乃至中国抗战史册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上海抗战文化为全国提供经验和样板

  上海抗战文化的兴起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从“九一八”事变直至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的1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直接引领上海抗战文化的斗争方向。

   为领导上海的革命文化运动,特别是为领导上海的抗战文化斗争,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专门的文化领导机构。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文化工作 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由潘汉年任书记。20世纪30年代,在“文委”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负责具体领导各左翼文化联盟的活 动。1935年8月,“文委”重新组建,周扬任书记,胡乔木任“文总”党团书记。全面抗战爆发后,“文委”仍负责上海抗战文化的领导,但直接出面的是八路 军驻上海办事处。中共江苏省委重建之后,上海抗战文化斗争归其下设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上海抗战文化是“五四” 以来中国新文化的承继,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左联创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直接转型和发展,而在尔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一 步广泛地团结各界一切抗日爱国的文化力量,汇成了一支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的抗日文化大军。由于上海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占 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上海在近代以来铸成了深厚的先进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支拥有相当实力的文化新军,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诞生于民族解放战争熏 陶下的上海抗战文化,历史地被逐步推向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前列和中心地位。

  上海是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一个 时期又一度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强大中心,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斗争由来已久,大规模的抗日活动从“九一八”事变 以后就开始了。1931年9月,在上海成立不久的左联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呼吁革命人民奋起抗日。同年 12月,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夏丏尊、周建人、傅东华、叶绍钧、丁玲、郁达夫等20余人集会,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这是“团结全国文化界,作为 反帝抗日之文化运动及联络国际的反帝组织”。“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鲁迅、茅盾、叶绍钧、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 阳翰笙等43人,于1932年2月3日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此后,上海抗战文化初试锋芒,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小 说、话剧、电影、歌曲,在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中产生。

  “一二九”运动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上海抗战文化运动又走在 了全国的最前列。1935年12月12日,即“一二九”运动发生的第三天,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 郑振铎、史良等28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指出:“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安偷生而应当 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同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告成立,并发表《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宣言》,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 陶行知、艾思奇等35人为执行委员。以文化界救国宣言的发表与文化界救国会的成立为标志,上海文化界把抗日救亡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完成了革命文化历 史角色的转型与替代,上海也由此成了中国抗战文化的发祥地。“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抗战兴起后,全国抗日爱国文化力量云集上海,在全面抗战的大局之下, 各派各界的文化队伍携手合作,团结战斗。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正式成立。文协成立后,团体会员发展到73个,个人会员达到250多 人,成员总数5000人以上,成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团体的大本营。在文协的组织下,上海发动和汇成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抗战文化运动,其影响所及,遍于全 国,并且与全国各地的文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上海遂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强大中心。

  上海抗战文化为全国提供了经验和样板,是全国文化抗战 的引领者。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在全国率先组成了联系和团结文化领域一切主要力量的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八一三”抗战期间,国 共两党在上海的文化战线形成联合作战的阵势,原先的左翼文化战线与其他各个抗日党派团体的文化力量,在“抗日御侮,共赴国难”的使命下,联合起来并肩战 斗。上海文化各界不仅以鲜明的民族抗战精神呼喊文化界的团结合作,而且以实际行动建立了文化统一战线的各种组织,发动和进行了大规模的持续的抗战文化和宣 传活动。上海文化各界坚持面向人民大众,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并且在斗争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方法和形式。广大文化人冲破“亭子间”和文艺 的“象牙塔”,把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提供于社会,使文化从少数文化人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利器,从而使文化有机地与抗战融为一体。 上海抗战文化在这方面也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经验。

  上海抗战文化力量具有强劲的辐射力和延伸性,成为推动许多地方抗战 文化事业的生力军和领军人物。从“八一三”抗战到上海沦为“孤岛”前后,大批的上海文化人和文化团体,由盛极一时的上海抗日文化战场陆续转移到抗战大后方 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把抗战文化从特大城市的上海撒播到祖国的东西南北。他们当中,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田汉、冯乃超、胡风等人,先后转移到了武汉、重庆 等地。丁玲、周扬、艾思奇、冼星海、沙汀、贺绿汀、吕骥、袁牧之、吴印咸、光未然、陈波儿等人,进入了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丘东平、任光、夏征农、钱杏 邨等人,进入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这是上海抗战文化的一次大规模转移,也是抗战文化新阵地的开拓。上海文化人以战斗的姿态与当地的抗战文化相结合, 谱写了各地抗战文化的光辉篇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上海抗战文化

  抗战文化顺应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代大潮,呼应了广大民众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强烈愿望,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抗日战争新高潮的到来,中国抗战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上海抗战文化的新时期也随之到来。

   抗战报刊纷纷涌现,构筑起强大的抗日舆论阵地。因“七君子”事件而刚刚出狱回到上海的邹韬奋,1937年8月19日创办了《抗战》三日刊。同月25日, 由茅盾主编的《呐喊》周刊创刊。随之,又有胡风主编的取名《七月》的文学旬刊出版。他们把宣传和推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据统计,至淞 沪会战结束,上海出版的救亡刊物达53种之多。其中,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是国共合作创办的一份大型抗日报纸。《救亡日报》实际上是 以共产党人为政治领导核心的,它旗帜鲜明地坚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日军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上 海原有的一些影响广泛的报纸,如《大公报》、《申报》等,也都大大地加强了关于抗战的宣传报道,努力营造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舆论。

  戏 剧、电影界在全面抗战的隆隆炮声中挺身而出,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等团体的组织下,一致奋起战斗。戏剧作家一马 当先,由夏衍等人集体创作了反映爱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3幕话剧《保卫卢沟桥》;于伶创作了《皇军的伟绩》、《省一粒子弹》、《我们打冲锋》和《以身许 国》4部独幕剧;朔风的《壮烈的牺牲》、李一的《姚子青将军及其部下》等,直接表现了淞沪抗战中军民英勇杀敌、献身为国的悲壮情景;石凌鹤的《再上前 线》、夏衍的《咱们要反攻》等,则讴歌了中国军人舍身成仁、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上海话剧协会先后成立13支救亡演剧队,动员和组织上海演剧界的基本力 量,纷赴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等各地区,长途跋涉开展抗日宣传。袁牧之、宋之的、陈波儿、崔嵬、贺绿汀等组成战地移动演剧队,奔赴抗日前线演出。陈白 尘、沈浮、白杨等30余人组成影人剧团,演出救亡话剧。

  音乐和歌咏活动是上海抗战文化阵线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重要一翼。早在全面抗战的序 幕行将揭开之际,1935年在上海首映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由聂耳谱曲、田汉作词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奔放豪迈的热情,高亢激昂的旋律和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随着影片的情节唱出了民族的危亡、唱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悲壮、唱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最强音。此外,《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抗 战的一天来到了》、《保卫华北》等歌曲,传唱于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成为动员和教育人民、鼓舞军民斗志、打击敌人的强有力武器。

  美术和 漫画界拿起笔作刀枪,踊跃投身于文化抗战行列。上海漫画界救亡会派出叶浅予、张乐平、特伟、胡考等漫画家参加的漫画宣传队,冒着日机的轰炸进行抗战宣传。 他们在南京举办了“抗战漫画展”,参观者达数万人之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动员50多个会员团体,组成100多个宣传队,共2000多人,携带《告民众 书》及连环画等宣传品,分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居民区,进行抗日宣传;并且同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等几十个团体共同发动了“保卫大上海”的宣传运动。

   在上海抗战血与火的洗礼下,诗歌从文质彬彬的诗人那里走向人民大众,成为文化抗战队伍中的一支轻骑兵。由中国诗歌会改组而成的“中国诗人协会”在发表的 宣言中,诗人们发出“我们是诗人也是战士,我们的笔杆就是枪杆”的誓言。抗战初期,上海发表各类新诗约200多首,其中中长篇诗作20多首,作品数量创下 了空前纪录。文学界是上海抗战文化阵线中一支强大的主力军。“八一三”以前,上海的主要文学刊物有王统照主编的《文学》、靳以主编的《文丛》、黎烈文主编 的《中流》、黄源主编的《译文》等。淞沪抗战开始不久,四刊联合出版了由茅盾主编的《呐喊》文学周刊(后改名为《烽火》),茅盾在发刊启事中说,作家们要 “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群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这些作品都在浴血奋战的军民中产生了积极作用和广泛影响。

  孤岛与沦陷时期抗战文化依然保持声势

   上海抗战文化运动在淞沪抗战结束后,先后进入“孤岛”时期和全面沦陷时期。这时,抗战文化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完全发生变化,原先的抗战文化队伍,主要 力量向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转移,一部分坚持在上海继续战斗。在“孤岛”阶段,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使抗日文化宣传仍能保持相当强劲的气 势。在全面沦陷阶段,抗战文化犹如地火潜行,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巧妙曲折地继续战斗。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上海所处的新环境,及时 提出策略方针的转变,迅速改变大规模抗日运动的斗争模式,由集中转向分散,由公开转向半公开或隐蔽。提出要采取各种斗争艺术,“注入抗日反汉奸的内容”, 利用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特殊环境,壮大发展力量,重建进步文化阵地,开创了“盛极一时的孤岛文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根据上 海出现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再次调整斗争策略,强调“严格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对上海抗战文化给予明确指导,使其在内容和形式 上,贯彻“灰色化”、“大众化”和经营管理“事业化”的方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争得立足和生存地位的同时,隐晦曲折地、不屈不挠地开展着抗日救国的斗争, 既积蓄了力量,又发展了自己,并以新的战斗姿态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孤岛”阶段抗日文化斗争中,上海爱国新闻界担当了主力军的角 色。中共上海党组织和爱国人士,利用租界和日军不检查外商报刊的特殊情况,以外商名义在租界内创办了一批爱国报刊,进行抗日宣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作 用。先后出版的有《译报》、《每日译报》、《华美周报》、《文汇报》、《导报》、《大英夜报》、《循环报》、《中美日报》等,《申报》和《新闻报》后来也 加入了这个行列。至1939年4月,上海租界内的这种以宣传抗日为主旨的被称为“洋旗报”的报纸达17种之多,其他还有20多种期刊丛刊。这些报刊尽管各 自的政治背景和倾向不一,但抗日爱国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共同组成了颇为强劲的抗日舆论阵势。戏剧以新编历史剧和“孤岛”现实剧的题材和样式,曲折地呼唤 人们发扬民族精神,坚持抗战立场。

  上海全面沦陷时期,面对空前险恶的环境,抗日爱国文化工作者没有停止活动而放弃战斗,他们变换了活动 方式和表现手法,选择适宜的题材,隐晦曲折地进行战斗。有的则打入敌伪文化机关团体内部,利用合法的外衣开展特殊手段的战斗。倾向鲜明的抗日宣传,虽然被 隐晦的喻意或曲笔所替代,但弘扬爱国和民族气节,伸张正义与和平,对沦陷区社会现实的丑陋、黑暗进行揭露与批判,对侵略者和卖国者的控诉和谴责,依然是这 个时期上海进步文化的主题。黑夜走到尽头,黎明也就到来了。

  上海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窗口

   上海抗战文化运动是与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和一切进步的文化运动息息相关、互为支援的。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也是连接全中国、连接中国 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抗战期间,申城中外报刊等舆论战线,以其身临其境的独特优势,对两次淞沪抗战和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作了及时报道和大力宣传,让全中国和 全世界了解上海的抗战,并通过了解上海的抗战,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抗战、了解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引起全中国和全世 界的极大关注。同时,申城报刊以大量篇幅,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世界各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及时报道全国民众、海外侨胞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沪上舆论 普遍认为,这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绝对不是孤立的,强调“中国抗战必须联合苏联,联合英美,如此,中国的最终胜利与日本的最终灭亡是必然的”。 这些都进一步坚定了国人抗战的决心,增强了打败侵略者的胜利信心。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抗战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领导和推动下,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与淞沪抗战的丰功伟业交相辉映,完整书写了上海在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作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和上海反法西斯 运动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抗战文化作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锐利武器,配合抗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提升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推动军民团结 抗敌,揭露和声讨日伪罪行,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上海抗战文化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