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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区里的“解放区”:访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老人

2015-5-11 15:57:10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任春 选稿:刘晓晓

周克近照 邵剑平摄

    原标题;难民区里的“解放区”

  在“那个时候,正年轻啊。我们与难民同吃同住,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讲抗日消息、讲时局、宣传教育、组织动员……难民所里,就像个小小的解放区!”

  回忆起3年多在难民所中工作的日日夜夜,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长、99岁的周克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风云滚滚的青春岁月。

  难民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

   1937年下半年,我接受党组织的安排,与我哥哥朱启銮一起参加难民工作党委,担任宣传委员,改名周新民。后朱启銮调离上海,1938年8月,我接替汤 镛任难民党委书记,一直到难民工作最后结束。可以说,我参与了难民工作的全过程,这也是我第一次从党组织那里接受一项全局性的群众工作。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在四马路仁济堂设立了救济处。赵朴初同志是收容股主任。我们就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开展难民工作,首先便要急难民之所急,想难民之所想。

   难民逃进租界后,开始只能待在马路上,吃了上顿没下顿,很凄惨。战争爆发以后,租界里商店基本上处于半停业状态。饭店不开门,旅馆没人住,影戏院也打烊 了,学校里没人上课……于是我们组织大家,带着难民打开电影院、学校、旅馆的大门,安顿难民们住进去。电影院里的座位、戏台,学校里的课桌上,几乎能落脚 的地方,都睡满了人。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样,跟难民一起因陋就简,什么地方都能睡。我那时自己有个临时住所,是个亭子间,最多一晚上,有十几个同志一起“凑合”。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了同志帮着慈善救济会一起给难民济粥送饭。难民吃什么,我们跟着吃什么。真正叫同吃,同住,同工作。

  回想起来,那时条件那么艰苦,但好像大家浑身都是劲,干起工作来,不分白天黑夜。

  外面看是租界

  里面像个小解放区

  难民区开展工作,事情很杂,包括登记难民名册、安顿难民生活、发放食品、搞公共卫生等。

  当时难胞们整天蹲在难民所里,没什么工作可干,我们便抓紧时间,在各大难民所里,开展一切形式的抗日宣传。

  那时,有不少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团体都到难民所里来了,非常活跃。救亡歌唱队、演剧队,还有各种短期的游击训练班和救护训练班之类的。我们通过在难民所的工作,向社会号召,希望大家都来捐赠衣、物、钱,实际上是在展开广泛的社会统战工作。

   此外,我们在难民区里做了大量细致的管理工作。难民工作党委第一任书记朱启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规范了所有难民收容所里的组织,在他的提议下,每 个难民所里都设立了主任,或者一个副主任担负主管责任,下面设管理组、教育组、财务组;管理组下面还有办公室、总务、纠察之类。

  每个收 容所下面都从难民中挑选出壮丁组成三个队,一个叫纠察队,维护所里的秩序、防火、防窃、门卫保安等;第二个是给养队,负责运粮食,发放粮食,发放衣、物、 被、药等;第三个是卫生队,负责所里的卫生打扫,处理难民们的大小便。我记得那时候很多所里都没有粪缸,而大小便则要随时处理,否则容易引起疫情。

  我们把一些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都组织进纠察队、给养队、卫生队中,加强难民工作管理。后来在这批人中,出了很多党的领导干部。

   在众多的难民所里,群玉难民所、工华难童收容所、慈愿难民所这三个所的工作颇有特色。我记得慈愿所的“小茶馆”联谊工作很有趣,到了规定的时候,工作人 员自己带点碎茶,所里的老先生、妇女、小孩子们都可以去说书场一道听书、“嘎山胡”(上海话:聚会闲聊)。说书场其实就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大草棚子,说书 先生也是进步人士,经常挑些《岳飞传》等爱国故事,激励大家的革命热情。那时,我的夫人丁佩瑜也常在棚子里给难民们读报、讲时事、讲抗日消息。每个星期, 说书场都有一次大活动,场面非常热闹。外面看着是租界,里面其实像个小小的解放区。

  移民垦荒“临时家庭”巧过关

  当时皖南新四军军部曾对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输送一些青壮年干部或者革命积极分子到新四军去,充实力量。江苏省委将这个任务,落实到了难民工作党委的同志身上。

  人员不是问题,听到要去新四军的消息,难民所里的青壮年积极分子都十分向往,一些党员也积极要求前往。

   运送途中,隐蔽身份成为一大难点。第一批从报名者中选出的700多人,首先其难民身份不能令租界当局产生怀疑,否则第一关他们就不会放行;接下来要过日 本兵把守的关,租界周围都是日本人统治着,吴淞口更是被日本军队把控着,一旦他们对这批难民的身份生疑,危险自不待言;第三关是这一行人到达目的地,必经 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当然也不能让他们发觉此次移民的真正意图。

  赵朴初决定用“移民垦荒”这个理直气壮的口号——不能让难胞们都闲置在难民区里吃救济,难民区里也养不起那么多人,所以要开赴到后方去垦荒,并决定由朱启銮带队。

  这样正当的理由,连租界当局都觉得是帮着他们疏散了难民,便爽快地答应给这批难民放行。

   考虑会途经日本兵控制的地界,我们想,移民垦荒的队伍中如果没有妇女、老人和小孩,只有清一色的壮汉,肯定会引起日本人的疑心,恐难过关。所以经过细致 的沟通工作,在主动表示愿意去军部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中挑选了一批,和部分“主力军”组合成“临时家庭”。事后证明,这个家庭组合形式的障眼法,果然奏 效,大大提高了首批“移民垦荒”队伍的安全性。

  1938年8月16日,由救济会出面包租的客轮“北京号”停靠在金陵路轮船码头。经过事前培训,700多位登船出发的“难民”们心里牢牢记住了:不唱抗日歌曲、不带抗日书籍、无论遭到如何盘问都一口咬定:垦荒干活,去养活自己……

  出吴淞口前,汤镛等30多位带队党员“潜伏”在700多名难民积极分子中,时刻警惕着事态的发展。当船一出长江口,全船顿时活跃起来,抗日的歌声此起彼伏,一船人都在热烈畅想着未来的生活。

  在温州登岸后,难民们分成12个大队,分别由党员骨干带领,经青田、丽水,到达金华。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前,还要经过好几个国民党县政府,必须和县长们打招呼,给难民们提供食宿供给。

  当时负责联络的是丁公量同志,他那时是新四军军部的交通员。凭着一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片,丁公量机智地与那些国民党“县老爷”们斡旋,施压有术,妙语不断,比电视剧里的情节还要精彩呢。

  终于,一个个关口,顺利拿下。难民们得以在沿途丽水、寿昌、歙县、岩寺、太平等地就地休养,再继续翻山越岭跋涉,终于安全到达了云岭。

  令人格外欣慰的是,700人历经近一个月的“移民垦荒”,绕道浙江,连过租界、日本兵和国民党三道关卡,跋涉中没有一个人掉队,其中包括40多名年龄不到16岁的孩子。此后,我们又运送了第二批、第三批。

  记者手记

  银白相间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灰色的拉链衫,熨得平整清爽。

  没有拐杖,不见轮椅,99岁的周克老人,站在洒满春阳的客厅里,微笑着,迎候我们。

  并没有按着事先准备的提纲,老人寻着自己记忆的深浅,回忆着他在上海组织难民工作的几个重要节点。

  3年多的难民工作,情势复杂,境况多艰。

  讲到激动处,老人的双手在空中挥动着,仿佛在帮着他一起用力,回到那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岁月;讲到心酸处,老人停下来,伸手慢慢地将茶几上的白色纱布手帕取过来,捏在手里,捏了好一会儿;讲到兴奋处,老人的眼睛里,闪过青春的光,迸出激越的火。

  一个多小时的连续叙述,对一位99岁的老人来说,不啻是一场马拉松。

  临别,他不忘叮嘱记者:“别把我个人写得太高了,你们小年轻是没经过那段日子,觉得很了不得。真生在那个年代,遇到过哪怕再多的动荡和苦难,许多同志都是凭着对党的信念,凭着对抗日必胜的信心,凭着一股子革命的劲儿,咬咬牙,都挺过来了。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近一个世纪的革命风雷,在老人从容的语调里,轰烈着,于无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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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区里的“解放区”:访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老人

2015年5月11日 15:57 来源:解放日报

周克近照 邵剑平摄

    原标题;难民区里的“解放区”

  在“那个时候,正年轻啊。我们与难民同吃同住,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讲抗日消息、讲时局、宣传教育、组织动员……难民所里,就像个小小的解放区!”

  回忆起3年多在难民所中工作的日日夜夜,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长、99岁的周克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风云滚滚的青春岁月。

  难民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

   1937年下半年,我接受党组织的安排,与我哥哥朱启銮一起参加难民工作党委,担任宣传委员,改名周新民。后朱启銮调离上海,1938年8月,我接替汤 镛任难民党委书记,一直到难民工作最后结束。可以说,我参与了难民工作的全过程,这也是我第一次从党组织那里接受一项全局性的群众工作。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在四马路仁济堂设立了救济处。赵朴初同志是收容股主任。我们就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开展难民工作,首先便要急难民之所急,想难民之所想。

   难民逃进租界后,开始只能待在马路上,吃了上顿没下顿,很凄惨。战争爆发以后,租界里商店基本上处于半停业状态。饭店不开门,旅馆没人住,影戏院也打烊 了,学校里没人上课……于是我们组织大家,带着难民打开电影院、学校、旅馆的大门,安顿难民们住进去。电影院里的座位、戏台,学校里的课桌上,几乎能落脚 的地方,都睡满了人。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样,跟难民一起因陋就简,什么地方都能睡。我那时自己有个临时住所,是个亭子间,最多一晚上,有十几个同志一起“凑合”。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了同志帮着慈善救济会一起给难民济粥送饭。难民吃什么,我们跟着吃什么。真正叫同吃,同住,同工作。

  回想起来,那时条件那么艰苦,但好像大家浑身都是劲,干起工作来,不分白天黑夜。

  外面看是租界

  里面像个小解放区

  难民区开展工作,事情很杂,包括登记难民名册、安顿难民生活、发放食品、搞公共卫生等。

  当时难胞们整天蹲在难民所里,没什么工作可干,我们便抓紧时间,在各大难民所里,开展一切形式的抗日宣传。

  那时,有不少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团体都到难民所里来了,非常活跃。救亡歌唱队、演剧队,还有各种短期的游击训练班和救护训练班之类的。我们通过在难民所的工作,向社会号召,希望大家都来捐赠衣、物、钱,实际上是在展开广泛的社会统战工作。

   此外,我们在难民区里做了大量细致的管理工作。难民工作党委第一任书记朱启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规范了所有难民收容所里的组织,在他的提议下,每 个难民所里都设立了主任,或者一个副主任担负主管责任,下面设管理组、教育组、财务组;管理组下面还有办公室、总务、纠察之类。

  每个收 容所下面都从难民中挑选出壮丁组成三个队,一个叫纠察队,维护所里的秩序、防火、防窃、门卫保安等;第二个是给养队,负责运粮食,发放粮食,发放衣、物、 被、药等;第三个是卫生队,负责所里的卫生打扫,处理难民们的大小便。我记得那时候很多所里都没有粪缸,而大小便则要随时处理,否则容易引起疫情。

  我们把一些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都组织进纠察队、给养队、卫生队中,加强难民工作管理。后来在这批人中,出了很多党的领导干部。

   在众多的难民所里,群玉难民所、工华难童收容所、慈愿难民所这三个所的工作颇有特色。我记得慈愿所的“小茶馆”联谊工作很有趣,到了规定的时候,工作人 员自己带点碎茶,所里的老先生、妇女、小孩子们都可以去说书场一道听书、“嘎山胡”(上海话:聚会闲聊)。说书场其实就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大草棚子,说书 先生也是进步人士,经常挑些《岳飞传》等爱国故事,激励大家的革命热情。那时,我的夫人丁佩瑜也常在棚子里给难民们读报、讲时事、讲抗日消息。每个星期, 说书场都有一次大活动,场面非常热闹。外面看着是租界,里面其实像个小小的解放区。

  移民垦荒“临时家庭”巧过关

  当时皖南新四军军部曾对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输送一些青壮年干部或者革命积极分子到新四军去,充实力量。江苏省委将这个任务,落实到了难民工作党委的同志身上。

  人员不是问题,听到要去新四军的消息,难民所里的青壮年积极分子都十分向往,一些党员也积极要求前往。

   运送途中,隐蔽身份成为一大难点。第一批从报名者中选出的700多人,首先其难民身份不能令租界当局产生怀疑,否则第一关他们就不会放行;接下来要过日 本兵把守的关,租界周围都是日本人统治着,吴淞口更是被日本军队把控着,一旦他们对这批难民的身份生疑,危险自不待言;第三关是这一行人到达目的地,必经 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当然也不能让他们发觉此次移民的真正意图。

  赵朴初决定用“移民垦荒”这个理直气壮的口号——不能让难胞们都闲置在难民区里吃救济,难民区里也养不起那么多人,所以要开赴到后方去垦荒,并决定由朱启銮带队。

  这样正当的理由,连租界当局都觉得是帮着他们疏散了难民,便爽快地答应给这批难民放行。

   考虑会途经日本兵控制的地界,我们想,移民垦荒的队伍中如果没有妇女、老人和小孩,只有清一色的壮汉,肯定会引起日本人的疑心,恐难过关。所以经过细致 的沟通工作,在主动表示愿意去军部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中挑选了一批,和部分“主力军”组合成“临时家庭”。事后证明,这个家庭组合形式的障眼法,果然奏 效,大大提高了首批“移民垦荒”队伍的安全性。

  1938年8月16日,由救济会出面包租的客轮“北京号”停靠在金陵路轮船码头。经过事前培训,700多位登船出发的“难民”们心里牢牢记住了:不唱抗日歌曲、不带抗日书籍、无论遭到如何盘问都一口咬定:垦荒干活,去养活自己……

  出吴淞口前,汤镛等30多位带队党员“潜伏”在700多名难民积极分子中,时刻警惕着事态的发展。当船一出长江口,全船顿时活跃起来,抗日的歌声此起彼伏,一船人都在热烈畅想着未来的生活。

  在温州登岸后,难民们分成12个大队,分别由党员骨干带领,经青田、丽水,到达金华。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前,还要经过好几个国民党县政府,必须和县长们打招呼,给难民们提供食宿供给。

  当时负责联络的是丁公量同志,他那时是新四军军部的交通员。凭着一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片,丁公量机智地与那些国民党“县老爷”们斡旋,施压有术,妙语不断,比电视剧里的情节还要精彩呢。

  终于,一个个关口,顺利拿下。难民们得以在沿途丽水、寿昌、歙县、岩寺、太平等地就地休养,再继续翻山越岭跋涉,终于安全到达了云岭。

  令人格外欣慰的是,700人历经近一个月的“移民垦荒”,绕道浙江,连过租界、日本兵和国民党三道关卡,跋涉中没有一个人掉队,其中包括40多名年龄不到16岁的孩子。此后,我们又运送了第二批、第三批。

  记者手记

  银白相间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灰色的拉链衫,熨得平整清爽。

  没有拐杖,不见轮椅,99岁的周克老人,站在洒满春阳的客厅里,微笑着,迎候我们。

  并没有按着事先准备的提纲,老人寻着自己记忆的深浅,回忆着他在上海组织难民工作的几个重要节点。

  3年多的难民工作,情势复杂,境况多艰。

  讲到激动处,老人的双手在空中挥动着,仿佛在帮着他一起用力,回到那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岁月;讲到心酸处,老人停下来,伸手慢慢地将茶几上的白色纱布手帕取过来,捏在手里,捏了好一会儿;讲到兴奋处,老人的眼睛里,闪过青春的光,迸出激越的火。

  一个多小时的连续叙述,对一位99岁的老人来说,不啻是一场马拉松。

  临别,他不忘叮嘱记者:“别把我个人写得太高了,你们小年轻是没经过那段日子,觉得很了不得。真生在那个年代,遇到过哪怕再多的动荡和苦难,许多同志都是凭着对党的信念,凭着对抗日必胜的信心,凭着一股子革命的劲儿,咬咬牙,都挺过来了。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近一个世纪的革命风雷,在老人从容的语调里,轰烈着,于无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