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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提案:白居易"最窝囊"

2015-3-23 08:35:05

来源:中国新闻网 选稿:刘晓晓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我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

  那么,古代的议事的会怎么开?官员们又是如何表达民意的、上交“提案”的呢?

  古代中国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一个人拍脑袋”难免有局限性,才有了“朝参”和“集议”这两个会。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开“朝会”。

  “集议”则由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集议的议题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实在罕见。

  “代表”们除了大臣,还有“基层代表”和专家学者

  古代的“议事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4类: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的驻京大臣;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的“地方代表”;以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为主的“专业代表”;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

  “基层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

  有些集议还安排先举行专家论证会的程序,如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朝廷欲就改变对羌人的政策开会集议,先通知长期主持对羌战事的赵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再将“博议”结果送交中央作为集议时的参考。

  集议的开会气氛比仪制森严的朝会活跃得多,人人可以畅所欲言,即使无所倡议,最终也必须行使表决权,然后由“会议主席”向皇帝如实汇报。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谏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

  爱提案的白居易被评为“最窝囊”

图片说明:白居易

  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3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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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提案:白居易"最窝囊"

2015年3月23日 08:35 来源:中国新闻网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我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

  那么,古代的议事的会怎么开?官员们又是如何表达民意的、上交“提案”的呢?

  古代中国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一个人拍脑袋”难免有局限性,才有了“朝参”和“集议”这两个会。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开“朝会”。

  “集议”则由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集议的议题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实在罕见。

  “代表”们除了大臣,还有“基层代表”和专家学者

  古代的“议事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4类: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的驻京大臣;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的“地方代表”;以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为主的“专业代表”;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

  “基层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

  有些集议还安排先举行专家论证会的程序,如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朝廷欲就改变对羌人的政策开会集议,先通知长期主持对羌战事的赵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再将“博议”结果送交中央作为集议时的参考。

  集议的开会气氛比仪制森严的朝会活跃得多,人人可以畅所欲言,即使无所倡议,最终也必须行使表决权,然后由“会议主席”向皇帝如实汇报。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谏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

  爱提案的白居易被评为“最窝囊”

图片说明:白居易

  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3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