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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战犯后代的隐秘生活:为祖辈赎罪

2015-2-4 09:16:01

来源:青年参考 作者:张文智 选稿:成昭远

  

  弗尔·卡特琳·希姆莱是纳粹德国秘密警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侄孙女

  

  对莫妮卡·赫尔维格来说,了解家族的过去是件困难的事。她的父亲阿蒙·葛斯因杀害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而被审判时,她还是个婴儿。

  希姆莱、戈林、葛斯、胡斯……提起二战时期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姓氏,人们至今依然心悸不已。这些曾给数百万家庭带来巨大灾难的姓氏,会给他们的后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他们祖辈罪行的阴影下,他们难以让心灵解脱,有人心脏病突发,有人精神失常,还有人选择绝育。

  焚尸炉旁的“田园生活”

  赖纳·胡斯还是个孩子时,母亲向他展示了一件传家宝。

  母亲打开一个保险柜厚重的门,从里面拿出一些照片。他至今还记得,保险柜柜门上镶嵌着巨大的纳粹标志。

  从一张照片上,赖纳看到了小时候的父亲,在自家气势恢宏的宅院中,父亲和兄弟姐妹们在花园里玩耍。

  假如有人告诉你,这座宅院在二战时期距离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仅有一箭之地,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赖纳的祖父名叫鲁道夫·胡斯(不是那位纳粹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赖纳的父亲在距离集中营150米的别墅中长大,他和兄弟姐妹们玩的玩具,便是集中营里的犯人制作的。摘了草莓后,赖纳的祖母会提醒孩子们,一定要洗干净,以免把粘在草莓上的集中营焚尸炉里飞出的骨灰吃下肚。

  时至今日,赖纳仍然对照片中位于集中营深处的花园大门耿耿于怀——他称它为“地狱之门”。

  “这种负罪感真是难以解释,尽管并没有任何理由让我来承担这一切罪责,但我依然在承担它,深感愧疚。”赖纳说,“我对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给成千上万家庭造成的苦难感到惭愧。”

  在赖纳看来,替祖父赎罪是他活下来的“惟一原因”。“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活下来呢?就是替祖父做他本该做的事情(赎罪)。我应该背负祖上的罪过,并尽力去承受这一切。”

  “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赖纳访遍德国的档案馆,搜集祖父当年的罪证,并上传到网上。

  赖纳曾经两次自杀。在发掘家族犯下的滔天罪恶时,他曾两次心脏病突发。

  “我的祖父是一名刽子手,这一事实让我既难过又羞愧。不过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这些举动让赖纳成为家族其他成员眼中的“叛徒”,他的父亲、兄弟和堂兄弟与他断绝了来往。在跟陌生人讲述祖父犯下的罪恶时,他常会遭遇不信任,“就好像我继承了祖父的罪恶似的”。

  赖纳还是个孩子时,学校从不允许他和同学们一起去奥斯威辛,因为他姓“胡斯”。

  如今,赖纳已经45岁。看到父亲童年时的家之后,他崩溃了,不停地重复着一个词:“疯狂。”他说:“他们用别人的血汗钱修建了这一切,然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是太疯狂了。”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游客中心,一位情绪失控的以色列女孩对赖纳说,他的祖父几乎杀害了她所有的家人。赖纳说出他内心的负罪感后,名叫斯维卡的前奥斯威辛囚犯问他是否可以和自己握手。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斯维卡告诉赖纳,他对年轻人讲述这段历史时总会告诉他们,纳粹战犯的亲人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那些罪行并不是他们犯下的。

  对于被祖辈的罪行折磨的赖纳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时刻。

  “得到那些屠杀幸存者的认同,这让人欣慰,”赖纳说,“你不再害怕与羞愧。”

  “家族中出了这样的人是极大的心理负担”

  海因里希·希姆莱是纳粹德国的重要人物,他早年当过兵,办过养鸡场,后来逐渐取代戈林,成为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首脑,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得力帮凶,曾在东欧组建多个集中营。

  他是弗尔·卡特琳·希姆莱的叔祖父。卡特琳的祖父和另一个叔祖父也是纳粹党徒。

  “家族中出了这样的人是一个极大的心理负担,他和你的血缘关系如此之近,使你总感觉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卡特琳说。她为希姆莱兄弟写了《一个德国家族的历史》这本书,希望此书为“希姆莱”这个姓氏增加一点“正面形象”。她表示,写这本书时,她“尽可能不带有感情色彩,客观公正地批判祖上的罪行”,并称“我没必要因与这个家族有血缘关系而羞愧”。

  卡特琳觉得,纳粹战犯的后代似乎陷入了两个极端——大多数决定断绝与父母的关系,其他人则决定用自己的爱来洗刷家族中一切负面的东西。

  卡特琳说,在自己开始研究家族的过去之前,她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父亲对过去的事一直难以启齿。

  “当我认识到接受自己的祖母是纳粹成员这一事实有多难之后,我体会到了父亲的难处。”卡特琳说,“我爱她(祖母),但当我发现她与老纳粹分子的往来信件,获知他们仍保持联系,以及她给一个被判死刑的战犯邮寄包裹时,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这让我感到恶心。”

  了解家族的过去是件困难的事

  对莫妮卡·赫尔维格来说,了解家族的过去是件困难的事。她的父亲阿蒙·葛斯因杀害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而被审判时,她还是个婴儿。

  葛斯是纳粹建在波兰的普拉绍夫集中营指挥官,他嗜血成性,据说曾亲手杀死500多名犹太人,每次杀人或命令手下杀人后,他的脸上都会露出“心满意足”的神色。

  莫妮卡是母亲带大的,对于父亲,她只能通过家庭合影来了解。她对父亲的印象原本是美好的,“我总觉得普拉绍夫的犹太人和父亲就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10多岁时,莫妮卡开始质疑这一想法,并向母亲刨根问底。母亲最终承认,她的父亲“可能杀过几个犹太人”。当她追问父亲到底杀了几个犹太人时,母亲“变得如同一个疯女人”,用一根电线抽打她。

  莫妮卡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全部答案,后来她通过电影《辛德勒名单》了解了父亲犯下的恐怖罪行。

  离开影院后,莫妮卡眼前总是浮现出电影中的一个画面:清晨,父亲坐在阳台上,透过狙击枪的瞄准镜监视下面干活的囚犯,谁若稍有迟钝,他便一枪将他打死。

  

  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接受了绝育手术,以免生出“另一个恶魔”。

  为免生出“另一个恶魔”接受绝育手术

  希特勒指定接班人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觉得自己有必要采取激进的措施来应对祖上的罪行,她和兄弟都接受了绝育手术,以免生出“另一个恶魔”。

  贝蒂娜的父亲亨茨是戈林的亲侄子。父亲过世后,亨茨被身为纳粹空军元帅的伯父戈林收养。

  亨茨从来没有和贝蒂娜谈论过纳粹大屠杀,也从没谈起过叔叔戈林。贝蒂娜的祖母是个铁杆纳粹分子,对戈林十分崇拜。

  “我们一起观看关于大屠杀的纪录片时,祖母会高喊:‘那是在撒谎,根本没有这种事发生。’”贝蒂娜说。

  现年54岁的贝蒂娜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13岁时,为了切断与家族的联系,她曾数度离家出走。20多岁时,她曾3次精神失常,并远赴印度。

  30多年前,贝蒂娜移民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隐居。她说:“遥远的距离可以让我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

  对贝蒂娜来说,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她与叔祖父长得很像,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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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战犯后代的隐秘生活:为祖辈赎罪

2015年2月4日 09:16 来源:青年参考

  

  弗尔·卡特琳·希姆莱是纳粹德国秘密警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侄孙女

  

  对莫妮卡·赫尔维格来说,了解家族的过去是件困难的事。她的父亲阿蒙·葛斯因杀害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而被审判时,她还是个婴儿。

  希姆莱、戈林、葛斯、胡斯……提起二战时期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姓氏,人们至今依然心悸不已。这些曾给数百万家庭带来巨大灾难的姓氏,会给他们的后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他们祖辈罪行的阴影下,他们难以让心灵解脱,有人心脏病突发,有人精神失常,还有人选择绝育。

  焚尸炉旁的“田园生活”

  赖纳·胡斯还是个孩子时,母亲向他展示了一件传家宝。

  母亲打开一个保险柜厚重的门,从里面拿出一些照片。他至今还记得,保险柜柜门上镶嵌着巨大的纳粹标志。

  从一张照片上,赖纳看到了小时候的父亲,在自家气势恢宏的宅院中,父亲和兄弟姐妹们在花园里玩耍。

  假如有人告诉你,这座宅院在二战时期距离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仅有一箭之地,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赖纳的祖父名叫鲁道夫·胡斯(不是那位纳粹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赖纳的父亲在距离集中营150米的别墅中长大,他和兄弟姐妹们玩的玩具,便是集中营里的犯人制作的。摘了草莓后,赖纳的祖母会提醒孩子们,一定要洗干净,以免把粘在草莓上的集中营焚尸炉里飞出的骨灰吃下肚。

  时至今日,赖纳仍然对照片中位于集中营深处的花园大门耿耿于怀——他称它为“地狱之门”。

  “这种负罪感真是难以解释,尽管并没有任何理由让我来承担这一切罪责,但我依然在承担它,深感愧疚。”赖纳说,“我对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给成千上万家庭造成的苦难感到惭愧。”

  在赖纳看来,替祖父赎罪是他活下来的“惟一原因”。“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活下来呢?就是替祖父做他本该做的事情(赎罪)。我应该背负祖上的罪过,并尽力去承受这一切。”

  “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赖纳访遍德国的档案馆,搜集祖父当年的罪证,并上传到网上。

  赖纳曾经两次自杀。在发掘家族犯下的滔天罪恶时,他曾两次心脏病突发。

  “我的祖父是一名刽子手,这一事实让我既难过又羞愧。不过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这些举动让赖纳成为家族其他成员眼中的“叛徒”,他的父亲、兄弟和堂兄弟与他断绝了来往。在跟陌生人讲述祖父犯下的罪恶时,他常会遭遇不信任,“就好像我继承了祖父的罪恶似的”。

  赖纳还是个孩子时,学校从不允许他和同学们一起去奥斯威辛,因为他姓“胡斯”。

  如今,赖纳已经45岁。看到父亲童年时的家之后,他崩溃了,不停地重复着一个词:“疯狂。”他说:“他们用别人的血汗钱修建了这一切,然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是太疯狂了。”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游客中心,一位情绪失控的以色列女孩对赖纳说,他的祖父几乎杀害了她所有的家人。赖纳说出他内心的负罪感后,名叫斯维卡的前奥斯威辛囚犯问他是否可以和自己握手。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斯维卡告诉赖纳,他对年轻人讲述这段历史时总会告诉他们,纳粹战犯的亲人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那些罪行并不是他们犯下的。

  对于被祖辈的罪行折磨的赖纳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时刻。

  “得到那些屠杀幸存者的认同,这让人欣慰,”赖纳说,“你不再害怕与羞愧。”

  “家族中出了这样的人是极大的心理负担”

  海因里希·希姆莱是纳粹德国的重要人物,他早年当过兵,办过养鸡场,后来逐渐取代戈林,成为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首脑,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得力帮凶,曾在东欧组建多个集中营。

  他是弗尔·卡特琳·希姆莱的叔祖父。卡特琳的祖父和另一个叔祖父也是纳粹党徒。

  “家族中出了这样的人是一个极大的心理负担,他和你的血缘关系如此之近,使你总感觉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卡特琳说。她为希姆莱兄弟写了《一个德国家族的历史》这本书,希望此书为“希姆莱”这个姓氏增加一点“正面形象”。她表示,写这本书时,她“尽可能不带有感情色彩,客观公正地批判祖上的罪行”,并称“我没必要因与这个家族有血缘关系而羞愧”。

  卡特琳觉得,纳粹战犯的后代似乎陷入了两个极端——大多数决定断绝与父母的关系,其他人则决定用自己的爱来洗刷家族中一切负面的东西。

  卡特琳说,在自己开始研究家族的过去之前,她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父亲对过去的事一直难以启齿。

  “当我认识到接受自己的祖母是纳粹成员这一事实有多难之后,我体会到了父亲的难处。”卡特琳说,“我爱她(祖母),但当我发现她与老纳粹分子的往来信件,获知他们仍保持联系,以及她给一个被判死刑的战犯邮寄包裹时,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这让我感到恶心。”

  了解家族的过去是件困难的事

  对莫妮卡·赫尔维格来说,了解家族的过去是件困难的事。她的父亲阿蒙·葛斯因杀害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而被审判时,她还是个婴儿。

  葛斯是纳粹建在波兰的普拉绍夫集中营指挥官,他嗜血成性,据说曾亲手杀死500多名犹太人,每次杀人或命令手下杀人后,他的脸上都会露出“心满意足”的神色。

  莫妮卡是母亲带大的,对于父亲,她只能通过家庭合影来了解。她对父亲的印象原本是美好的,“我总觉得普拉绍夫的犹太人和父亲就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10多岁时,莫妮卡开始质疑这一想法,并向母亲刨根问底。母亲最终承认,她的父亲“可能杀过几个犹太人”。当她追问父亲到底杀了几个犹太人时,母亲“变得如同一个疯女人”,用一根电线抽打她。

  莫妮卡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全部答案,后来她通过电影《辛德勒名单》了解了父亲犯下的恐怖罪行。

  离开影院后,莫妮卡眼前总是浮现出电影中的一个画面:清晨,父亲坐在阳台上,透过狙击枪的瞄准镜监视下面干活的囚犯,谁若稍有迟钝,他便一枪将他打死。

  

  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接受了绝育手术,以免生出“另一个恶魔”。

  为免生出“另一个恶魔”接受绝育手术

  希特勒指定接班人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觉得自己有必要采取激进的措施来应对祖上的罪行,她和兄弟都接受了绝育手术,以免生出“另一个恶魔”。

  贝蒂娜的父亲亨茨是戈林的亲侄子。父亲过世后,亨茨被身为纳粹空军元帅的伯父戈林收养。

  亨茨从来没有和贝蒂娜谈论过纳粹大屠杀,也从没谈起过叔叔戈林。贝蒂娜的祖母是个铁杆纳粹分子,对戈林十分崇拜。

  “我们一起观看关于大屠杀的纪录片时,祖母会高喊:‘那是在撒谎,根本没有这种事发生。’”贝蒂娜说。

  现年54岁的贝蒂娜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13岁时,为了切断与家族的联系,她曾数度离家出走。20多岁时,她曾3次精神失常,并远赴印度。

  30多年前,贝蒂娜移民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隐居。她说:“遥远的距离可以让我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

  对贝蒂娜来说,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她与叔祖父长得很像,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