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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曾炫耀小学学历:书读多了也并不见得有用

2014-12-31 09:19:47

来源:中国网 选稿:宋晓东

  本文摘自《陈丕显回忆录》,原题:《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在皖南溪县丁家山村时,我与叶挺、项英、曾山等同志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当时曾听项英同志讲过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扬帆”案件,虽然大家三缄其口,但知其内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数,深知江青为人的厉害和狠毒。

  大约是1939年这个时间,毛主席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对江青的过去有所了解的项英很不满意,说:“跟什么人结婚不行,非要跟这么个人结婚!”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项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情况的军部扬帆同志进行调查,并根据扬帆写的证明给延安党中央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这封署名项英,反映“蓝苹”三十年代劣迹的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此人不宜与毛主席结婚。”经办这封电报的还有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可惜,据说这份电报毛主席本人并没有收到,却落到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中。康生不仅胆大包天地把这份电报扣下,并欺骗中央说江青历史清白,而且事后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终记恨项英、扬帆和李一氓同志。

  上海市解放后,扬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他和潘汉年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判刑。扬帆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其中扬帆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对江青的揭发。1978年10月,扬帆同志的夫人李琼到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还在“劳改”的扬帆,她在路过武汉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1979年1月8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架安-24型专机将扬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

  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我是中学毕业。”“小谢呢?”“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

  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我是中学毕业。”“小谢呢?”“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

  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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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曾炫耀小学学历:书读多了也并不见得有用

2014年12月31日 09:19 来源:中国网

  本文摘自《陈丕显回忆录》,原题:《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在皖南溪县丁家山村时,我与叶挺、项英、曾山等同志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当时曾听项英同志讲过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扬帆”案件,虽然大家三缄其口,但知其内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数,深知江青为人的厉害和狠毒。

  大约是1939年这个时间,毛主席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对江青的过去有所了解的项英很不满意,说:“跟什么人结婚不行,非要跟这么个人结婚!”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项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情况的军部扬帆同志进行调查,并根据扬帆写的证明给延安党中央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这封署名项英,反映“蓝苹”三十年代劣迹的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此人不宜与毛主席结婚。”经办这封电报的还有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可惜,据说这份电报毛主席本人并没有收到,却落到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中。康生不仅胆大包天地把这份电报扣下,并欺骗中央说江青历史清白,而且事后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终记恨项英、扬帆和李一氓同志。

  上海市解放后,扬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他和潘汉年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判刑。扬帆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其中扬帆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对江青的揭发。1978年10月,扬帆同志的夫人李琼到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还在“劳改”的扬帆,她在路过武汉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1979年1月8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架安-24型专机将扬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

  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我是中学毕业。”“小谢呢?”“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

  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我是中学毕业。”“小谢呢?”“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

  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