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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望:历史视野中的新文化运动

2014-12-29 14:06: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春海 陈叶军 选稿:贾彦

  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百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百年后,推开历史的旋转门,百年前的革新号角仿佛就在耳畔。如今,身处这个大转型的时代,我们是否有新文化运动之先驱一代的自觉的意识,反思曾经走过的道路,总结沉淀下来的文化,以此为根基,通过创造适于今日之“新的文化”以照进未来?

  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分子共同的历史选择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抨击旧传统、旧礼教,冲击、动摇了封建主义在思想界的统治,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新文化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条件。有论者指出:“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

  汇集在《新青年》的旗帜下

  回望新文化运动,至少要将历史向前“倒带”至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均未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人们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一批进步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期待德先生赛先生拂去黑暗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黑暗。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这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需要承认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参加者也提出了某些脱离国情的过激主张,如完全反对中医、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但瑕不掩瑜,今人无法苛求先人,我们必须看到新文化运动在反封建过程中发挥的巨大历史进步作用。

  同时,还应当看到,新文化运动不是铁板一块,从这场运动诞生的那一刻,就充满着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传统与反传统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正是一场又一场的争论推动着新文化运动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各种社会与文化改革并未完成,甚至连人们对这些改革及其意义的评价也在不断深化,以至于在相当大程度上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全盘西化”和彻底复辟皆无可能

  韩水法

  当人们谈到某种历史的进程、某种现象的发生而运用“命运”这个概念时,毫无疑问,这透露了他们在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无力感。一种巨大的社会趋势和历史潮流,人们看到它的发生,感受它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变化,甚至能够感知和预测它消极的结局——有如看到一列即将颠覆的列车,就是无力阻止,甚至连阻止它的勇气也没有,而不仅仅是没有力量。另一方面,人们亲临和感受了极其危急的情形,最终却见证它导致了出人意料的积极结果。这同样也被称为“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经无数次经历这样的情势转变。现在,人们面临的是同样巨大的问题: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正在和平发展,这看来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无可否认的共识。但是,中国文明是由此走向灿烂的前景,还是继续它崩坏的路程?倘若是前者,人们就要沿着既有的路线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倘若是后者,就得改弦更张,调整方向。今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有人不仅质疑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事件,甚至还提起“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话题,至于质疑新文化运动,则更不在话下。但似乎少有人注意到,近几十年来,在反对“全盘西化”的标帜之下,正是社会盲目地“西化”最剧烈的时代。试看那些张口儒家闭口传统的人,身上还有多少中国的东西?

  一个社会在剧变之后,往往会经历一段复辟的时代。但是,今天的中国却面临一个极其复杂而困窘的境遇:复辟到什么时代?如果崖山之后无中国,那么要恢复赵宋之世?抑或更古而气象更盛的汉唐?诚然,儒家思想体系为人们提供了通行于中国传统社会主体的普遍价值,但各个朝代因应社会历史环境,在观念、制度、器物和疆域上是大有殊异的。孔子的学说原也是两头不靠的。他一心想要恢复周礼,但那个时代离他太远也实在难以恢复。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亦在孔子身后三百年,而所谓儒术亦掺杂了许多与孔子无关的思想。

  “全盘西化”或彻底复辟,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是正当的,亦即通过程序规范的民众选择。然而,只要经过这样的选择,上述两种取向皆是不可能的,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自由而自主的民众选择,必然会造就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而这正是当今某些人所不愿正视亦无法理解的。这种选择并不依赖于某些人的机会主义,他们昨天或许还在鼓吹“全盘西化”,今天摇身一变,就穿着满式对襟衫倡导彻底复古了。于是,以其庶几西化之身来行彻底复古之事。但是,沉渣的泛起,绝不是传统的恢复。关键在于,无论中国传统的精华,还是现代社会公认的正义原则,都是旨在通过规范的程序和制度,使中国民众能够得其所需。

  中国文明的历史命运,既不受制于过去,亦非委身于西方,既不仰仗庙堂,亦不可托迹江湖,而取决于民众的自主行为。在现代中国,人们常常推许一个信念,即历史由人民创造,而历史的具体形态就是文明,文明自然也是人民创造的。但在今天,人们所需要的并非仅仅是文明的独特性,更要追求社会的公正、合理、稳定和繁荣。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续其实就是现代中国民众的认同重新形成的社会行为,无论中国人的认同,还是中国的认同,都依赖于关于中国文明的清晰理解和共识。

  中国现代文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来说,就建立在中国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的基础之上。当我们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文明的历史命运时,非唯如此,便无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新文化运动“新”在哪里?

  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百年。围绕着这场运动的讨论,自其出现以来便从未停止。如果在较长的历史视域中审视这场思想文化界的剧烈变革,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与此前泱泱几千前的传统文化相比,这场以反传统为旗帜的文化运动究竟“新”在哪里?同时,与此后中国快速迎来的现代社会文明相比,当初这股由浪花汇集成洪流的划时代“运动”又是在怎样的历史意义上影响着今天?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枢纽

  耿云志:陈独秀之“洗刷旧思想”,孙中山“以心感动之,同化之”的努力,梁启超的新的报国志愿,黄远庸的“渐逼本垒”的新旧思想的决战,以及和他们同时,发出同样呼吁的所有先觉分子,他们心目中的新思想、新观念,都是来自西方先进世界的。他们无一例外都主张文化开放主义,主动地引进一切他们认为有益于改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分子,至少是重要的同盟军。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专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努力构筑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

  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人的文化开放观念已得到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加强中国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努力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更加密接的关系,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的内在动力之一……那一时期,世界最新的科学与学术,传入中国的速度是相当快捷的。应当说,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契机,或者说,造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大枢纽。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走向社会,与广泛的社会阶层发生联系,于是造成以知识精英、青年学生为先导,社会各阶层首先觉悟的人士积极跟进,在新思想、新观念指引下的空前广泛的社会动员。

  在这个基础上,新文化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取得实绩。这些实绩对中国朝向近代社会的变动与文化转型,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1.文学革命运动造成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2.新教育渐臻成熟;3.在中西文化沟通中产生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意识和必要的精神条件;4.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进一步扩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

  汪朝光: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从思想领域而言,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应该承认,辛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其在思想上的启蒙并不全面而充分,这也是其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未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重要原因。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其对民主与科学的张扬,对封建礼教的批判,通过新的表达方式普及到社会和民间,使国人又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启蒙了他们的民主精神,增进了他们的科学意识,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从而也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以彻底的反封建精神,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中国这样有数千年封建积淀的大国,以振聋发聩之势,发排山倒海之声,打破过往传统、陈腐、守旧的权威和教条,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在近代中国史上留下了自身不可磨灭的印迹。

  包含着“对西方求解放”的取向

  郑师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包含两大相互依存的思想取向:一是“对传统求解放”;二是“对西方求解放”。但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这场新文化运动对于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猛烈批判,以及由此对国人思想的解放,即彰显的是“对传统求解放”;而对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另一重要内涵“对西方求解放”,则关注甚少。忽视了这一点,对于“五四”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解则是不全面的……“对西方求解放”这一新的诉求的提出,不仅是欧战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所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其展开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的二重奏,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张力与搏击,构成了不断推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内驱力。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之间的此种张力与搏击,仍为促进国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本报记者张春海根据三位学者的相关论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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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望:历史视野中的新文化运动

2014年12月29日 14: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百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百年后,推开历史的旋转门,百年前的革新号角仿佛就在耳畔。如今,身处这个大转型的时代,我们是否有新文化运动之先驱一代的自觉的意识,反思曾经走过的道路,总结沉淀下来的文化,以此为根基,通过创造适于今日之“新的文化”以照进未来?

  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分子共同的历史选择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抨击旧传统、旧礼教,冲击、动摇了封建主义在思想界的统治,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新文化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条件。有论者指出:“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

  汇集在《新青年》的旗帜下

  回望新文化运动,至少要将历史向前“倒带”至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均未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人们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一批进步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期待德先生赛先生拂去黑暗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黑暗。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这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需要承认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参加者也提出了某些脱离国情的过激主张,如完全反对中医、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但瑕不掩瑜,今人无法苛求先人,我们必须看到新文化运动在反封建过程中发挥的巨大历史进步作用。

  同时,还应当看到,新文化运动不是铁板一块,从这场运动诞生的那一刻,就充满着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传统与反传统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正是一场又一场的争论推动着新文化运动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各种社会与文化改革并未完成,甚至连人们对这些改革及其意义的评价也在不断深化,以至于在相当大程度上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全盘西化”和彻底复辟皆无可能

  韩水法

  当人们谈到某种历史的进程、某种现象的发生而运用“命运”这个概念时,毫无疑问,这透露了他们在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无力感。一种巨大的社会趋势和历史潮流,人们看到它的发生,感受它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变化,甚至能够感知和预测它消极的结局——有如看到一列即将颠覆的列车,就是无力阻止,甚至连阻止它的勇气也没有,而不仅仅是没有力量。另一方面,人们亲临和感受了极其危急的情形,最终却见证它导致了出人意料的积极结果。这同样也被称为“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经无数次经历这样的情势转变。现在,人们面临的是同样巨大的问题: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正在和平发展,这看来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无可否认的共识。但是,中国文明是由此走向灿烂的前景,还是继续它崩坏的路程?倘若是前者,人们就要沿着既有的路线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倘若是后者,就得改弦更张,调整方向。今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有人不仅质疑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事件,甚至还提起“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话题,至于质疑新文化运动,则更不在话下。但似乎少有人注意到,近几十年来,在反对“全盘西化”的标帜之下,正是社会盲目地“西化”最剧烈的时代。试看那些张口儒家闭口传统的人,身上还有多少中国的东西?

  一个社会在剧变之后,往往会经历一段复辟的时代。但是,今天的中国却面临一个极其复杂而困窘的境遇:复辟到什么时代?如果崖山之后无中国,那么要恢复赵宋之世?抑或更古而气象更盛的汉唐?诚然,儒家思想体系为人们提供了通行于中国传统社会主体的普遍价值,但各个朝代因应社会历史环境,在观念、制度、器物和疆域上是大有殊异的。孔子的学说原也是两头不靠的。他一心想要恢复周礼,但那个时代离他太远也实在难以恢复。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亦在孔子身后三百年,而所谓儒术亦掺杂了许多与孔子无关的思想。

  “全盘西化”或彻底复辟,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是正当的,亦即通过程序规范的民众选择。然而,只要经过这样的选择,上述两种取向皆是不可能的,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自由而自主的民众选择,必然会造就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而这正是当今某些人所不愿正视亦无法理解的。这种选择并不依赖于某些人的机会主义,他们昨天或许还在鼓吹“全盘西化”,今天摇身一变,就穿着满式对襟衫倡导彻底复古了。于是,以其庶几西化之身来行彻底复古之事。但是,沉渣的泛起,绝不是传统的恢复。关键在于,无论中国传统的精华,还是现代社会公认的正义原则,都是旨在通过规范的程序和制度,使中国民众能够得其所需。

  中国文明的历史命运,既不受制于过去,亦非委身于西方,既不仰仗庙堂,亦不可托迹江湖,而取决于民众的自主行为。在现代中国,人们常常推许一个信念,即历史由人民创造,而历史的具体形态就是文明,文明自然也是人民创造的。但在今天,人们所需要的并非仅仅是文明的独特性,更要追求社会的公正、合理、稳定和繁荣。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续其实就是现代中国民众的认同重新形成的社会行为,无论中国人的认同,还是中国的认同,都依赖于关于中国文明的清晰理解和共识。

  中国现代文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来说,就建立在中国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的基础之上。当我们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文明的历史命运时,非唯如此,便无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新文化运动“新”在哪里?

  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百年。围绕着这场运动的讨论,自其出现以来便从未停止。如果在较长的历史视域中审视这场思想文化界的剧烈变革,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与此前泱泱几千前的传统文化相比,这场以反传统为旗帜的文化运动究竟“新”在哪里?同时,与此后中国快速迎来的现代社会文明相比,当初这股由浪花汇集成洪流的划时代“运动”又是在怎样的历史意义上影响着今天?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枢纽

  耿云志:陈独秀之“洗刷旧思想”,孙中山“以心感动之,同化之”的努力,梁启超的新的报国志愿,黄远庸的“渐逼本垒”的新旧思想的决战,以及和他们同时,发出同样呼吁的所有先觉分子,他们心目中的新思想、新观念,都是来自西方先进世界的。他们无一例外都主张文化开放主义,主动地引进一切他们认为有益于改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分子,至少是重要的同盟军。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专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努力构筑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

  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人的文化开放观念已得到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加强中国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努力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更加密接的关系,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的内在动力之一……那一时期,世界最新的科学与学术,传入中国的速度是相当快捷的。应当说,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契机,或者说,造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大枢纽。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走向社会,与广泛的社会阶层发生联系,于是造成以知识精英、青年学生为先导,社会各阶层首先觉悟的人士积极跟进,在新思想、新观念指引下的空前广泛的社会动员。

  在这个基础上,新文化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取得实绩。这些实绩对中国朝向近代社会的变动与文化转型,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1.文学革命运动造成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2.新教育渐臻成熟;3.在中西文化沟通中产生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意识和必要的精神条件;4.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进一步扩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

  汪朝光: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从思想领域而言,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应该承认,辛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其在思想上的启蒙并不全面而充分,这也是其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未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重要原因。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其对民主与科学的张扬,对封建礼教的批判,通过新的表达方式普及到社会和民间,使国人又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启蒙了他们的民主精神,增进了他们的科学意识,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从而也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以彻底的反封建精神,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中国这样有数千年封建积淀的大国,以振聋发聩之势,发排山倒海之声,打破过往传统、陈腐、守旧的权威和教条,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在近代中国史上留下了自身不可磨灭的印迹。

  包含着“对西方求解放”的取向

  郑师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包含两大相互依存的思想取向:一是“对传统求解放”;二是“对西方求解放”。但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这场新文化运动对于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猛烈批判,以及由此对国人思想的解放,即彰显的是“对传统求解放”;而对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另一重要内涵“对西方求解放”,则关注甚少。忽视了这一点,对于“五四”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解则是不全面的……“对西方求解放”这一新的诉求的提出,不仅是欧战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所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其展开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的二重奏,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张力与搏击,构成了不断推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内驱力。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之间的此种张力与搏击,仍为促进国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本报记者张春海根据三位学者的相关论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