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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星火:从“大少爷”到“马天民”

2014-12-26 11:00:13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戴震东 选稿:宋晓东

   见到仲星火,是在午后一点,以他88岁的年纪来看应该是午歇的时间,而在采访的3个小时里,他非常耐心地配合着我们的提问和拍摄工作,有问必答。和当年他在银幕上塑造的马天民一样,仲星火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也是那标志性的“呵呵一笑”,让人感觉容易亲近,使得我们也不觉拘束了。

  刚到仲星火家的书房坐下,他就找出一大摞传记资料和旧照片给记者,“你可以坐那儿先看看,喝杯茶,不着急开始。”

  几大本厚厚的影集里大多都是剧照,其中有一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里头的仲星火上了妆,打着灯,摆了一组“六连拍”,全都是鬼脸,一副顽童的样子。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民警马天民以及农民喜旺这两个带有基层百姓质朴喜感的角色可谓是独此一家。很多观众乃至找他拍戏的导演都以为仲星火原本就是农民,谁曾想,从艺之前他可是念过洋学堂的大少爷。而我们今天与仲星火的对话便从这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开始。

  新中国把我改造成一个演员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仲老师,您是哪里人?

  仲星火:安徽亳州。

  星期日:巧了,上礼拜我刚刚去太和县出差,就在亳州边上。

  仲星火:对对,非常近。我小时候就在亳州城里长大的,印象里每次都要进出城门,有时候城门楼上还会挂颗土匪的人头,走底下过可把我给吓坏了,头都不敢抬。

  星期日:我看资料说,您父亲是做官的?

  仲星火:他是行伍出身。他是跟着他的舅父起家的,清末明初的一个军阀,慈禧太后往西逃,离开北京,这个舅爷是给光绪护驾的。父亲就是跟着舅爷当卫队长。他们怎么能赚钱呢?靠枪,手里有枪,就武装贩运烟土。不过到我懂事的时候,家里面已经开始衰落了。

  星期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仲星火:我只能跟你描述,我没有他的照片。他是一个黑黑的,胖胖的,印象里他就已经是40多岁的样子,很粗壮。人们见到我父亲还是叫他赵营长,叫我赵少爷,就像你看的旧小说一样,我穿的是马褂袍子。

  星期日:那母亲呢?

  仲星火:我有五个母亲。我父亲娶了五个老婆。我是跟着大母亲长大的,我叫她娘,母亲是个很懦弱、很善良的一个。她就老哭,她不得宠啊。后来就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五跟我一般大。那家里面父亲说的算,当然他是一个旧军人出身,他勉励我,就告诉我,你长大像三国里面的赵子龙、张翼德那才算有本事。他崇拜的就是那样的人,武人,而我恰巧没干过,当了演员了。新中国把我改造成一个演员。

  星期日:“改造”从何说起呢?

  仲星火:我其实是赵家抱来的,到了我20岁,父亲家里又有了一个儿子,那么我这个儿子就要考虑将来怎么办了。我当时念了一个涡北中学,是当地士绅办的,士绅太太是基督徒,请了不少好的老师来教课,到了1945年的时候,我便托了朋友去国民党那里谋一个差事,带了一个书童就走了,当上了中尉宣传队员。后来这支国民党部队遇到到了八路军,被打散了,我就跟着八路军一路往北走,到了1946年初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山东临沂,临沂郊区有一个军官训练团,我就留在了那里。训练团的一位教官问我,‘愿不愿意留在解放区?这里有大学,可以送你上大学’。我说行。后来我在那里读到了《钢铁是怎么样练成的》,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耳目一新。来年二月的一天,训练团的所有人集合,领导说,‘有一个政策是愿意走的欢送,愿意留下来的欢迎,愿意走的向左一步走,给你路费你回家,留下来向右一步走’。这一步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星期日:当时还是解放战争,你的大学怎么念呢?

  仲星火:我的大学就是在解放区的四年。我们部队文工团就是为农民服务的,为士兵服务的。有时候我们会去前线演出,过了山口,就是战场。我们在这头就能听见敌人的坦克声音。当时我们的装备落后,都是靠自己土制的手榴弹扛着去炸(坦克),上面写着‘一个驴子蛋,炸的敌人一丈半’。我们的战士冲上去,一拉弦就得滚,拉不好就被上面的机枪打死了,要不就让坦克把你轧了。真都是我亲眼所见,我们的战士就是那么勇敢,就是冲上去把敌人坦克给炸哑了。我看了十分感动,我就是从这里面受到了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们的部队为什么能打胜仗,因为他打仗不像国民党的部队,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我们是为人民。我们抓到的俘虏,不少人也都是被抓来当兵的,家里也都穷苦,给他看白毛女,看了就哭。然后就跟他说,《白毛女》的那个地主,谁支撑他的,谁叫他敢作敢为欺负老百姓,后台就是蒋介石,那怎么办?打倒蒋介石!要把这个政权夺回来,那么怎么夺回来?练兵啊!战士们一旦想透着一点就特别认真地去练,在战场上勇敢极了。而我们做的就是演好《白毛女》,跟他们一块儿参加战斗。

  星期日:这些画面震撼到了你?

  仲星火:是我亲身经历的,我自己也受到教育,知道了什么叫剥削,什么叫阶级。每天和工农兵生活在一起,演工农兵不就像了吗。那时候我们在土台子上演着戏,有的老乡会凑上来了,问演员借个火。演《白毛女》的时候,斗黄世仁,下面战士真的举枪就要打,被身边的战士拦住了。我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自己受到了教育,如果说叫转变立场,我就是这样转变立场的。那四年给我打下的基础让我一生都有用不完的源泉。

  星期日:那当时你不就是一边演一边学,真正的现实主义表演手法。

  仲星火:就是这样学的。那时候电影我还不懂,到那个年纪都没看多少电影。

  只有普通人,没什么英雄的

  星期日:我看资料说,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鲁韧导演(《今天我休息》、《李双双》的导演)和你一起观摩了许多国外的电影,其中就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

  仲星火:对,是1957、1958年的时候看的。

  星期日:你那时候怎么看《偷自行车的人》那样的电影呢?

  仲星火:那时候就感觉挺很自然,表演很自然,表演很真实,那在外国,咱不知道了解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感觉挺自然。那我们也提出,挺好,像真的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做戏的成分,没有装模装样的东西,都是现实生活。

  星期日:你喜欢吗?

  仲星火:嗯。也没有说是有意识地去吸收它。这个如果要吸收,那就是导演在镜头运用上,追求表演方法那掌握在导演的手里。鲁韧导演他一生不拍古装戏,拍的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

  星期日:这些现实主义的题材对你自己有影响吗?

  仲星火:当时觉得很新鲜。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30来岁,像个大海绵一样。我们的厂长就号召我们,电影工作者就要像海绵一样,到处去吸水。

  星期日:是什么机缘让你有机会参与到《今天我休息》这部戏呢?

  仲星火:1959年的时候我正好在上海的海燕电影厂。这一年海燕上半年的重点戏是赵丹主演的《林则徐》,下半年的赵丹的《聂耳》,那一年是赵丹年,而且两部都是彩色片,当时彩色片是不得了的,胶片都得从外国进口,用外汇买。大概到了10月份,单位叫我去《今天我休息》的剧组报道,没说要干什么,跟现在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也没经纪人,什么都没有,就是给你电话,通知你明天到那个组报道。任务来了,你去完成任务。

  星期日:任务来了。

  仲星火:对,当时的名字还叫《老马的星期天》。

  星期日:我在曹杨新村采访的时候老住户说你们当时还在那里取过景?

  仲星火:在很多地方,曹杨新村、虹口的菜场,恒丰路桥,这部戏有很多外景。外景有个好处,你不用搭景,省钱,也省时间。恰巧,这个给我们的戏带来了真实感。而且群众演员都是现成的,而且当时拍什么东西,你找群众来帮帮忙,不要钱,他们也都很高兴能来上上镜头。我们当时服装才用了17元5角,为什么呢?都是借的,民警的服装问派出所借,或者都是穿自己的衣服,都是现成的。

  星期日: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反响如何?

  仲星火:其实一开始也觉得没怎么样,就是完成一个任务。厂里面也只拿它当个小片子。但后来就有专家为它开了座谈会,提出这类电影是歌颂现在和平建设里面的普通人的生活。之前的电影比如《英雄儿女》都是讲英雄题材的,而这部戏里只有普通人,没什么英雄的。比如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都是这一类的片子。

  星期日:刚刚我留意到,你的橱柜里还有一些影碟,现在您还看电影吗?

  仲星火:看电影不大出去,我的精力不行了,有时候搞点碟片在这儿看看。

  星期日:新的国产片还看吗?

  仲星火:国产片不大看的。我看的都是一些过去的老片子比较多,像最近两天我在看黑泽明的碟片,黑泽明有些东西是很不错的。还有一些法国的,意大利的50、60年代的电影,苏联早期的片子。就像《列宁在1918》,他们那几个人民演员演得真好,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功夫的。我有一次给自己的同行谈,电影表演艺术都会有当时那个时代的印记,在每一个阶段,会留下不同的痕迹,这个痕迹既是可贵的,但又不能老停在那个地方。抱歉,我那口子提醒我,采访时间到了。这个一时说不清楚,我想将来总有机会再研究研究。

    (摘自《新闻晨报》201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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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星火:从“大少爷”到“马天民”

2014年12月26日 11:00 来源:新闻晨报

   见到仲星火,是在午后一点,以他88岁的年纪来看应该是午歇的时间,而在采访的3个小时里,他非常耐心地配合着我们的提问和拍摄工作,有问必答。和当年他在银幕上塑造的马天民一样,仲星火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也是那标志性的“呵呵一笑”,让人感觉容易亲近,使得我们也不觉拘束了。

  刚到仲星火家的书房坐下,他就找出一大摞传记资料和旧照片给记者,“你可以坐那儿先看看,喝杯茶,不着急开始。”

  几大本厚厚的影集里大多都是剧照,其中有一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里头的仲星火上了妆,打着灯,摆了一组“六连拍”,全都是鬼脸,一副顽童的样子。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民警马天民以及农民喜旺这两个带有基层百姓质朴喜感的角色可谓是独此一家。很多观众乃至找他拍戏的导演都以为仲星火原本就是农民,谁曾想,从艺之前他可是念过洋学堂的大少爷。而我们今天与仲星火的对话便从这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开始。

  新中国把我改造成一个演员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仲老师,您是哪里人?

  仲星火:安徽亳州。

  星期日:巧了,上礼拜我刚刚去太和县出差,就在亳州边上。

  仲星火:对对,非常近。我小时候就在亳州城里长大的,印象里每次都要进出城门,有时候城门楼上还会挂颗土匪的人头,走底下过可把我给吓坏了,头都不敢抬。

  星期日:我看资料说,您父亲是做官的?

  仲星火:他是行伍出身。他是跟着他的舅父起家的,清末明初的一个军阀,慈禧太后往西逃,离开北京,这个舅爷是给光绪护驾的。父亲就是跟着舅爷当卫队长。他们怎么能赚钱呢?靠枪,手里有枪,就武装贩运烟土。不过到我懂事的时候,家里面已经开始衰落了。

  星期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仲星火:我只能跟你描述,我没有他的照片。他是一个黑黑的,胖胖的,印象里他就已经是40多岁的样子,很粗壮。人们见到我父亲还是叫他赵营长,叫我赵少爷,就像你看的旧小说一样,我穿的是马褂袍子。

  星期日:那母亲呢?

  仲星火:我有五个母亲。我父亲娶了五个老婆。我是跟着大母亲长大的,我叫她娘,母亲是个很懦弱、很善良的一个。她就老哭,她不得宠啊。后来就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五跟我一般大。那家里面父亲说的算,当然他是一个旧军人出身,他勉励我,就告诉我,你长大像三国里面的赵子龙、张翼德那才算有本事。他崇拜的就是那样的人,武人,而我恰巧没干过,当了演员了。新中国把我改造成一个演员。

  星期日:“改造”从何说起呢?

  仲星火:我其实是赵家抱来的,到了我20岁,父亲家里又有了一个儿子,那么我这个儿子就要考虑将来怎么办了。我当时念了一个涡北中学,是当地士绅办的,士绅太太是基督徒,请了不少好的老师来教课,到了1945年的时候,我便托了朋友去国民党那里谋一个差事,带了一个书童就走了,当上了中尉宣传队员。后来这支国民党部队遇到到了八路军,被打散了,我就跟着八路军一路往北走,到了1946年初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山东临沂,临沂郊区有一个军官训练团,我就留在了那里。训练团的一位教官问我,‘愿不愿意留在解放区?这里有大学,可以送你上大学’。我说行。后来我在那里读到了《钢铁是怎么样练成的》,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耳目一新。来年二月的一天,训练团的所有人集合,领导说,‘有一个政策是愿意走的欢送,愿意留下来的欢迎,愿意走的向左一步走,给你路费你回家,留下来向右一步走’。这一步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星期日:当时还是解放战争,你的大学怎么念呢?

  仲星火:我的大学就是在解放区的四年。我们部队文工团就是为农民服务的,为士兵服务的。有时候我们会去前线演出,过了山口,就是战场。我们在这头就能听见敌人的坦克声音。当时我们的装备落后,都是靠自己土制的手榴弹扛着去炸(坦克),上面写着‘一个驴子蛋,炸的敌人一丈半’。我们的战士冲上去,一拉弦就得滚,拉不好就被上面的机枪打死了,要不就让坦克把你轧了。真都是我亲眼所见,我们的战士就是那么勇敢,就是冲上去把敌人坦克给炸哑了。我看了十分感动,我就是从这里面受到了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们的部队为什么能打胜仗,因为他打仗不像国民党的部队,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我们是为人民。我们抓到的俘虏,不少人也都是被抓来当兵的,家里也都穷苦,给他看白毛女,看了就哭。然后就跟他说,《白毛女》的那个地主,谁支撑他的,谁叫他敢作敢为欺负老百姓,后台就是蒋介石,那怎么办?打倒蒋介石!要把这个政权夺回来,那么怎么夺回来?练兵啊!战士们一旦想透着一点就特别认真地去练,在战场上勇敢极了。而我们做的就是演好《白毛女》,跟他们一块儿参加战斗。

  星期日:这些画面震撼到了你?

  仲星火:是我亲身经历的,我自己也受到教育,知道了什么叫剥削,什么叫阶级。每天和工农兵生活在一起,演工农兵不就像了吗。那时候我们在土台子上演着戏,有的老乡会凑上来了,问演员借个火。演《白毛女》的时候,斗黄世仁,下面战士真的举枪就要打,被身边的战士拦住了。我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自己受到了教育,如果说叫转变立场,我就是这样转变立场的。那四年给我打下的基础让我一生都有用不完的源泉。

  星期日:那当时你不就是一边演一边学,真正的现实主义表演手法。

  仲星火:就是这样学的。那时候电影我还不懂,到那个年纪都没看多少电影。

  只有普通人,没什么英雄的

  星期日:我看资料说,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鲁韧导演(《今天我休息》、《李双双》的导演)和你一起观摩了许多国外的电影,其中就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

  仲星火:对,是1957、1958年的时候看的。

  星期日:你那时候怎么看《偷自行车的人》那样的电影呢?

  仲星火:那时候就感觉挺很自然,表演很自然,表演很真实,那在外国,咱不知道了解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感觉挺自然。那我们也提出,挺好,像真的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做戏的成分,没有装模装样的东西,都是现实生活。

  星期日:你喜欢吗?

  仲星火:嗯。也没有说是有意识地去吸收它。这个如果要吸收,那就是导演在镜头运用上,追求表演方法那掌握在导演的手里。鲁韧导演他一生不拍古装戏,拍的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

  星期日:这些现实主义的题材对你自己有影响吗?

  仲星火:当时觉得很新鲜。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30来岁,像个大海绵一样。我们的厂长就号召我们,电影工作者就要像海绵一样,到处去吸水。

  星期日:是什么机缘让你有机会参与到《今天我休息》这部戏呢?

  仲星火:1959年的时候我正好在上海的海燕电影厂。这一年海燕上半年的重点戏是赵丹主演的《林则徐》,下半年的赵丹的《聂耳》,那一年是赵丹年,而且两部都是彩色片,当时彩色片是不得了的,胶片都得从外国进口,用外汇买。大概到了10月份,单位叫我去《今天我休息》的剧组报道,没说要干什么,跟现在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也没经纪人,什么都没有,就是给你电话,通知你明天到那个组报道。任务来了,你去完成任务。

  星期日:任务来了。

  仲星火:对,当时的名字还叫《老马的星期天》。

  星期日:我在曹杨新村采访的时候老住户说你们当时还在那里取过景?

  仲星火:在很多地方,曹杨新村、虹口的菜场,恒丰路桥,这部戏有很多外景。外景有个好处,你不用搭景,省钱,也省时间。恰巧,这个给我们的戏带来了真实感。而且群众演员都是现成的,而且当时拍什么东西,你找群众来帮帮忙,不要钱,他们也都很高兴能来上上镜头。我们当时服装才用了17元5角,为什么呢?都是借的,民警的服装问派出所借,或者都是穿自己的衣服,都是现成的。

  星期日: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反响如何?

  仲星火:其实一开始也觉得没怎么样,就是完成一个任务。厂里面也只拿它当个小片子。但后来就有专家为它开了座谈会,提出这类电影是歌颂现在和平建设里面的普通人的生活。之前的电影比如《英雄儿女》都是讲英雄题材的,而这部戏里只有普通人,没什么英雄的。比如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都是这一类的片子。

  星期日:刚刚我留意到,你的橱柜里还有一些影碟,现在您还看电影吗?

  仲星火:看电影不大出去,我的精力不行了,有时候搞点碟片在这儿看看。

  星期日:新的国产片还看吗?

  仲星火:国产片不大看的。我看的都是一些过去的老片子比较多,像最近两天我在看黑泽明的碟片,黑泽明有些东西是很不错的。还有一些法国的,意大利的50、60年代的电影,苏联早期的片子。就像《列宁在1918》,他们那几个人民演员演得真好,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功夫的。我有一次给自己的同行谈,电影表演艺术都会有当时那个时代的印记,在每一个阶段,会留下不同的痕迹,这个痕迹既是可贵的,但又不能老停在那个地方。抱歉,我那口子提醒我,采访时间到了。这个一时说不清楚,我想将来总有机会再研究研究。

    (摘自《新闻晨报》2013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