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 >> 历史频道 >> 正文
我要投稿   新闻热线:021-60850333
1973年毛泽东为何坚持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

2014-12-22 08:46:35

来源:党史文苑 选稿:宋晓东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是毛泽东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对于防止党内、军内闹独立性现象的发生,对于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确保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团结与统一,产生了积极影响。

  长久酝酿

  毛泽东之所以确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林彪事件”有很大干系。

  林彪无疑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过显赫战功,毛泽东对他也曾十分赏识的。建国后,林彪收敛锋芒,常以生病为由,在家休息,但他并不甘寂寞。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闹翻,林彪被毛召上了山。

  林彪打仗机敏,政治上也很有计谋。会上,他对彭德怀发起猛攻。1959年9月17日,他接替彭德怀职务当上了国防部长,九天后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庐山会议,林彪成了“大赢家”,从沉寂中崛起。

  “文革”开始后,机会再次来临了。林彪一面借机为打倒刘、邓和大批老干部不遗余力,为其达到权力顶峰扫清障碍,一面曲意奉迎毛泽东。但终因奉迎过火且“言不由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反感。

  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早在“文革”伊始即见端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特谈“政变问题”,其主旨有两层:一是表明党内有人想搞政变,以挑拨毛与老干部的关系,为进一步打倒老干部制造舆论;二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表明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但毛泽东却从他的讲话中闻出了特殊的味道,开始对林有所警觉。即使这样,直到“九大”召开,毛泽东的天平还是倾向于林彪的。

  中共“九大”,使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权力在“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这使林彪攫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急剧膨胀。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首先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并采取全面开花战术,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也全都激动起来。他们不明真相,纷纷跟着林彪发言,表示拥护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恼火,隐隐感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咄咄逼人的锋芒和呼风唤雨的能量。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采取“批陈保林”策略,将怒火发泄到紧跟林彪之后“摇旗呐喊”最积极的陈伯达身上。不久,又多次对林彪提拔起来的黄、李、吴、邱“四大金刚”及叶群等提出批评,以此“敲山震虎”,期望林彪觉醒,能做自我批评。但林彪不思悔改,野心难收。这年10月,林彪在庐山会议受挫后,背着毛泽东、党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先斩后奏,向全国发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顷刻间,中国城乡全面进入紧急状态。事后(即10月19日),林彪才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看过电话纪录,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并亲手将传阅件“烧掉”。这件事,实际是林彪对自己军事指挥权能否正常运转的一次检验。

  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间出现了裂痕。林彪目的难以达到,也越发沮丧,之后曾多次在集会或接见外宾时,与毛泽东不辞而别。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他决心限制一下林彪的权力,遏制其迅速膨胀的野心,并开始逐步直接掌握军队。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16日到达湖北武昌。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以及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他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管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与华国锋等人谈话时,专列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他又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28日晚,毛泽东接见广东刘兴元、丁盛和广西韦国清,对他们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31日,毛泽东到南昌,当晚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最后谈到军队问题时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吴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会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12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很少抓军队工作等问题。不料,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拥兵自重及其阴谋败露后的外逃,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为此他大病一场。正是这次事件,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文革”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干部,并着手亲自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实施。

上一篇稿件

1973年毛泽东为何坚持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

2014年12月22日 08:46 来源:党史文苑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是毛泽东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对于防止党内、军内闹独立性现象的发生,对于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确保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团结与统一,产生了积极影响。

  长久酝酿

  毛泽东之所以确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林彪事件”有很大干系。

  林彪无疑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过显赫战功,毛泽东对他也曾十分赏识的。建国后,林彪收敛锋芒,常以生病为由,在家休息,但他并不甘寂寞。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闹翻,林彪被毛召上了山。

  林彪打仗机敏,政治上也很有计谋。会上,他对彭德怀发起猛攻。1959年9月17日,他接替彭德怀职务当上了国防部长,九天后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庐山会议,林彪成了“大赢家”,从沉寂中崛起。

  “文革”开始后,机会再次来临了。林彪一面借机为打倒刘、邓和大批老干部不遗余力,为其达到权力顶峰扫清障碍,一面曲意奉迎毛泽东。但终因奉迎过火且“言不由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反感。

  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早在“文革”伊始即见端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特谈“政变问题”,其主旨有两层:一是表明党内有人想搞政变,以挑拨毛与老干部的关系,为进一步打倒老干部制造舆论;二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表明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但毛泽东却从他的讲话中闻出了特殊的味道,开始对林有所警觉。即使这样,直到“九大”召开,毛泽东的天平还是倾向于林彪的。

  中共“九大”,使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权力在“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这使林彪攫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急剧膨胀。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首先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并采取全面开花战术,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也全都激动起来。他们不明真相,纷纷跟着林彪发言,表示拥护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恼火,隐隐感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咄咄逼人的锋芒和呼风唤雨的能量。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采取“批陈保林”策略,将怒火发泄到紧跟林彪之后“摇旗呐喊”最积极的陈伯达身上。不久,又多次对林彪提拔起来的黄、李、吴、邱“四大金刚”及叶群等提出批评,以此“敲山震虎”,期望林彪觉醒,能做自我批评。但林彪不思悔改,野心难收。这年10月,林彪在庐山会议受挫后,背着毛泽东、党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先斩后奏,向全国发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顷刻间,中国城乡全面进入紧急状态。事后(即10月19日),林彪才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看过电话纪录,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并亲手将传阅件“烧掉”。这件事,实际是林彪对自己军事指挥权能否正常运转的一次检验。

  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间出现了裂痕。林彪目的难以达到,也越发沮丧,之后曾多次在集会或接见外宾时,与毛泽东不辞而别。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他决心限制一下林彪的权力,遏制其迅速膨胀的野心,并开始逐步直接掌握军队。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16日到达湖北武昌。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以及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他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管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与华国锋等人谈话时,专列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他又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28日晚,毛泽东接见广东刘兴元、丁盛和广西韦国清,对他们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31日,毛泽东到南昌,当晚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最后谈到军队问题时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吴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会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12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很少抓军队工作等问题。不料,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拥兵自重及其阴谋败露后的外逃,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为此他大病一场。正是这次事件,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文革”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干部,并着手亲自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实施。

  宣布对调

  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等不懈努力下,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纷纷被解放出来。1973年3月7日,邓小平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此时,周恩来病情不断加重,毛泽东有意培养邓小平,对他格外器重,并有要他作总理接班人的意向。一次,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时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很久没有调动了”,问他怎么办?邓小平心领神会,随手将身前的茶杯“对换”了一下。

  “英雄所见略同嘛!”毛泽东说。随后,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书房兼会客室进行。此时,毛泽东身体尚未从林彪事件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显得十分虚弱。

  政治局委员们用心聆听着毛泽东的讲话。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讲,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会客室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说罢,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周恩来点点头,表示是这样的。王洪文听完也连连点头,虽然他面色平静,却掩盖不住内心的高兴。因为他在上海造反起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上海民兵指挥部,搞起了成规模、成建制的民兵队伍,企图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装”。但上海在南京军区的辖区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事事掣肘,把许世友调走了,就少了一块“绊脚石”。

  接着,毛泽东提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大家便一起高唱起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实际上,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

  唱完歌,毛泽东开始讲解歌词,他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一致就不行呢。”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在他看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他说:“这个问题(指对调),我想了好多年了。”

  稍后,毛泽东宣布了另一个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叫参谋长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何不同反应,但每人的内心深处却翻腾着巨大波澜……

  毛泽东继续谈论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又转过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表和气,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为了鼓励邓小平大胆工作,毛泽东又说:“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会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嘛。”这些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着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他很快又换了一个话题:“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的诸位,“你们哪个年轻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此时他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实际大家心里明白,这个“儿童团”说的就是王洪文。会议结束以后,根据这次会议决定,12月20日中央又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坐在书房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分别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担任将他的方言译成普通话的“翻译”。

  接见开始后,毛泽东首先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开始和站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等4位高级将领一一握手、谈话。之后,他再次提议并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后,毛泽东开始对全体人员讲话。讲话中他还鼓励大家:“到一个新地方会有很多困难,但大家不要急,慢慢总会顺手的。”同时对于这次对调的时间、迎送方式和注意事项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按议程,将由毛泽东宣布对调命令。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好在将帅们面前树点威信,于是叫王洪文先点名。

  王洪文刚刚当上副主席,年轻气盛,接过名单就大大咧咧地点起来。

  “许世友!”

  没有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壮起胆子,又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将茶杯猛地磕在茶几上。这下,王洪文算是尝到了军队的厉害。

  周恩来急忙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然后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才算让王洪文下了台。

  各就各位

  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具体情况如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有11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任职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也才4个月,所以他们三个原地未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正式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必须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每人可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结果,不到10天,各大军区司令员就全部提前到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顺利完成。

  事后,邓小平谈起历史上这次司令员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形成团团伙伙,特别是掌握一个大战略方向的党政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虽然共产党的干部不至于产生像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但是也应防止类似情况出现。”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党中央、毛泽东为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它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