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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末日:蒋经国为何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

2014-11-29 09:24:00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董少东 选稿:贾彦

  核心提示: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

1948年,出纳坐在钞票堆里点钱(网络图)

  第二天,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

  骑虎难下

  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但是币改尚未公布,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扰乱股市,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他派人前往《大公报》调查,要求记者提供信息来源、说出所载“隐秘之人”究竟是谁。结果,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根本不买蒋经国的账,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守口如瓶。

  蒋经国倒是没有为难《大公报》,究竟是谁在抛空股票,只要彻查当天的交易记录就可以。很快,调查便有了结果。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李国兰,一个叫杨淑瑶,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在当时的上海股市,这种做法叫“抛空空股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她们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而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她们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而她们获利的条件就是一个——股价下跌。

  币改实行,股市停业三天,股市重挫是一定的。只有提前获知了币改消息的人,才会放心大胆地让两个毫不懂股票期货的女子去做这样的大额抛空。

  李国兰的丈夫叫陶启明,在财政部任职机要秘书,正是他在8月18日把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密文件——《币制改革计划书》送到了上海。

  陶启明很快被抓获,他随即供出同案是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严格地说也不算泄密案,只是利用了内幕消息。李国兰和杨淑瑶抛售的股票合计七百万股,获利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他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这样一只“大老虎”,正是蒋经国需要杀一儆百的典型。杜维屏被捕了。

  令人奇怪的是,杜月笙对自己的儿子被抓似乎不以为意,即便是蒋经国已经在上海开了杀戒,他也不闻不问。有媒体称杜月笙对此“颇致怨恨”时,他特意公开表示:“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祈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罔不纵,深致敬佩。”

  纵横上海滩数十年的“老头子”杜月笙都敛爪服软了,蒋经国非常得意,在媒体广泛宣传金圆券泄密案,使其成为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一笔。

  其实,杜月笙比时年38岁的蒋经国要老辣得多,他的反击在暗中进行。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即扬子公司。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势力,没有人敢举报。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证据。据说,正是杜月笙指派手下人搜集的这些证据。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的桥段:在蒋经国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他刚做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的演讲,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六亲不认,真的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拘捕了孔令侃。只是,他太低估官商勾结的能量了。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法办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自己“气得脸色煞白”,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严厉训斥了蒋经国,随后出面会见上海各界,为扬子公司开脱。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出面召开记者会,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给其披上了合法外衣,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是蒋经国在上海遭遇的最大挫折。“打虎英雄”变成了骑虎难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蒋经国日记的语气越来越疲倦狼狈:“XX公司(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没被打着,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彻底崩溃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而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工厂纷纷要求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根基已烂,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安抚商人,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口子一开,“防线”彻底崩溃。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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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末日:蒋经国为何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

2014年11月29日 09:24 来源:北京日报

  核心提示: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

1948年,出纳坐在钞票堆里点钱(网络图)

  第二天,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

  骑虎难下

  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但是币改尚未公布,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扰乱股市,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他派人前往《大公报》调查,要求记者提供信息来源、说出所载“隐秘之人”究竟是谁。结果,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根本不买蒋经国的账,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守口如瓶。

  蒋经国倒是没有为难《大公报》,究竟是谁在抛空股票,只要彻查当天的交易记录就可以。很快,调查便有了结果。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李国兰,一个叫杨淑瑶,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在当时的上海股市,这种做法叫“抛空空股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她们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而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她们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而她们获利的条件就是一个——股价下跌。

  币改实行,股市停业三天,股市重挫是一定的。只有提前获知了币改消息的人,才会放心大胆地让两个毫不懂股票期货的女子去做这样的大额抛空。

  李国兰的丈夫叫陶启明,在财政部任职机要秘书,正是他在8月18日把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密文件——《币制改革计划书》送到了上海。

  陶启明很快被抓获,他随即供出同案是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严格地说也不算泄密案,只是利用了内幕消息。李国兰和杨淑瑶抛售的股票合计七百万股,获利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他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这样一只“大老虎”,正是蒋经国需要杀一儆百的典型。杜维屏被捕了。

  令人奇怪的是,杜月笙对自己的儿子被抓似乎不以为意,即便是蒋经国已经在上海开了杀戒,他也不闻不问。有媒体称杜月笙对此“颇致怨恨”时,他特意公开表示:“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祈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罔不纵,深致敬佩。”

  纵横上海滩数十年的“老头子”杜月笙都敛爪服软了,蒋经国非常得意,在媒体广泛宣传金圆券泄密案,使其成为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一笔。

  其实,杜月笙比时年38岁的蒋经国要老辣得多,他的反击在暗中进行。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即扬子公司。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势力,没有人敢举报。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证据。据说,正是杜月笙指派手下人搜集的这些证据。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的桥段:在蒋经国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他刚做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的演讲,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六亲不认,真的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拘捕了孔令侃。只是,他太低估官商勾结的能量了。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法办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自己“气得脸色煞白”,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严厉训斥了蒋经国,随后出面会见上海各界,为扬子公司开脱。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出面召开记者会,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给其披上了合法外衣,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是蒋经国在上海遭遇的最大挫折。“打虎英雄”变成了骑虎难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蒋经国日记的语气越来越疲倦狼狈:“XX公司(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没被打着,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彻底崩溃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而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工厂纷纷要求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根基已烂,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安抚商人,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口子一开,“防线”彻底崩溃。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