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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南联大:曾培养一批投笔从戎的勇士(图)

2014-11-9 09:28:20

来源:北京晚报 选稿:贾彦

  

联大旅行团乘船渡江。图片选自《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创作了大量抗战诗歌并也从军的诗人穆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对于历史中的西南联大师生来说,他们赶上了一个最坏的时代,国家被强敌入侵,他们的青春注定带着战争的硝烟。这是一种苦难。而他们却在苦难中,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联大精神遗产。

  时隔七十多年后回看,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仍然是中国教育的奇迹,不仅诞生了学术思想上的大师,也培养了一批投笔从戎的勇士。只不过,对后一类人来说,他们的人生注定不止一次抗战。

  但不管境遇如何,联大人都从未输掉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

  《吾血吾土》:那些渐隐在历史中的脸

  孙小宁

  11月1日,远在西南边陲的昆明,举办了庆祝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76年的校庆。这个消息,我是从朋友的微信圈获悉。无论如何,对身处21世纪种种现实事件包裹中的人们来说,这个消息显得有些邈远。况且,发现西南联大这个历史精神矿藏,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惊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值得一说再说。

  一个在战时由几所院校组成的临时学府,经过了颠沛流离的三千里远征,最终落脚于昆明。而它坚持教育的时间,正好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等长,战乱、饥饿、飞机轰炸是战争中的常态,但却无法扼杀他们自由思想的活力。大师由此孕育,他们的轶闻佳话也由此流传。西南联大无疑已成为传奇,但其传奇的本质,却需要我们在无数有关西南联大的文本中细细甄别与体会。在此之中,易社强先生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无疑是其中可靠的文本之一。那里面既记录了西南联大的变迁,也描摹了无数联大人的日常,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战时,联大人的选择仍然是个体的,并且随时有不同思想主张的撞击。而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正是由这些组成,论其遗产的本质,易社强先生在书尾留下了精辟的一句话:“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持着最尊贵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适应力,联大为自己在人类的奋斗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当然,联大人让人心生敬意的还不止于思想,他们同时还有行动。“八百学子去从军”,这其实只是一个普泛的说法——很多人认为,数量远不止八百个。在那些奔赴抗日疆场的联大人,不乏穆旦、杜运燮这样著名的诗人。当然,还有一些无名的身影,隐没于历史中。

  也许对这些无名人士的想象与书写,只能落到小说家身上。云南作家范稳在完成了他的藏地三部曲后,潜心于云南远征军历史的追寻,他从这个脉络接上了西南联大,塑造了一个就学于西南联大,后来参加远征军,同时又在后面的人生中坎坷求生的普通老兵。无论从学子到老兵,这个故事转折有多大,这仍然是西南联大历史的延续,其人生轨迹,也是联大人诸种命运之一种。

  从易社强先生一著中看,联大八年,因为正处战争,的确对该学习还是该从军,有过不小的争论。历史证明,那些仍然能够在战乱中坚持做自己的科学研究、醉心于学术的人,最终都为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那种咏唱着“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的诗句奔向战场的另一群人,同样是我们民族精神命脉能够永续的脊梁。只不过和后来返回北平、天津继续求学的同学相比,这一批人因为这一特殊际遇,后来的人生路,变得更加一言难尽。

  范稳的《吾血吾土》中,借助“联大三剑客”的人物塑造,展现了从军者的命运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最初的理想志向相似,但走着走着,每个人还是有了不同的选择。廖志弘,是那个时代穆旦式的人物,国难当头,他怀着一颗诗心投笔从戎,最终献身于这场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战争中。赵岑,也就是早先的龙忠义(改名为岑,正是在向唐代的边塞诗人致敬)。因缘际会,他在国共两边都抗过日,但最终没有随着一辆大车奔赴延安,后来进到远征军,从此便像有了一个暗黑的印记,必须在后来的审查过关中遮藏掩埋。刘苍壁,曾经的西南联大化学系高材生,在被那辆大车载着奔赴延安后,他一直位居共产党高位。和昔日的同学赵岑,后来成为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的关系,但晦暗不明的历史中,他一直做的是保护者的角色。这份超常勇气下的肝胆相照,靠的是从年轻时建立起的对良知对正义的信仰。

  赵广陵,是书中重中之重塑造的人物。他先后叫做赵迅、赵岑、廖志弘、龙忠义。每个名字,都代表一张身世底牌,一张张翻开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大历史当中的载浮载沉。

  从当年青春浪漫的学子,到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再到后来的戏剧导演,以及低到尘埃的木匠,范稳在这个命运曲折的老人身上,还注入了细密的历史信息:西南联大、黄埔军校,作为国统区的重庆,作为解放区的延安。中国之外,有日本;滇西的松山、龙陵战场外,还有远征军曾经战斗行军过的缅甸、印度、野人山……

  我们甚至能够感到,这诸多历史重负的叠加,已经让这个人物的面孔,变得模糊起来。无脸似乎成为他的最主要印记,无脸首先是因为,他曾在战场中受伤,失去了一张正常人的脸。无脸更是因为,他必须极力地隐藏,将脸刻意变得模糊。这是一个人在命运的幽谷暗礁中闪转腾挪的生存术,我们不禁感叹,这个远征军老兵的一生,真是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抗战。

  而一个有着知识分子底色的普通老兵,又如何在这历次的“抗战”中突围,范稳给了这位老兵在人生最后重上疆场的一次机会。中日老兵隔着岁月再次在昔日的战场相遇,范稳将之形容为宿命对决。他们之所以还能相逢,是因为各自都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就日本老兵来说,他想要取回昔日战友的遗骨,而在赵广陵老人,则是要让这个日本老兵对曾经的罪行忏悔。

  这究竟是怎样的对决,范稳在此做的是自己大胆而充满想象的书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幸曾和范稳在他搜集素材阶段一起走过一次滇西。以我在滇西所感受到的氛围,当地的老兵并不愿做这样的面对。日本人就等同于侵略者的这个概念深入骨髓,让他们彼此面对面交谈,莫如让他们拿起枪再拼一战。

  但范稳没有做这样的简单表达。他让这场对决,既充满关于战争罪责的激辩,也体现出两个各自经历沧桑的老兵的人生况味。小说的结尾是,赵广陵老人被老鬼子寻找遗骨的行为刺激点醒,全力以赴去到缅甸,寻找失落的战友遗骨。而那位战友,正是当年在战场上被错认成他的,昔日联大学友廖志弘。

  范稳所记述的种种,因为有了那次共同的滇西之行,很多都能在细节中找到底片印证。而里面出现的真实人物:闻一多、曾昭伦、穆旦等等,又随时能把人唤回到联大战时的氛围当中。读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回望滇西这片土地,这不仅是在消化历史的复杂,也是在让自己的心灵变得阔大坚韧,而富于承受。

  当然,它也从另一个意义上提示了西南联大,另一种精神遗产的存在。

  温故

  联大8000学子中1100多人投笔从戎

  联大师生四次从军潮

  范稳

  联大师生参军抗战共有四次投军热潮:1937-1938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41-1942为配合飞虎队和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时期;1943-1944为配合印缅战场即滇西反攻时期;1944,蒋介石在战时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时。

  从临大开始,联大就规定从军学子保留学籍,教职员工甚至可照发薪水——如果军方有困难的话。临大期间南京失陷,更是掀起从军热潮。清华十级(1938)有八个同学在南下临大报到时,就在南京加入了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为联大学子从军之首发。他们大都分到陆军200师,国军有名的机械化部队。

  马继孔,山东人,清华土木工程系学生,1937年到临大报到后,发起回乡抗战,当时许多人愿意去延安,由邹韬奋介绍。也有人去徐州一战区,阎锡山二战区,马继孔回到家乡组建游击队,后来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任参谋长。马继孔在1949年后成为云南省委书记。

  当时学理工的学子到八路军后多制造地雷炸药,甚至还造出了土火箭,可飞150米。

  后来随着美军加入,联大师生都派到美军中服务,军衔自中尉到中校,月薪500元左右,可免修24—32个学分,服务成绩优异者可去国外留学。

  大反攻前,国府制定了要培训3000翻译官的计划。一般培训两个月,主要是口语和战场用语练习。除了当译员,还有直接到作战部队的。

  孙立人将军在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因此见到联大的翻译官就像见到老校友。他要他们面对美军不卑不亢。

  1944年,在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下学校开始应征青年远征军,即青年军。对象都是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学生。但联大首次报名并不踊跃。尽管教授们梅贻琦、冯友兰、闻一多都做了动员报告。

  联大参加青年军的都被送到印度蓝姆加当汽车兵。他们甚至还在军营中成立“天声社”,但被强令解散,他们所在的汽车团被称为“民主团”,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是滇缅公路上的汽车兵。

  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中,有一个诗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穆旦。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曾用笔名梁真,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那时他已经是联大的留校教师,却主动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部供职。他参加了后来的野人山大撤退,九死一生。抗战胜利后,写出诗作中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穆旦1940年毕业留校当助教,42年参加远征军,过野人山到印度雷多。时年24岁。在野人山,穆旦所在的第五军“因为森林遮天蔽日,听得到来空投的飞机,但却见不到飞机。”“前卫团留下的尸体白骨一路不断。帐篷里死亡的官兵尸体整整齐齐,先死后死的官兵死人排队”。穆旦回国后不跟文友们讲这些经历,只讲对大自然的恐惧、雨、森林之诡异。“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才捡回一条命。一路白骨是因为野人山蚂蚁蚂蝗肆虐,人一死即刻被啃吃一空。数小时之内人即为一个骨架了。

  上世纪40年代在联大出现中国的现代主义,超越了新月派。联大师生们视“新月派”为“缺乏灵魂的后浪漫主义”,学生们更随联大的英籍教授燕卜荪争相阅读、效仿英国诗人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和奥登的《西班牙》等现代主义诗歌,仅有的几本诗作被视为珍宝,影响最深并走在前列的是穆旦和王佐良。奥登是英国著名诗人,曾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穆旦可能受其影响而参加了远征军。他崇拜过奥登。

  联大从军学子牺牲最多的是参加空军的,地面作战牺牲最有代表性的是外文系诗人缪弘。缪弘有诗《血的灌溉》:“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他参加的是美军战略情报处组建的中美特种部队,在湖南芷江的一次攻击作战中牺牲,用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诗。时为1945年7月!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他是一个真诗人,也是诗人既苦难悲壮又浪漫激情的命运写照。书剑相逢、剑胆琴心,上马杀贼,下马写诗。

  自有联大以来共求学8000学子,参军抗日的有1100多人,每100人中有14人投笔从戎。

  这种大动荡、大时代中的学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时代如何铸造了他们的气质、性格、涵养,乃至英雄情怀。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能够追寻这些人的足迹,寻找他们在战火中的青春身影。(本文为范稳在北师大讲座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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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南联大:曾培养一批投笔从戎的勇士(图)

2014年11月9日 09:28 来源:北京晚报

  

联大旅行团乘船渡江。图片选自《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创作了大量抗战诗歌并也从军的诗人穆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对于历史中的西南联大师生来说,他们赶上了一个最坏的时代,国家被强敌入侵,他们的青春注定带着战争的硝烟。这是一种苦难。而他们却在苦难中,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联大精神遗产。

  时隔七十多年后回看,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仍然是中国教育的奇迹,不仅诞生了学术思想上的大师,也培养了一批投笔从戎的勇士。只不过,对后一类人来说,他们的人生注定不止一次抗战。

  但不管境遇如何,联大人都从未输掉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

  《吾血吾土》:那些渐隐在历史中的脸

  孙小宁

  11月1日,远在西南边陲的昆明,举办了庆祝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76年的校庆。这个消息,我是从朋友的微信圈获悉。无论如何,对身处21世纪种种现实事件包裹中的人们来说,这个消息显得有些邈远。况且,发现西南联大这个历史精神矿藏,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惊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值得一说再说。

  一个在战时由几所院校组成的临时学府,经过了颠沛流离的三千里远征,最终落脚于昆明。而它坚持教育的时间,正好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等长,战乱、饥饿、飞机轰炸是战争中的常态,但却无法扼杀他们自由思想的活力。大师由此孕育,他们的轶闻佳话也由此流传。西南联大无疑已成为传奇,但其传奇的本质,却需要我们在无数有关西南联大的文本中细细甄别与体会。在此之中,易社强先生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无疑是其中可靠的文本之一。那里面既记录了西南联大的变迁,也描摹了无数联大人的日常,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战时,联大人的选择仍然是个体的,并且随时有不同思想主张的撞击。而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正是由这些组成,论其遗产的本质,易社强先生在书尾留下了精辟的一句话:“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持着最尊贵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适应力,联大为自己在人类的奋斗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当然,联大人让人心生敬意的还不止于思想,他们同时还有行动。“八百学子去从军”,这其实只是一个普泛的说法——很多人认为,数量远不止八百个。在那些奔赴抗日疆场的联大人,不乏穆旦、杜运燮这样著名的诗人。当然,还有一些无名的身影,隐没于历史中。

  也许对这些无名人士的想象与书写,只能落到小说家身上。云南作家范稳在完成了他的藏地三部曲后,潜心于云南远征军历史的追寻,他从这个脉络接上了西南联大,塑造了一个就学于西南联大,后来参加远征军,同时又在后面的人生中坎坷求生的普通老兵。无论从学子到老兵,这个故事转折有多大,这仍然是西南联大历史的延续,其人生轨迹,也是联大人诸种命运之一种。

  从易社强先生一著中看,联大八年,因为正处战争,的确对该学习还是该从军,有过不小的争论。历史证明,那些仍然能够在战乱中坚持做自己的科学研究、醉心于学术的人,最终都为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那种咏唱着“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的诗句奔向战场的另一群人,同样是我们民族精神命脉能够永续的脊梁。只不过和后来返回北平、天津继续求学的同学相比,这一批人因为这一特殊际遇,后来的人生路,变得更加一言难尽。

  范稳的《吾血吾土》中,借助“联大三剑客”的人物塑造,展现了从军者的命运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最初的理想志向相似,但走着走着,每个人还是有了不同的选择。廖志弘,是那个时代穆旦式的人物,国难当头,他怀着一颗诗心投笔从戎,最终献身于这场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战争中。赵岑,也就是早先的龙忠义(改名为岑,正是在向唐代的边塞诗人致敬)。因缘际会,他在国共两边都抗过日,但最终没有随着一辆大车奔赴延安,后来进到远征军,从此便像有了一个暗黑的印记,必须在后来的审查过关中遮藏掩埋。刘苍壁,曾经的西南联大化学系高材生,在被那辆大车载着奔赴延安后,他一直位居共产党高位。和昔日的同学赵岑,后来成为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的关系,但晦暗不明的历史中,他一直做的是保护者的角色。这份超常勇气下的肝胆相照,靠的是从年轻时建立起的对良知对正义的信仰。

  赵广陵,是书中重中之重塑造的人物。他先后叫做赵迅、赵岑、廖志弘、龙忠义。每个名字,都代表一张身世底牌,一张张翻开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大历史当中的载浮载沉。

  从当年青春浪漫的学子,到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再到后来的戏剧导演,以及低到尘埃的木匠,范稳在这个命运曲折的老人身上,还注入了细密的历史信息:西南联大、黄埔军校,作为国统区的重庆,作为解放区的延安。中国之外,有日本;滇西的松山、龙陵战场外,还有远征军曾经战斗行军过的缅甸、印度、野人山……

  我们甚至能够感到,这诸多历史重负的叠加,已经让这个人物的面孔,变得模糊起来。无脸似乎成为他的最主要印记,无脸首先是因为,他曾在战场中受伤,失去了一张正常人的脸。无脸更是因为,他必须极力地隐藏,将脸刻意变得模糊。这是一个人在命运的幽谷暗礁中闪转腾挪的生存术,我们不禁感叹,这个远征军老兵的一生,真是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抗战。

  而一个有着知识分子底色的普通老兵,又如何在这历次的“抗战”中突围,范稳给了这位老兵在人生最后重上疆场的一次机会。中日老兵隔着岁月再次在昔日的战场相遇,范稳将之形容为宿命对决。他们之所以还能相逢,是因为各自都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就日本老兵来说,他想要取回昔日战友的遗骨,而在赵广陵老人,则是要让这个日本老兵对曾经的罪行忏悔。

  这究竟是怎样的对决,范稳在此做的是自己大胆而充满想象的书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幸曾和范稳在他搜集素材阶段一起走过一次滇西。以我在滇西所感受到的氛围,当地的老兵并不愿做这样的面对。日本人就等同于侵略者的这个概念深入骨髓,让他们彼此面对面交谈,莫如让他们拿起枪再拼一战。

  但范稳没有做这样的简单表达。他让这场对决,既充满关于战争罪责的激辩,也体现出两个各自经历沧桑的老兵的人生况味。小说的结尾是,赵广陵老人被老鬼子寻找遗骨的行为刺激点醒,全力以赴去到缅甸,寻找失落的战友遗骨。而那位战友,正是当年在战场上被错认成他的,昔日联大学友廖志弘。

  范稳所记述的种种,因为有了那次共同的滇西之行,很多都能在细节中找到底片印证。而里面出现的真实人物:闻一多、曾昭伦、穆旦等等,又随时能把人唤回到联大战时的氛围当中。读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回望滇西这片土地,这不仅是在消化历史的复杂,也是在让自己的心灵变得阔大坚韧,而富于承受。

  当然,它也从另一个意义上提示了西南联大,另一种精神遗产的存在。

  温故

  联大8000学子中1100多人投笔从戎

  联大师生四次从军潮

  范稳

  联大师生参军抗战共有四次投军热潮:1937-1938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41-1942为配合飞虎队和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时期;1943-1944为配合印缅战场即滇西反攻时期;1944,蒋介石在战时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时。

  从临大开始,联大就规定从军学子保留学籍,教职员工甚至可照发薪水——如果军方有困难的话。临大期间南京失陷,更是掀起从军热潮。清华十级(1938)有八个同学在南下临大报到时,就在南京加入了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为联大学子从军之首发。他们大都分到陆军200师,国军有名的机械化部队。

  马继孔,山东人,清华土木工程系学生,1937年到临大报到后,发起回乡抗战,当时许多人愿意去延安,由邹韬奋介绍。也有人去徐州一战区,阎锡山二战区,马继孔回到家乡组建游击队,后来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任参谋长。马继孔在1949年后成为云南省委书记。

  当时学理工的学子到八路军后多制造地雷炸药,甚至还造出了土火箭,可飞150米。

  后来随着美军加入,联大师生都派到美军中服务,军衔自中尉到中校,月薪500元左右,可免修24—32个学分,服务成绩优异者可去国外留学。

  大反攻前,国府制定了要培训3000翻译官的计划。一般培训两个月,主要是口语和战场用语练习。除了当译员,还有直接到作战部队的。

  孙立人将军在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因此见到联大的翻译官就像见到老校友。他要他们面对美军不卑不亢。

  1944年,在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下学校开始应征青年远征军,即青年军。对象都是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学生。但联大首次报名并不踊跃。尽管教授们梅贻琦、冯友兰、闻一多都做了动员报告。

  联大参加青年军的都被送到印度蓝姆加当汽车兵。他们甚至还在军营中成立“天声社”,但被强令解散,他们所在的汽车团被称为“民主团”,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是滇缅公路上的汽车兵。

  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中,有一个诗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穆旦。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曾用笔名梁真,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那时他已经是联大的留校教师,却主动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部供职。他参加了后来的野人山大撤退,九死一生。抗战胜利后,写出诗作中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穆旦1940年毕业留校当助教,42年参加远征军,过野人山到印度雷多。时年24岁。在野人山,穆旦所在的第五军“因为森林遮天蔽日,听得到来空投的飞机,但却见不到飞机。”“前卫团留下的尸体白骨一路不断。帐篷里死亡的官兵尸体整整齐齐,先死后死的官兵死人排队”。穆旦回国后不跟文友们讲这些经历,只讲对大自然的恐惧、雨、森林之诡异。“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才捡回一条命。一路白骨是因为野人山蚂蚁蚂蝗肆虐,人一死即刻被啃吃一空。数小时之内人即为一个骨架了。

  上世纪40年代在联大出现中国的现代主义,超越了新月派。联大师生们视“新月派”为“缺乏灵魂的后浪漫主义”,学生们更随联大的英籍教授燕卜荪争相阅读、效仿英国诗人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和奥登的《西班牙》等现代主义诗歌,仅有的几本诗作被视为珍宝,影响最深并走在前列的是穆旦和王佐良。奥登是英国著名诗人,曾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穆旦可能受其影响而参加了远征军。他崇拜过奥登。

  联大从军学子牺牲最多的是参加空军的,地面作战牺牲最有代表性的是外文系诗人缪弘。缪弘有诗《血的灌溉》:“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他参加的是美军战略情报处组建的中美特种部队,在湖南芷江的一次攻击作战中牺牲,用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诗。时为1945年7月!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他是一个真诗人,也是诗人既苦难悲壮又浪漫激情的命运写照。书剑相逢、剑胆琴心,上马杀贼,下马写诗。

  自有联大以来共求学8000学子,参军抗日的有1100多人,每100人中有14人投笔从戎。

  这种大动荡、大时代中的学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时代如何铸造了他们的气质、性格、涵养,乃至英雄情怀。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能够追寻这些人的足迹,寻找他们在战火中的青春身影。(本文为范稳在北师大讲座之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