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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最后一名飞虎队队员因病辞世 英雄传奇落幕

2014-10-10 08:50:13

来源:中国青年报 选稿:宋晓东

  1943年,刚从美国实习回来的龙启明(左一)和飞虎队队员合影。昆明巫家坝机场是第14航空队的基地,当时,航空队正在执行“驼峰航线”。家属供图

  10月1日0时31分,大陆健在的最后一名飞虎队队员龙启明因病救治无效,溘然长逝,走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

  10月3日,石桥铺殡仪馆内,在龙启明遗体告别仪式上,数百名重庆市民向他鞠躬道别,“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名中年人对记者说,“我通过媒体看到了他的故事,他曾亲身参加抗日战争,他的经历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

  飞虎队队旗悬挂在他的遗像两旁,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数十个花圈正中。“他是一个传奇。”来自新西兰的海军老兵鲍勃·平克在他的遗体旁说,“飞虎队的故事,在全球都很有名。”

  去世时,龙启明距自己91周岁生日——农历9月14(10月7日)——只剩下几天时间。90年里,出身名门的龙启明亲历了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空运——“驼峰航线”,也曾在“文革”时期走过人生的低谷。2011年,他将祖宅清晖园的地契无偿捐赠给国家——在这里,邓小平曾掰着5个手指发表过意义深远的“南巡讲话”。

  此次刚入院时,他曾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想参加70年”字样(指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相关活动——记者注)。可是,即使投入最好的医疗条件,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的权威专家会诊,龙启明仍未能逃过这一劫,严重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伴随多重感染,以及多器官衰竭,让他的人生走到尽头。再也没有亲历的中国人能讲诉那段击落2600多架日军敌机、击毙日军官兵6万多名的飞虎队的历史了,一段传奇就此谢幕。

  2005年,龙启明受邀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会前,中国青年报记者曾面对面采访他,综合此次采访、亲友的讲述、重庆飞虎队展览馆的资料以及相关的著述,我们得以部分还原他的传奇。

  “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I hate Japanese invaders(我憎恨日本侵略者)。”2005年,龙启明与飞虎队老队友爱德华·康姆亚蒂在重庆重逢,时年82岁的老人不断重复这句话——对于战争,他有切肤的痛。

  龙启明1923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顺德,是顺德清晖园园主龙廷槐的第五代传人,他的父亲龙朝杰跟孙中山是同学。

  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原本担任香港电讯司副司长的龙朝杰拒绝为日本人工作,遭到百般刁难,日军隔三岔五就到家里搜查,敲诈勒索,弄得一家鸡犬不宁。

  次年6月,本就读于香港皇家理工学院的龙启明被迫和大哥龙启昌一道离开香港,开始流亡。

  临别时,父亲写下“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条幅为兄弟俩送行,这是廖仲恺的名言,廖的夫人何香凝曾书赠龙朝杰。

  离家后,龙启明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逃往了澳门,大哥龙启昌则逃到了重庆。后来,龙启明等人听说广西大学免费接收华侨生,又决定去桂林。但让他们失望的是,广西大学根本不接收免费华侨生,继续念大学的梦想破灭了。

  中日两国间的炮火将这位青年的人生带向拐点。在桂林街头,他和同伴发现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的广告,便前往应试。

  考试中,数、理、化、英语都让3名香港青年学生感到很轻松,但唯独最后一门党义把他们难住了。“党义相当于政治,考的是三民主义之类的内容,在香港读书时根本没学过,只好交白卷。”2005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龙启明回忆说。

  本以为没戏了,没想到,1942年10月10日公布录取名单时,名单却上有3个人的名字。体检合格后,他们被正式招入“留美空军培训班”。

  战事吃紧,他们刻苦地训练,昆明的初级班的训练计划是飞行20小时,但当他飞行了5小时6分后,教练就签字让他毕业了;在印度的中级班,规定飞行时间是50小时,但他只飞了30小时,又提前毕业。

  随后,他们又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接受了4个月的轰炸、作战科目训练。1943年,20岁的龙启明获得了准飞行员资格。

  “要么到达目的地,要么去见上帝”

  就在龙启明获得准飞行员资格后不久,他的父母从香港到内地途中,不幸被日军炸死,国恨家仇让龙启明非常渴望能早日飞上天去打击日本法西斯。

  当时为英国籍的龙启明等6名外籍华侨进入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其前身是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总指挥官为大名鼎鼎的唐纳德将军,该部队被称为“飞虎队”。

  “在美国,‘飞虎队’的名册中也有我父亲的名字,他和国民党空军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当过一天国民党的兵,他被直接安排进入国空军第14航空队,领取美金,主要任务是参加‘驼峰航线’。”龙启明的长子龙文伟说。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运输通道,为中国输送战略物资,沿途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而得名。

  世界战时航空史上有两次大的空中运输行动,一次是柏林空运,一次是驼峰空运,就难度而言,后者更胜前者。

  该航线从印度经缅甸到昆明,勇士们需要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险峻的高山、日机的袭击和可怕的天气是三大敌人,这是一条堪称用鲜血架设起的“死亡航线”。很多美国飞行员把这条线称为“死亡之旅”、“寡妇之旅”,随时面临“最后一次飞行”的压力下,每次起飞前,这些勇敢而渴望冒险的美国飞行员都在胸前画十字祈祷。

  “那是什么感觉?”2005年,龙启明说,“就像是在漆黑的夜里,让你闭着眼跑百米冲刺一样。一直飞!要么到达目的地,要么去见上帝!”

  “一次飞行时,我们刚接收到基地关于日军飞机正从缅甸前来拦截我们的通知,就看见前方出现几个黑点。”他回忆说,“我们知道,日军飞机就要来了,立马躲进了云层,躲过一劫。”

  “有一次,从昆明飞往印度时,塔台说机场正遭到日军轰炸,发出指令不让我降落。”他说,运输机没有抵抗能力,只能逃避。印度北部阿萨姆省都是茶园,地势平坦,飞机在茶园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越飞越低,眼看着油用光了!我就准备冒险迫降了。”

  千钧一发之际,塔台传来消息,解除警报。“我一拉操纵杆,但是飞机已经没有油了,起不来。最后,飞机晃晃悠悠地滑翔降落在机场。”

  触地时,飞机的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飞机靠惯性滑行了一段距离后,地面部队用车把飞机拖到了停机坪。

  “最畅快的飞行”:接收日寇占领的武汉机场

  1944年6月,“飞虎队”的很多飞行员失事,龙启明被正式确定为飞行员,成为“飞虎队”轰炸机飞行员。

  他被派往加尔各答负责缅甸腊戍、密支那、仰光等区域的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

  “在这里,我也曾与死神擦肩而过,”2005年,龙启明回忆说,在一次轰炸缅甸一个后勤仓库时,自己驾驶B-25重型轰炸机,为了更多地命中目标,不顾不能低于1000公尺投弹的要求低飞,遭到日军机枪扫射。“在距离目标500米的空中开始俯冲,对地面日寇的防空部队实施火力扫射,飞入轰炸区域内就打开电门,投了3枚,被日军机枪击中,又投了3枚,回来后才发现机尾有14个洞。”

  让龙启明感到最辉煌的一刻,发生在日本投降后的第10天,他和轰炸机分队队长希尔少校从四川梁山县(今重庆梁平县)起飞,驾驶飞机降落在武汉,接收被日军侵占的武汉机场。

  举行受降仪式后,他把日军战俘押送到上海美军总部,再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这是我一生中最畅快的飞行……那天,日方代表不得不低下罪恶的头颅。日军战犯被押送到国际军事法庭,接受正义对邪恶的审判!”龙启明在自传《喜马拉雅的英雄》中写道。

  参加“两航起义”,成为新中国首批飞行员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的传奇故事并未结束。

  按照美国第14航空队的命令,包括龙启明在内的美国空军都要回到美国。但是,他的妻子刘佩珠不愿意离开老家上海,于是,他选择了退伍。

  第二天,他就去中国航空公司登记报名,被分配到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从事飞行任务。此时,他已经具备飞国际航线的资格,是公司最年轻最出色的飞行员之一。

  1949年11月,龙启明参加中国共产党策划的“两航起义”,毅然从香港驾机返回大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

  龙启明的忘年交、重庆飞虎队展览馆馆长代庆标介绍,龙启明曾对自己坦露心迹,当时,他作出决定的原因有三:一是老婆和孩子在大陆,二是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期待,三是不愿意重复在别的国家被别的统治者统治的生活。

  此后,他曾执行过邓小平和贺龙两位首长的专飞任务,“贺龙还曾来过我家,抱过当时刚出生不久的七弟龙文俊,”龙文伟回忆说。

  1952年10月,龙启明到地方工作,彻底告别了飞行生涯。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他作为优秀干部支援地方建设,被安排进入西南工业部101厂(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记者注),直至1982年退休。

  “因为我父亲曾在美军服役的历史,在历次运动中,他都受到影响,不被信任,被‘监控使用’。”龙文伟说,“文革”期间,对父亲的敌意由隐蔽转为公开,因为他在美军飞虎队的经历,被视为“美蒋特务”,亲戚从国外寄来的压岁钱被说成是“特务经费”,他因此被批斗、关押、送进“学习班”改造……

  拨乱反正后,1982年,龙启明被解除监控,摘掉“反革命”帽子,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他尽职尽责地工作,其间,精通英语的他为公司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当时的重钢老总(后曾任重庆市长)的蒲海清等人都是他的英语学生。

  改革开放中,龙启明到了重钢外贸公司,他和同事们经办了重庆钢铁史上的第一笔外贸业务,“我记得那次外销了5000吨钢材。”龙文伟说。

  无偿捐献清晖园地契房契

  2005年,龙启明迎来值得终身铭记的时刻:他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2011年11月23日,88岁的龙启明带着一家四代近30人回到顺德清晖园,无偿捐赠宣统元年的清晖园房屋地契以及他担任飞虎队队员时的珍贵照片等,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24K镀金勋章。

  “经历过九死一生的抗战历程,我愿意把我的一切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康,我个人的付出算不得什么!”在捐赠仪式上,他说。

  捐赠时,顺德方面曾表示,邀请龙启明到当地养老,“房屋我们会考虑。”全家讨论后,他们谢绝了这份好意,“既然我们是无偿捐赠,就不要任何回报。”

  清晖园是4A级旅游景区,中国十大名园之一,更重要的是,这里曾见证邓小平南巡的历史时刻——第一次南巡时,邓小平曾在此逗留22分钟,发表了重要讲话;第二次南巡时,又曾故地游访。

  而今,这里已建成了邓小平纪念展馆,矗立着两米高的邓小平铜像,旁边偎依着一对白猫黑猫石像。

  时光荏苒,龙启明日益老去。如果按照“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飞虎队”的权威定义,飞虎队队员的6名华人中,3人此前已离世,另两人分别居住于新加坡和美国夏威夷,龙启明是中国健在的唯一队员,作为一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独自守候着那段传奇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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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最后一名飞虎队队员因病辞世 英雄传奇落幕

2014年10月10日 08:50 来源:中国青年报

  1943年,刚从美国实习回来的龙启明(左一)和飞虎队队员合影。昆明巫家坝机场是第14航空队的基地,当时,航空队正在执行“驼峰航线”。家属供图

  10月1日0时31分,大陆健在的最后一名飞虎队队员龙启明因病救治无效,溘然长逝,走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

  10月3日,石桥铺殡仪馆内,在龙启明遗体告别仪式上,数百名重庆市民向他鞠躬道别,“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名中年人对记者说,“我通过媒体看到了他的故事,他曾亲身参加抗日战争,他的经历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

  飞虎队队旗悬挂在他的遗像两旁,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数十个花圈正中。“他是一个传奇。”来自新西兰的海军老兵鲍勃·平克在他的遗体旁说,“飞虎队的故事,在全球都很有名。”

  去世时,龙启明距自己91周岁生日——农历9月14(10月7日)——只剩下几天时间。90年里,出身名门的龙启明亲历了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空运——“驼峰航线”,也曾在“文革”时期走过人生的低谷。2011年,他将祖宅清晖园的地契无偿捐赠给国家——在这里,邓小平曾掰着5个手指发表过意义深远的“南巡讲话”。

  此次刚入院时,他曾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想参加70年”字样(指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相关活动——记者注)。可是,即使投入最好的医疗条件,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的权威专家会诊,龙启明仍未能逃过这一劫,严重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伴随多重感染,以及多器官衰竭,让他的人生走到尽头。再也没有亲历的中国人能讲诉那段击落2600多架日军敌机、击毙日军官兵6万多名的飞虎队的历史了,一段传奇就此谢幕。

  2005年,龙启明受邀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会前,中国青年报记者曾面对面采访他,综合此次采访、亲友的讲述、重庆飞虎队展览馆的资料以及相关的著述,我们得以部分还原他的传奇。

  “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I hate Japanese invaders(我憎恨日本侵略者)。”2005年,龙启明与飞虎队老队友爱德华·康姆亚蒂在重庆重逢,时年82岁的老人不断重复这句话——对于战争,他有切肤的痛。

  龙启明1923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顺德,是顺德清晖园园主龙廷槐的第五代传人,他的父亲龙朝杰跟孙中山是同学。

  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原本担任香港电讯司副司长的龙朝杰拒绝为日本人工作,遭到百般刁难,日军隔三岔五就到家里搜查,敲诈勒索,弄得一家鸡犬不宁。

  次年6月,本就读于香港皇家理工学院的龙启明被迫和大哥龙启昌一道离开香港,开始流亡。

  临别时,父亲写下“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条幅为兄弟俩送行,这是廖仲恺的名言,廖的夫人何香凝曾书赠龙朝杰。

  离家后,龙启明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逃往了澳门,大哥龙启昌则逃到了重庆。后来,龙启明等人听说广西大学免费接收华侨生,又决定去桂林。但让他们失望的是,广西大学根本不接收免费华侨生,继续念大学的梦想破灭了。

  中日两国间的炮火将这位青年的人生带向拐点。在桂林街头,他和同伴发现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的广告,便前往应试。

  考试中,数、理、化、英语都让3名香港青年学生感到很轻松,但唯独最后一门党义把他们难住了。“党义相当于政治,考的是三民主义之类的内容,在香港读书时根本没学过,只好交白卷。”2005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龙启明回忆说。

  本以为没戏了,没想到,1942年10月10日公布录取名单时,名单却上有3个人的名字。体检合格后,他们被正式招入“留美空军培训班”。

  战事吃紧,他们刻苦地训练,昆明的初级班的训练计划是飞行20小时,但当他飞行了5小时6分后,教练就签字让他毕业了;在印度的中级班,规定飞行时间是50小时,但他只飞了30小时,又提前毕业。

  随后,他们又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接受了4个月的轰炸、作战科目训练。1943年,20岁的龙启明获得了准飞行员资格。

  “要么到达目的地,要么去见上帝”

  就在龙启明获得准飞行员资格后不久,他的父母从香港到内地途中,不幸被日军炸死,国恨家仇让龙启明非常渴望能早日飞上天去打击日本法西斯。

  当时为英国籍的龙启明等6名外籍华侨进入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其前身是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总指挥官为大名鼎鼎的唐纳德将军,该部队被称为“飞虎队”。

  “在美国,‘飞虎队’的名册中也有我父亲的名字,他和国民党空军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当过一天国民党的兵,他被直接安排进入国空军第14航空队,领取美金,主要任务是参加‘驼峰航线’。”龙启明的长子龙文伟说。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运输通道,为中国输送战略物资,沿途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而得名。

  世界战时航空史上有两次大的空中运输行动,一次是柏林空运,一次是驼峰空运,就难度而言,后者更胜前者。

  该航线从印度经缅甸到昆明,勇士们需要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险峻的高山、日机的袭击和可怕的天气是三大敌人,这是一条堪称用鲜血架设起的“死亡航线”。很多美国飞行员把这条线称为“死亡之旅”、“寡妇之旅”,随时面临“最后一次飞行”的压力下,每次起飞前,这些勇敢而渴望冒险的美国飞行员都在胸前画十字祈祷。

  “那是什么感觉?”2005年,龙启明说,“就像是在漆黑的夜里,让你闭着眼跑百米冲刺一样。一直飞!要么到达目的地,要么去见上帝!”

  “一次飞行时,我们刚接收到基地关于日军飞机正从缅甸前来拦截我们的通知,就看见前方出现几个黑点。”他回忆说,“我们知道,日军飞机就要来了,立马躲进了云层,躲过一劫。”

  “有一次,从昆明飞往印度时,塔台说机场正遭到日军轰炸,发出指令不让我降落。”他说,运输机没有抵抗能力,只能逃避。印度北部阿萨姆省都是茶园,地势平坦,飞机在茶园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越飞越低,眼看着油用光了!我就准备冒险迫降了。”

  千钧一发之际,塔台传来消息,解除警报。“我一拉操纵杆,但是飞机已经没有油了,起不来。最后,飞机晃晃悠悠地滑翔降落在机场。”

  触地时,飞机的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飞机靠惯性滑行了一段距离后,地面部队用车把飞机拖到了停机坪。

  “最畅快的飞行”:接收日寇占领的武汉机场

  1944年6月,“飞虎队”的很多飞行员失事,龙启明被正式确定为飞行员,成为“飞虎队”轰炸机飞行员。

  他被派往加尔各答负责缅甸腊戍、密支那、仰光等区域的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

  “在这里,我也曾与死神擦肩而过,”2005年,龙启明回忆说,在一次轰炸缅甸一个后勤仓库时,自己驾驶B-25重型轰炸机,为了更多地命中目标,不顾不能低于1000公尺投弹的要求低飞,遭到日军机枪扫射。“在距离目标500米的空中开始俯冲,对地面日寇的防空部队实施火力扫射,飞入轰炸区域内就打开电门,投了3枚,被日军机枪击中,又投了3枚,回来后才发现机尾有14个洞。”

  让龙启明感到最辉煌的一刻,发生在日本投降后的第10天,他和轰炸机分队队长希尔少校从四川梁山县(今重庆梁平县)起飞,驾驶飞机降落在武汉,接收被日军侵占的武汉机场。

  举行受降仪式后,他把日军战俘押送到上海美军总部,再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这是我一生中最畅快的飞行……那天,日方代表不得不低下罪恶的头颅。日军战犯被押送到国际军事法庭,接受正义对邪恶的审判!”龙启明在自传《喜马拉雅的英雄》中写道。

  参加“两航起义”,成为新中国首批飞行员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的传奇故事并未结束。

  按照美国第14航空队的命令,包括龙启明在内的美国空军都要回到美国。但是,他的妻子刘佩珠不愿意离开老家上海,于是,他选择了退伍。

  第二天,他就去中国航空公司登记报名,被分配到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从事飞行任务。此时,他已经具备飞国际航线的资格,是公司最年轻最出色的飞行员之一。

  1949年11月,龙启明参加中国共产党策划的“两航起义”,毅然从香港驾机返回大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

  龙启明的忘年交、重庆飞虎队展览馆馆长代庆标介绍,龙启明曾对自己坦露心迹,当时,他作出决定的原因有三:一是老婆和孩子在大陆,二是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期待,三是不愿意重复在别的国家被别的统治者统治的生活。

  此后,他曾执行过邓小平和贺龙两位首长的专飞任务,“贺龙还曾来过我家,抱过当时刚出生不久的七弟龙文俊,”龙文伟回忆说。

  1952年10月,龙启明到地方工作,彻底告别了飞行生涯。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他作为优秀干部支援地方建设,被安排进入西南工业部101厂(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记者注),直至1982年退休。

  “因为我父亲曾在美军服役的历史,在历次运动中,他都受到影响,不被信任,被‘监控使用’。”龙文伟说,“文革”期间,对父亲的敌意由隐蔽转为公开,因为他在美军飞虎队的经历,被视为“美蒋特务”,亲戚从国外寄来的压岁钱被说成是“特务经费”,他因此被批斗、关押、送进“学习班”改造……

  拨乱反正后,1982年,龙启明被解除监控,摘掉“反革命”帽子,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他尽职尽责地工作,其间,精通英语的他为公司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当时的重钢老总(后曾任重庆市长)的蒲海清等人都是他的英语学生。

  改革开放中,龙启明到了重钢外贸公司,他和同事们经办了重庆钢铁史上的第一笔外贸业务,“我记得那次外销了5000吨钢材。”龙文伟说。

  无偿捐献清晖园地契房契

  2005年,龙启明迎来值得终身铭记的时刻:他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2011年11月23日,88岁的龙启明带着一家四代近30人回到顺德清晖园,无偿捐赠宣统元年的清晖园房屋地契以及他担任飞虎队队员时的珍贵照片等,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24K镀金勋章。

  “经历过九死一生的抗战历程,我愿意把我的一切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康,我个人的付出算不得什么!”在捐赠仪式上,他说。

  捐赠时,顺德方面曾表示,邀请龙启明到当地养老,“房屋我们会考虑。”全家讨论后,他们谢绝了这份好意,“既然我们是无偿捐赠,就不要任何回报。”

  清晖园是4A级旅游景区,中国十大名园之一,更重要的是,这里曾见证邓小平南巡的历史时刻——第一次南巡时,邓小平曾在此逗留22分钟,发表了重要讲话;第二次南巡时,又曾故地游访。

  而今,这里已建成了邓小平纪念展馆,矗立着两米高的邓小平铜像,旁边偎依着一对白猫黑猫石像。

  时光荏苒,龙启明日益老去。如果按照“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飞虎队”的权威定义,飞虎队队员的6名华人中,3人此前已离世,另两人分别居住于新加坡和美国夏威夷,龙启明是中国健在的唯一队员,作为一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独自守候着那段传奇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