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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的史实和疑点:从酝酿到动议

2014-10-9 09:17:59

来源:人民网 作者:韩钢 选稿:贾彦

  核心提示: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

  

    1976年10月,首都军民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标志着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

  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

  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图为李先念(左)与华国锋(中)、叶剑英在24 日北京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上

  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酝酿是一回事,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表明,提出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吴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德不是这个情节的直接当事人,他大概是从华那里得知的。因为他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华国锋回答老熟人的询问说: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很可能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再转告王震和熊向晖的。熊蕾显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此事。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回忆,也许算是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访叶剑英的,叶选基的转述很含糊。《叶剑英年谱》则明确记述: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一些知情人还提到一个过去不大知道的情况:毛泽东追悼大会后,李鑫曾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记述比较具体。他说,9月12日(不是毛泽东追悼大会之后,追悼大会是9月18日——笔者注)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谈谈。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耿飚也说,华国锋当时的住处是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参见《耿飚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但《叶剑英传》称,华国锋当时居住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华“听进去了”,但没有明确态度,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以前引当事人的回忆,李鑫向华汇报时,华此前两天或一天已经委托李先念去向叶提出动议,所以,华不表态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

  华国锋、李先念的回忆,吴德的口述,还有熊蕾的文章,所说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目前的疑点有: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何时与华面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据华说,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细究起来,《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叶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第四,吴德口述谈及一个情况:华曾告诉他,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也就是说,叶、汪密谈前一天,华、汪已经谈过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叶、汪密谈应该会涉及华、汪谈话,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华报告。但武健华所记,丝毫没有提及。谁的记忆有误,一时尚难判定。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京召开,汪东兴(右)和吴德在主席台  

    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华与叶是如何商量的?这方面材料不多,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1977年3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叶剑英传》)2000年5月,华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及,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参见《李先念传》下)更多的详情,由于两位都已故去,无法向人们披露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的联系,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

  据叶向真说,这是叶剑英的安排。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事后叶向真问汪东兴、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汪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从回忆和口述史料看,商议过程中,华、叶、汪的确未曾三人碰头;不过,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是华国锋本人沟通的。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他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他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的谈话,2000年5月20日。参见《李先念传》下)华、吴所忆,情形基本一致。与吴德口述对照,华说的“有位同志”就是纪登奎。

  吴德口述和华国锋的回忆表明,华、叶、汪、李分别联系后,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作了沟通。据吴德口述,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还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说,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说,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

  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系,除了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后者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谈话,告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叶选基将陈接至家中,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此前,叶还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据陈云说,叶还准备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帅。聂荣臻的回忆证实: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告诉他,事情已商量好,请他放心。(《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传》说,毛的追悼活动结束后,叶剑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粟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了解了部队情况,向叶作过汇报。(《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叶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硕果仅存的仍居党政军权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将希望寄托于他。

  上述情况还说明,“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

  尚存的疑问,一是在国务院会议室的议论到底是几号?吴德只记得十几号,华明确记得是9月16日;二是陈永贵是否参加了这次碰头会?华说陈参加了,吴德口述则未提及。李先念也说过,陈永贵不知此事。(李先念谈话记录,1986年10月22日。《李先念传》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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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的史实和疑点:从酝酿到动议

2014年10月9日 09:17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

  

    1976年10月,首都军民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标志着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

  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

  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图为李先念(左)与华国锋(中)、叶剑英在24 日北京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上

  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酝酿是一回事,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表明,提出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吴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德不是这个情节的直接当事人,他大概是从华那里得知的。因为他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华国锋回答老熟人的询问说: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很可能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再转告王震和熊向晖的。熊蕾显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此事。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回忆,也许算是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访叶剑英的,叶选基的转述很含糊。《叶剑英年谱》则明确记述: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一些知情人还提到一个过去不大知道的情况:毛泽东追悼大会后,李鑫曾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记述比较具体。他说,9月12日(不是毛泽东追悼大会之后,追悼大会是9月18日——笔者注)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谈谈。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耿飚也说,华国锋当时的住处是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参见《耿飚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但《叶剑英传》称,华国锋当时居住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华“听进去了”,但没有明确态度,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以前引当事人的回忆,李鑫向华汇报时,华此前两天或一天已经委托李先念去向叶提出动议,所以,华不表态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

  华国锋、李先念的回忆,吴德的口述,还有熊蕾的文章,所说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目前的疑点有: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何时与华面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据华说,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细究起来,《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叶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第四,吴德口述谈及一个情况:华曾告诉他,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也就是说,叶、汪密谈前一天,华、汪已经谈过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叶、汪密谈应该会涉及华、汪谈话,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华报告。但武健华所记,丝毫没有提及。谁的记忆有误,一时尚难判定。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京召开,汪东兴(右)和吴德在主席台  

    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华与叶是如何商量的?这方面材料不多,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1977年3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叶剑英传》)2000年5月,华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及,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参见《李先念传》下)更多的详情,由于两位都已故去,无法向人们披露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的联系,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

  据叶向真说,这是叶剑英的安排。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事后叶向真问汪东兴、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汪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从回忆和口述史料看,商议过程中,华、叶、汪的确未曾三人碰头;不过,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是华国锋本人沟通的。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他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他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的谈话,2000年5月20日。参见《李先念传》下)华、吴所忆,情形基本一致。与吴德口述对照,华说的“有位同志”就是纪登奎。

  吴德口述和华国锋的回忆表明,华、叶、汪、李分别联系后,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作了沟通。据吴德口述,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还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说,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说,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

  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系,除了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后者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谈话,告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叶选基将陈接至家中,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此前,叶还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据陈云说,叶还准备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帅。聂荣臻的回忆证实: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告诉他,事情已商量好,请他放心。(《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传》说,毛的追悼活动结束后,叶剑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粟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了解了部队情况,向叶作过汇报。(《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叶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硕果仅存的仍居党政军权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将希望寄托于他。

  上述情况还说明,“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

  尚存的疑问,一是在国务院会议室的议论到底是几号?吴德只记得十几号,华明确记得是9月16日;二是陈永贵是否参加了这次碰头会?华说陈参加了,吴德口述则未提及。李先念也说过,陈永贵不知此事。(李先念谈话记录,1986年10月22日。《李先念传》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