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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忆张贤亮:特立独行特殊时代改变了他

2014-10-8 09:23:42

来源:北京晨报 选稿:宋晓东

  本文摘自《北京晨报》,作者:周怀宗,原题为:《好友忆张贤亮:他曾说他一生都是青春期》


  谁也没想到,十卷本的《张贤亮作品典藏》(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刚刚问世,年仅78岁的著名作家张贤亮却因病去世。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灵与肉》《早安,朋友》……这些作品曾一次次震撼了改革中的中国,只是那时谁也想不到,连文学这么美好的事物,也有夕阳西下的这一天。

  回望来时路,改革是一条艰辛之路,其间有争论、有荆棘、有逆流、有阻力,几乎每个阶段都充斥着怀疑与否定的声音,一个个旧观念看上去曾那么强大,幸运的是,总有人站出来,不惜以个体的牺牲,引导人们去冲破羁绊。

  也许,他们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也许,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时代过去了,他们的声名也将消逝。但,总有一天,孩子们会怀念起他们,因为,勇气、担当、内省……这些词说起来很容易,真正能做到的人却不多,而一旦失去了这些精神维度,人生将失去光彩。

  张贤亮的文学之路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22年。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的小说风靡国内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张贤亮去世之后,本报采访了张贤亮生前好友、著名作家哲夫,哲夫说,“张贤亮是一个独特的作家,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一个名字,没有他,或许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他是搭梯子的那个人

  北京晨报:作家张贤亮去世,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张贤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哲夫:从文学领域中看,开放之初,张贤亮是第一个突破诸多禁区写作的人,他写劳改、写饥饿、写性……而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都是人们碰也不敢碰的。比如说他写劳改,写里面种种残酷、不人道的现象,在当时就引发了人们对于劳改极大的关注。现在我们已经废除了劳动改造制度,也可以说,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劳改的废除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再比如他写性,在中国,性从来都是一个禁忌,不论是哪一派当权,都会刻意地忽略、淡漠这个问题,但人本来就是两性动物,是灵性的动物,有灵有性才是完整的人,张贤亮还原了人最为本色的东西,对于诸多禁区的开放,有着不可忽视的开拓之功。

  北京晨报:您最近见他是什么时候?

  哲夫:大概两年前吧,我们还曾经相聚,一起喝酒。张贤亮是个大个子,又很瘦,是怎么都吃不胖的那种人。他性格非常开朗,声音洪亮,喝到高兴处,哈哈大笑。怎么也想不到,忽然就去了,让人不胜唏嘘慨叹。

  他是文学荒芜之地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他的作品风格独特,总是直面这个社会最深处的那些伤疤,却又不仅仅是单纯的暴露伤痕,表达忧伤。生活中的张贤亮,同样特立独行,哲夫说,“他是一个真纯、直接而又潇洒的人,他的文字,在一片坚硬的水泥地中,沿着那些细小的裂缝,顽强地破土而出,把文学的荒野变成沃土。他的人生,留着特殊时代留下的伤口,但他却能够潇洒面对它。”

  他特立独行

  北京晨报:在您的印象中,张贤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哲夫:我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认识张贤亮的。当时宁夏电视台刚建立起来,我写了一个剧本《山林的女儿》,他们想拍成电视,邀我去宁夏商量。到了宁夏以后,最先认识张贤亮的妹妹,他妹妹告诉他我到宁夏的事情,他因此来看我,从此就成了好朋友。后来各处开会,我们也经常见面,我每次去宁夏,都会去看他。他是一个非常本色的人,真纯,从不遮掩自己,有什么说什么,对于许多当时很多人不太敢谈的话题,都有非常好的见解。

  北京晨报:他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文学?

  哲夫:张贤亮最初下海经商的时候,弄了个西部影视城,当时有个口号叫“出卖荒凉”。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西部影视城还没有建起来,只有他自己弄的两个羊圈,给人拍摄用。当时正在开发西部,他说,其实开发西部,不见得非得搞大工厂,荒凉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它能够让人们知道,我们过去是怎样生活的。因此,尽可能地保留原貌,让后来人也能够看到西部的苍凉之风,如果这些都消失了,后来人又怎么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从过去走来的呢?

  他毫无遮掩

  北京晨报:张贤亮一直都是一位争议很大的作家,为什么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他的争议不断呢?

  哲夫:争议来自很多方面,在文学而言,他的开拓性、实验性必然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生活中,他自视甚高,习惯于直言不讳,朋友很多,敌人也很多,而且他非常正直,对许多尖锐的问题都毫不委婉,容易得罪人,诋毁他的人也很多。

  北京晨报:有没有什么您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呢?

  哲夫:比如说他批评户籍制度,说户籍制度其实是把农民绑在那一小块地上,广种薄收,对农民来说,不能自由迁徙,对土地来说,不能休养,结果地越来越薄。再如许多年前不少地方搞电力灌溉都是大水漫灌,他也不太赞同,还给我讲种瓜的例子,他说,过去种瓜,先从河滩里背回来卵石,在地里铺一层,既能保证土地的湿度,也能保证肥土不会流失,种出来的瓜非常好,有谚语说种瓜是“背死爷爷,吃死孙子”,铺石头的时候特别辛苦,但是子孙后代都收益。现在搞大水漫灌,电闸一开,掠夺水源,造成污染,而且让很多好的种植经验都失传了。

  他充满活力

  北京晨报:前两年,张贤亮因为绯闻而一度成为焦点,对于他生活方面的批评特别多,他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哲夫:他的经历非常特殊,这直接影响了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很容易就能够看到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于那些时代的反思。生活中也是一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发表《大风歌》,因此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二十多年,那也是他人生最好的阶段。他曾经说,他是一个没有青春期的人,因为二十多年劳改,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后来终于平反,他也曾说过,他一生都是青春期。实际上,他的生活方式,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特殊的影响所致,有人说他潇洒,有人说他放荡,甚至还有人说他报复社会。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不是他的错,而是那个特殊时代改变了他的人生。

  北京晨报: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他特殊的人生态度?

  哲夫:劳改二十年,把他人生的青春全部扼杀,后来他的种种,可以说是在弥补曾经失去的岁月,也可以说是重新经历青春时代。而且并没有欺骗等等不合理的行为,因此也是可以接受的。

  他不可或缺

  北京晨报:在当代文学世界,张贤亮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哲夫:总体来说,他是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一位作家,他是当年最早冲击文学乃至社会禁区的先锋。在中国当代文学最繁荣的时代,张贤亮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位,也是影响最广的作家之一,不仅仅影响了许许多多当时代的中国人,在国外也有不小的影响力,在上个世纪,他的作品就被许多国家引入,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他关注的领域非常广,对于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见解。比如他对生态非常敏感,虽然不写生态文学作品,但是谈起来,总是有很多想法,2000年左右我走黄河的时候,跟他有过一次很长的访谈,他对于黄河水量忧心忡忡,同时也对许多浪费水源、污染水质的现象非常痛恨。

  北京晨报:在今天看来,当年张贤亮作品中许多争议的东西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哲夫:是的。当初张贤亮的作品争议非常大,但在今天,很多原本受争议的东西,其实都变得很正常了,创作者们不再过于忌讳,这种开放和自由,得益于张贤亮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们一次次地冲击禁区,因此,不应该遗忘他,中国的文学史,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是时代英雄

  北京晨报:今天的年轻人,熟悉张贤亮的已经不多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为什么会被遗忘?

  哲夫:一方面张贤亮自己可能忙于经营自己的古堡,作品少了。另一方面,当前时代,整个文学的衰落、边缘化也是主要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中,浮躁情绪比较严重,而张贤亮的文字,需要认真耐心地去读,年轻人不适应。张贤亮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但是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张贤亮是谁,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北京晨报:张贤亮的作品,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哲夫:今天的网络时代,许许多多的网络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加自由、开放,比如说张贤亮写性,和今天的年轻作者写性,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因此有许多人读张贤亮也没有什么冲击感了。但事实上,没有这些人趟开路,冲开禁区,没有这些人前赴后继,没有他们的直率、血性、刚烈、坚定,不会有今天文学的局面。历史是我们的来路,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张贤亮的时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艰辛的时代,只有了解他们的经历、思想,知道他们走过怎样坎坷的道路,才知道今天的来之不易。对于年轻作者来说,固然已经站在高处,但是不要忘了曾经架梯子的人,不然就是空中楼阁。只有和历史上的文学有了最大的接触,才能接地气,走得更远。

  张贤亮作品

  《绿化树》:

  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作者以“我”为视角,叙写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北地区后的经历。通过一系列忏悔、内疚、自责、自省,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困境进行了解读,展现出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本书讲述了在劳改队中相识的“我”与“她”在“文革”时期的爱情故事,面对妻子出轨,主人公愤怒的情感突然爆发,终于成为了真正的男人,却不再宽容。张贤亮用浪漫与写实手法交织,将刻骨铭心的伤痛转化成为普遍的人性体会。

  《我的菩提树》:

  这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心态的长篇小说,张贤亮打破以往传统叙事模式,采用意识流的手法讲述一个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若干年后的内心自省。

  《浪漫的黑炮》:

  通过一个离奇搞笑的故事,讽刺了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和奇异的心态,围绕主人公的遭遇,反映在历史变革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和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消极一面,引人深思。

  《河的子孙》

  这本书采取主人公在百里行程中回忆往事的方法,成功地塑造了魏天贵、郝三、贺立德等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尤小舟这个人物写得有点概念化,给人的印象是模糊的),特别是对魏天贵,作者饱含激情的笔触,多侧面、多层次地刻画了这个饱经风霜,淳朴善良的农村基层千部的复杂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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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忆张贤亮:特立独行特殊时代改变了他

2014年10月8日 09:23 来源:北京晨报

  本文摘自《北京晨报》,作者:周怀宗,原题为:《好友忆张贤亮:他曾说他一生都是青春期》


  谁也没想到,十卷本的《张贤亮作品典藏》(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刚刚问世,年仅78岁的著名作家张贤亮却因病去世。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灵与肉》《早安,朋友》……这些作品曾一次次震撼了改革中的中国,只是那时谁也想不到,连文学这么美好的事物,也有夕阳西下的这一天。

  回望来时路,改革是一条艰辛之路,其间有争论、有荆棘、有逆流、有阻力,几乎每个阶段都充斥着怀疑与否定的声音,一个个旧观念看上去曾那么强大,幸运的是,总有人站出来,不惜以个体的牺牲,引导人们去冲破羁绊。

  也许,他们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也许,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时代过去了,他们的声名也将消逝。但,总有一天,孩子们会怀念起他们,因为,勇气、担当、内省……这些词说起来很容易,真正能做到的人却不多,而一旦失去了这些精神维度,人生将失去光彩。

  张贤亮的文学之路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22年。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的小说风靡国内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张贤亮去世之后,本报采访了张贤亮生前好友、著名作家哲夫,哲夫说,“张贤亮是一个独特的作家,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一个名字,没有他,或许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他是搭梯子的那个人

  北京晨报:作家张贤亮去世,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张贤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哲夫:从文学领域中看,开放之初,张贤亮是第一个突破诸多禁区写作的人,他写劳改、写饥饿、写性……而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都是人们碰也不敢碰的。比如说他写劳改,写里面种种残酷、不人道的现象,在当时就引发了人们对于劳改极大的关注。现在我们已经废除了劳动改造制度,也可以说,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劳改的废除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再比如他写性,在中国,性从来都是一个禁忌,不论是哪一派当权,都会刻意地忽略、淡漠这个问题,但人本来就是两性动物,是灵性的动物,有灵有性才是完整的人,张贤亮还原了人最为本色的东西,对于诸多禁区的开放,有着不可忽视的开拓之功。

  北京晨报:您最近见他是什么时候?

  哲夫:大概两年前吧,我们还曾经相聚,一起喝酒。张贤亮是个大个子,又很瘦,是怎么都吃不胖的那种人。他性格非常开朗,声音洪亮,喝到高兴处,哈哈大笑。怎么也想不到,忽然就去了,让人不胜唏嘘慨叹。

  他是文学荒芜之地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他的作品风格独特,总是直面这个社会最深处的那些伤疤,却又不仅仅是单纯的暴露伤痕,表达忧伤。生活中的张贤亮,同样特立独行,哲夫说,“他是一个真纯、直接而又潇洒的人,他的文字,在一片坚硬的水泥地中,沿着那些细小的裂缝,顽强地破土而出,把文学的荒野变成沃土。他的人生,留着特殊时代留下的伤口,但他却能够潇洒面对它。”

  他特立独行

  北京晨报:在您的印象中,张贤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哲夫:我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认识张贤亮的。当时宁夏电视台刚建立起来,我写了一个剧本《山林的女儿》,他们想拍成电视,邀我去宁夏商量。到了宁夏以后,最先认识张贤亮的妹妹,他妹妹告诉他我到宁夏的事情,他因此来看我,从此就成了好朋友。后来各处开会,我们也经常见面,我每次去宁夏,都会去看他。他是一个非常本色的人,真纯,从不遮掩自己,有什么说什么,对于许多当时很多人不太敢谈的话题,都有非常好的见解。

  北京晨报:他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文学?

  哲夫:张贤亮最初下海经商的时候,弄了个西部影视城,当时有个口号叫“出卖荒凉”。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西部影视城还没有建起来,只有他自己弄的两个羊圈,给人拍摄用。当时正在开发西部,他说,其实开发西部,不见得非得搞大工厂,荒凉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它能够让人们知道,我们过去是怎样生活的。因此,尽可能地保留原貌,让后来人也能够看到西部的苍凉之风,如果这些都消失了,后来人又怎么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从过去走来的呢?

  他毫无遮掩

  北京晨报:张贤亮一直都是一位争议很大的作家,为什么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他的争议不断呢?

  哲夫:争议来自很多方面,在文学而言,他的开拓性、实验性必然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生活中,他自视甚高,习惯于直言不讳,朋友很多,敌人也很多,而且他非常正直,对许多尖锐的问题都毫不委婉,容易得罪人,诋毁他的人也很多。

  北京晨报:有没有什么您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呢?

  哲夫:比如说他批评户籍制度,说户籍制度其实是把农民绑在那一小块地上,广种薄收,对农民来说,不能自由迁徙,对土地来说,不能休养,结果地越来越薄。再如许多年前不少地方搞电力灌溉都是大水漫灌,他也不太赞同,还给我讲种瓜的例子,他说,过去种瓜,先从河滩里背回来卵石,在地里铺一层,既能保证土地的湿度,也能保证肥土不会流失,种出来的瓜非常好,有谚语说种瓜是“背死爷爷,吃死孙子”,铺石头的时候特别辛苦,但是子孙后代都收益。现在搞大水漫灌,电闸一开,掠夺水源,造成污染,而且让很多好的种植经验都失传了。

  他充满活力

  北京晨报:前两年,张贤亮因为绯闻而一度成为焦点,对于他生活方面的批评特别多,他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哲夫:他的经历非常特殊,这直接影响了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很容易就能够看到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于那些时代的反思。生活中也是一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发表《大风歌》,因此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二十多年,那也是他人生最好的阶段。他曾经说,他是一个没有青春期的人,因为二十多年劳改,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后来终于平反,他也曾说过,他一生都是青春期。实际上,他的生活方式,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特殊的影响所致,有人说他潇洒,有人说他放荡,甚至还有人说他报复社会。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不是他的错,而是那个特殊时代改变了他的人生。

  北京晨报: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他特殊的人生态度?

  哲夫:劳改二十年,把他人生的青春全部扼杀,后来他的种种,可以说是在弥补曾经失去的岁月,也可以说是重新经历青春时代。而且并没有欺骗等等不合理的行为,因此也是可以接受的。

  他不可或缺

  北京晨报:在当代文学世界,张贤亮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哲夫:总体来说,他是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一位作家,他是当年最早冲击文学乃至社会禁区的先锋。在中国当代文学最繁荣的时代,张贤亮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位,也是影响最广的作家之一,不仅仅影响了许许多多当时代的中国人,在国外也有不小的影响力,在上个世纪,他的作品就被许多国家引入,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他关注的领域非常广,对于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见解。比如他对生态非常敏感,虽然不写生态文学作品,但是谈起来,总是有很多想法,2000年左右我走黄河的时候,跟他有过一次很长的访谈,他对于黄河水量忧心忡忡,同时也对许多浪费水源、污染水质的现象非常痛恨。

  北京晨报:在今天看来,当年张贤亮作品中许多争议的东西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哲夫:是的。当初张贤亮的作品争议非常大,但在今天,很多原本受争议的东西,其实都变得很正常了,创作者们不再过于忌讳,这种开放和自由,得益于张贤亮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们一次次地冲击禁区,因此,不应该遗忘他,中国的文学史,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是时代英雄

  北京晨报:今天的年轻人,熟悉张贤亮的已经不多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为什么会被遗忘?

  哲夫:一方面张贤亮自己可能忙于经营自己的古堡,作品少了。另一方面,当前时代,整个文学的衰落、边缘化也是主要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中,浮躁情绪比较严重,而张贤亮的文字,需要认真耐心地去读,年轻人不适应。张贤亮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但是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张贤亮是谁,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北京晨报:张贤亮的作品,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哲夫:今天的网络时代,许许多多的网络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加自由、开放,比如说张贤亮写性,和今天的年轻作者写性,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因此有许多人读张贤亮也没有什么冲击感了。但事实上,没有这些人趟开路,冲开禁区,没有这些人前赴后继,没有他们的直率、血性、刚烈、坚定,不会有今天文学的局面。历史是我们的来路,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张贤亮的时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艰辛的时代,只有了解他们的经历、思想,知道他们走过怎样坎坷的道路,才知道今天的来之不易。对于年轻作者来说,固然已经站在高处,但是不要忘了曾经架梯子的人,不然就是空中楼阁。只有和历史上的文学有了最大的接触,才能接地气,走得更远。

  张贤亮作品

  《绿化树》:

  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作者以“我”为视角,叙写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北地区后的经历。通过一系列忏悔、内疚、自责、自省,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困境进行了解读,展现出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本书讲述了在劳改队中相识的“我”与“她”在“文革”时期的爱情故事,面对妻子出轨,主人公愤怒的情感突然爆发,终于成为了真正的男人,却不再宽容。张贤亮用浪漫与写实手法交织,将刻骨铭心的伤痛转化成为普遍的人性体会。

  《我的菩提树》:

  这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心态的长篇小说,张贤亮打破以往传统叙事模式,采用意识流的手法讲述一个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若干年后的内心自省。

  《浪漫的黑炮》:

  通过一个离奇搞笑的故事,讽刺了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和奇异的心态,围绕主人公的遭遇,反映在历史变革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和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消极一面,引人深思。

  《河的子孙》

  这本书采取主人公在百里行程中回忆往事的方法,成功地塑造了魏天贵、郝三、贺立德等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尤小舟这个人物写得有点概念化,给人的印象是模糊的),特别是对魏天贵,作者饱含激情的笔触,多侧面、多层次地刻画了这个饱经风霜,淳朴善良的农村基层千部的复杂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