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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老教授忆接管复旦:校长数次拒绝迁往台湾

2014-10-8 09:14:48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一 张薰华 选稿:贾彦

青年时期的张薰华

张薰华近照。 

    原标题为:1949年,我参与了接管复旦

    口述:张薰华(93岁)整理:本报记者王一

    解放日报:1949年的国庆,您是如何度过的?

    张薰华:当时,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是我听到有人在说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有人在说开国大典很有气势,就从心底里高兴。

    解放日报:今年的国庆,您打算怎么过?

    张薰华:我已经93岁了,也只能在家,但还是安排了和老同事们聚聚。现在国家发展得一年比一年好,我的身体也很好,因为国家好了我们就都好了。

    解放日报:从1949年到现在,什么让您感受至深?

    张薰华:我是个复旦人,我关注的还是学术的氛围、教育的发展。这些年来,复旦大学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这让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教育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参与挽留复旦校长

    抗战期间,复旦由上海内迁至重庆北碚。当时的校长章益是国民党的一员,属于CC派。1945年,几位复旦学生要坐船横渡嘉陵江前往解放区。途中船翻了,这几位同学不幸遇难。当时,船的老板是复旦大学体育部的主任,是个特务头子,大家怀疑这次翻船事故是蓄意的。

    事情发生后大家都很愤慨。作为校长,章益觉得自己的学生遇难了当然也有责任,就准备辞职。当时,国民党另一派的朱家骅也希望借此机会免除章益校长的职务,好派自己的亲信来接管复旦大学。

    1945年我正好毕业,是毕业同学会的主席。抗战胜利后,我一直以这个身份继续组织复旦学子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在经济系主任樊弘的倾力支持下,我毕业留校,任经济系助教。

    出了这样的事,我马上和杜子才、戴文葆两位同学商量,认为章益继续担任校长有利于复旦以及学生运动的发展。我们就搞了八张大布告,有两米多长,以1945届毕业同学会名义,请章校长留下来,把复旦完整地搬回上海。章益看到了布告,同意留下来继续担任校长,章益与共产党的友好关系也由此奠定。

    1949年,在国民党即将败北之际,复旦接到了迁校台湾的行政命令。蒋介石在被迫向台湾撤退前,除了将大陆的许多重要物资,包括珍贵文物等运去台湾,还命令各大学迁往台湾。据说,复旦大学是最早接到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的学校之一,并数次密令章益到教育部任职再转赴台湾,都被章益拒绝了。

    在这场和国民党争夺复旦大学的斗争中,复旦大学除一名教务长只身跑往台湾,全体师生以及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为解放后新复旦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要是没离开,我就被捕了

    1949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李正文决定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各抽调出一至两位教师,成立一个上海高校接管工作的党组。我当时是教师中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就作为复旦的代表加入了这个党组,研究解放时如何把这几个大学接管下来。

    我们先找开会的地方。我有一位老朋友杨叔铭,读书的时候是老邻居。解放之后,才知道他是一位老党员。杨叔铭当时在上海南市(现延安东路以南的黄浦区)有个老房子。我们就在这个老房子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开会,也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里,我们分析了各个学校领导班子的情况,接管后各个班子如何调整,谁去做校长。后来,我干脆从复旦第四宿舍搬了出来,就住在这里。

    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军队到上海,逮捕了83位进步同学,还有些教授被软禁了。当时,为了让学生和老师们放松警惕,国民党军队冒充解放军宣布已经解放了。有些人稀里糊涂地以为真的解放了,结果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被软禁了。4月底的一天,我到复旦的宿舍拿些生活用品,回来的时候还有人乱讲,说解放了不要走了,我说组织上没告诉我,我不信。

    回到南市,我妻子在路口(现金陵东路河南路)等我,看到我,她心里就踏实了。解放后公布了当时要逮捕的复旦人的名单,那个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要是留在复旦,我就被捕了。

    4月26日之后,我们高校接管工作党组未受到影响,仍在校外多处开会。五月下旬,上海解放前夕,李正文正式参加了党组。其间,李正文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团结以张志让为首的民主教授,也帮助校长章益做转化工作,为接管复旦大学铺平道路。

    国民党的军队却一直没有离开。教职工凡是有家的、有亲戚朋友的,都搬出去了。当时在北京路上有个中一大楼,复旦大学的刊物《文摘》在那里办公。不得已,没地方可去的教职工就都搬到了中一大楼躲了起来。

    就在解放的当天,我住在南市,心里还想着学校,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把苏州河的北边都占领了,在苏州河桥的北边往南边放冷枪,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一心想着复旦的老师们,就自己往中一大楼走。从我住的地方到中一大楼要经过四川路,那边还在放枪,其实很危险。如果被枪打到了,就没命了。等到好不容易到了中一大楼,门是锁着的,他们怕外面的人进去,怎么都不开门。后来,我就又走回来了。其实,我走这一趟既冒险又没有必要,但是心里就是想着他们,就是想去看看。

    之后,我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解放军们累坏了,直接睡在了马路的人行道上,我这才确信真的是解放了。

    一个年轻的助教参与了接收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复旦师生重返校园,展开复校工作。复旦大学有1200余名同学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等革命工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时,我们研究接管工作的党组也解散了,我便回到了复旦。

    正式接管的那天是1949年6月20日,上海市军管会代表李正文正式进驻复旦大学,宣布由张志让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望道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复旦师生汇聚在校门口,热情地把军代表迎进校园,校门口高高挂着“欢迎军管会来领导我们”“庆祝接管”等欢迎标语。复旦大学从此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学。我当时也带着红花,在学生们的簇拥下走进了复旦,开启了我们对复旦的接管工作。

    在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张委任状颇为引人注目。这是1949年8月1日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的委任状。我正是被委任的人。

    但那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让要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委员陈望道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均无暇管理复旦校务。因此,处理接管相关事宜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而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助教,一个助教除了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外,还兼任主任秘书,相当于如今的校办主任,负责整个复旦的接管。我全权负责保管张志让和陈望道的图章,甚至有权代替他们在重要文件上盖章。

    校务委员会对复旦大学实行接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在解放前夕因受国民党特务迫害离校的师生返校复职、复学。第二件事是,根据市里的统一安排,在1950年进行了第一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海洋系并入山东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的文、法、商三院,同济大学的文、法两院,以及浙江大学、英士大学的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我们还把训导处取消了,保留了教务处、总务处。

    接管时,人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复旦大学有教授、副教授161人,讲师29人,助教58人,职员170人,工友200人(包括警卫、农场工人),注册学生2127人(含补习班),共计2745人。之后,校务委员会又续聘和新聘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以充实师资。

    一个学校要办得好,关键要有好的教授。复旦有一批好教授留了下来,院系调整的时候很多学校并到复旦来了,就又进了很多好老师。要守住这些教授,后面再有好的教授进来,这才是好的学校。

    接下来,土地管理也是重头。当时复旦大学从国权路到相辉堂这一块,共有土地15.23公顷,房屋4万余平方米,图书8万余册及有关实验用的仪器设备。其余的地方全部是杂草、水沟等,就连现在校门口毛主席像那里原来都是水塘。

    相辉堂后面住着很多老百姓。怎么整顿呢?复旦大学的工人里有四位以前是地下党员,这四个人组织了复旦当时的30多个工人,平整土地,把老百姓的房子拆掉,学校给他们在四平路盖了房子。后来又建了物理楼、化学楼等教学楼。在这样的整顿下,复旦大学终于初步展现了她的模样。

    人物小传

    张薰华生于1921年,江西九江人。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著有《〈资本论〉提要》(三册)《〈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等。

    记者手记

    93岁高龄的张薰华,体格清瘦,行动自如。采访期间,他反复强调,一所学校需要好老师、一座城市也需要好老师。而他也从未放弃对自己的要求,把对复旦深深的爱融进一次次授课、一篇篇论文,传递至一位位学生。无论是被压迫、被凌辱的黑暗岁月,还是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建设初期,乃至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张薰华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洪流中,将生命融入国家命运和人民需求中。而这,恰恰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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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老教授忆接管复旦:校长数次拒绝迁往台湾

2014年10月8日 09:14 来源:解放日报

青年时期的张薰华

张薰华近照。 

    原标题为:1949年,我参与了接管复旦

    口述:张薰华(93岁)整理:本报记者王一

    解放日报:1949年的国庆,您是如何度过的?

    张薰华:当时,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是我听到有人在说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有人在说开国大典很有气势,就从心底里高兴。

    解放日报:今年的国庆,您打算怎么过?

    张薰华:我已经93岁了,也只能在家,但还是安排了和老同事们聚聚。现在国家发展得一年比一年好,我的身体也很好,因为国家好了我们就都好了。

    解放日报:从1949年到现在,什么让您感受至深?

    张薰华:我是个复旦人,我关注的还是学术的氛围、教育的发展。这些年来,复旦大学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这让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教育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参与挽留复旦校长

    抗战期间,复旦由上海内迁至重庆北碚。当时的校长章益是国民党的一员,属于CC派。1945年,几位复旦学生要坐船横渡嘉陵江前往解放区。途中船翻了,这几位同学不幸遇难。当时,船的老板是复旦大学体育部的主任,是个特务头子,大家怀疑这次翻船事故是蓄意的。

    事情发生后大家都很愤慨。作为校长,章益觉得自己的学生遇难了当然也有责任,就准备辞职。当时,国民党另一派的朱家骅也希望借此机会免除章益校长的职务,好派自己的亲信来接管复旦大学。

    1945年我正好毕业,是毕业同学会的主席。抗战胜利后,我一直以这个身份继续组织复旦学子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在经济系主任樊弘的倾力支持下,我毕业留校,任经济系助教。

    出了这样的事,我马上和杜子才、戴文葆两位同学商量,认为章益继续担任校长有利于复旦以及学生运动的发展。我们就搞了八张大布告,有两米多长,以1945届毕业同学会名义,请章校长留下来,把复旦完整地搬回上海。章益看到了布告,同意留下来继续担任校长,章益与共产党的友好关系也由此奠定。

    1949年,在国民党即将败北之际,复旦接到了迁校台湾的行政命令。蒋介石在被迫向台湾撤退前,除了将大陆的许多重要物资,包括珍贵文物等运去台湾,还命令各大学迁往台湾。据说,复旦大学是最早接到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的学校之一,并数次密令章益到教育部任职再转赴台湾,都被章益拒绝了。

    在这场和国民党争夺复旦大学的斗争中,复旦大学除一名教务长只身跑往台湾,全体师生以及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为解放后新复旦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要是没离开,我就被捕了

    1949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李正文决定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各抽调出一至两位教师,成立一个上海高校接管工作的党组。我当时是教师中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就作为复旦的代表加入了这个党组,研究解放时如何把这几个大学接管下来。

    我们先找开会的地方。我有一位老朋友杨叔铭,读书的时候是老邻居。解放之后,才知道他是一位老党员。杨叔铭当时在上海南市(现延安东路以南的黄浦区)有个老房子。我们就在这个老房子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开会,也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里,我们分析了各个学校领导班子的情况,接管后各个班子如何调整,谁去做校长。后来,我干脆从复旦第四宿舍搬了出来,就住在这里。

    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军队到上海,逮捕了83位进步同学,还有些教授被软禁了。当时,为了让学生和老师们放松警惕,国民党军队冒充解放军宣布已经解放了。有些人稀里糊涂地以为真的解放了,结果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被软禁了。4月底的一天,我到复旦的宿舍拿些生活用品,回来的时候还有人乱讲,说解放了不要走了,我说组织上没告诉我,我不信。

    回到南市,我妻子在路口(现金陵东路河南路)等我,看到我,她心里就踏实了。解放后公布了当时要逮捕的复旦人的名单,那个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要是留在复旦,我就被捕了。

    4月26日之后,我们高校接管工作党组未受到影响,仍在校外多处开会。五月下旬,上海解放前夕,李正文正式参加了党组。其间,李正文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团结以张志让为首的民主教授,也帮助校长章益做转化工作,为接管复旦大学铺平道路。

    国民党的军队却一直没有离开。教职工凡是有家的、有亲戚朋友的,都搬出去了。当时在北京路上有个中一大楼,复旦大学的刊物《文摘》在那里办公。不得已,没地方可去的教职工就都搬到了中一大楼躲了起来。

    就在解放的当天,我住在南市,心里还想着学校,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把苏州河的北边都占领了,在苏州河桥的北边往南边放冷枪,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一心想着复旦的老师们,就自己往中一大楼走。从我住的地方到中一大楼要经过四川路,那边还在放枪,其实很危险。如果被枪打到了,就没命了。等到好不容易到了中一大楼,门是锁着的,他们怕外面的人进去,怎么都不开门。后来,我就又走回来了。其实,我走这一趟既冒险又没有必要,但是心里就是想着他们,就是想去看看。

    之后,我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解放军们累坏了,直接睡在了马路的人行道上,我这才确信真的是解放了。

    一个年轻的助教参与了接收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复旦师生重返校园,展开复校工作。复旦大学有1200余名同学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等革命工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时,我们研究接管工作的党组也解散了,我便回到了复旦。

    正式接管的那天是1949年6月20日,上海市军管会代表李正文正式进驻复旦大学,宣布由张志让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望道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复旦师生汇聚在校门口,热情地把军代表迎进校园,校门口高高挂着“欢迎军管会来领导我们”“庆祝接管”等欢迎标语。复旦大学从此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学。我当时也带着红花,在学生们的簇拥下走进了复旦,开启了我们对复旦的接管工作。

    在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张委任状颇为引人注目。这是1949年8月1日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的委任状。我正是被委任的人。

    但那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让要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委员陈望道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均无暇管理复旦校务。因此,处理接管相关事宜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而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助教,一个助教除了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外,还兼任主任秘书,相当于如今的校办主任,负责整个复旦的接管。我全权负责保管张志让和陈望道的图章,甚至有权代替他们在重要文件上盖章。

    校务委员会对复旦大学实行接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在解放前夕因受国民党特务迫害离校的师生返校复职、复学。第二件事是,根据市里的统一安排,在1950年进行了第一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海洋系并入山东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的文、法、商三院,同济大学的文、法两院,以及浙江大学、英士大学的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我们还把训导处取消了,保留了教务处、总务处。

    接管时,人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复旦大学有教授、副教授161人,讲师29人,助教58人,职员170人,工友200人(包括警卫、农场工人),注册学生2127人(含补习班),共计2745人。之后,校务委员会又续聘和新聘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以充实师资。

    一个学校要办得好,关键要有好的教授。复旦有一批好教授留了下来,院系调整的时候很多学校并到复旦来了,就又进了很多好老师。要守住这些教授,后面再有好的教授进来,这才是好的学校。

    接下来,土地管理也是重头。当时复旦大学从国权路到相辉堂这一块,共有土地15.23公顷,房屋4万余平方米,图书8万余册及有关实验用的仪器设备。其余的地方全部是杂草、水沟等,就连现在校门口毛主席像那里原来都是水塘。

    相辉堂后面住着很多老百姓。怎么整顿呢?复旦大学的工人里有四位以前是地下党员,这四个人组织了复旦当时的30多个工人,平整土地,把老百姓的房子拆掉,学校给他们在四平路盖了房子。后来又建了物理楼、化学楼等教学楼。在这样的整顿下,复旦大学终于初步展现了她的模样。

    人物小传

    张薰华生于1921年,江西九江人。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著有《〈资本论〉提要》(三册)《〈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等。

    记者手记

    93岁高龄的张薰华,体格清瘦,行动自如。采访期间,他反复强调,一所学校需要好老师、一座城市也需要好老师。而他也从未放弃对自己的要求,把对复旦深深的爱融进一次次授课、一篇篇论文,传递至一位位学生。无论是被压迫、被凌辱的黑暗岁月,还是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建设初期,乃至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张薰华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洪流中,将生命融入国家命运和人民需求中。而这,恰恰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