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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上海民间第一大案:反张春桥的胡守钧集团

2014-9-10 09:20:11

来源:北方网 作者:秦维宪 选稿:贾彦

  3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

    “孙悟空”炮打张春桥

  “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张春桥官运亨通。权倾朝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成全了一批阴谋家“改朝换代”的狼子野心。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多年来在“好学生”柯庆施的教诲下韬光养晦,以展“宏图”。这时,张见时机成熟,伙同姚文元与江青遥相呼应,顺利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并很快荣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张春桥、姚文元平步青云后,猛然杀个回马枪,煽动上海群众造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妄图打倒陈丕显、魏文伯和曹荻秋等领导干部,自己取而代之。1966年11月9日,上海一部分工人成立了“工总司”,在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反动路线”的示威游行中横空出世,不久,相继发生安亭卧轨事件和康平路武斗事件。

  11月11日,毛泽东指示张春桥乘专车抵安亭站。13日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承认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5条意见。然而,上海市长曹荻秋深知张春桥在30年代的根底,一眼看穿他乘乱夺权的阴谋,遂公开表示,中央文革的“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作为拥护上海市委的“赤卫队”也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罪”。

  但是,曹荻秋和“赤卫队”压根儿不知道毛泽东支持夺上海市委的权。

  1月4日,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抵上海处理文革大事。次日,“工总司”、“红革全”等众多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联合发表向上海市委进攻的《告上海人民书》。8日,毛泽东表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9日,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人民书》,《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自此,“一月风暴”拉开了全国夺权的序幕,张、姚一步步登向上海第一、第二把手的宝座。

  这时,复旦大学内无书可读的大学生们好奇地望着天翻地覆的人间荒诞剧。他们尤其关注在台上的风云人物,胡守钧仔细翻看刊有张春桥讲话的传单,陷入沉思之中。张春桥何许人也,他为何要支持“工总司”?他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欲取上海市委而代之?

  胡守钧1944年出生于长江边上的一个沙洲,并在那儿度过了苦难的童年。60年代中期,胡守钧从武汉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随着视野的开阔,他的思维方式也有了变化,凡事喜欢“反着想”。38年后,花甲之年的胡守钧冷静地说:“在‘一月风暴’中,我首先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圣人;对张春桥的狰狞面目,有一个从怀疑、反感到抵制的过程。”

  张春桥自吹自擂,叫嚷毛主席同意他当上海人民公社第一书记,终于激怒了“孙悟空”。于是,大上海刮起了一场翦除妖魔的风暴。

  胡守钧将自己怀疑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想法讲给同学们听,他还跑到上海市图书馆,查阅30年代的报刊。当他们掌握了张春桥的历史材料,以及他阳奉阴违的多次讲话后,一致担心毛泽东没有识别身旁的奸佞。

  1967年1月22日晚,胡守钧碰上一位刚从市里回校的同学,听说张春桥、姚文元当晚9点接见造反队和红卫兵组织代表。胡守钧拉住这位同学混进了接见会场。

  会上张春桥大吹了一通“文革”的大好形势,布置了一番继续向基层夺权的“战斗任务”,突然话锋一转:“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下个月,上海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啦,这是继巴黎公社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创举。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支持,他老人家同意我当公社的第一书记,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器重啊!”话音一落,全场炸开了锅。胡守钧和那位同学极为反感,愤怒地看着这幕闹剧。

  1月23日凌晨,上海市区的主要街道,刷满了“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的大幅标语。

  与此同时,胡守钧也在紧急行动,他对同学们说:“张春桥一旦得逞,上海将暗无天日,我们必须将他拉下马!”他们迅速制定了上街刷标语,炮打张春桥的战斗方案。最后,大伙提出下款署名时,胡守钧说:“咱们就叫孙悟空吧!”

  是日夜晚,寒风呼啸,胡守钧等人骑着装满浆糊桶、白纸、墨汁、排笔的黄鱼车,开向北站、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凡是看到有拥护张春桥、姚文元的标语,便针锋相对地贴上“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警惕反革命两面派!”等标语,后面一律署名“孙悟空”。瞬时,上海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山呼海啸般的倒张运动,在上海拉开了帷幕。

  “孙悟空"在复旦两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并决定在人民广场举行全市倒张大会;张春桥狗急跳墙,派出特务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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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上海民间第一大案:反张春桥的胡守钧集团

2014年9月10日 09:20 来源:北方网

  3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

    “孙悟空”炮打张春桥

  “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张春桥官运亨通。权倾朝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成全了一批阴谋家“改朝换代”的狼子野心。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多年来在“好学生”柯庆施的教诲下韬光养晦,以展“宏图”。这时,张见时机成熟,伙同姚文元与江青遥相呼应,顺利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并很快荣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张春桥、姚文元平步青云后,猛然杀个回马枪,煽动上海群众造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妄图打倒陈丕显、魏文伯和曹荻秋等领导干部,自己取而代之。1966年11月9日,上海一部分工人成立了“工总司”,在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反动路线”的示威游行中横空出世,不久,相继发生安亭卧轨事件和康平路武斗事件。

  11月11日,毛泽东指示张春桥乘专车抵安亭站。13日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承认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5条意见。然而,上海市长曹荻秋深知张春桥在30年代的根底,一眼看穿他乘乱夺权的阴谋,遂公开表示,中央文革的“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作为拥护上海市委的“赤卫队”也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罪”。

  但是,曹荻秋和“赤卫队”压根儿不知道毛泽东支持夺上海市委的权。

  1月4日,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抵上海处理文革大事。次日,“工总司”、“红革全”等众多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联合发表向上海市委进攻的《告上海人民书》。8日,毛泽东表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9日,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人民书》,《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自此,“一月风暴”拉开了全国夺权的序幕,张、姚一步步登向上海第一、第二把手的宝座。

  这时,复旦大学内无书可读的大学生们好奇地望着天翻地覆的人间荒诞剧。他们尤其关注在台上的风云人物,胡守钧仔细翻看刊有张春桥讲话的传单,陷入沉思之中。张春桥何许人也,他为何要支持“工总司”?他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欲取上海市委而代之?

  胡守钧1944年出生于长江边上的一个沙洲,并在那儿度过了苦难的童年。60年代中期,胡守钧从武汉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随着视野的开阔,他的思维方式也有了变化,凡事喜欢“反着想”。38年后,花甲之年的胡守钧冷静地说:“在‘一月风暴’中,我首先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圣人;对张春桥的狰狞面目,有一个从怀疑、反感到抵制的过程。”

  张春桥自吹自擂,叫嚷毛主席同意他当上海人民公社第一书记,终于激怒了“孙悟空”。于是,大上海刮起了一场翦除妖魔的风暴。

  胡守钧将自己怀疑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想法讲给同学们听,他还跑到上海市图书馆,查阅30年代的报刊。当他们掌握了张春桥的历史材料,以及他阳奉阴违的多次讲话后,一致担心毛泽东没有识别身旁的奸佞。

  1967年1月22日晚,胡守钧碰上一位刚从市里回校的同学,听说张春桥、姚文元当晚9点接见造反队和红卫兵组织代表。胡守钧拉住这位同学混进了接见会场。

  会上张春桥大吹了一通“文革”的大好形势,布置了一番继续向基层夺权的“战斗任务”,突然话锋一转:“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下个月,上海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啦,这是继巴黎公社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创举。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支持,他老人家同意我当公社的第一书记,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器重啊!”话音一落,全场炸开了锅。胡守钧和那位同学极为反感,愤怒地看着这幕闹剧。

  1月23日凌晨,上海市区的主要街道,刷满了“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的大幅标语。

  与此同时,胡守钧也在紧急行动,他对同学们说:“张春桥一旦得逞,上海将暗无天日,我们必须将他拉下马!”他们迅速制定了上街刷标语,炮打张春桥的战斗方案。最后,大伙提出下款署名时,胡守钧说:“咱们就叫孙悟空吧!”

  是日夜晚,寒风呼啸,胡守钧等人骑着装满浆糊桶、白纸、墨汁、排笔的黄鱼车,开向北站、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凡是看到有拥护张春桥、姚文元的标语,便针锋相对地贴上“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警惕反革命两面派!”等标语,后面一律署名“孙悟空”。瞬时,上海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山呼海啸般的倒张运动,在上海拉开了帷幕。

  “孙悟空"在复旦两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并决定在人民广场举行全市倒张大会;张春桥狗急跳墙,派出特务和军队。

  一纸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使“孙悟空”们抱恨终生

  一浪高过一浪的倒张运动,犹如利剑直刺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找来了游雪涛(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要他密切注意这两天发生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

  “孙悟空”的行动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红卫兵组织在推波助澜,将倒张运动推向高潮。复旦这时成立了炮打张春桥的总司令部,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蜂拥而至。1月26日深夜,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揪徐景贤计划。1月28日凌晨1时,大学生们抓住了徐景贤押到复旦去看大字报,并逼他交待张春桥的阴谋。

  张春桥获悉徐景贤落到红卫兵手里,马上派全副武装的军队去企图抢回徐景贤。

  张春桥的强硬手段,激怒了“孙悟空”和其他红卫兵组织。当天晚上,倒张掀起第一个高潮。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围攻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兵镇压红卫兵?”不仅揭了张春桥30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老底,而且痛骂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反动文人和叛徒。那个岁月讲究历史清白和红色血统论,这两炮轰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要害。

  与此同时,“孙悟空”在复旦大学召开20000多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胡守钧作为“孙悟空”首领作了重点发言。他历数了张春桥的丑恶历史,剖析了张春桥的两面派嘴脸后说:“同学们,张春桥是个铁腕人物,我们反对他可能会坐牢的,你们怕不怕!”

  “不怕!我们愿为真理而献身!”全场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并在胡守钧带领下宣誓“不打倒张春桥誓不罢休!”

  复旦大学再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

  1月29日晚,复旦大学再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这天外校来了更多的大学生。胡守钧在会上号召全市各群众组织抛弃一切分歧,共同对敌。会上决定,联合上海各高校学生,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全市倒张大会。

  可是,“孙悟空”及其他高校学生的行动,全被混入复旦的游雪涛“扫雷纵队”侦察到手,并连夜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亲自拟写了“文革”中唯一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与北京的王力联系,王力迅速征得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同意,于30日凌晨5点向上海发电:“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目,一切后果应由反张春桥的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使全市大会毁于一旦。

  顿时,张春桥、姚文元无比兴奋,王洪文调动大队人马包围复旦,抢回了徐景贤。徐景贤一自由,马上反扑,指挥宣传车开上街头……

  “文革”初期,由“孙悟空”发端的可歌可泣的炮打张春桥运动,就这么悲壮地被镇压了。

  张春桥公开表示,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背后却指示徐景贤秋后算账。于是,“清队”和“一打三反”。

  仿佛两条凶猛的毒蛇,死死缠住了胡守钧

  张春桥扫除了飞黄腾达的障碍,2月5日,在人民广场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上海市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后因毛泽东反对这个称呼,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徐景贤、王洪文等因“功勋显著”,也荣升副主任,其他保张春桥有功之人,全得到了升迁。

  张春桥多次在公开场合假惺惺地表态,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暗中却等待时机,欲把“孙悟空”置于死地。

  1968年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清理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运动,把中国人民推向更深的灾难之中。张春桥暗示徐景贤:“特别不能让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漏网!”徐景贤心领神会,立即组成了“03”专案组,开始搜集“孙悟空”去年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胡守钧被他们列为“复旦头号变色龙”。

  风声一天天紧起来,“孙悟空”的许多成员都潜往外地避风头,胡守钧也乘客轮溯长江而上,去名山大川踏青。4月6日,胡守钧获悉复旦的学生安然无恙,旋悄悄回到上海,他刚踏进市郊一位“孙悟空”成员家门,就被埋伏已久的“革命群众”五花大绑押回复旦,宣布隔离审查。

  胡守钧被囚的“牛棚”是一间学生宿舍,一张双层铁床,床下躺着一条乌黑的铁链,墙上溅着斑斑血迹。几天前,哲学系的一位教师就在这里被活活打死。“清队”期间,复旦有几百名师生遭囚禁,胡守钧耳闻目睹好几位学生被逼自杀:5月的一天深夜,对面楼上一个学生跳楼自杀,可偏偏折断了腿,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久久地回荡;几天后又一位学生跳楼轻生,整个头颅陷进了胸腔……

  由于胡守钧是市里的要犯,对他的看管格外严,专案组成员对他进行车轮大战,妄想在精神上摧垮他。然而胡守钧抱定宗旨,炮打张春桥没有错,自己不是反革命小集团头子。于是,他要么沉默,要么在纸上抄毛主席语录,权当“交代”。

  胡守钧开始设法逃走。7月的一天黄昏,胡守钧上厕所,一位专门守候的同学趁看管人员不备,偷偷塞给他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帮他逃走的方法。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胡守钧说要去锄草,避开看管人员,溜进楼后的乱草堆里。然后迅速钻过篱笆,把衣服举过头游过臭河浜,爬上岸疾步奔向对面汽车站,等候的同学给了他一笔钱和粮票,胡守钧上车离开上海,躲在江苏阳澄湖畔一个农民家里,又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流亡。

  “一打三反”运动要将“孙悟空”一网打尽

  1970年初,全国开始了骇人听闻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共九大之后,荣升政治局委员,留在北京搞“文革”,他们担心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再次“后院起火”,遂下决心将“孙悟空”一网打尽。

  张春桥明确指示徐景贤:复旦是上海这次运动的重点单位,由徐景贤、王秀珍等亲自抓。徐景贤等立即发动“群众”,大揭大议,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解放日报》、《文!汇报》于2月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云:“有些同志往往只注意历史的反革命,不大注意现行的反革命;只注意公开的活动,不大注意地下的阴谋活动。老的反革命分子打下去了,还会有新的反革命分子长出来。……”35年后,我们再看这些文字,可以明显看出是徐景贤操纵舆论,针对“孙悟空”的。

  “孙悟空”的“元凶”胡守钧尚未落网,张春桥明确表示“我一天看不到复旦的消息,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是年春节,姗姗迟来。胡守钧因长年在外流浪,不知道上海已布下天罗地网,他于大年初三返回上海,与一位同学在市区吃罢晚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复旦,刚进校门,就被一群工宣队员抓获,宣布隔离审查。这次,胡守钧被单个关在一间小房里,门窗钉上铁条,看守人员全是三代红出身的工宣队员、军宣队员和文攻武卫队员,他们互相监督,谁也不与胡守钧讲话。一日三班倒,每班6人,18条大汉看管一位手无寸铁的学生。

  胡守钧落网后,“孙悟空”的其他成员一一被五花大绑地从各地押回复旦。徐景贤兴奋得赶紧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战绩,并在他们的指示下,正式将“孙悟空”打成“胡守钧小集团”,在上海作为头号现行反革命,交予全市揭发、批判。

  徐景贤在胡守钧被关后一个月,召开了专案人员会议,讨论给“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定什么罪名。会上在徐景贤的提示下,胡案的罪名上升到反毛主席。那年月反对毛主席是要砍脑袋的,不久前,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就在人民广场宣布几名反对毛主席的青年被判处死刑。

  专案人员秉承徐景贤的旨意,直扑胡守钧宿舍,将他从中学起开始写的日记笔记、私人信件和照片悉数抄出,选出其中“过硬”的材料。胡守钧在大学一年级时的一篇日记,大意是说学习了《马列学习方法》一书,深为导师锲而不舍的学习意志所感动。反省自己的学习缺乏毅力,一事无成。末了他在日记下面画了一把宝剑,右边写下了“宝剑作证人”,注明《马列学习方法》读后有感。这分明是一句自勉的话,专案人员却硬说胡守钧杀气腾腾,欲取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代之。胡守钧在黄山天都峰拍了一张照片,背面题了“踏遍天下奇峰,赏尽人间佳景”,中间是“行万里路”。这便成了他模仿希特勒、拿破仑,要站在地球仪上,妄图霸占全世界!此乃徐景贤亲笔题的按语,在当时名噪天下。

  专案人员还向“孙悟空”其他成员发动袭击,抄出一本《暗房摄影技术》,就说他们在研究“暗杀技术”;同学之间的私人信件,便被定为“特务单线联系”;有人谈论汽车号码,就是要“暗害中央首长”;有人报名去军垦农场,就是“打入军队刺探情报”……一时,讨胡的战报、通令、大字报满天飞。上海市委还专门印发了20多万份《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罪行材料》,全上海所有的单位,均卷入了这场大批判。

  胡守钧及其同伴,断然逃不脱更大的厄运

  1970年10月20日,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40万人声讨大会。胡守钧被逮捕;1975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10年徒刑。张春桥、王洪文原打算杀掉的“元凶”死里逃生。

  胡守钧被隔离后,在8个月中被批斗了二百余次,每天吃饭、睡觉前,看管人员逼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稍有不服,即拳打脚踢。徐景贤还下令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去复旦参观批胡展览会,看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回去便揪胡守钧式的反革命,胡守钧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

  转眼秋天到了。一天上午,市里来了一位“大人物”审讯胡守钧,要他老实交待罪行。

  “我没有罪”,胡守钧昂首大声回答,“我就是炮打过张春桥,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上海无人不知,用不着交待。”

  “你真是个顽固的现行反革命啊!”

  “反对张春桥,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只要活着,就要告你们!”

  “放肆!”“大人物”拍桌站起吼道,“你别做梦,现在杀人权下放到省市一级了,用不着报中央批的。告诉你,不用公判,从隔离室拉出去就可以杀掉!杀了你,看你告什么状?”

  神秘的“大人物”归去不久,张春桥从北京来电,指示上海方面召开公审胡守钧大会。10月20日下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江湾体育场举行分会场,上百万人听拉线实况广播。

  遍体鳞伤、脸色苍白的胡守钧被押往会场。沿途戒备森严,会场内外更是布满了军人、警察、民兵,两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押着胡守钧做着“喷气式”奔上示众台。

  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张春桥麾下的大将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黄金海等等。有上海头面人物压阵,工、农、兵、红卫兵诸界革命群众“代表”一个个跳到台上声讨“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滔天罪行”,强烈要求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胡守钧逮捕法办。接着,一位公检法“代表”展开一方白纸,厉声宣布逮捕令。两个警察对胡守钧上了手铐、脚镣,拖上囚车。王洪文望着胡守钧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呵斥:“哼,这就是反对春桥同志的下场!”会后,张春桥欣喜若狂地称赞爪牙们,说这次公审大会开得好!

  胡守钧在牢狱岁月里差点被杀头

  胡守钧被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整整关押了5年。奇怪的是判决迟迟不下来,胡守钧不知道张春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在监狱里过着度日如年的非人生活。与胡守钧关在一个“铁笼子”里的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他因忍受不了折磨,神经错乱了,白天,他呆呆地抓着铁杆,悲哀地叫爹喊娘,黑夜,他爬在地上发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啸叫声,更要命的是他天天用一只袋子装自己的大便,然后咬着在地上一圈圈爬,涂得满地都是……

  “同是天涯沦落人”,胡守钧一方面悉心照顾难友一方面锻炼身体,看书、思考学术问题,用牙膏皮做工艺品等,以保持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思维。在这段非凡的日子里,胡守钧差点被杀头。

  张春桥一直将胡守钧作为自己的心腹大患,曾密令爪牙枪毙他。然而,即使当时没有民主与法制,但形式上的判决程序还是要的;也多亏了有一些正直之士,尽力保护过胡守钧这样的政治犯。当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所谓的“胡守钧小集团”案上,曾提出过异议,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判其死刑,承办人员甚至反对判刑。消息传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那里,他们声色俱厉地训斥承办人员:“胡守钧反对春桥同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当诛,现在判他10年徒刑是少的了。你们顶着不办,是什么立场?这是违背十大政治路线的!”(这时中共十大已开过,张春桥荣升政治局常委)

  马、徐、王的高压,市高级法院如何抵挡得住?1975年5月,胡守钧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lO年徒刑,旋被关进上海市监狱。胡守钧被判后天天喊冤,高呼自己反对张春桥没有错。

  1976年1月,胡守钧被押送安徽军天湖劳改农场。胡守钧身穿单薄的衣衫,戴着手铐,在风雨交加的隆冬,走向皖南山区。途中,胡守钧满腔悲愤,口吟《西行》词一首:

  水寒山瘦气萧森,

  云暗日蔽天低沉。

  恨难消,愁更深,

  风声雨声欲断魂。

  千古奇冤无门诉,

  国事家事岂堪闻。

  翘首望断天涯路,

  天涯路,何处是归程?

  胡守钧在军天湖劳改农场,边承受重体力劳动“改造”,边写了洋洋数万言的申诉材料,但都石沉大海。一晃9个多月过去了。一天中午,胡守钧看到管教人员随手扔掉的一张《安徽日报》,发现新闻中中央领导人有了变化,于是又一遍遍写申诉材料。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一公开,胡守钧就呈送了一大袋申诉信。胡案因影响太大,复旦党委协同公安局和法院,联合调查了两年,直到1978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才确认:“胡守钧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受政治迫害。宣告无罪,恢复名誉,予以彻底平反。”被关押8年之久,九死一生的胡守钧又回到洒满阳光的复旦校园。

  “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这一大冤案,涉及面之广,受牵连者之众令人吃惊。直接与“孙悟空”炮打张春桥有关者近千人;上海各行各业揪出的“胡守钧式的反革命”、“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小集团”不下万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是突出的一例。1968年,胡守钧因认识蒋孔阳的女儿,去他家借过几本书。当胡守钧“案发”时,蒋孔阳被作为“长胡子”的阶级敌人,他的家被指控为“孙悟空”的黑据点,蒋孔阳被隔离审查。胡守钧平反后,大批受牵连者一一找到胡守钧,要他提供证明材料,供自己平反之用,胡守钧一时应接不遐。其实,胡守钧与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近几年他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居然还有人告诉他,自己曾因胡案而坐了几年牢。

  胡守钧在武汉的全家成了大反革命家属。胡守钧被隔离后,他的老父亲被赶到襄阳农村,唯一的妹妹去孝感插队,因为有个反革命哥哥,她成了集体户中最后的留守者,与之为伴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家中只剩下胡母一个人,老房子实在住不下去,被迫从汉口搬到武昌。可是不久胡守钧的反革命判决书寄到了新居的里委会,胡母不得不第二次搬家,孤独地蜗居在一间破屋里,整天流着泪想儿子,差点哭瞎了眼睛。在胡守钧被关的8年中,他一次也不忍心叫父母去看自己,也不敢直接给家人写信,怕信封上那刺目的寄信人地址,会给家里招灾惹祸。多亏了汉口老家的邻居小魏,胡守钧的每封家信都由他代为转送给胡母。胡守钧一出狱,第一件事就是用他平反的补助费,买了套当时十分紧俏的中学自学丛书寄给小魏,以表达对这位患难之交的由衷感激。

  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今天,当中国在奔向现代化之际,每一个有良知有民族尊严有人道精神的中国人,都在反思那场民族浩劫,探索民主与法治的艰难道路,从而永远杜绝这类悲剧在中华大地重演。

  3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阶下囚今天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著名的社会学家胡守钧教授。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