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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传教士亲历红军长征 作品比"西行漫记"出版早1年

2014-8-29 09:25:50

来源:中新网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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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红军释放后的薄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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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英文原版《神灵之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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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红二方面军部分干部合影:(左起)甘泗淇、萧克、王震、关向应、陈伯钧。

  原标题为:传教士亲历红军长征作品《神灵之手》比《西行漫记》出版还早一年

  80年前,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史诗——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在英国出版。

  很少有人知道,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之前,一部名叫《神灵之手》的书同样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才是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籍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1934年10月他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相遇,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扣留,随后与这支红军一起走了18个月的长征路。1936年4月,薄复礼在云南境内被红军释放。他用3个月时间口述完成了《神灵之手》,并将文稿送回英国出版。薄复礼用大量细节第一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关于长征的一个特殊视角。

  萧克将军寻找薄复礼

  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带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写作计划来到中国。索尔兹伯里在采访原红六军团军团长、时任人民解放军科学院院长萧克将军时,首次听说参加长征的外国人薄复礼。萧克说,薄复礼跟着红军走了18个月,“他帮助过我们”。

  薄复礼是谁?索尔兹伯里回到美国,开始寻找薄复礼。很快,索尔兹伯里找到了《神灵之手》。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这本书只被当做一个英国传教士中国经历的口述自传,没有什么影响。索尔兹伯里后来在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本人。

  在同索尔兹伯里聊起薄复礼之后,萧克也动了寻找这位“长征国际友人”的念头。1984年秋天,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这位老朋友。我国外交人员1985年初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找到了他。薄复礼当时住在英国曼彻斯特,他给我国驻法使馆人员回了信,还委托他们向萧克“转达热忱的问候”。

  1986年5月,萧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薄复礼,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此时候,薄复礼已经92岁了。薄复礼有20多年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

  从勃沙特到薄复礼

  1897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对瑞士夫妇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叫勃沙特。

  1907年,10岁的勃沙特聆听了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查尔斯·费尔克拉夫的演讲。他决心以查尔斯先生为榜样,去闯天下,探索未来,“甚至在梦中,我都想着去中国。如果有一辆车开往中国,我会不顾一切地跳上车的。”

  20岁时,勃沙特向一个名为“CIM”的教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去中国。“CIM”是基督教宣教组织“中国内地会”的缩写,长期招募可以前往中国内陆地区长期工作的传教士。勃沙特的申请很快得到了答复,他被送到伦敦的训练基地,培训了三个月。此后,勃沙特又被留下来进行了2年训练,课程主要是医学。

  1922年10月前后,25岁的勃沙特到达了上海。在这里,他在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教书的是一位中国老先生,他给勃沙特起的中文名字是薄复礼。“薄”是取英文名字勃沙特的音首为姓,“复礼”取自《论语》的“克己复礼”。

  薄复礼被分配到贵州遵义市传教。在此后十余年间,薄复礼在贵州辗转多地,他经历了残酷的战争、1925年贵州大饥荒,也收获了爱情。在贵阳,薄复礼和同来中国传教的瑞士姑娘露西举办了婚礼,最终二人定居在贵州镇远的一座教堂。

  薄复礼初见红军

  1934年的8月,薄复礼和妻子前往黔西安顺参加宗教活动。当年9月末,薄复礼夫妇返回途经旧州,拜访在那里传教的阿诺利斯·海曼夫妇。10月1日一早,海曼夫妇送他们上路。

  10月2日,长征中的红六军团攻占贵州黄平老县城——旧州。加拿大籍英国牧师海曼夫妇被带到红军队伍里。

  根据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的描述,他们选择一条小路回家。结果,还没等下山,就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人拦住去路。薄复礼以为自己被强盗绑票了。不过,当看清墙上的标语后,他恍然大悟:他们就是共产党!他被带到一间大马厩里,随即被松绑。红军如数归还了他的财物。这下,薄复礼更摸不着头脑了:“不想抢劫财产,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抓到这里来呢?”

  刚开始被红军看管起来的外国人总共有7人,即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出于对外国人的怀疑,红军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释放。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被红军扣留。

  帮助红军翻译地图

  在旧州教堂,红军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张外国出版的贵州地图。不过,摊开地图,萧克皱起了眉头:这张地图上面标的地名全是外国文字,完全看不懂。经人提醒,萧克派人把会讲汉语的薄复礼找来。

  薄复礼拿着地图一看,认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他法语熟练,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了过来。薄复礼翻译,萧克记录并在地图上标注。两人忙了大半夜。不过两人的交流显然不只翻译地名。薄复礼记得萧克“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萧克则“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记述了对萧克的第一印象:

  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令薄复礼感到“良心受到质问”的,是萧克年轻而充满热情的形象和他脑海里“土匪”的样子毫不相干。

  离开旧州后,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生活”。

  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

  新西兰籍的埃米·布劳斯小姐对行军生活尤其吃不消,红六军团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戚元德还把丈夫吴德峰(红六军团保卫局长)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薄复礼和海曼。

  一周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决定无条件地将埃米释放。埃米被释放后,只剩下薄复礼和海曼两名成年男性外国人,跟着红军一路前行。

  薄复礼在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他跟随红军遭遇的各种突围和游击。在行军中,他无意间见证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木黄会师。

  木黄会师之后,红军准备由黔东转战湘西。为了摆脱尾随的敌人,红军进行了连续多日超出人体极限的急行军。这段路程让两个外国人苦不堪言。戚元德好不容易给他们找了一头骡子。薄复礼和海曼轮换着骑,勉强能跟上红军战士的脚步。

  记录不一样的无产者

  除了一路上受到的优待以外,令薄复礼最记忆深刻的,是与红军的交往,让他看到了一群“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也用他的笔描写了红二、六军团艰苦长征的战士群像。在长征的行进中,薄复礼看到的,是一群极能吃苦的人:

  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

  光是跟上红军战士前进的脚步,薄复礼就已经疲于奔命。难以置信的是,在极度疲惫的赶路之外,那些平日里默默行军、雕塑一般的战士们,还不放弃任何时间来学习。

  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

  一旦到了某个驻地,可以进行极为短暂的休整,红军都会建立“列宁室”。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桩做桩,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读书学习或者集体活动的地方。

  薄复礼眼中的红军,几乎总处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境地,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

  在云南获释,友善客观描述红军

  1935年的11月18日,在湖南桑植,身体极度虚弱的海曼收到了红军发给他的释放通行证。

  1936年春天,薄复礼随长征的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红军先头部队攻占距离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县城。有一天,薄复礼正在晒太阳,远远瞧见萧克同他的警卫员走过来。萧克告诉了薄复礼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

  4月12日,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他们特殊的朋友薄复礼饯行。红六军团司令员萧克、保卫局长吴德峰等坐在桌上,作陪的还有红军曾经的“俘虏”,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当时已是红军学校教员。

  饭后,吴德峰问薄复礼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提出要4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10块。

  两天以后,薄复礼到了省会昆明,重新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伦。至此,薄复礼随红军长征时间达18个月,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近万公里。

  3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当年10月,他回到英国,他被邀请参加多个报告会。这位在红军中18个月的英国传教士,对共产党的描述友善而客观。

  1939年,薄复礼再次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直到1951年,薄复礼与妻子被召回国。当夫妇俩就要离开前后生活了约30年的中国时,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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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传教士亲历红军长征 作品比"西行漫记"出版早1年

2014年8月29日 09:25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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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红军释放后的薄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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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英文原版《神灵之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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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红二方面军部分干部合影:(左起)甘泗淇、萧克、王震、关向应、陈伯钧。

  原标题为:传教士亲历红军长征作品《神灵之手》比《西行漫记》出版还早一年

  80年前,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史诗——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在英国出版。

  很少有人知道,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之前,一部名叫《神灵之手》的书同样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才是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籍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1934年10月他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相遇,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扣留,随后与这支红军一起走了18个月的长征路。1936年4月,薄复礼在云南境内被红军释放。他用3个月时间口述完成了《神灵之手》,并将文稿送回英国出版。薄复礼用大量细节第一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关于长征的一个特殊视角。

  萧克将军寻找薄复礼

  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带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写作计划来到中国。索尔兹伯里在采访原红六军团军团长、时任人民解放军科学院院长萧克将军时,首次听说参加长征的外国人薄复礼。萧克说,薄复礼跟着红军走了18个月,“他帮助过我们”。

  薄复礼是谁?索尔兹伯里回到美国,开始寻找薄复礼。很快,索尔兹伯里找到了《神灵之手》。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这本书只被当做一个英国传教士中国经历的口述自传,没有什么影响。索尔兹伯里后来在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本人。

  在同索尔兹伯里聊起薄复礼之后,萧克也动了寻找这位“长征国际友人”的念头。1984年秋天,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这位老朋友。我国外交人员1985年初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找到了他。薄复礼当时住在英国曼彻斯特,他给我国驻法使馆人员回了信,还委托他们向萧克“转达热忱的问候”。

  1986年5月,萧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薄复礼,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此时候,薄复礼已经92岁了。薄复礼有20多年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

  从勃沙特到薄复礼

  1897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对瑞士夫妇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叫勃沙特。

  1907年,10岁的勃沙特聆听了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查尔斯·费尔克拉夫的演讲。他决心以查尔斯先生为榜样,去闯天下,探索未来,“甚至在梦中,我都想着去中国。如果有一辆车开往中国,我会不顾一切地跳上车的。”

  20岁时,勃沙特向一个名为“CIM”的教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去中国。“CIM”是基督教宣教组织“中国内地会”的缩写,长期招募可以前往中国内陆地区长期工作的传教士。勃沙特的申请很快得到了答复,他被送到伦敦的训练基地,培训了三个月。此后,勃沙特又被留下来进行了2年训练,课程主要是医学。

  1922年10月前后,25岁的勃沙特到达了上海。在这里,他在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教书的是一位中国老先生,他给勃沙特起的中文名字是薄复礼。“薄”是取英文名字勃沙特的音首为姓,“复礼”取自《论语》的“克己复礼”。

  薄复礼被分配到贵州遵义市传教。在此后十余年间,薄复礼在贵州辗转多地,他经历了残酷的战争、1925年贵州大饥荒,也收获了爱情。在贵阳,薄复礼和同来中国传教的瑞士姑娘露西举办了婚礼,最终二人定居在贵州镇远的一座教堂。

  薄复礼初见红军

  1934年的8月,薄复礼和妻子前往黔西安顺参加宗教活动。当年9月末,薄复礼夫妇返回途经旧州,拜访在那里传教的阿诺利斯·海曼夫妇。10月1日一早,海曼夫妇送他们上路。

  10月2日,长征中的红六军团攻占贵州黄平老县城——旧州。加拿大籍英国牧师海曼夫妇被带到红军队伍里。

  根据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的描述,他们选择一条小路回家。结果,还没等下山,就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人拦住去路。薄复礼以为自己被强盗绑票了。不过,当看清墙上的标语后,他恍然大悟:他们就是共产党!他被带到一间大马厩里,随即被松绑。红军如数归还了他的财物。这下,薄复礼更摸不着头脑了:“不想抢劫财产,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抓到这里来呢?”

  刚开始被红军看管起来的外国人总共有7人,即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出于对外国人的怀疑,红军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释放。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被红军扣留。

  帮助红军翻译地图

  在旧州教堂,红军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张外国出版的贵州地图。不过,摊开地图,萧克皱起了眉头:这张地图上面标的地名全是外国文字,完全看不懂。经人提醒,萧克派人把会讲汉语的薄复礼找来。

  薄复礼拿着地图一看,认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他法语熟练,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了过来。薄复礼翻译,萧克记录并在地图上标注。两人忙了大半夜。不过两人的交流显然不只翻译地名。薄复礼记得萧克“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萧克则“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记述了对萧克的第一印象:

  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令薄复礼感到“良心受到质问”的,是萧克年轻而充满热情的形象和他脑海里“土匪”的样子毫不相干。

  离开旧州后,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生活”。

  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

  新西兰籍的埃米·布劳斯小姐对行军生活尤其吃不消,红六军团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戚元德还把丈夫吴德峰(红六军团保卫局长)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薄复礼和海曼。

  一周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决定无条件地将埃米释放。埃米被释放后,只剩下薄复礼和海曼两名成年男性外国人,跟着红军一路前行。

  薄复礼在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他跟随红军遭遇的各种突围和游击。在行军中,他无意间见证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木黄会师。

  木黄会师之后,红军准备由黔东转战湘西。为了摆脱尾随的敌人,红军进行了连续多日超出人体极限的急行军。这段路程让两个外国人苦不堪言。戚元德好不容易给他们找了一头骡子。薄复礼和海曼轮换着骑,勉强能跟上红军战士的脚步。

  记录不一样的无产者

  除了一路上受到的优待以外,令薄复礼最记忆深刻的,是与红军的交往,让他看到了一群“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也用他的笔描写了红二、六军团艰苦长征的战士群像。在长征的行进中,薄复礼看到的,是一群极能吃苦的人:

  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

  光是跟上红军战士前进的脚步,薄复礼就已经疲于奔命。难以置信的是,在极度疲惫的赶路之外,那些平日里默默行军、雕塑一般的战士们,还不放弃任何时间来学习。

  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

  一旦到了某个驻地,可以进行极为短暂的休整,红军都会建立“列宁室”。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桩做桩,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读书学习或者集体活动的地方。

  薄复礼眼中的红军,几乎总处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境地,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

  在云南获释,友善客观描述红军

  1935年的11月18日,在湖南桑植,身体极度虚弱的海曼收到了红军发给他的释放通行证。

  1936年春天,薄复礼随长征的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红军先头部队攻占距离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县城。有一天,薄复礼正在晒太阳,远远瞧见萧克同他的警卫员走过来。萧克告诉了薄复礼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

  4月12日,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他们特殊的朋友薄复礼饯行。红六军团司令员萧克、保卫局长吴德峰等坐在桌上,作陪的还有红军曾经的“俘虏”,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当时已是红军学校教员。

  饭后,吴德峰问薄复礼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提出要4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10块。

  两天以后,薄复礼到了省会昆明,重新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伦。至此,薄复礼随红军长征时间达18个月,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近万公里。

  3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当年10月,他回到英国,他被邀请参加多个报告会。这位在红军中18个月的英国传教士,对共产党的描述友善而客观。

  1939年,薄复礼再次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直到1951年,薄复礼与妻子被召回国。当夫妇俩就要离开前后生活了约30年的中国时,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