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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统治者不要总想把问题交给下一代解决

2014-8-25 08:42:59

来源:人民日报 选稿:宋晓东

  清史学家阎崇年在刚刚度过80周岁生日后,拿出120万字的《清朝开国史》。他说,之所以写下这部书,是因为明亡清兴的这段历史极富启发性。清朝296年,此前历史上只有西汉、唐朝、明朝开创了200年以上的大一统皇朝。“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光宣哀世的基因,研究清朝开国史对于我们认清历史规律有重要价值。”

  耄耋之年,阎崇年依然保持着每周一本的阅读速度,而这一本指的是除专业书籍之外的“闲书”。在阅读上,他的口味出奇地杂,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公布后,他都会把获奖者的作品找来读一读,2013年获奖者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他觉得不错。阎崇年说:“翻翻流行读物、看看热点问题,可以帮助我了解当今的社会现实。今是古的延续,古是今的由来。不了解历史就难以深刻地认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难以准确把握历史。”

  改革应突破利益藩篱

  记者:中国人特别重视以史为鉴,历朝历代编修的史书汗牛充栋,但是相同或相似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却不断重复出现,好像后人很难真正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什么会这样?

  阎崇年: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后人不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一言以蔽之是利益使然。以八旗制度为例,早期八旗制度对于满清集中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入关后,在八旗制度束缚下,旗人不可以务农经商,唯有当兵一途。战争时期,需要兵源,当兵还不成问题,但入关后在和平时期,不需要那么多兵,一家只有一二个当兵名额,其余的人生下来就有钱有粮,又不用工作,所以只能喝个茶、斗个蛐蛐。人们常说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如果只是一两个八旗子弟如此,那是家教不好;如果八旗子弟全都游手好闲,那就是制度有问题了。特别是土地问题,清朝入关后圈地分给八旗,但后世子孙繁衍,八旗人口愈来愈多,土地却就那么多,这也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康熙、雍正都想改,但改不动了。一改就牵扯到利益问题。除非把八旗制大改,这个事就大了。

  记者:明朝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皇室宗亲越来越多,国家养不起了,给国家赋税造成沉重负担,明朝灭亡,这也是一个原因。

  阎崇年:朱元璋在明朝开国后封了二十几个王,都有待遇。但后来粮食不够,一年光养活藩王就需要850万石粮食,而明朝财政只可以支持400万石。有官员向隆庆帝提出来削减藩王供应。但隆庆帝拿到奏疏就很头疼,他也知道必须要改革,但这些人都是他的亲属、骨肉,他下不了手。于是他批转让各个王府讨论,把球踢出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各王回奏,都说我们有困难。隆庆就不批了,这事就办不了。其实,削减藩王供应这件事从嘉靖朝就提出来了,从嘉靖拖到隆庆,从隆庆拖到万历,万历干脆不上朝,这个问题就始终没解决。

  实质上,革命是流血的改革,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改革是非常困难的。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改到自己头上,就都不干了。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把权和利重新分配好,这个太难了。慈禧也想改革,但实行君主立宪制就必须取消满洲贵族特权,如果慈禧和光绪母子合作,取消满洲特权,改革还有可能推进下去,但母子反目,慈禧在保守派的影响下,最终还是退缩了。统治者总想我这一代拖过去,把问题交给下一代去解决,结果后来根本没机会了。

  但是,如果领导人坚强有力,大刀阔斧就这么办了,即使损害一批人的利益,为了整体的利益,也能办成。商鞅变法就是这样。所以,在能改动的时候,还是要千方百计地抓住时机去改。

  清朝民族政策总体成功

  记者:有一句俗话说:“明修城墙,清修庙”,比较通俗地讲出明清两朝民族政策的不同,从效果上看显然清朝民族政策比明朝要成功,比较好地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请问,清朝民族政策与以往相比有哪些特点,成功的原因何在?

  阎崇年:实事求是地说,从有秦始皇算起到清宣统朝2132年,这期间,对中央王朝来说,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好多王朝民族问题处理不好,结果加速本朝的灭亡。秦朝表面看来是亡于陈胜吴广起义,但深层原因是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蒙恬率30万大军守长城,提防匈奴,公子扶苏也在军中。如果这30万军队在咸阳,轮不到胡亥即位,扶苏可以名正言顺继承皇位,秦朝也不会二世而斩。

  我们中国处理民族问题,从秦始皇算起有两千多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清朝是集大成者。清朝处理民族边疆问题,有四个特点:一是重教尊俗,二是平衡利益,三是多元管辖,四是笼络首领。清朝统治者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习俗,不搞华夷之分,大家都是中华。平衡就是照顾各民族的利益的平衡,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制约。在具体管理方式上,因时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实行多元化管理。比如,在蒙古地区实行蒙古律,如果犯罪了,不像汉人地区那样罚款,而是罚你几头羊几头牛,充分考虑到民族特点。当然,清朝作为封建王朝,也有其民族政策的局限性。

  民族政策,对清朝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满蒙联盟。满洲是森林文化、蒙古是草原文化、中原是农耕文化,三种文化各占据约300万平方公里。满蒙联盟不但使清朝免除了后顾之忧,而且满蒙加起来是600万平方公里,还把中原分化出汉军,三打一,最终打败了明朝。清朝问鼎中原取得胜利的关键政策,一是八旗制度,一是满蒙联盟,这两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清朝统治阶层内部比较团结,从未发生大的分裂也是一个原因。

  干部学习历史大有益处

  记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书、多学习历史。请您结合治学的体会,谈一谈学习历史的意义、方法和途径。

  阎崇年:一个人人生不过百年,活动范围很小,接触人也很少,一辈子认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了不起了。历史是五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任何个人的智慧都不会超过历史。所以,增长智慧、激发才智、以古鉴今,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学习历史。比如说我们看《二十四史》,优秀的人,精美的语言,灿烂的思想火花,太精彩了。历史总能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启示。

  我最近去了贵州阳明洞,王阳明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有所作为,令人感动,了不起啊。我的一个朋友是位干部,出了点事,但不是他的责任。在被免职后,他感到非常委屈。我说,你多看看历史,不要那么想不开。学习历史令人心大、心善、心强。熟知历史的人遇到风吹浪打的事会想得开一点,不会为小事纠缠。

  我觉得我们很多官员缺乏历史知识,不知道为官应具备的修养。看看历史上那些清官、好官是怎么做的,可以给自己树立榜样,有所追求,境界就高了,就不会犯低级错误。

  记者:如果让您给历史爱好者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列书单,您会开哪些书?

  阎崇年:经史子集。经部读《大学》,史部读《史记》,子部读《老子》,集部可以按照个人喜好,爱看谁就看谁。我读书有一个方法,叫做“四名读书法”,就是读名人、名著、名篇、名句。这四个名就是人类智慧的花朵,无数的花朵组成人类智慧的花园。对“四名”要反复读,多体会,多践行。

  我的老师是白寿彝先生,有一次他问我:“你说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个‘天’是什么意思?”我说不知道,请您指教。白先生说,你慢慢琢磨,我不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想这句话,我觉得对我们搞文史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我认为,那个“究天人之际”的“天”不是气象的天,不是宗教的天,不是理学的天,而是历史哲学的天,就是天时的“天”。历史学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从历史的角度看,天就是天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动善时”,早也不行,晚也不行。不早不晚,很困难。历史研究天时,怎么顺应天时、利用天时、借用天时。我觉得所有成功的人都会借用天时。天时是很公平的,元顺帝是这个天时,朱元璋也是这个天时,朱元璋借着这个天时起来了,推翻了元朝。你说朱元璋早一百年行吗?成吉思汗横跨欧亚,早把他灭了。努尔哈赤早生一百多年赶上明朝盛世的时候也根本成不了事。晚也不行,晚了就是李自成的天下,也没你清朝的天下了。我们个人难以改变天时,但是可以顺应天时、借用天时。

  学习历史,搞清楚天和人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才可以著书立说。其实,司马迁最后的目的是成一家之言,他核心就是这句话。这名句对我们的启发就是,学历史,第一研究天人关系,第二研究古今关系,第三把自己放进去,不是局外人,进而力争做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真正把这句话理解了,学到了,也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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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统治者不要总想把问题交给下一代解决

2014年8月25日 08:42 来源:人民日报

  清史学家阎崇年在刚刚度过80周岁生日后,拿出120万字的《清朝开国史》。他说,之所以写下这部书,是因为明亡清兴的这段历史极富启发性。清朝296年,此前历史上只有西汉、唐朝、明朝开创了200年以上的大一统皇朝。“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光宣哀世的基因,研究清朝开国史对于我们认清历史规律有重要价值。”

  耄耋之年,阎崇年依然保持着每周一本的阅读速度,而这一本指的是除专业书籍之外的“闲书”。在阅读上,他的口味出奇地杂,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公布后,他都会把获奖者的作品找来读一读,2013年获奖者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他觉得不错。阎崇年说:“翻翻流行读物、看看热点问题,可以帮助我了解当今的社会现实。今是古的延续,古是今的由来。不了解历史就难以深刻地认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难以准确把握历史。”

  改革应突破利益藩篱

  记者:中国人特别重视以史为鉴,历朝历代编修的史书汗牛充栋,但是相同或相似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却不断重复出现,好像后人很难真正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什么会这样?

  阎崇年: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后人不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一言以蔽之是利益使然。以八旗制度为例,早期八旗制度对于满清集中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入关后,在八旗制度束缚下,旗人不可以务农经商,唯有当兵一途。战争时期,需要兵源,当兵还不成问题,但入关后在和平时期,不需要那么多兵,一家只有一二个当兵名额,其余的人生下来就有钱有粮,又不用工作,所以只能喝个茶、斗个蛐蛐。人们常说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如果只是一两个八旗子弟如此,那是家教不好;如果八旗子弟全都游手好闲,那就是制度有问题了。特别是土地问题,清朝入关后圈地分给八旗,但后世子孙繁衍,八旗人口愈来愈多,土地却就那么多,这也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康熙、雍正都想改,但改不动了。一改就牵扯到利益问题。除非把八旗制大改,这个事就大了。

  记者:明朝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皇室宗亲越来越多,国家养不起了,给国家赋税造成沉重负担,明朝灭亡,这也是一个原因。

  阎崇年:朱元璋在明朝开国后封了二十几个王,都有待遇。但后来粮食不够,一年光养活藩王就需要850万石粮食,而明朝财政只可以支持400万石。有官员向隆庆帝提出来削减藩王供应。但隆庆帝拿到奏疏就很头疼,他也知道必须要改革,但这些人都是他的亲属、骨肉,他下不了手。于是他批转让各个王府讨论,把球踢出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各王回奏,都说我们有困难。隆庆就不批了,这事就办不了。其实,削减藩王供应这件事从嘉靖朝就提出来了,从嘉靖拖到隆庆,从隆庆拖到万历,万历干脆不上朝,这个问题就始终没解决。

  实质上,革命是流血的改革,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改革是非常困难的。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改到自己头上,就都不干了。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把权和利重新分配好,这个太难了。慈禧也想改革,但实行君主立宪制就必须取消满洲贵族特权,如果慈禧和光绪母子合作,取消满洲特权,改革还有可能推进下去,但母子反目,慈禧在保守派的影响下,最终还是退缩了。统治者总想我这一代拖过去,把问题交给下一代去解决,结果后来根本没机会了。

  但是,如果领导人坚强有力,大刀阔斧就这么办了,即使损害一批人的利益,为了整体的利益,也能办成。商鞅变法就是这样。所以,在能改动的时候,还是要千方百计地抓住时机去改。

  清朝民族政策总体成功

  记者:有一句俗话说:“明修城墙,清修庙”,比较通俗地讲出明清两朝民族政策的不同,从效果上看显然清朝民族政策比明朝要成功,比较好地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请问,清朝民族政策与以往相比有哪些特点,成功的原因何在?

  阎崇年:实事求是地说,从有秦始皇算起到清宣统朝2132年,这期间,对中央王朝来说,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好多王朝民族问题处理不好,结果加速本朝的灭亡。秦朝表面看来是亡于陈胜吴广起义,但深层原因是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蒙恬率30万大军守长城,提防匈奴,公子扶苏也在军中。如果这30万军队在咸阳,轮不到胡亥即位,扶苏可以名正言顺继承皇位,秦朝也不会二世而斩。

  我们中国处理民族问题,从秦始皇算起有两千多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清朝是集大成者。清朝处理民族边疆问题,有四个特点:一是重教尊俗,二是平衡利益,三是多元管辖,四是笼络首领。清朝统治者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习俗,不搞华夷之分,大家都是中华。平衡就是照顾各民族的利益的平衡,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制约。在具体管理方式上,因时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实行多元化管理。比如,在蒙古地区实行蒙古律,如果犯罪了,不像汉人地区那样罚款,而是罚你几头羊几头牛,充分考虑到民族特点。当然,清朝作为封建王朝,也有其民族政策的局限性。

  民族政策,对清朝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满蒙联盟。满洲是森林文化、蒙古是草原文化、中原是农耕文化,三种文化各占据约300万平方公里。满蒙联盟不但使清朝免除了后顾之忧,而且满蒙加起来是600万平方公里,还把中原分化出汉军,三打一,最终打败了明朝。清朝问鼎中原取得胜利的关键政策,一是八旗制度,一是满蒙联盟,这两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清朝统治阶层内部比较团结,从未发生大的分裂也是一个原因。

  干部学习历史大有益处

  记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书、多学习历史。请您结合治学的体会,谈一谈学习历史的意义、方法和途径。

  阎崇年:一个人人生不过百年,活动范围很小,接触人也很少,一辈子认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了不起了。历史是五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任何个人的智慧都不会超过历史。所以,增长智慧、激发才智、以古鉴今,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学习历史。比如说我们看《二十四史》,优秀的人,精美的语言,灿烂的思想火花,太精彩了。历史总能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启示。

  我最近去了贵州阳明洞,王阳明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有所作为,令人感动,了不起啊。我的一个朋友是位干部,出了点事,但不是他的责任。在被免职后,他感到非常委屈。我说,你多看看历史,不要那么想不开。学习历史令人心大、心善、心强。熟知历史的人遇到风吹浪打的事会想得开一点,不会为小事纠缠。

  我觉得我们很多官员缺乏历史知识,不知道为官应具备的修养。看看历史上那些清官、好官是怎么做的,可以给自己树立榜样,有所追求,境界就高了,就不会犯低级错误。

  记者:如果让您给历史爱好者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列书单,您会开哪些书?

  阎崇年:经史子集。经部读《大学》,史部读《史记》,子部读《老子》,集部可以按照个人喜好,爱看谁就看谁。我读书有一个方法,叫做“四名读书法”,就是读名人、名著、名篇、名句。这四个名就是人类智慧的花朵,无数的花朵组成人类智慧的花园。对“四名”要反复读,多体会,多践行。

  我的老师是白寿彝先生,有一次他问我:“你说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个‘天’是什么意思?”我说不知道,请您指教。白先生说,你慢慢琢磨,我不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想这句话,我觉得对我们搞文史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我认为,那个“究天人之际”的“天”不是气象的天,不是宗教的天,不是理学的天,而是历史哲学的天,就是天时的“天”。历史学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从历史的角度看,天就是天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动善时”,早也不行,晚也不行。不早不晚,很困难。历史研究天时,怎么顺应天时、利用天时、借用天时。我觉得所有成功的人都会借用天时。天时是很公平的,元顺帝是这个天时,朱元璋也是这个天时,朱元璋借着这个天时起来了,推翻了元朝。你说朱元璋早一百年行吗?成吉思汗横跨欧亚,早把他灭了。努尔哈赤早生一百多年赶上明朝盛世的时候也根本成不了事。晚也不行,晚了就是李自成的天下,也没你清朝的天下了。我们个人难以改变天时,但是可以顺应天时、借用天时。

  学习历史,搞清楚天和人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才可以著书立说。其实,司马迁最后的目的是成一家之言,他核心就是这句话。这名句对我们的启发就是,学历史,第一研究天人关系,第二研究古今关系,第三把自己放进去,不是局外人,进而力争做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真正把这句话理解了,学到了,也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