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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海上来:漫谈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作曲家

2014-8-7 09:17:45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钱仁平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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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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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自(1904-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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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1903-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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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1912-1935)

    默片时代:“伟大的哑巴”更渴望缤纷的音乐

  中国,特别是上海城市的电影工业与艺术,早期的发生与发展几乎与国际同步。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第一次公开售票放映电影短片,标志着电影的诞生。仅仅七个月后,1896年8月11日,法国商人就在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1905年秋天,北京丰泰照相馆与京剧名角谭鑫培合作拍摄京剧片断《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并开启了新兴的电影艺术与古老的中国戏曲相结合的先河,甚至,还暗示了“伟大的哑巴”——电影,特别是默片时代——更离不开缤纷的音乐。1909年,美国人布拉斯基在上海香港路创办亚细亚影戏公司,并于1913年出品由郑正秋、张石川导演的故事片《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1917年,商务印书馆(上海)低价收购美国人的电影器材,成立活动影戏部。1922年1月,顾肯夫、陆洁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1922年3月,郑正秋、张石川等人创立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
    
  中国,特别是上海城市的早期电影音乐,与新兴的电影艺术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电影音乐特别是其中的电影歌曲更是超越电影本身,与上海城市的音乐文化,民族存亡的时代呼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历史上璀璨而深沉的篇章。比如,1935年上海电通公司出品的《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更是成为了新中国的国歌,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默片时代并没有正式、专门的电影配乐,上海的默片基本上也沿用着西方“剧院音乐”的通行做法。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先驱者之一王云阶曾经回忆道:“1928到1930年,我在上海学音乐,被音乐界的朋友拉到电影院去义务地为电影配乐。我弹钢琴,他拉小提琴,就在电影院的银幕的台下演奏,深情的地方用《圣母颂》、《月光曲》,悲哀的地方用《哀歌》,死人的地方就用《奥赛之死》……”这形象且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电影音乐的状况。尽管“剧院音乐”只能在大致情绪上为默片“配乐”,但商业成本仍然偏高。好在上海也是中国唱片工业的发祥地,选用唱片播放为默片配乐逐渐成为更为方便甚至更有发挥空间的形式。引人遐想的是,1920年梅兰芳导演、主演了《春香闹学》与《天女散花》,而1919年梅兰芳就开始录制唱片。他,究竟有没有用他的唱片为他的默片配过乐?如果有,那倒可能成为早期电影音乐史乃至电影艺术史上的重大突破。有案可查的是,1926年末,卜万苍的《良心的复活》在中央大戏院公映时,银幕突然收起,剧院灯光打开,电影突变“歌剧”:女主角杨耐梅“走出”电影、来到舞台,唱起了主题歌《乳娘曲》(包天笑词、冯子和曲)!曲毕,银幕放下,电影继续!这默片时代电影人对声音的渴望之缩影,几乎惊世骇俗,甚至返璞归真!最为重要的是,“诗人导演”孙瑜(1900-1990)从1928年《潇湘泪》中现场演奏的“夜半吹箫”,到1930年《故都春梦》中唱片播放的“贵妃醉酒”,开始更加注重音乐本体的艺术含量及其与电影艺术的有机结合,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音乐的发展。至于《野草闲花》(1930年12月3日公映)中导演亲自作词、其弟孙成壁作曲的《寻兄词》(后名《万里寻兄曲》,由主演金焰、阮玲玉演唱,事先灌录唱片,配合画面现场播放),尽管“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的“称号”近来有被《乳娘曲》动摇的趋势,但其自身的艺术价值及其与电影整体结构的融合度,仍在中国默片时代影响深远。

  1927年10月6日,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乐歌手》(一译《爵士歌王》)纽约公映,标志着有声电影的诞生。仅仅四年不到,1931年3月15日,由明星公司摄制的《歌女红牡丹》上海公映,标志着中国有声电影的诞生。由此,中国电影音乐也正式进入了色彩斑斓的成熟期,以黄自、贺绿汀、聂耳、冼星海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作曲家,作出了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黄自:一代宗师的创作实践与教书育人

  黄自(1904-1938),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国理论作曲学科的一代宗师。耶鲁大学毕业后返沪,先任教于沪江大学,后任成立不久的国立音专教务主任、理论作曲教授。黄自先生对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以及他和他所开创的中国理论作曲学科对作曲人才的培养两个方面。

  1935年,黄自应邀为袁牧之导演的影片《都市风光》专门创作片头曲,后名《都市风光幻想曲》,这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第一次。在这之前,中国的电影音乐大多采用现成的音乐进行配乐。《都市风光幻想曲》采用管弦乐编制,运用主题发展与贯穿手法,着重场景性描写,六个段落一气呵成,对纷繁浮华的上海滩作了一个浮光掠影式的勾勒。这部中国作曲家首次为电影谱写片头器乐音乐,不仅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里程碑式杰作,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管弦乐创作的最高水平,甚至,还超越了黄自本人在耶鲁大学的毕业作品——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怀旧》。《都市风光幻想曲》作为中国电影音乐中对西方作曲技术进行大胆的借鉴和使用的范例,不仅开创了当时中国电影音乐创作领域的新气象,即使现在听来仍然具有鲜活的艺术感染力,甚至,与同样作为对大都市场景刻画的音乐作品《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格什温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外,需要提及的是,《都市风光》中有一首插曲《西洋镜歌》,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创作的,在影片中由一位拉“洋片”的老人唱出,而这位老人的扮演者和原声演唱者就是导演袁牧之。

  黄自先生的音乐创作,以艺术歌曲成就最高,堪称“中国的舒伯特”。他的艺术歌曲旋律优美不落俗套,和声调性简洁有效,“字句描绘”词曲结合好,钢琴声部精炼烘托妙。这些,也体现在他的电影歌曲创作中。比如,他1936年为联华公司的影片《天伦》而作的主题歌《天伦歌》。全曲为三段曲式:呈示段在大调的基础上点缀五声性,表现孤儿失去父母的悲伤;中段转入小调(f小调-c小调),情绪悲壮而激动,第三段并未再现主题,而是在综合第一、二段音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调性则回归到bE大调,情绪更为坚决果敢;钢琴声部的尾声自然地“再现”了主题,并将全曲糅合成一个有机体。“九?一八事变”后,黄自先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其中,1932年创作的四部合唱《旗正飘飘》(韦瀚章词),后来被电影《还我山河》(1934年)采用为片中插曲。“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壮怀激烈、保家卫国,令人热血沸腾。近年来,《我的团长我的团》、《长沙保卫战》等电视连续剧也采用了该曲,仍然给人以历久弥新的艺术冲击力。

  作为音乐教育家,黄自先生与他任职的国立音专,培养了以“四大弟子”(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为代表的一批专业作曲家,为包括电影音乐创作在内的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深远。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国立音专的创办人萧友梅先生对中国早期的电影音乐亦有贡献。1931年拍摄的影片《银汉双星》(默片)中,既有萧友梅、黎锦晖先生担任音乐顾问和音乐制作工作,更是以现场演奏的方式将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曲》作为开场音乐。
    
  贺绿汀:《马路天使》的整体性贡献

  贺绿汀(1903-1999),作曲家、音乐教育家。1934年,创作钢琴曲《牧童短笛》,获得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钢琴作品”比赛首奖。1935年,贺绿汀为明星公司的抗日题材影片《乡愁》配乐,作同名主题歌,这是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同年,他还曾与他的老师黄自先生一道,参与了《都市风光》的配乐工作。1937年,贺绿汀为明星公司的影片《十字街头》配乐,根据女作家关露的歌词创作了《春天里》这首插曲,由赵丹演唱,传遍大江南北。同年,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游击队歌》:主题精干、单纯而不单调;节奏抖擞,平易而不平淡。后来,这首歌曲作为影片《青年中国》的插曲,更加广为流传。

  贺绿汀电影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为袁牧之导演的影片《马路天使》配乐。现在看来,《马路天使》的电影音乐,无论从器乐曲、歌曲的创作本身,特别是音乐艺术与电影艺术的结合方面——无论是时间细节还是整体结构,都达到了中国早期电影音乐的最高峰。

  《马路天使》中的两首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都是贺绿汀根据江南民歌旋律重新谱曲而成,加之周璇的演唱,家喻户晓、传之久远。《天涯歌女》根据《知心客》的音调改编,在电影中出现两次,速度不同,情绪有别,意境引申;《四季歌》根据《哭七七》的音调改编,四段歌词,音画同步,参与叙事。
  
  聂耳:天才的电影歌曲作曲家

  聂耳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天才的歌曲作曲家。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包括电影歌曲在内近四十首歌曲,旋律朗朗上口,不事雕琢,并与歌词丝丝入扣,浑然天成,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1933年聂耳为上海联华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母性之光》创作插曲《开矿歌》,这既是他的第一首创作歌曲,也是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1934年,为电通公司《桃李劫》谱写主题歌《毕业歌》、为联华公司《大路》谱写《大路歌》、为艺华公司《飞花村》谱写《飞花歌》和《牧羊女》。1935年为电通公司《风云儿女》谱写插曲《铁蹄下的歌女》和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遍地燃烧的抗日怒火中,这首歌曲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代音乐理论家童忠良教授经过从微观到宏观全方位严谨缜密的分析、研究后指出:“聂耳是我国现代歌曲中运用数列结构的伟大开拓者,而《义勇军进行曲》则是运用数列结构的光辉典范。”比如,“这首歌曲连同前奏一起,总共有37小节。按照黄金分割法,用37(小节)×0.618=22.8(小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22.8小节正是这首歌曲的两大段落的划分处。”所谓浑然天成,达到如此境界,令人赞叹,回味无穷。

  另外,任光(1900-1941)、冼星海(1905-1945)等作曲家,也为中国早期的电影音乐作出过重要贡献。任光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参加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与歌曲作者协会。1934年,任光为蔡楚生导演的影片《渔光曲》配乐,谱写了主题歌《渔光曲》,这首作品也是任光的成名曲,歌曲采用了三部性的结构形式,曲调蜿蜒起伏,情绪忧愁伤感,有着独特的魅力。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写道:“《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侥幸,而是由于内容的显示,节调的哀愁,曲调的组织化和配合着影片的现实题材”。冼星海曾先后就读国立音专和巴黎音乐学院。1935年回国,曾为影片《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谱写电影音乐。其中,《夜半歌声》是以音乐家为主人公的故事片,音乐分量很重,甚至,主题歌《夜半歌声》和插曲《黄河之恋》、《热血》在整个电影中发挥着结构全局的作用。

  风从海上来,从默片时代的现场演奏配乐与唱片播放配乐,再到有声时代的音画同步与音画对位,中国早期电影音乐的发生与发展,在形态上走过了一条与西方几乎相同的道路。电影歌曲在电影音乐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成为一部电影成功与否、传播广泛与否的标志之一。风从海上来,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作曲家,汇聚上海,大胆借鉴西方作曲技术理论,注重民族民间音乐资源,热忱响应时代呼声,创作了大量优秀电影音乐,既推动了中国民族电影工业与艺术的发展,也在上海城市文化发展历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上留下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风从海上来,中国第一代作曲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超越上海滩,影响遍四方,对我国当代电影音乐创作乃至全面的音乐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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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7日 09:17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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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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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自(1904-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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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1903-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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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1912-1935)

    默片时代:“伟大的哑巴”更渴望缤纷的音乐

  中国,特别是上海城市的电影工业与艺术,早期的发生与发展几乎与国际同步。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第一次公开售票放映电影短片,标志着电影的诞生。仅仅七个月后,1896年8月11日,法国商人就在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1905年秋天,北京丰泰照相馆与京剧名角谭鑫培合作拍摄京剧片断《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并开启了新兴的电影艺术与古老的中国戏曲相结合的先河,甚至,还暗示了“伟大的哑巴”——电影,特别是默片时代——更离不开缤纷的音乐。1909年,美国人布拉斯基在上海香港路创办亚细亚影戏公司,并于1913年出品由郑正秋、张石川导演的故事片《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1917年,商务印书馆(上海)低价收购美国人的电影器材,成立活动影戏部。1922年1月,顾肯夫、陆洁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1922年3月,郑正秋、张石川等人创立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
    
  中国,特别是上海城市的早期电影音乐,与新兴的电影艺术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电影音乐特别是其中的电影歌曲更是超越电影本身,与上海城市的音乐文化,民族存亡的时代呼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历史上璀璨而深沉的篇章。比如,1935年上海电通公司出品的《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更是成为了新中国的国歌,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默片时代并没有正式、专门的电影配乐,上海的默片基本上也沿用着西方“剧院音乐”的通行做法。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先驱者之一王云阶曾经回忆道:“1928到1930年,我在上海学音乐,被音乐界的朋友拉到电影院去义务地为电影配乐。我弹钢琴,他拉小提琴,就在电影院的银幕的台下演奏,深情的地方用《圣母颂》、《月光曲》,悲哀的地方用《哀歌》,死人的地方就用《奥赛之死》……”这形象且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电影音乐的状况。尽管“剧院音乐”只能在大致情绪上为默片“配乐”,但商业成本仍然偏高。好在上海也是中国唱片工业的发祥地,选用唱片播放为默片配乐逐渐成为更为方便甚至更有发挥空间的形式。引人遐想的是,1920年梅兰芳导演、主演了《春香闹学》与《天女散花》,而1919年梅兰芳就开始录制唱片。他,究竟有没有用他的唱片为他的默片配过乐?如果有,那倒可能成为早期电影音乐史乃至电影艺术史上的重大突破。有案可查的是,1926年末,卜万苍的《良心的复活》在中央大戏院公映时,银幕突然收起,剧院灯光打开,电影突变“歌剧”:女主角杨耐梅“走出”电影、来到舞台,唱起了主题歌《乳娘曲》(包天笑词、冯子和曲)!曲毕,银幕放下,电影继续!这默片时代电影人对声音的渴望之缩影,几乎惊世骇俗,甚至返璞归真!最为重要的是,“诗人导演”孙瑜(1900-1990)从1928年《潇湘泪》中现场演奏的“夜半吹箫”,到1930年《故都春梦》中唱片播放的“贵妃醉酒”,开始更加注重音乐本体的艺术含量及其与电影艺术的有机结合,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音乐的发展。至于《野草闲花》(1930年12月3日公映)中导演亲自作词、其弟孙成壁作曲的《寻兄词》(后名《万里寻兄曲》,由主演金焰、阮玲玉演唱,事先灌录唱片,配合画面现场播放),尽管“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的“称号”近来有被《乳娘曲》动摇的趋势,但其自身的艺术价值及其与电影整体结构的融合度,仍在中国默片时代影响深远。

  1927年10月6日,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乐歌手》(一译《爵士歌王》)纽约公映,标志着有声电影的诞生。仅仅四年不到,1931年3月15日,由明星公司摄制的《歌女红牡丹》上海公映,标志着中国有声电影的诞生。由此,中国电影音乐也正式进入了色彩斑斓的成熟期,以黄自、贺绿汀、聂耳、冼星海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作曲家,作出了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黄自:一代宗师的创作实践与教书育人

  黄自(1904-1938),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国理论作曲学科的一代宗师。耶鲁大学毕业后返沪,先任教于沪江大学,后任成立不久的国立音专教务主任、理论作曲教授。黄自先生对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以及他和他所开创的中国理论作曲学科对作曲人才的培养两个方面。

  1935年,黄自应邀为袁牧之导演的影片《都市风光》专门创作片头曲,后名《都市风光幻想曲》,这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第一次。在这之前,中国的电影音乐大多采用现成的音乐进行配乐。《都市风光幻想曲》采用管弦乐编制,运用主题发展与贯穿手法,着重场景性描写,六个段落一气呵成,对纷繁浮华的上海滩作了一个浮光掠影式的勾勒。这部中国作曲家首次为电影谱写片头器乐音乐,不仅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里程碑式杰作,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管弦乐创作的最高水平,甚至,还超越了黄自本人在耶鲁大学的毕业作品——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怀旧》。《都市风光幻想曲》作为中国电影音乐中对西方作曲技术进行大胆的借鉴和使用的范例,不仅开创了当时中国电影音乐创作领域的新气象,即使现在听来仍然具有鲜活的艺术感染力,甚至,与同样作为对大都市场景刻画的音乐作品《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格什温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外,需要提及的是,《都市风光》中有一首插曲《西洋镜歌》,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创作的,在影片中由一位拉“洋片”的老人唱出,而这位老人的扮演者和原声演唱者就是导演袁牧之。

  黄自先生的音乐创作,以艺术歌曲成就最高,堪称“中国的舒伯特”。他的艺术歌曲旋律优美不落俗套,和声调性简洁有效,“字句描绘”词曲结合好,钢琴声部精炼烘托妙。这些,也体现在他的电影歌曲创作中。比如,他1936年为联华公司的影片《天伦》而作的主题歌《天伦歌》。全曲为三段曲式:呈示段在大调的基础上点缀五声性,表现孤儿失去父母的悲伤;中段转入小调(f小调-c小调),情绪悲壮而激动,第三段并未再现主题,而是在综合第一、二段音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调性则回归到bE大调,情绪更为坚决果敢;钢琴声部的尾声自然地“再现”了主题,并将全曲糅合成一个有机体。“九?一八事变”后,黄自先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其中,1932年创作的四部合唱《旗正飘飘》(韦瀚章词),后来被电影《还我山河》(1934年)采用为片中插曲。“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壮怀激烈、保家卫国,令人热血沸腾。近年来,《我的团长我的团》、《长沙保卫战》等电视连续剧也采用了该曲,仍然给人以历久弥新的艺术冲击力。

  作为音乐教育家,黄自先生与他任职的国立音专,培养了以“四大弟子”(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为代表的一批专业作曲家,为包括电影音乐创作在内的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深远。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国立音专的创办人萧友梅先生对中国早期的电影音乐亦有贡献。1931年拍摄的影片《银汉双星》(默片)中,既有萧友梅、黎锦晖先生担任音乐顾问和音乐制作工作,更是以现场演奏的方式将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曲》作为开场音乐。
    
  贺绿汀:《马路天使》的整体性贡献

  贺绿汀(1903-1999),作曲家、音乐教育家。1934年,创作钢琴曲《牧童短笛》,获得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钢琴作品”比赛首奖。1935年,贺绿汀为明星公司的抗日题材影片《乡愁》配乐,作同名主题歌,这是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同年,他还曾与他的老师黄自先生一道,参与了《都市风光》的配乐工作。1937年,贺绿汀为明星公司的影片《十字街头》配乐,根据女作家关露的歌词创作了《春天里》这首插曲,由赵丹演唱,传遍大江南北。同年,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游击队歌》:主题精干、单纯而不单调;节奏抖擞,平易而不平淡。后来,这首歌曲作为影片《青年中国》的插曲,更加广为流传。

  贺绿汀电影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为袁牧之导演的影片《马路天使》配乐。现在看来,《马路天使》的电影音乐,无论从器乐曲、歌曲的创作本身,特别是音乐艺术与电影艺术的结合方面——无论是时间细节还是整体结构,都达到了中国早期电影音乐的最高峰。

  《马路天使》中的两首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都是贺绿汀根据江南民歌旋律重新谱曲而成,加之周璇的演唱,家喻户晓、传之久远。《天涯歌女》根据《知心客》的音调改编,在电影中出现两次,速度不同,情绪有别,意境引申;《四季歌》根据《哭七七》的音调改编,四段歌词,音画同步,参与叙事。
  
  聂耳:天才的电影歌曲作曲家

  聂耳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天才的歌曲作曲家。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包括电影歌曲在内近四十首歌曲,旋律朗朗上口,不事雕琢,并与歌词丝丝入扣,浑然天成,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1933年聂耳为上海联华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母性之光》创作插曲《开矿歌》,这既是他的第一首创作歌曲,也是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1934年,为电通公司《桃李劫》谱写主题歌《毕业歌》、为联华公司《大路》谱写《大路歌》、为艺华公司《飞花村》谱写《飞花歌》和《牧羊女》。1935年为电通公司《风云儿女》谱写插曲《铁蹄下的歌女》和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遍地燃烧的抗日怒火中,这首歌曲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代音乐理论家童忠良教授经过从微观到宏观全方位严谨缜密的分析、研究后指出:“聂耳是我国现代歌曲中运用数列结构的伟大开拓者,而《义勇军进行曲》则是运用数列结构的光辉典范。”比如,“这首歌曲连同前奏一起,总共有37小节。按照黄金分割法,用37(小节)×0.618=22.8(小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22.8小节正是这首歌曲的两大段落的划分处。”所谓浑然天成,达到如此境界,令人赞叹,回味无穷。

  另外,任光(1900-1941)、冼星海(1905-1945)等作曲家,也为中国早期的电影音乐作出过重要贡献。任光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参加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与歌曲作者协会。1934年,任光为蔡楚生导演的影片《渔光曲》配乐,谱写了主题歌《渔光曲》,这首作品也是任光的成名曲,歌曲采用了三部性的结构形式,曲调蜿蜒起伏,情绪忧愁伤感,有着独特的魅力。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写道:“《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侥幸,而是由于内容的显示,节调的哀愁,曲调的组织化和配合着影片的现实题材”。冼星海曾先后就读国立音专和巴黎音乐学院。1935年回国,曾为影片《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谱写电影音乐。其中,《夜半歌声》是以音乐家为主人公的故事片,音乐分量很重,甚至,主题歌《夜半歌声》和插曲《黄河之恋》、《热血》在整个电影中发挥着结构全局的作用。

  风从海上来,从默片时代的现场演奏配乐与唱片播放配乐,再到有声时代的音画同步与音画对位,中国早期电影音乐的发生与发展,在形态上走过了一条与西方几乎相同的道路。电影歌曲在电影音乐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成为一部电影成功与否、传播广泛与否的标志之一。风从海上来,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作曲家,汇聚上海,大胆借鉴西方作曲技术理论,注重民族民间音乐资源,热忱响应时代呼声,创作了大量优秀电影音乐,既推动了中国民族电影工业与艺术的发展,也在上海城市文化发展历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上留下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风从海上来,中国第一代作曲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超越上海滩,影响遍四方,对我国当代电影音乐创作乃至全面的音乐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