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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车里的旧规与往事 坐上海牌轿车曾是荣耀

2014-8-5 09:18:38

来源:解放日报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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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为:公务车里的那些旧规与往事

    伴随着《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全国范围公务车改革正式“起步”。

  上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等级明确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那么,这套制度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的?其中又有哪些规矩和故事?

  毛泽东的车里经常会“挤”满人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后来,这两辆车一辆配给了朱老总用来指挥作战,另一辆则配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延安五老”使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迁移时,毛泽东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并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吉普车非常简陋:连车门都没有,只是在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雨刷器是手动的,有一个手摇的曲柄,要边开车边用一只手摇动曲柄刮水;车身也很短,后排的空间比较局促,舒适性很差。可是,这种简陋的汽车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是奢侈品了。

  毛泽东进入北平后,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110”、“吉斯11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坐的都是苏联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轿车。

  毛泽东的专车是黑色“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车长6米、宽近2米,车身安装8毫米厚装甲,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车底盘安装厚重的钢板装甲,能经受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

  毛泽东坐车的习惯很特别,他从来不坐别人的车,却极愿意别人来搭他的车。因此,他的“吉斯115”里经常会“挤”满人。赫鲁晓夫在听说了毛泽东的这一“癖好”后,欣然与刘少奇、周恩来加上秘书和保卫人员一共7个人与毛泽东挤坐在“吉斯115”里,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看着一大堆人与自己同坐在“吉斯115”里,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

  可有谁会相信,这辆高级轿车内竟然没有空调设备。毛泽东身高体壮,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样。为保证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对这种土办法毛泽东倒是挺满意。

  1966年,首批中国自产的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由于这辆“吉斯”防弹车的安全性,在关键时刻毛泽东还是会想起它。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时,洞悉不测,返抵北京丰台火车站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

  从搭“洋车”到乘“红旗”

  解放后,我国长期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生产不出自己的轿车,国家领导人也就只好坐“洋车子”。比如,朱德的座驾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1963年生产的280S型轿车,采用140马力的2.8L六缸发动机。这款车内部宽大舒适,成为各国皇室、政府和官员的首选用车。

  彭德怀的座驾是一辆“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流行的越野车。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乘坐此车指挥抗美援朝战争。朝鲜与美国在三八线签订和平协议时,彭德怀也是乘坐这辆吉普车前往的。为纪念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时,将它从朝鲜经丹东运回沈阳,经过精心保养,车况极佳,保留至今。

  陈毅曾有一辆奔驰600轿车,不过没坐多久便赠给“一汽”做样车,同时一起捐汽车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捐出了各自的法国雷诺轿车和捷克斯柯达轿车。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泽东试乘。该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装有冷热风,发动机罩前上方有一银色小龙装饰,最高车速每小时128公里。毛泽东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后花园观看并试坐了这辆轿车。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车身却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

  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轿车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72轿车开发成功,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什么级别坐什么车都有规定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除了高层领导人之外,公务车逐渐普及。

  历史学家杨奎松回忆说:当1986年得知瑞典时任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感到相当吃惊。正是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有的上下班还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就比照官阶设定了相应待遇。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

  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勤务、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公务汽车便是这一整套标准的一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高级干部也未必坐得上。但当时马匹供应相对可以保证,战时便有规定:营以上干部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拿地方供给部门的草料票向当地支取饲料。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由于缴获了大量美式吉普车,正师级以上作战单位配备了吉普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口了一批苏联轿车,配给高级干部。当时,一般只有元帅才配吉斯。上将和中将是配吉姆,但是在颜色上有区分,上将用的是灰色的吉姆,中将则是黑色的吉姆,以示区别。少将的配车一般是伏尔加;当时还有一些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车,主要有福特、别克、雪佛兰,数量不多,配给了一些高级干部。后来,地师级以上单位开始配备轿车,华沙车也在首批配备之列。

  “红旗”车刚生产出来时,只有国家领导人乘坐。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在省军、地师大量配备。“文革”后期,有些县团级单位配备了上海牌轿车,但“红旗”在地师级单位比较少见。当时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已经坐上了“红旗”,但副总理以下的还没有合适的公务车,上海牌SH760正好弥补这一空白。

  上海牌轿车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生产最早的轿车。从1958年手工打造出第一辆车到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牌轿车是国内唯一普通型公务用车,也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接待外宾的主力车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上海牌SH760系列轿车是唯一的国产公务用车,也是当时我国产销量最大的轿车。

  坐上海牌轿车曾是荣耀

  对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人来说,对汽车的记忆不多,那时候汽车是身份的象征。

  “吃大白兔,戴上海表,坐上海车”——乘坐上海牌轿车,在当时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段子调侃当时的基层公务用车:大队书记蹬、蹬、蹬(指拖拉机),公社书记130(卡车),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牌轿车)。有上海老人回忆,上世纪60年代新娘子出嫁,一部上海牌轿车做婚车能引起全弄堂的轰动和羡慕。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正省级干部大多乘坐伏尔加牌轿车,副省级和中央副部级坐的是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属于中央正部级以上领导乘坐的专车。有人回忆,“当时进口车比较少,行里的专车是一辆奔驰200,其他的小轿车以伏尔加和上海牌轿车为主,总共有十多辆,包括丰田面包车,主要保证各司局公务用车。”

  在中国,汽车往往是等级的象征,有两件小事特别值得玩味。1967年1月,“智擒王光美”事件之后,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当时,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那时候,红旗轿车早已大量配备省级以上干部,而毛泽东只派一辆华沙牌轿车,刘少奇见状,自知其中含义。

  1973年10月,刚刚被“解放”出来的邓小平来到韶山。韶山方面召开了一个会议,安排邓小平来访事宜。会议开得很长,围绕以什么规格接待发生了争议。但是,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但是,究竟“冷”到哪种程度,“热”到哪个境界,让这些人“拿捏”不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是平步青云还是昙花一现,于是只用了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他们对邓小平解释说,其他车辆都已派出去了。这种车,1959年毛泽东来到韶山时坐过,此时,国产红旗轿车早已代替了它。平时,即使是一个军级干部坐红旗轿车也早已是司空见惯。

  改革开放前,百姓拥有轿车是个禁区。私人轿车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从上世纪50年代的限制直到“文革”中彻底消失。即使公务车,也严格按等级,实行配给。当时中国的轿车千人保有量不足0.5辆,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如今,仅北京就有超过500万辆汽车,其中大多数是私家车,而轿车也在逐渐脱离与行政级别的挂钩。

  (摘编自《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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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车里的旧规与往事 坐上海牌轿车曾是荣耀

2014年8月5日 09:18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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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为:公务车里的那些旧规与往事

    伴随着《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全国范围公务车改革正式“起步”。

  上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等级明确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那么,这套制度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的?其中又有哪些规矩和故事?

  毛泽东的车里经常会“挤”满人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后来,这两辆车一辆配给了朱老总用来指挥作战,另一辆则配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延安五老”使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迁移时,毛泽东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并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吉普车非常简陋:连车门都没有,只是在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雨刷器是手动的,有一个手摇的曲柄,要边开车边用一只手摇动曲柄刮水;车身也很短,后排的空间比较局促,舒适性很差。可是,这种简陋的汽车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是奢侈品了。

  毛泽东进入北平后,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110”、“吉斯11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坐的都是苏联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轿车。

  毛泽东的专车是黑色“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车长6米、宽近2米,车身安装8毫米厚装甲,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车底盘安装厚重的钢板装甲,能经受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

  毛泽东坐车的习惯很特别,他从来不坐别人的车,却极愿意别人来搭他的车。因此,他的“吉斯115”里经常会“挤”满人。赫鲁晓夫在听说了毛泽东的这一“癖好”后,欣然与刘少奇、周恩来加上秘书和保卫人员一共7个人与毛泽东挤坐在“吉斯115”里,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看着一大堆人与自己同坐在“吉斯115”里,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

  可有谁会相信,这辆高级轿车内竟然没有空调设备。毛泽东身高体壮,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样。为保证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对这种土办法毛泽东倒是挺满意。

  1966年,首批中国自产的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由于这辆“吉斯”防弹车的安全性,在关键时刻毛泽东还是会想起它。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时,洞悉不测,返抵北京丰台火车站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

  从搭“洋车”到乘“红旗”

  解放后,我国长期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生产不出自己的轿车,国家领导人也就只好坐“洋车子”。比如,朱德的座驾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1963年生产的280S型轿车,采用140马力的2.8L六缸发动机。这款车内部宽大舒适,成为各国皇室、政府和官员的首选用车。

  彭德怀的座驾是一辆“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流行的越野车。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乘坐此车指挥抗美援朝战争。朝鲜与美国在三八线签订和平协议时,彭德怀也是乘坐这辆吉普车前往的。为纪念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时,将它从朝鲜经丹东运回沈阳,经过精心保养,车况极佳,保留至今。

  陈毅曾有一辆奔驰600轿车,不过没坐多久便赠给“一汽”做样车,同时一起捐汽车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捐出了各自的法国雷诺轿车和捷克斯柯达轿车。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泽东试乘。该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装有冷热风,发动机罩前上方有一银色小龙装饰,最高车速每小时128公里。毛泽东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后花园观看并试坐了这辆轿车。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车身却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

  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轿车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72轿车开发成功,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什么级别坐什么车都有规定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除了高层领导人之外,公务车逐渐普及。

  历史学家杨奎松回忆说:当1986年得知瑞典时任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感到相当吃惊。正是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有的上下班还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就比照官阶设定了相应待遇。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

  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勤务、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公务汽车便是这一整套标准的一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高级干部也未必坐得上。但当时马匹供应相对可以保证,战时便有规定:营以上干部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拿地方供给部门的草料票向当地支取饲料。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由于缴获了大量美式吉普车,正师级以上作战单位配备了吉普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口了一批苏联轿车,配给高级干部。当时,一般只有元帅才配吉斯。上将和中将是配吉姆,但是在颜色上有区分,上将用的是灰色的吉姆,中将则是黑色的吉姆,以示区别。少将的配车一般是伏尔加;当时还有一些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车,主要有福特、别克、雪佛兰,数量不多,配给了一些高级干部。后来,地师级以上单位开始配备轿车,华沙车也在首批配备之列。

  “红旗”车刚生产出来时,只有国家领导人乘坐。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在省军、地师大量配备。“文革”后期,有些县团级单位配备了上海牌轿车,但“红旗”在地师级单位比较少见。当时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已经坐上了“红旗”,但副总理以下的还没有合适的公务车,上海牌SH760正好弥补这一空白。

  上海牌轿车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生产最早的轿车。从1958年手工打造出第一辆车到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牌轿车是国内唯一普通型公务用车,也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接待外宾的主力车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上海牌SH760系列轿车是唯一的国产公务用车,也是当时我国产销量最大的轿车。

  坐上海牌轿车曾是荣耀

  对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人来说,对汽车的记忆不多,那时候汽车是身份的象征。

  “吃大白兔,戴上海表,坐上海车”——乘坐上海牌轿车,在当时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段子调侃当时的基层公务用车:大队书记蹬、蹬、蹬(指拖拉机),公社书记130(卡车),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牌轿车)。有上海老人回忆,上世纪60年代新娘子出嫁,一部上海牌轿车做婚车能引起全弄堂的轰动和羡慕。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正省级干部大多乘坐伏尔加牌轿车,副省级和中央副部级坐的是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属于中央正部级以上领导乘坐的专车。有人回忆,“当时进口车比较少,行里的专车是一辆奔驰200,其他的小轿车以伏尔加和上海牌轿车为主,总共有十多辆,包括丰田面包车,主要保证各司局公务用车。”

  在中国,汽车往往是等级的象征,有两件小事特别值得玩味。1967年1月,“智擒王光美”事件之后,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当时,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那时候,红旗轿车早已大量配备省级以上干部,而毛泽东只派一辆华沙牌轿车,刘少奇见状,自知其中含义。

  1973年10月,刚刚被“解放”出来的邓小平来到韶山。韶山方面召开了一个会议,安排邓小平来访事宜。会议开得很长,围绕以什么规格接待发生了争议。但是,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但是,究竟“冷”到哪种程度,“热”到哪个境界,让这些人“拿捏”不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是平步青云还是昙花一现,于是只用了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他们对邓小平解释说,其他车辆都已派出去了。这种车,1959年毛泽东来到韶山时坐过,此时,国产红旗轿车早已代替了它。平时,即使是一个军级干部坐红旗轿车也早已是司空见惯。

  改革开放前,百姓拥有轿车是个禁区。私人轿车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从上世纪50年代的限制直到“文革”中彻底消失。即使公务车,也严格按等级,实行配给。当时中国的轿车千人保有量不足0.5辆,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如今,仅北京就有超过500万辆汽车,其中大多数是私家车,而轿车也在逐渐脱离与行政级别的挂钩。

  (摘编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