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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唐:和一百多个孩子睡通铺 一起迎解放

2014-7-29 11:16:14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丁景唐 吕林荫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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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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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冬,丁景唐(后排右一)与同事们在华东局宣传部宿舍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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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传奇色彩的陕西北路369号宋氏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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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丁景唐与夫人王汉玉为躲避追捕来到香港,合影于九龙街头。

    口述:丁景唐(94岁)采访整理:本报记者吕林荫
  
  永远记得那清亮亮的歌声
  
  直到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那天的情形,激动,紧张,心好像快要跳出喉咙口。
    1949年5月25日凌晨,西摩路(编辑注:今陕西北路)369号宋庆龄家的老宅外面,特别安静。
  那几天一到深夜,我就和隐蔽在老宅里的同志们一起收听新华社广播。电波里不断传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听到百万大军过长江的消息时,我就寻思着,快了,快了!
  我已经很久没出369号的大门了。两年前,我被国民党列进“黑名单”,偷偷潜回上海已经是冒了大险。那段时间,国民党在作最后挣扎,到处搜捕地下党员,只有深夜广播里传来的好消息,支撑着我和同志们。
  终于,隐约听到上海西郊的炮火声了!
  25日凌晨,我和另一位同志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解放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很可能已从西郊进入市区。
  要不要出去看一眼?这个强烈的念头激动着我。
  去!天还没大亮,我和同伴悄悄跨出369号的大门,沿着西摩路往南,向着静安寺路(编辑注:今南京西路)走去。
  一路上,我们没有见到解放军的身影,猜测他们应该乘胜追击去了。直到穿过静安寺路,在平安电影院、沧州饭店附近,看到墙上张贴着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公告,这才放心了。
  确凿无疑!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进上海了!
  我们立即返身,一路奔回369号。我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西摩路369号,当时由宋庆龄腾出,作为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收容郊区难童的场所,我是难童救济小组的负责人之一。
  这里的一百几十个孩子大多来自宝山大场。国民党在那里修建军事工事,毁坏人民的田地和房屋,孩子们的家被毁了,流离失所,幸好难童收容站收留了他们。
  孩子们心里都憋着股气,之前,他们只敢小声地、偷偷地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去时,369号的大草坪立刻沸腾起来,孩子们扭起秧歌,放声高唱“中国共产党,你是灯塔……”,“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孩子们清亮亮的歌声,我一辈子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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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唐:和一百多个孩子睡通铺 一起迎解放

2014年7月29日 11:16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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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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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冬,丁景唐(后排右一)与同事们在华东局宣传部宿舍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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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传奇色彩的陕西北路369号宋氏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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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丁景唐与夫人王汉玉为躲避追捕来到香港,合影于九龙街头。

    口述:丁景唐(94岁)采访整理:本报记者吕林荫
  
  永远记得那清亮亮的歌声
  
  直到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那天的情形,激动,紧张,心好像快要跳出喉咙口。
    1949年5月25日凌晨,西摩路(编辑注:今陕西北路)369号宋庆龄家的老宅外面,特别安静。
  那几天一到深夜,我就和隐蔽在老宅里的同志们一起收听新华社广播。电波里不断传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听到百万大军过长江的消息时,我就寻思着,快了,快了!
  我已经很久没出369号的大门了。两年前,我被国民党列进“黑名单”,偷偷潜回上海已经是冒了大险。那段时间,国民党在作最后挣扎,到处搜捕地下党员,只有深夜广播里传来的好消息,支撑着我和同志们。
  终于,隐约听到上海西郊的炮火声了!
  25日凌晨,我和另一位同志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解放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很可能已从西郊进入市区。
  要不要出去看一眼?这个强烈的念头激动着我。
  去!天还没大亮,我和同伴悄悄跨出369号的大门,沿着西摩路往南,向着静安寺路(编辑注:今南京西路)走去。
  一路上,我们没有见到解放军的身影,猜测他们应该乘胜追击去了。直到穿过静安寺路,在平安电影院、沧州饭店附近,看到墙上张贴着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公告,这才放心了。
  确凿无疑!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进上海了!
  我们立即返身,一路奔回369号。我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西摩路369号,当时由宋庆龄腾出,作为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收容郊区难童的场所,我是难童救济小组的负责人之一。
  这里的一百几十个孩子大多来自宝山大场。国民党在那里修建军事工事,毁坏人民的田地和房屋,孩子们的家被毁了,流离失所,幸好难童收容站收留了他们。
  孩子们心里都憋着股气,之前,他们只敢小声地、偷偷地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去时,369号的大草坪立刻沸腾起来,孩子们扭起秧歌,放声高唱“中国共产党,你是灯塔……”,“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孩子们清亮亮的歌声,我一辈子都记得。
  
  这样的政党怎么能不胜利
  
  1949年在我的一生中,实在是太特别的一年。
  之前,我在上海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47年4月,我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唐守愚同志通知我迅速离开上海避居。1948年夏,上海沪江大学朱维之老师新任中文系主任,托人写信邀我前去任教,我悄悄从港穗潜回上海。回来后,组织上认为我尚存在黑名单的问题,决定让我深居在沪江大学面对黄浦江的四层高楼顶上,只从事教学工作,停止一切社会活动。
  就在这年的圣诞节前夕,组织上安排我到中国福利基金会任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要求我继续隐蔽。
  但就在那年底的一天深夜,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开了红色警车到我离开上海前就职的联华广告公司去抓捕我。幸好,同事都说我早在两年前去香港的洋行上班了。
  后来,北平和平解放,淮海战役将要告捷,国民党军开始在上海西郊构筑工事。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战事,上海各社会救济、福利、宗教团体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组成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由颜惠庆任主任委员,赵朴初任总干事。“联救会”下设难童救济小组,顾锦心、陈维博、王诏贤和我是小组成员。
  为了接纳因为构筑军事工事而流离失所的一大批儿童,西摩路369号被辟作难童救济站。由于这里适合隐蔽,我就被安排作为难童救济站的负责人之一,住进369号,做救济难童的工作。
  一个搞文字工作出身的青年,能管好这一百几十个小孩吗?
  说起来,得知要做和儿童打交道的工作,我心里是欢喜的。
  那时候,我29岁,已经有4个女儿。我的夫人王汉玉和我是上海东吴大学的同学,她是学校群众团体的主席,我是支部书记。对小囡,我们两个都非常宝贝。
  我本身是个孤儿,出生在吉林松花江畔。因为家里穷苦,父母从宁波老家到东北闯关东。父亲在我6岁时就病逝了,母亲因为贫病交加,在我12岁时服毒自杀,我是姑母养大的孩子。
  在369号,一见到那些和父母失散的小孩,我心里更加怜爱这些饱受战祸的孩子,也越发憎恨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军队。这种情感,没有我那样的经历,是无法理解的。
  更令我触动的是,一个政党,在如此艰难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仍然极尽所能关爱弱小的生命,最大限度地给予他们保护和教育,这样的政党不胜利,还有谁能胜利?
  
  一百几十个小孩一道睡通铺
  
  很多人好奇,一百几十个小孩是怎么住下来的?
  孩子们就住在369号的大客厅里,在光亮的嵌木地板上铺好绒毯,大家一道睡通铺。
  369号的大客厅非常大。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家庭基督教结婚仪式就是在这个大厅旁边的家庭礼拜堂里举行的。
  西摩路369号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华贵庄重的住宅。它是一座两层半高、四面临空的英式花园别墅,外边围着长长的黑色竹篱笆。整幢楼前面是一大片弦月形的大草坪,筑有花棚,种植四时不谢的花木。大草坪的西边是一座爬满青翠苍藤的高高的封火墙,与邻屋相隔。
  我后来才晓得,这座洋楼建于1908年,房子的主人最早是一个名叫约翰逊·伊索的外国人,后来被著名基督教牧师宋耀如买下来,成为宋家花园。
  宋耀如就是“宋氏三姐妹”的父亲。1918年5月宋耀如去世之后,他的夫人倪桂珍带着子女迁居到这里。宋庆龄以及当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三家都与这座花园住宅有着密切联系,给这个花园带来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传奇。
  但在1949年的2月至5月,这里属于我们的孩子们。
  这些孩子大多来自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大场山海工学团,组织性、纪律性极其强。要不是这些孩子严守纪律,我们这几个地下党员是不会得到这么严密的保护的。
  孩子们在这里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他们准备了毛毯、被褥、衣服和营养品。
  孩子们生活得很有秩序,每天照例做早操、上文化课、做游戏、讲故事,也悄悄地传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朱大嫂送鸡蛋》等革命歌曲,也有跳秧歌舞的。
  但是,这些都是悄悄地活动,轻轻地哼唱,表面上,难童救济站的生活是平静的。
  那情形,总是让我想起一句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水面上的鸭子一如常态,水下的脚掌却在不断活动,已感觉到春天就要来了,为春天的到来做着准备。
  
  那一步走得百感交集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我们的第一任务是把暂住在369号的这些孩子送回失散的父母身边,花了几天时间。
  当时我家在西爱咸斯路(编辑注:今永嘉路),离369号不远,我已经很久没和家人联系了,本可以回去一趟,可是要做的工作太多,最终只是打了个电话互报平安。
  接着,我就回到虹口区第三儿童福利站去了。
  在入驻369号之前,我是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站点设在虹口区乍浦路245号,是一座临时搭起来的半圆形铁皮活动房子,面积约30平方米,三分之二用作课堂,三分之一用作小小图书室和教师办公室,后边还搭出一个小间用作牙医诊所。
  据说,战时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在那一带活动,我一直担心活动站是否安好,一干完手头的工作就奔去了。
  到了之后,还没喘口气,组织上就让我兼任救济会虹口中心站站长,参与遣送闸北、虹口、提篮桥三个区域的难民返乡生产自救工作。
  这些难民大多从苏北来,有些因为灾荒逃到上海,有些因为土改流亡而来,人员情况很复杂,一些特务也混迹其中,成为当时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任务重,人手紧,怎么办?就夜以继日地工作。
  艰苦的程度难以想象,危险也随时可能出现。要不是有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有十多年革命工作的经验,有和我共同日夜奋战的几十个党员干部齐心工作,这工作绝对扛不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锻炼,成了我今后人生中取之不尽的“正能量”,也让我深深体会到,党分配的每一项工作都是重要的,一定要全心全意、竭尽所能去完成。也让我更加确信,一旦离开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
  这一年,很快就要在和难童、难民的相伴中过去了。
  到了冬天,夏衍同志和姚溱同志向组织推荐我,想让我“归队”,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来,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承宗同志约我谈话,嘱咐我12月底前,到组织部转党的关系,并到宣传部报到。
  我永远记得踏进福州路江西路口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机关驻地建设大厦时的情形。这里是华东最高领导机关,16层的大厦顶楼,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门前,人民解放军威武站岗。对于一个长期潜伏、尚未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来说,我有喜获解放和自由的强烈翻身感。那一步,是迈向真正的光明与光荣,走得百感交集。
  1950年1月2日,我拿到了正式调令,“归队”以后一直在宣传、出版系统工作。
  然而,1949年,上海解放这一年,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这一年,我永世难忘。
  
  人物小传
  
  丁景唐1920年生,宁波市人。笔名丁英、歌青春。1937年冬参加革命,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编辑《蜜蜂》《小说月报》《文坛月报》等刊物。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宣传处长、新闻出版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1979年起,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名誉社长、编审。
  
  记者手记
  
  94岁的丁景唐说,1949年5月,我29岁。
  采访的那个下午,亦是5月。
  丁老执意不肯在病床上接受采访,向医院工作人员借来会议室。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小会议室里没有开空调,他并不介意。脱掉外套,在桌上摆好纸笔、资料,端坐,开讲。
  丁老文字功底了得,对鲁迅和瞿秋白的研究极为深刻。不曾想,他那带着宁波口音的上海话叙述,也是条理异常清晰、严谨。说到人名、地名,他总要问一声,“这个你晓得吗?”遇到记者不甚了解的,便耐心说明。
  聊着聊着,医生规定的半小时过去了,在一旁陪护的三女儿丁言昭有点坐不住了。
  “爹爹,休息一下吧。”
  “爹爹,喝口水吧!”
  “爹爹,该吃药了。”
  “爹爹,饿了吗?”
  所有关切,都被“等一下,先讲完”挡了回去。
  采访中,丁老几次说道:“这事情,我跟我的子女从来都没讲起过,你要记记好。”
  这不肯停歇的讲述,是在为国、为党、为民留史。
  说到情深处,丁老脸颊微红;讲至痛快时,他又朗声长笑。
  隔了65年的光阴,恍惚觉得,那个单纯而热烈的29岁青年,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