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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母像”到“大白菜”:西方观察渐细渐微

2014-7-29 09:20:41

来源:东方早报 选稿:贾彦

  原标题为:从“圣母像”到“大白菜”:西方观察渐细渐微——对话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

    从早期对彼岸女性“圣母像”般的描绘,到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小到“大白菜”的详细记录,可见西方对于彼岸的认知渐细渐微。更可贵的是,这些资料几百年后都得以保存下来。相比之下,中国在航海方面的记载,无论对于来华的外国航海家,还是中国航海家在海外的经历,很多情况下不是记录缺位,就是文献遗失,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说明了什么?

  在不久前美国盖蒂中心的“航海”大展中,展出了很多西方航海家当年关于亚洲、美洲、非洲的图文资料,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丰富。其中有早期让人啼笑皆非、仅凭臆测的“他者”想象,有西方传教士来到彼岸之后,详细深入的记载,也有利用当时先进的摄影技术所拍下的一幅幅真实珍贵的照片。更可贵的是,这些资料都得以保存下来,并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分条缕析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从中不难发现,西方对于彼岸的认知渐细渐微。相比之下,中国在航海方面的记载则略逊一筹,无论对于来华的外国航海家,还是中国航海家在海外的经历,很多情况下不是记录缺位,就是文献遗失,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以下简称“艺术评论”)专访时对此进行了阐释。

  艺术评论:在不久前美国盖蒂中心关于“大航海”的展览中,展出了很多西方航海家当年关于亚洲、美洲、非洲的图文资料,有版画、摄影、插画、现代海报等,形式非常丰富。内容上有些却也非常夸张。您怎么看其中一些西方人的视角?

  葛剑雄:盖蒂的收藏很多,我去看过。这些西方人的航海记录,有的是真的看到过异域的景象,有的却只是仅凭想象臆测的,比如一些风俗画,女人画得都和圣母像差不多,这是早期,因为他们了解有限,甚至包括《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有夸张吹嘘的成分。那时候有两个极端,把中国捧成天堂的有,说中国肮脏不堪、麻木不仁的也有。

  到后来西方传教士真正到中国来了,他们的一些记录就比较真实、深入。比如早期西方传教士为康熙皇帝测绘做过地图。后来外国人来得多了,就运用当时在西方已经有的照相机拍下照片,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近年来大量被发现发表。比如,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的建筑已经没有了,怎么恢复呢?就是根据这些照片。还有清朝末年昆明城的情况,找到当时一个法国人拍的照片就都解决了。

  艺术评论:众所周知马可·波罗是大航海时代之前来中国的著名西方人,而且是通过陆路来的。那么在大航海时代,最早来中国的西方航海家又是谁?

  葛剑雄:从历史上来讲中国内向发展得比较多,没有什么外向的需要,这和西方国家为了寻求市场、奴隶、殖民地,积极地向外开拓有本质的区别,也正因为此,中国根本不关注外国的情况,包括西方航海家来中国的情况。其实,大航海时代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有很多,但中国人不当一回事,不去记录,相反,西方很关注,很多记录都是西方人自己写的。中国一直要到清朝,比如魏源写《海国图志》,徐继畲写《瀛寰志略》的时候才开始记载外国的情况,而且像徐继畲也只是依靠美国传教士的介绍,方才知道外面的世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就很详细,比如多少货、多少白银都一一记录在案。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也有非常详细的记述,有的还附上图,小到中国的大白菜、烟等等,观察十分细致入微。

  艺术评论:在中国的航海史上有没有一些关于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字、图像记录,比如绘制的地图、手稿、日记、图画等等?

  葛剑雄:偶然的记载也是有的,比如元朝就有商人坐着不知是哪国的商船出航,跑了很多地方,写下了最早的关于柬埔寨吴哥窟的记载。不过总体上讲,中国缺少西方式的自觉地、科学地从各个方面来记录航海的传统。

  艺术评论: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中国的古代航海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哪些线索遗迹为证?

  葛剑雄:我们讲中国最早的航海记录,春秋的时候就有了,但主要是从今天的江苏到山东等地的东部沿海航运,这个时候海路肯定要比陆路方便。后来又到了朝鲜、日本。可以说中国早期的航海的确相当发达。孔子以前讲过“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也就是说,我的“道”如果在大陆、在中原实行不了,那就干脆坐个小船到海上去了。因为当时从山东半岛到朝鲜其实挺容易的,有点像内海一样。但到中国统一以后,航海的积极性反而小了。中国哪怕是最开放的汉朝、唐朝,也只是允许外族人进来,而不是自己主动派人出去,因为认为没有必要,中国是天下之中,什么都比人家强,而且历来关禁很严,不许随便出国,正规出去是要批文的。海上也是如此。

  形成对比的是,大航海时代航海发达的国家大多国小民穷。西班牙实力远不如明朝,哥伦布和麦哲伦船队规模远不如郑和,因而才到海外去殖民掠夺。中国内陆广袤,没有这个需要。中国郑和的航海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因为明朝成立以后,特别是明成祖,那是通过政变的方式上台的,所以急于希望海外的各国前来朝贡,以肯定他政治上的合法性。故只是在海外铺撒金银,同时造成了国库空虚,所以基本上不是一种正常的贸易,也就因此缺少一种经济上的动力。后来国内的百姓大臣都反对。有一次宣德皇帝要提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了解一下,大臣怕他看了以后再来第8次,就只好说档案找不到了,从此档案下落不明,据说是被大臣毁掉了。因此现在留存下来的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资料非常少,只有一些少量的郑和的随员留下来的记录,还有比如明朝有本军事著作《武备志》里附了郑和下西洋的地图等为数不多的资料。

  艺术评论:由我国连通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来已久,能否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或者说贸易就是中国航海的核心?

  葛剑雄:海上丝绸之路确实历史悠久,无数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其他商品被输往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的灿烂文化也由此广为传播出去。但从事长途贸易的却大都是外国商人,中国人自己基本上并不怎么做。以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广州为例,广州当时有很多外销瓷,但基本上是外国人定制的,花纹图案大都是西方来样。甚至当年有一个笑话。一个西方贵族家族要订一套瓷器,上面需要画上自己的族徽,可后来有人不小心在族徽旁留下一个手印,结果在收到的成品上,全都在族徽旁惟妙惟肖地画上一个手印。说到底,这样的贸易都属于外国人来订货,而不是中国人主动出口的。

  艺术评论:其中原因何在?

  葛剑雄:一个是中国人以天朝大国自居,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人家来的东西是可有可无的,比如香料。另外即使需要,也会觉得别人是小国,应该主动来朝贡,所以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实质是朝贡。那为什么人家愿意来进贡呢?因为中国朝廷在经济上可不会亏待这些进贡的国家,提倡的是所谓“薄来厚往”,也就是说赏赐的钱比得到的还要多,宁可贴钱,也要维持一种体面。正因为此,像日本这样的小国朝贡的积极性就相当高。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朝贡也是有限制的——不许多来,多来反而不合算了。因此,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单纯用西方的航海观来套中国是有问题的。

  艺术评论:能否简单阐释一下西方的航海观?

  葛剑雄:航海对西方来说意味着希望、财富和前程。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海洋文明是地中海。那里周围,各种文明交相辉映——希腊、罗马、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文明先后兴替,几乎遍及亚、欧、非三大洲的地中海沿岸。另外,地中海因为是内海,风浪相对比较小,所以航运条件比较好。而中国呢?历史上往东是朝鲜、日本,都比中国落后。所以你看日本,隋唐时候航海来中国的积极性很高,一次次派遣隋使、遣唐使过来,但中国本身却没有这个积极性。

  中国历史上主要开放向西面的陆路,比如丝绸之路、佛教的东传等。开放是面向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经济,这样的开放才有意义。海洋本身不是一个文明的载体,它必须有一个先进的资源。在这个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典型,它在当初认为中国是它资源的时候,就拼命航海到中国来,但等到发现西方比较先进了,那很快就以“兰学”代替“汉学”,先进的方向就变成荷兰了,后来全面地“脱亚入欧”。

  艺术评论:中西文明的交流也在全球化下日益频繁,而今中国东海、南海频遭挑衅,中国航母下水,海权问题也愈发受到重视。以历史的眼光去看,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与历史发现对当下的地缘政治有什么启发?

  葛剑雄:其实中国的海岸线也不短,但是中国的确没有形成自己的海洋文化,也就是没有能够借助海洋这个媒介,去产生人类文化交流的碰撞。我在研究中国海洋开发史时经常感慨,要是我们的先人稍微增加一点海洋意识,中国今天的海洋形势就会好得多。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上讲,当年的陆地资源还有很多没有得到利用,供养自己的国民也还绰绰有余,历史上的中国又一度领跑世界。这种情况下要求统治者和民众具备向海上开拓的自觉性是不现实的。不过历史无法改变,未来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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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母像”到“大白菜”:西方观察渐细渐微

2014年7月29日 09:20 来源:东方早报

  原标题为:从“圣母像”到“大白菜”:西方观察渐细渐微——对话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

    从早期对彼岸女性“圣母像”般的描绘,到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小到“大白菜”的详细记录,可见西方对于彼岸的认知渐细渐微。更可贵的是,这些资料几百年后都得以保存下来。相比之下,中国在航海方面的记载,无论对于来华的外国航海家,还是中国航海家在海外的经历,很多情况下不是记录缺位,就是文献遗失,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说明了什么?

  在不久前美国盖蒂中心的“航海”大展中,展出了很多西方航海家当年关于亚洲、美洲、非洲的图文资料,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丰富。其中有早期让人啼笑皆非、仅凭臆测的“他者”想象,有西方传教士来到彼岸之后,详细深入的记载,也有利用当时先进的摄影技术所拍下的一幅幅真实珍贵的照片。更可贵的是,这些资料都得以保存下来,并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分条缕析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从中不难发现,西方对于彼岸的认知渐细渐微。相比之下,中国在航海方面的记载则略逊一筹,无论对于来华的外国航海家,还是中国航海家在海外的经历,很多情况下不是记录缺位,就是文献遗失,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以下简称“艺术评论”)专访时对此进行了阐释。

  艺术评论:在不久前美国盖蒂中心关于“大航海”的展览中,展出了很多西方航海家当年关于亚洲、美洲、非洲的图文资料,有版画、摄影、插画、现代海报等,形式非常丰富。内容上有些却也非常夸张。您怎么看其中一些西方人的视角?

  葛剑雄:盖蒂的收藏很多,我去看过。这些西方人的航海记录,有的是真的看到过异域的景象,有的却只是仅凭想象臆测的,比如一些风俗画,女人画得都和圣母像差不多,这是早期,因为他们了解有限,甚至包括《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有夸张吹嘘的成分。那时候有两个极端,把中国捧成天堂的有,说中国肮脏不堪、麻木不仁的也有。

  到后来西方传教士真正到中国来了,他们的一些记录就比较真实、深入。比如早期西方传教士为康熙皇帝测绘做过地图。后来外国人来得多了,就运用当时在西方已经有的照相机拍下照片,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近年来大量被发现发表。比如,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的建筑已经没有了,怎么恢复呢?就是根据这些照片。还有清朝末年昆明城的情况,找到当时一个法国人拍的照片就都解决了。

  艺术评论:众所周知马可·波罗是大航海时代之前来中国的著名西方人,而且是通过陆路来的。那么在大航海时代,最早来中国的西方航海家又是谁?

  葛剑雄:从历史上来讲中国内向发展得比较多,没有什么外向的需要,这和西方国家为了寻求市场、奴隶、殖民地,积极地向外开拓有本质的区别,也正因为此,中国根本不关注外国的情况,包括西方航海家来中国的情况。其实,大航海时代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有很多,但中国人不当一回事,不去记录,相反,西方很关注,很多记录都是西方人自己写的。中国一直要到清朝,比如魏源写《海国图志》,徐继畲写《瀛寰志略》的时候才开始记载外国的情况,而且像徐继畲也只是依靠美国传教士的介绍,方才知道外面的世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就很详细,比如多少货、多少白银都一一记录在案。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也有非常详细的记述,有的还附上图,小到中国的大白菜、烟等等,观察十分细致入微。

  艺术评论:在中国的航海史上有没有一些关于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字、图像记录,比如绘制的地图、手稿、日记、图画等等?

  葛剑雄:偶然的记载也是有的,比如元朝就有商人坐着不知是哪国的商船出航,跑了很多地方,写下了最早的关于柬埔寨吴哥窟的记载。不过总体上讲,中国缺少西方式的自觉地、科学地从各个方面来记录航海的传统。

  艺术评论: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中国的古代航海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哪些线索遗迹为证?

  葛剑雄:我们讲中国最早的航海记录,春秋的时候就有了,但主要是从今天的江苏到山东等地的东部沿海航运,这个时候海路肯定要比陆路方便。后来又到了朝鲜、日本。可以说中国早期的航海的确相当发达。孔子以前讲过“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也就是说,我的“道”如果在大陆、在中原实行不了,那就干脆坐个小船到海上去了。因为当时从山东半岛到朝鲜其实挺容易的,有点像内海一样。但到中国统一以后,航海的积极性反而小了。中国哪怕是最开放的汉朝、唐朝,也只是允许外族人进来,而不是自己主动派人出去,因为认为没有必要,中国是天下之中,什么都比人家强,而且历来关禁很严,不许随便出国,正规出去是要批文的。海上也是如此。

  形成对比的是,大航海时代航海发达的国家大多国小民穷。西班牙实力远不如明朝,哥伦布和麦哲伦船队规模远不如郑和,因而才到海外去殖民掠夺。中国内陆广袤,没有这个需要。中国郑和的航海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因为明朝成立以后,特别是明成祖,那是通过政变的方式上台的,所以急于希望海外的各国前来朝贡,以肯定他政治上的合法性。故只是在海外铺撒金银,同时造成了国库空虚,所以基本上不是一种正常的贸易,也就因此缺少一种经济上的动力。后来国内的百姓大臣都反对。有一次宣德皇帝要提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了解一下,大臣怕他看了以后再来第8次,就只好说档案找不到了,从此档案下落不明,据说是被大臣毁掉了。因此现在留存下来的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资料非常少,只有一些少量的郑和的随员留下来的记录,还有比如明朝有本军事著作《武备志》里附了郑和下西洋的地图等为数不多的资料。

  艺术评论:由我国连通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来已久,能否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或者说贸易就是中国航海的核心?

  葛剑雄:海上丝绸之路确实历史悠久,无数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其他商品被输往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的灿烂文化也由此广为传播出去。但从事长途贸易的却大都是外国商人,中国人自己基本上并不怎么做。以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广州为例,广州当时有很多外销瓷,但基本上是外国人定制的,花纹图案大都是西方来样。甚至当年有一个笑话。一个西方贵族家族要订一套瓷器,上面需要画上自己的族徽,可后来有人不小心在族徽旁留下一个手印,结果在收到的成品上,全都在族徽旁惟妙惟肖地画上一个手印。说到底,这样的贸易都属于外国人来订货,而不是中国人主动出口的。

  艺术评论:其中原因何在?

  葛剑雄:一个是中国人以天朝大国自居,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人家来的东西是可有可无的,比如香料。另外即使需要,也会觉得别人是小国,应该主动来朝贡,所以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实质是朝贡。那为什么人家愿意来进贡呢?因为中国朝廷在经济上可不会亏待这些进贡的国家,提倡的是所谓“薄来厚往”,也就是说赏赐的钱比得到的还要多,宁可贴钱,也要维持一种体面。正因为此,像日本这样的小国朝贡的积极性就相当高。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朝贡也是有限制的——不许多来,多来反而不合算了。因此,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单纯用西方的航海观来套中国是有问题的。

  艺术评论:能否简单阐释一下西方的航海观?

  葛剑雄:航海对西方来说意味着希望、财富和前程。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海洋文明是地中海。那里周围,各种文明交相辉映——希腊、罗马、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文明先后兴替,几乎遍及亚、欧、非三大洲的地中海沿岸。另外,地中海因为是内海,风浪相对比较小,所以航运条件比较好。而中国呢?历史上往东是朝鲜、日本,都比中国落后。所以你看日本,隋唐时候航海来中国的积极性很高,一次次派遣隋使、遣唐使过来,但中国本身却没有这个积极性。

  中国历史上主要开放向西面的陆路,比如丝绸之路、佛教的东传等。开放是面向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经济,这样的开放才有意义。海洋本身不是一个文明的载体,它必须有一个先进的资源。在这个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典型,它在当初认为中国是它资源的时候,就拼命航海到中国来,但等到发现西方比较先进了,那很快就以“兰学”代替“汉学”,先进的方向就变成荷兰了,后来全面地“脱亚入欧”。

  艺术评论:中西文明的交流也在全球化下日益频繁,而今中国东海、南海频遭挑衅,中国航母下水,海权问题也愈发受到重视。以历史的眼光去看,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与历史发现对当下的地缘政治有什么启发?

  葛剑雄:其实中国的海岸线也不短,但是中国的确没有形成自己的海洋文化,也就是没有能够借助海洋这个媒介,去产生人类文化交流的碰撞。我在研究中国海洋开发史时经常感慨,要是我们的先人稍微增加一点海洋意识,中国今天的海洋形势就会好得多。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上讲,当年的陆地资源还有很多没有得到利用,供养自己的国民也还绰绰有余,历史上的中国又一度领跑世界。这种情况下要求统治者和民众具备向海上开拓的自觉性是不现实的。不过历史无法改变,未来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