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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视厅是如何搜集到中共一大情报的?

2014-7-26 09:22:11

来源:人民政协报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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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1921年7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突然一个身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了进来。

  机警的李汉俊连忙拦住他,问他找谁,来人声称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告诉他“社联”不在此楼,要他离开,但此人却站定环视四周后方才离去。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立即休会,“分途”转移他所。代表刚刚转移十几分钟后,大批巡捕包围了住宅。

  为什么中共代表大会上会出现敌探?消息是如何被侦查到的?请看国家行政学院刘峥教授的解读……

  日本提前得到准确情报

  据日本历史学家石川祯浩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记载,就在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之时,日本警视厅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

  文章接着分析说:

  这份情报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仅仅与准确开会日期相差无几,开会地点却是准确无误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

  与历史相对照,这份情报无疑是“相当”准确的:“上海法租界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包打听”和后来的巡捕闯入的时间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

  那么,当时的日本情报机关是如何侦察到这一情报的呢?石川祯浩的著作中也没有能给出答案:

  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不知道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来考虑,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当局。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基于这些情报加强了警戒。

  那么,日本警视厅是如何搜集到中共一大情报的呢?

  可能来源之一:

  对施存统的监视与侦控

  日本警视厅所搜集到中共一大情报的可能来源之一是对旅日中国留学生施存统在日本的监视与侦控。

  1920年6月,施存统经戴季陶介绍和推荐,来到日本读书,住在戴季陶的日本朋友宫崎滔天的家里,而宫崎滔天的长子宫崎龙介,是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曾经是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施存统刚到日本时与无政府主义分子有过接触,使得日本警察的监视网开始对施存统进行侦查。

  经过一段时间对施存统行动、住宅、通讯等方面的监视,日本负责担任中日之间“防范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警视厅外事科发现,施存统就是“极端地排斥儒教否认忠孝的《非孝》的作者”,“出入宫崎滔天家,并购阅支那报纸杂志”的人。

  随即日本警视厅加大了对施存统的监视与侦控。

  一段时间以后,1921年4月23日,日本警视厅的报告称:“施存统已经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边与陈独秀、李达等上海共产党互相联络,一边与正在筹备成立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成为日本警视厅要“注意的支那人”。从现存的资料来分析,日本警视厅是通过对施存统发往国内信件的非法检查而发现端倪的。

  报告进而称:“施存统有同上海该主义者鹤某(即李达)与我国(指日本)社会主义者共谋近期于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该主义之宣传方法之疑。”而李达寄往日本的信件及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的秘密刊物,都是由施存统接收、转交、传递,这时的施存统已经充当了“沟通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的角色。

  但众所周知,出席一大会议的旅日代表是周佛海,而不是施存统,他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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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视厅是如何搜集到中共一大情报的?

2014年7月26日 09:22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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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1921年7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突然一个身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了进来。

  机警的李汉俊连忙拦住他,问他找谁,来人声称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告诉他“社联”不在此楼,要他离开,但此人却站定环视四周后方才离去。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立即休会,“分途”转移他所。代表刚刚转移十几分钟后,大批巡捕包围了住宅。

  为什么中共代表大会上会出现敌探?消息是如何被侦查到的?请看国家行政学院刘峥教授的解读……

  日本提前得到准确情报

  据日本历史学家石川祯浩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记载,就在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之时,日本警视厅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

  文章接着分析说:

  这份情报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仅仅与准确开会日期相差无几,开会地点却是准确无误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

  与历史相对照,这份情报无疑是“相当”准确的:“上海法租界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包打听”和后来的巡捕闯入的时间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

  那么,当时的日本情报机关是如何侦察到这一情报的呢?石川祯浩的著作中也没有能给出答案:

  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不知道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来考虑,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当局。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基于这些情报加强了警戒。

  那么,日本警视厅是如何搜集到中共一大情报的呢?

  可能来源之一:

  对施存统的监视与侦控

  日本警视厅所搜集到中共一大情报的可能来源之一是对旅日中国留学生施存统在日本的监视与侦控。

  1920年6月,施存统经戴季陶介绍和推荐,来到日本读书,住在戴季陶的日本朋友宫崎滔天的家里,而宫崎滔天的长子宫崎龙介,是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曾经是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施存统刚到日本时与无政府主义分子有过接触,使得日本警察的监视网开始对施存统进行侦查。

  经过一段时间对施存统行动、住宅、通讯等方面的监视,日本负责担任中日之间“防范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警视厅外事科发现,施存统就是“极端地排斥儒教否认忠孝的《非孝》的作者”,“出入宫崎滔天家,并购阅支那报纸杂志”的人。

  随即日本警视厅加大了对施存统的监视与侦控。

  一段时间以后,1921年4月23日,日本警视厅的报告称:“施存统已经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边与陈独秀、李达等上海共产党互相联络,一边与正在筹备成立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成为日本警视厅要“注意的支那人”。从现存的资料来分析,日本警视厅是通过对施存统发往国内信件的非法检查而发现端倪的。

  报告进而称:“施存统有同上海该主义者鹤某(即李达)与我国(指日本)社会主义者共谋近期于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该主义之宣传方法之疑。”而李达寄往日本的信件及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的秘密刊物,都是由施存统接收、转交、传递,这时的施存统已经充当了“沟通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的角色。

  但众所周知,出席一大会议的旅日代表是周佛海,而不是施存统,他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最重要的可能性:

  施存统信件被日方截获

  当时,周佛海在日本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陈独秀写信要施存统联络日本同志,实质就是指施存统与周佛海两人,以及当时在日本的彭湃、杨嗣震和林孔昭等中国人。而日本警视厅在监视其往来信件时,误认为还有日本本土人士如高清正道、山崎今朝弥等在准备成立共产党。

  而偏偏此时高清正道出版了一篇介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支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文章中不但非常具体而详细地列举了中国“布尔什维克信奉者”的真实姓名,如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等,还列举了机关刊物《共产党》,最为不应该的是把活动内容和地方组织所在地也公布于众。据高清正道讲,此文是经过施存统的指教,为此还深表感谢。

  这无疑也为日本警视厅侦探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大会事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建党初期,由于在年轻的革命者中普遍存在的建党心情迫切、保密知识匮乏,以及自我保护意识欠缺等罅漏,又受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胜利后喜悦的充斥,安全已经被逐渐淡忘。到了1921年的5月,处在反动势力高压下的施存统已经频繁领教到日本警察的骚扰,时常被日本警察跟踪,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接着,1921年6月,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逮捕,并“接受警视厅外事科的讯问”。蹊跷的是,此时正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到达上海,中共代表准备在上海召开一大的时间。

  由此分析,上海通知“日本同志”出席上海中共成立大会的信件,可能早就被日本警视厅所截获。

  资料链接:

  闯进一大会场的“包打听”

  包打听是以服务于上海各个帝国主义租界,用于负责打探对租界治安、秩序等不利行动或活动的密探、巡捕、捕房的俗称。负责监视、监管社会面,对可能给其统治和治安造成威胁的一切组织和活动严加防范。其中,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是他们要捕获的最大目标。

  闯进中共一大会场的“包打听”叫程子卿,江苏镇江人,1885年出生,1900年到上海谋生,在码头做搬运工时与洪帮头子黄金荣结识并拜为兄弟。1905年,洪帮为在法租界找到依托,经黄金荣介绍,派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先后任巡捕、政治组探长、政治部主任。以后也曾为社会进步人士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曾引起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不满。